刊于《新青年》1918年5月第四卷第五號的《狂人日記》是時在教育部周樹人以“魯迅”筆名發(fā)表的第一篇小說，也是現(xiàn)代文學史所公認的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小說。對于這部開天辟地的經典之作，魯迅多年后的態(tài)度卻是異常謙卑，聲稱“但我的來做小說，也并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里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1]作者的謙和審慎，像極了小說序言中為狂人“撮錄”日記的敘事者“余”，與其所塑造的犀利敏感的小說主人公形象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同樣有意味的是，作者所塑造的“狂人”形象，是在《新青年》編輯反復催促之下完成的。看似倉促而能一鳴驚人，其實是有著此前漫長的閱讀、翻譯與創(chuàng)作史積累的[2]。魯迅吐露的創(chuàng)作秘訣是：“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y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3]魯迅道出了自己的文學積累與閱讀材源，而對自己如何融匯外部材源的內在才識，在同“狂人”形象的相遇之間發(fā)生了怎樣的精神碰撞，卻是“一點也沒有”談。這或者是因為先前“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現(xiàn)在只是“補敘一點”；或者如其所言，“但也不是自己想創(chuàng)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吧[4]。換言之，相比于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現(xiàn)代狂人形象以及狂人形象在現(xiàn)代中國所創(chuàng)造的巨大的思想啟蒙意義，魯迅更在意那些異域文學之光對自己與國人的創(chuàng)造性、啟蒙性的精神照耀。在這其中，除了借助日益諳熟的外語日文、德文書刊打開的一片新天地、新世界之外，更為熟悉的母語中文譯書與報刊如梁啟超（1873-1929）主編的《新小說》《新民叢報》、林紓（1852-1924）翻譯的“林譯小說”系列，恐怕是吸引青年留學生周樹人走向異域世界、觸發(fā)文學興趣的最初的光源吧。盡管這形式強勁而內涵微弱的光芒未必正確，也未必深刻。同樣是新鮮而陌生的異域世界，各種母語譯本以及譯者序跋所自帶的熟悉而親近的中國問題、中國氣息、中國意識，是外文書刊所不可能具備、無法替代的，因而更能引起危機時代青年人的共鳴。這也解釋了一個讓人心生困惑的問題：盡管中文譯本可能或確實有種種令人不滿的漏譯誤譯之處，盡管外語程度此后已進步到可以獨立閱讀乃至動手譯介外國文學作品，魯迅為什么長時期以來仍然“愛看”、一直未放棄諸如古文大師林紓的“林譯小說”呢？筆者在有限的資料中，發(fā)現(xiàn)了林譯小說中魯迅閱讀過的“狂人”形象，雖然藝術性與思想性遠遠不及魯迅重寫的“狂人”故事，影響也可能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但無疑是幽暗的精神世界中照亮現(xiàn)代文學之父/之路的一束遙遠的光亮，一點微茫的燈火。對魯迅個人來說，自有其意義在。

早在1930年代，即有學者斷言：“中國的舊文學當以林氏為終點, 新文學當以林氏為起點。”[5]從作為小說家魯迅與中國新文學起點的《狂人日記》來說，林譯小說無疑是起點的起點。

一、初遇林紓

林紓因排遣喪妻之痛與友人王壽昌（1864-1926）合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一躍而為近代中國譯介西方文學的第一人，多少有些傳奇的意味，但也絕非偶然。盡管并無像嚴復（1854-1921）翻譯《天演論》那樣的卓越見識與思想自覺，也無任何世界文學的基本知識與外文功底，端賴一手化腐朽為神奇的古文功夫，林紓“耳受手追，聲已筆止”，運筆如風，效率驚人，竟然能將西方文學史通常認為是二三流的小說，翻譯/翻身為經典之作，在中國市場大大流行。“五四”前后兩代人，前者如周氏兄弟、胡適（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后者如冰心（1900-1999）、丁玲（1904-1986）、蘇雪林（1897-1999）、錢鐘書（1910-1998）等，無不是林譯小說曾經熱心的讀者。林譯小說以其特有的魔力風行一時，對“五四”新文學的啟蒙意義之大，影響之深，如今看起來似乎都有些匪夷所思。

所謂“譯才并世數嚴林”，嚴復與林紓作為二十世紀初年譯界最負盛名的兩位大家，都對魯迅產生過深刻影響。在魯迅好友許壽裳（1883-1948）眼里，林紓雖“不諳原文，系經別人口述，而以古文筆法寫出”，卻能“譯述小說有百余種之多，也是首開風氣的事業(yè)。”[6]魯迅與林譯小說的相遇，從林譯第一部《巴黎茶花女遺事》就開始了。周作人（1885-1967）日記里保留了一些魯迅持續(xù)購讀林譯小說的記錄。最早是在1902年1月的辛丑日記里，魯迅當時還在南京礦路學堂讀書，曾給周作人帶來包括《巴黎茶花女遺事》在內的四部書。魯迅去日本留學后的1903年4月，周作人還曾接到“大哥來信”，“令購”林譯《華生包探案》一書，“并囑寄往日本。”1904年夏歷三月，周作人又收到了魯迅寄自日本的十一冊書，其中就包括林譯的《利俾瑟戰(zhàn)血余腥記》[7]。在同年10月給蔣抑卮（1874-1940）的信中，魯迅也提到了閱讀林譯《黑奴吁天錄》的感慨，其中有云：“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錄》一部及所手錄之《釋人》一篇，乃大歡喜，窮日讀之，竟畢。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樹人到仙臺后，離中國主人翁頗遙，所恨尚有怪事奇聞由新聞紙以觸我目。曼思故國，來日方長，載悲黑奴前車如是，彌益感喟。”[8]據當時和魯迅同在弘文學院讀書的許壽裳回憶，林譯小說“出版之后，魯迅每本必讀”[9]。周作人在1906年與魯迅同往日本后，兄弟二人日夕相處，觀察與描述更為細致：“我們對于林譯小說有那么的熱心，只要他印出一部，來到東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國書林，去把它買來，看過之后魯迅還拿到訂書店去，改裝硬紙板書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10]由此可見，魯迅當時追讀林譯小說是如何的癡迷，如何的精致。盡管此時已逐步掌握了日、德兩種外語，還經常去東京的書店委托定購“瑞克闌姆”叢刊等德文書刊，具備了獨立閱讀與翻譯能力的魯迅似乎仍熱情不減，并未放棄對林譯小說的閱讀。對這位如饑似渴、急于尋求新知的青年留學生來說，林譯小說似乎不僅僅是一種早年積累的閱讀習慣或慣性，而仍然是一種深具趣味與引力的不可替代的資源。

何為相遇？如果僅僅只是一種閱讀，還不能稱之為相遇。用竹內好的話來說，魯迅“盡管很早就讀了屠格涅夫的東西（在日本也是這樣），但卻沒有與之相遇。” [11]這里的相遇，還在于與小說作者或小說人物氣質的相近，能夠在精神世界發(fā)生深刻的碰撞與深遠的影響吧，比如魯迅對高爾基，“他晚年好像很尊重高爾基，但兩人的氣質完全不同，所以不能親近。”而果戈理“讓他倍感親切”，安特萊夫、迦爾洵對魯迅的影響則是“深刻的”[12]。從魯迅后來對林紓的批評來看，二人漸行漸遠，氣質絕不相類。魯迅當時所迷戀的，大概只是早期林譯小說及其所開辟的嶄新世界吧。而且如周作人所說，“也只以早期的林譯本為限”。“到了民國以后，對于林琴南的譯本魯迅是完全斷絕關系了”[13]。

“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14]，魯迅所說的“先前”，主要發(fā)生在什么時候呢？從周作人、許壽裳等人的回憶來看，對包含林譯小說在內的“百來篇外國作品”，魯迅最為重要的閱讀期應該是在1902年到1909年之間負笈東瀛的時期。那么，可以稱得上與魯迅相遇而產生深刻影響的林譯小說有哪些呢？周作人提到了魯迅當時精心購藏的有五種書，包括《撒克遜劫后英雄略》《埃及金塔剖尸記》《鬼山狼俠傳》和《迦茵小傳》《魯濱孫漂流記》，后來的幾部如《玉雪留痕》《橡湖仙影》，“已經看得有點厭倦”了[15]。隨著“摩羅詩力說”等詩學觀與翻譯觀的確立，魯迅的品味與眼界更高，那些后來“譯得隨便”的林譯小說，便很難讓魯迅滿意了。在這些早期讀物中，對魯迅影響最深的是1905年2月和10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迦茵小傳》和《撒克遜劫后英雄略》兩部。

二、“小傳”問題

在魯迅當時購藏的林譯小說中，大多是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的小說。也難怪魯迅后來心生厭倦，對許壽裳時常抱怨說：“林琴南又譯一部哈葛德！” [16]在魯迅最初購讀的哈葛德的幾部小說中，《埃及金塔剖尸記》與《鬼山狼俠傳》的趣味在于“古怪”或者“新奇”[17]，《迦茵小傳》（Joan Haste,1895）的境界則更高一些。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回憶說，林琴南的小說在當時很流行，“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種讀物”，其最初閱讀的《迦茵小傳》也是“所讀過的西洋小說的第一種”，盡管“這在世界的文學史上并沒有甚么地位，但經林琴南的那種簡潔的古文譯出來，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 [18]一部默默無聞的外國小說，經林紓翻譯而在中國大放光彩，乃至對新文學巨子如魯迅、郭沫若等人產生重要的啟蒙效應，正是原著生命力在跨文化接受中獲得綿延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如果說，作為浪漫詩人的郭沫若的閱讀感受是“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樣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誘出了我無限的眼淚喲！” [19]，那么，在多年之后，魯迅所感嘆的則是譯本之爭背后的禮教或反禮教問題。在1931年7月的一次演講中，魯迅談到了自己當年精心裝訂收藏過的這本小說：

然而才子+佳人的書，卻又出了一本當時震動一時的小說，那就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迦茵小傳》（H.R.Haggard：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據譯者說，原本從舊書攤上得來，非常之好，可惜覓不到下冊，無可奈何了。果然，這很打動了才子佳人們的芳心，流行得很廣很廣。后來還至于打動了林琴南先生，將全部譯出，仍舊名為《迦茵小傳》。而同時受了先譯者的大罵，說他不該全譯，使迦茵的價值降低，給讀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實非原本殘缺，乃是因為記著迦茵生了一個私生子，譯者故意不譯的。其實這樣的一部并不很長的書，外國也不至于分印成兩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對于婚姻的見解了。[20]

對這部“震動一時的小說”，超級讀者魯迅自然也在“震動”之列。魯迅不僅讀了林譯本，而且還注意到當時國內發(fā)生的譯本之爭的風波，以致在多年之后仍念念不忘，印象的確深刻。楊紫（蟠溪子）與包天笑（1876-1973）在1901-1902年合譯了《迦茵小傳》下半部，先在《勵學譯編》上連載,1903年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單行本，比林紓的全譯本早出版了兩年。魯迅的演講有幾處屬于個人猜想或記憶錯誤，后來有學者曾對此做過考訂[21]。其實，魯迅的一些推斷或發(fā)揮基本上從寅半生（鐘駿文，1865-1908）當時攻擊林譯本的文章印象而來的，而寅半生的文章本身也多是基于猜想。比如所謂“蟠溪子所苦心孤詣而曲為迦茵誨者”[22]，以為譯者為保全迦茵冰清玉潔的高尚形象而“百計彌縫”、曲意誨飾，并不合乎事實，不過是守舊派們自己不肯接受文本事實的衛(wèi)道“苦心”。據包天笑回憶，先譯者并無大罵林紓，林紓還特地寫信向他們致意；楊紫在舊貨店淘到的一本殘舊的英文小說也的確只有下半部，上半部曾四處搜集而未得到[23]。《迦茵小傳》與《巴黎茶花女遺事》故事相似，都是講女子為顧全男性而自我犧牲的愛情悲劇。不同的是，林紓1905年的全譯本披露了平民女子迦茵與勛爵之裔亨利相愛后未婚先孕與私生子的事情，引起金松岑（1874-1947）、寅半生等人的不滿，攻擊其“誨淫”[24]，不該暴露“丑行”：

吾向讀《迦茵小傳》而深嘆迦茵之為人清潔娟好, 不染污濁, 甘犧牲生命以成人之美, 實情界中之天仙也。吾今讀《迦茵小傳》而后知迦茵之為人淫賤卑鄙, 不知廉恥，棄人生義務而自殉所歡, 實情界中之蟊賊也。此非吾思想之矛盾也，以所見譯本之不同故也。蓋自有蟠溪子譯本，而迦茵之身價忽登九天；亦自有林畏廬譯本，而迦茵之身價忽墜九淵。[25]

迦茵在節(jié)譯本的形象是“清潔娟好, 不染污濁, 甘犧牲生命以成人之美, 實情界中之天仙”，而在足譯本中則被完全敗壞了，“為人淫賤卑鄙, 不知廉恥，棄人生義務而自殉所歡, 實情界中之蟊賊也。”“迦茵之身價”因而“忽登九天”,“忽墜九淵”。完整而受損的迦茵形象讓守舊派憤憤不平、無法原諒，卻在郭沫若等新派作家那里獲得滿含眼淚的同情與感動。魯迅沒有直接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但經過回憶修正而偏離事實的演說，指向了對傳統(tǒng)才子佳人病的批評，對禮教、女性貞操問題的反擊，對林譯小說的全譯本，魯迅是回護的、認同的。

人的思想和意識猶如綿延不絕的河流，訴諸表達與形成文字的永遠是很小的一部分。魯迅從《迦茵小傳》那里所受的影響和形成的看法，沒有披露的部分總是比有限表達的那一部分要更多。比如1909年留下的一份《勁草》譯序的殘稿手稿，寥寥數語中，就提到了《迦茵小傳》的兩個版本問題：“因念歐人慎重譯事，往往一書有重譯至數本者，即以我國論，《魯濱孫漂流記》，《迦因小傳》，亦兩本并行，不相妨害。爰加厘訂，使益近于信達。”[26]譯本之爭顯然在當時就引起了魯迅的注意，魯迅對林紓譯本的“信達”之處是肯定與贊同的，這與其后來在譯《域外小說集》時所提倡的直譯理念，有著遙遠的呼應。

《迦茵小傳》的版本爭議也牽涉到何為“傳”或“傳”何為的問題：

且傳之云者何謂乎？傳其品焉，傳其德焉，而使后人景仰而取法者也。雖史家賢奸并論，而非所論于小說家言。今蟠溪子所謂《迦茵小傳》者，傳其品也，故于一切有累于品者皆刪而不書。而林氏之所謂《迦茵小傳》者，傳其淫也，傳其賤也，傳其無恥也，迦茵有知，又曷貴有此傳哉！甚矣，譯書之難也，于小說且然。[27]

在寅半生看來，小說不同于史傳，作為小說家的傳記，應該傳其品德方能于社會有所裨益。蟠溪子譯本“傳其品也，故于一切有累于品者皆刪而不書”，而林譯本“傳其淫也，傳其賤也，傳其無恥也，”這是舊派學者攻擊林譯本的理論依據。魯迅在1921年創(chuàng)作的《阿Q正傳》，也是一本以“傳”為題的小說，自然也要面對林譯本當年所遭遇的爭議問題。所以，《阿Q正傳》開頭先寫一個“正名”似的序言，既是小說結構本身的需要，同時也是文體觀念上的回應。所謂“從來不朽之筆，須傳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傳，文以人傳”，魯迅卻偏偏要為連姓趙也不配的小人物寫傳，不無反諷與詼諧的小說家言，正是對“不朽”之論的解構，所對應的也正是多年前寅半生文章中“使后人景仰而取法”的正統(tǒng)之論。為一位可笑而可悲的小人物寫傳，小說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且人物品德相對于林譯小說中的迦茵姑娘，也更是大有問題。阿Q至少從形象上看，嗜賭好酒、調戲婦女、偷竊衣物、欺軟怕硬，可謂五毒俱全，是個標椎的游民與無賴，魯迅偏偏要做“速朽的文章”，為這位“長衫人物”所鄙夷的為非作歹、夢想造反的小人/小人物作傳。《阿Q正傳》對等級森嚴、陳腐僵硬的史傳觀念發(fā)起顛覆性、破壞性的挑戰(zhàn)，一方面是因為“五四”文學革命的風氣激蕩，一方面也是因為林譯小說的閱讀感受早已化入魯迅心魂深處，而可以在文學革命的風氣激蕩之下，被重新激活與召喚出來，乃至形成一種超越性的新創(chuàng)作。

對于“傳”的名目，小說開頭也專有一段討論：“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原是應該極注意的。傳的名目很繁多：列傳，自傳，內傳，外傳，別傳，家傳，小傳……，而可惜都不合。”[28]魯迅借“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圣人之言，其實回擊的正是那些包括批評《迦茵小傳》不配作傳者在內的圣人之徒們。其中也提到“小傳”：“或‘小傳’，則阿Q又更無別的‘大傳’了。”雖然和其他“傳的名目”一樣是舍棄不用，隱約夾纏著當年關于《迦茵小傳》林譯本之“小傳”是否合法的爭鳴痕跡。魯迅留下一筆，而未直接道出，或許到了“五四”時代，那些新舊論爭的前史真的已不足為外人道了吧。小說敘事者最后總結說：“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閑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里，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29]“正傳”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言，打著小說的旗子鄙薄小說，所反諷的，還有當年守舊者們攻擊林譯本《迦茵小傳》時所持的小說不如史傳的觀念，亦即“林紓則自詡譯本之富，儼然以小說家自命”云云。有趣的是，魯迅所引的“引車賣漿者流”一語，是林紓致蔡元培的公開信中，用來表示反對新文化運動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話，魯迅后來也多次引用過。過去學者也有所注意，不過他們所忽略的是，“傳的名目”一節(jié)，其實也和林紓有關。當年的林譯小說，和梁啟超的“新小說”一樣，是以新的面目出現(xiàn)而引起“小傳”與禮教之爭的；戲劇性的是，到了“五四”時期，當年被守舊派攻擊的新人物，又站在了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新和舊，是相對的，也是流動的，魯迅不滿于后來走向保守的林紓與林譯小說，而對早年的林紓與林譯小說仍充滿感激與同情。新與舊，或師或敵，就這樣糾纏在一起，是矛盾的，也是一致的。《阿Q正傳》以喜劇的筆致寫悲劇的故事，何嘗不是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亦悲亦喜、亦新亦舊的真面目？

三、初見“狂人”

如果說給阿Q作傳不成問題，在中國文化土壤上創(chuàng)造一個屬于現(xiàn)代中國的新的“狂人”形象，那就更不成問題了。《迦茵小傳》之于魯迅，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意義，就是赫然出現(xiàn)了“狂人”的形象。小說中狂人家族的一員便是擁有數百畝土地的當地土豪洛克。其為人陰鷙兇狠，精明勢利，粗鄙下流，一直愛慕、糾纏迦茵，而為迦茵所拒。迦茵“絕代麗質”，“美文而通”，雖出身微寒而品性高潔，可惜“清俊之才，所托不類”[30]。洛克家族有遺傳瘋病，其祖父購摩亞莊經年，“遂遘風疾。其妻不聽舁入風人之院，幽閟之家。至今所居窗外，尚有鐵杙椓其窗，即防風人逸也。”[31]“風疾”“風人”之“風”，通“瘋”，亦即瘋病、瘋人。瘋子后來發(fā)狂時，打死了妻子與守門人。這個小說中的故事七十年前就已“流傳二世”。關押瘋人的屋子是洛克祖上從教堂偷來的木板、厚磚建筑而成的，里面多有雕刻猙獰之怪像，陰森恐怖。小說第二十八章寫迦茵姨母因貪財圖利，跑到洛克那里去出賣隱身在倫敦的迦茵信息時，看到了洛克所住的瘋人屋子不寒而栗、心生恐懼。迦茵后來為了成全亨利與富家之女愛瑪的婚姻，被迫犧牲自己而違心與一直厭惡的洛克訂婚。當迦茵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來到洛克家時，先是遇到“二狗奔出，一狗最獰”，而洛克“今日舉止，殆如其祖父，行將顛矣”，繼而被引入房間：

室中用亮光通明之紙，密糊四壁，時當炎熇，先為陽光所逼，眼皆生纈，且室中石像，森嚴可怖，迦茵一入，發(fā)膚皆栗。

然樓僅一窗，而窗口則以鐵條為窗柱，裝似犴獄，患逃囚者。[32]

迦茵所看到的景象，猶如瘋人院，新婚之房，似乎就是當年關押瘋人的鐵屋子。小說最后，洛克將迦茵鎖在鐵窗屋，懷著扭曲的嫉妒心，乘著暗夜埋伏在半道上伏擊亨利時，迦茵逃出去欲救亨利，此時所想的是：“亨利前程至遠，吾安聽彼狂人死之草磧之上？”[33]洛克誤殺迦茵后“狂喊而逃”，不知所蹤。由第二十八章到最后一章，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故事悲劇性的創(chuàng)造與結束，除了作為主線的“情”，還在于一個“狂”字。

在林紓譯本這里，“風人”、“狂人”同時使用，狂人即是世俗意義的瘋子，完全是負面的形象。不是魯迅小說中的被迫害狂，而是一個反面的迫害狂。同時期的明治日本文藝界在譯介果戈理、高爾基、安特萊夫、迦爾洵等俄羅斯文學與作家時，已經發(fā)現(xiàn)了具有“尼采流”的超人氣息、精神意義和現(xiàn)代價值的“狂人美”[34]，林譯小說自然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其“狂人”形象也與魯迅后來所創(chuàng)作的《狂人日記》相距甚遠。魯迅與林譯小說的“狂人”只是初次相遇，且非小說主角，雖進入閱讀視域，但不能過高評價。不過，狂吠之狗、鐵窗之屋的壓抑與恐怖，狂人的發(fā)狂與暗夜的陰冷氣息，對魯迅后來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的鐵屋子意象、狂人形象，誰又能說早期讀物沒有任何一點啟示，哪怕是一絲遙遠的聯(lián)系呢？筆者曾提出狂人出現(xiàn)的三個界定性條件：陰冷而封閉的氣氛、圍觀的群眾和精神性的狂想[35]。在《迦茵小傳》中，這些都基本具備了。

有意味的是，魯迅在三年后的1908年和周作人一起翻譯《域外小說集》時，選譯了安特萊夫的《謾》，寫嫉妒的男子殺死可能出軌的女子，與《迦茵小傳》的狂人故事情節(jié)相似。直接的原因是明治文壇的安特萊夫譯介熱對魯迅的啟發(fā)，但多少也與之前閱讀《迦茵小傳》有些無意的聯(lián)系吧。正像包天笑和楊紫之所以要譯《迦茵小傳》，就是因為之前讀過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感到這本英國小說“有點像《茶花女遺事》”[36]。

從北京魯迅博物館所藏的魯迅早年的日式剪報《小說譯叢》來看，魯迅收集過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的十篇日譯小說，主要是在1906年5月到1907年5月之間[37]。魯迅注意到二葉亭四迷所譯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記》，是在1906年離開仙臺醫(yī)專之后，高爾基的《二狂人》也是在1907年7月的《帝國文學》雜志才有了日譯本。那么1905年出版的《迦茵小傳》，則顯然是魯迅更早的讀物。從這個角度講，林譯小說中的狂人形象，是魯迅所閱讀的外國文學中更早遇到的一位，或者說，是發(fā)現(xiàn)狂人形象鏈條中相對初始的一環(huán)。就此而論，林譯小說中的英國狂人恐怕要比魯迅注意到的明治狂人、俄國狂人還稍早一些，而且是在中譯本及其語境下讀到的。

當然，如果繼續(xù)往上追溯，可能會有更多的線索。比如，魯迅自己在1903年翻譯的儒勒?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1828-1905）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中，也出現(xiàn)了將反對派稱為“狂人”的話，第十一回還有亞電等人對歷史上所發(fā)生的“月球關系疾病”的討論。所舉的例子如：“千三百九十九年時，查理第六世，有時因月之盈虧而發(fā)狂疾。又據歌爾氏的實證，知凡因病發(fā)狂者，當新月及滿月之際，必發(fā)病兩次，其所據極確。”[38]譯本中的歷史/科學知識顯然也給了魯迅啟發(fā)，于是就有了《狂人日記》這樣的開頭：“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也有了這樣的第二段：“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39]不過，《月界旅行》這些早期的翻譯還都只是有一些“狂人”的影子而已，或是一種偶然，或是一種形似，魯迅此時還遠未真正形成自己的思考。魯迅隨后在林譯小說中再次見到“狂人”，想必有種種相互交融/交錯的啟發(fā)與感受吧？是的，魯迅不就是在這樣日常生活的閱讀、翻譯、思索與感受中，在點點滴滴的無形積累與精神融入中，漸漸有了自己獨立的文學思考與思想覺悟嗎？

結 語

那么，又如何看待閱讀的材源與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系呢？這些年來，日本學者北岡正子對魯迅早期文章與留學生活做過嚴謹考證與細密推斷，李冬木對魯迅周邊日本書與精神場域做過精心梳理與認真考察，這些工作大大推動了明治日本與魯迅關系的研究，是非常必要與應該重視的。不過，需要補充的是，對魯迅產生深刻影響的，除了明治日本思潮的外部刺激，更有周邊中國留學生文化圈的直接熏染。對當時立誓“我以我血薦軒轅”、深懷家國憂思而急切尋路的青年留學生周樹人來說，明治日本是周邊的周邊，中國意識則是周邊的核心。所謂周邊與中心，是就主體所身處的位置而言，并非所受影響或重要性的程度。周邊并非是不重要的意思，相反，其對主體思想的形成，恰恰可能有一種激發(fā)中心的意義。本末與源流，都需要辯證看待。我們所看到的材源，不過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中國問題與中國意識是一個更大的海面，而無數的材源沉浮于其間。

在文獻考證的基礎上，我們還應注意到文獻考證研究無法完成的部分。其一是有形、有限的文獻所不能抵達的無形、無限的主體精神世界。思想的流動或心靈的沖動有時無法形成文獻，或者尚未形成文獻。無論是未完成的理性思考，還是未涌現(xiàn)的心靈沖動，冰山下面幽深而無形的精神與思想世界總是更為豐富、更為復雜的。這意味著，我們既需要借助有形的文獻，又不能只借助有形的文獻。其二是有形、有限的文獻考證在方法論上無法抵達的相對開放或獨立的文本世界。正如有學者所論：綿密嚴謹的實證與推理，盡管使我們可以看到周樹人如何勤奮地攝取各種思想資源，非常有眼光地組織整合材料，但“這樣的方法在魯迅小說的獨創(chuàng)性面前并不是通用的。含英咀華的外國文學作品閱讀沒有在周樹人成為小說家魯迅的后來創(chuàng)作中留下仿寫、挪用的痕跡，而是早已化作其生命的一部分。”“對于一個小說家內心深處秘密泉涌的那部分，我們只能通過文學理論的方法去探索和闡釋。”[40]在文獻與方法、理論與思想之間，亦當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