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在1925年這一年的創(chuàng)作相對比較沉寂。用作家自己的話講，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事實上，他投入大量時間于課堂教學和講義編寫。后來陸續(xù)問世的幾乎涉及各種文學文體的單行本《文學概說》《戲劇論》《小說論》，想必都是武昌課堂的結晶，也是郁達夫文學經驗的總結。

郁達夫《文學概說》（商務印書館，1927）

1925年，郁達夫年屆而立。年初，他從北大黯然離場，武昌師大接納了他。在詩人生命中，1925是比較低調的一年；在郁氏研究中，1925也是比較不被重視的一個時間段。隨著相關史料陸續(xù)浮出水面，郁達夫武昌一年的行蹤告訴我們，這是詩人生命中不宜被塵光湮滅和歲月忽視的一個年頭。

赴任武昌師大

1925年的春節(jié)來得比較早，1月23日就是舊歷除夕。郁達夫應是在寒假里的2月4日（正月十二），應國立武昌師范大學新任校長石瑛之請，離開北京去的武昌，任教該校國文系。吳虞日記稱，1月31日，郁達夫過吳虞處，贈《晨報副鐫》一冊，并稱下周三（2月4日）“當過武昌師大”。

在此之前，北大同人有過幾次較大規(guī)模的餞行。據周作人、錢玄同和吳虞等的日記，“因陶孟和夫婦回京、郁達夫將赴武昌教書”，1月31日中午，周作人、張鳳舉同在東安市場東興樓舉宴，一為陶夫婦接風，一為郁達夫餞行，同席者有陶孟和、沈性仁夫婦，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馬幼漁、馬衡兄弟和林語堂、陳通伯、徐志摩、鄧叔存、陳百年、江紹原、錢玄同等共23人；2月2日，則中午、晚上各有一場公宴，坐中還有胡適之、王撫五、楊振聲、吳虞等。

可見郁達夫的離任北大，是比較被公眾化的一件事情。但讓人疑惑的是4月13日《北京大學日刊》（第1667期）刊出的注冊部布告，稱“英文系教員郁達夫先生辭職，所授本科第一外國語英文及小說，本星期起均由劉貽燕先生暫代，時間教室照舊”。而照郁達夫本人“從今年的陰歷正月起，在武昌的狗洞里住了半年” （《說幾句話》）的說法，1925年2月4日到4月13日期間，郁達夫是否并且能否還在北大兼課，還是一件需要思量的史事。

“武昌師大的校址在閱馬廠（武昌城內的一個廣場）之東，東間壁是抱冰堂，即張之洞別墅所在地，堂的四周遍植桃花，每逢花開的季節(jié)，游人麕集，熱鬧異常。”武昌師大學生李俊民在《落花如雨伴春泥——郁達夫先生殉國四十周年祭》一文中記下了第一次見到郁達夫的情形：

一九二五年二三月間，我回到武昌師大，到校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去看望郁先生。一個傍晚，我在學校東北角教師宿舍的二樓西側的一間房子里，第一次會見了他，看到他的神情與姿態(tài)，和我懸想中所構成的形象，似乎是吻合無間的。他待人懇摯，灑脫可喜，使我一見傾心。……在他駐足的這個大房間中，除一張床鋪和寫字臺以及一張方桌外，滿屋塞滿了古今中外的書籍。日文以外，大部分是西書，包括英文、法文和德文。

不平靜的校園

武昌校園并不平靜，郁達夫數度被卷入風潮；其在武昌師大的進退，又多跟校長石瑛脫不開關系。

石瑛到任之前，武大主持無人，百廢待興。為武昌師大升格為國立武昌大學，石瑛致力于治理與改革，并堅持重新審定教授資格及學識。此舉引起教育哲學系主任、《夕陽樓日記》中未被點名的那位譯者余家菊的不滿。因余僅在倫敦大學旁聽半年，以所學無基恐被淘汰。余遂以辭職相脅，同時又作匿名信漫罵校長。此舉大令學生反感。2月21日，武昌師大師生舉行聯席會議，抵漢不久的郁達夫與楊振聲、張資平、黃侃、陳建功等一同出席，并站在武大師生一邊，支持全體學生發(fā)表宣言，“誓死驅逐余家菊，挽留石校長”。（《武昌大學又起風潮》，《民國日報》1928年2月28日）

這學期末，因辭退黃侃、黃際遇、王謨等三位教授引學生不滿，加之學校經費無著，開學不久的9月12日，《申報》刊登消息：“武大校長石瑛自京函代理校務李西屏，囑辦辭呈送教部。”校園內外一時輿論四起，武大發(fā)生第二次風潮。

此次風潮本以教育部挽留和石瑛返校，已于10月初趨于平靜。但一向視軍閥為毒瘤的郁達夫卻因黃侃一拜門弟子以“國文系學生”名義上書“湖北的軍政當局蕭耀南” “來左右校長，用一個教書的人”這樣一件 “不體面的事情”而義憤填膺，10月17日，他作書《現代評論》記者，題《說幾句話》，并且以失之沖動的“武昌的狗洞”引起新的矛盾，旋被卷入風潮中心。

這個時候，郁達夫已身在北京。赴京前，他對學生說要“到北京找校長，請教員” （蔣鑒章《武昌師大國文系的真象》，《現代評論》1925年第3期）。推測來看，最大可能是行前郁達夫已經遞交了辭呈，“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一個人在途上》），故此時“職守俱無，窮愁潦倒” （《說幾句話》），并且擬請教員以自代。10月23日，吳虞收到郁達夫寄自武昌的兩封快信，言武大請吳虞往武大教授國文，月薪240元；12月12日，郁達夫電吳虞，稱武大聘其任國文教授（《吳虞日記》），此或是“請教員”行動之一。

11月上旬，郁達夫得辭武昌大學教職，13日從武昌去了上海。

課堂內外

郁達夫這一年的創(chuàng)作相對比較沉寂。用作家自己的話講，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小說創(chuàng)作僅有《寒宵》和《街燈》兩個短篇（后合題為《寒燈》）：“當初的計劃，想把這一類東西，連續(xù)做它十幾篇，結合起來，做成一篇長篇。……但是后來受了各種委屈，終于沒有把這計劃實行，所以現在只好將這未完的兩斷片，先行發(fā)表了。”（《創(chuàng)造月刊·尾聲》）；散文也只有《送仿吾的行》等寥寥幾種。

事實上，這一年，郁達夫投入大量時間于課堂教學和講義編寫。與此前曾在安慶法政專科學校和北京大學講授英文、講授統(tǒng)計不同，在武昌師大（1925年4月以后為武昌大學），無論課上課下，郁達夫都是純粹的文學教授，講授文學課程，培養(yǎng)文學青年：“武昌師大實行選科制，他開出的選科是文學概論、小說論和戲劇論，自編講義。”（李俊民《落花如雨伴春泥》）

郁達夫《小說論》（光華書局，1926）

后來陸續(xù)問世的幾乎涉及各種文學文體的單行本《文學概說》《戲劇論》《小說論》，想必都是武昌課堂的結晶，也是郁達夫文學經驗的總結。收入《文學概說》的編譯文論《生活與藝術》文末志有“書后”：

這一篇生活與藝術，是到武昌后編譯的第一篇稿子，預備作近來打算編的文學概論的緒言的。因為這一次匆促南行，帶的書不多，所以不能舉出實例，內容空虛之譏，是我所樂受的。此稿所根據的，是有島武郎著的《生活與文學》頭上的幾章……

《小說論》的問世也頗具戲劇性。沈松泉《回憶郁達夫先生》中有記：

1925年冬，有一天達夫先生到光華書局來，我正好在店里，他看見我就說， “松泉，我有些急用，需要一百元錢，我這里有一部稿子給你，就算是稿費吧。”說著，他就從袖籠里取出一卷稿子來。這就是他在武昌師大的講稿《小說論》。全稿份量不大，不過二萬字左右，是他用鋼筆字寫的手稿。

無論如何，這些著述是郁達夫結合自己文學創(chuàng)作和課堂教學的雙重實踐，對各文體寫作作出的系統(tǒng)梳理和理論總結。其方法和結論，今天來看，都極具個人體會和前沿意味，也是郁達夫留給世人的一類別具風格的文學實績。

在武昌師大，郁達夫還曾指導國文系學生組織藝林社，并主動介紹至北京晨報社，得報社同意，于4月10日在《晨報》副刊創(chuàng)設專刊《藝林旬刊》，以提供“國學的研究和關于文藝上的各種問題的討論”，黃侃、熊十力等均有論作在該刊發(fā)表，郁達夫更是支持了多篇文論，包括《詩的內容》《詩的意義》《文學上的殉情主義》和一次演講實錄《介紹一個文學的公式》。自第17號后，該刊脫離北京晨報，改由藝林社獨立出版。對此，沈從文在《湘人對于新文學運動的貢獻》一文中專門提及：

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因楊振聲、郁達夫兩先生應聘主持中文系講“現代中國文學”，學生文學團體因之而活動，胡云翼、賀揚靈、劉大杰三位是當時比較知名和活躍的青年作家。

后來，劉大杰、胡云翼成為頗有建樹的文史學家、詞學家，賀揚靈英年早逝，從政期間亦以詩心才學著稱。

促成胡適武漢巡講

4月30日，深省風潮之害的郁達夫與同事楊振聲、江紹原聯合致函胡適，邀請其來漢講座：“……有感于退職之職教員屢次破壞武昌師大，皆經失敗，故今又慫恿黃先生辭職，目的在使該系學生，因失課而起風潮。平此風潮惟一的方法，在請眾人所心悅誠服之學者，來此作課外講演。所以石蘅青先生同我們都竭誠請先生來講演一次”，“先生來此講演的時間，一星期或兩星期均可”，“講題先生可以便定，但時間必在五月內，愈早愈好”。（《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雖然落款由楊振聲代簽，但胡適此行，郁達夫是全程參與聯絡的。

郁達夫（二排左四）與胡適（二排左三）等合影

“五月內”的最后一周，9月26日，胡適南下抵武漢，29日開始在各校演講，至10月5日。其《南行雜記》有記：

這回南下是受了武昌大學和武昌商科大學的邀請，去演講五次。但到了武漢以后，各處的請求很難拒絕，遂講演了十余次。

原五次演講包括武昌大學的《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談談〈詩經〉》（9月29日）、《中國哲學史鳥瞰（一、二）》（10月1、3日），和商科大學的“文化侵略” （10月2日），后來增加了在文科大學、華中大學、武大附中、湖南中學和青年會、銀行公會等處的演講，總計在漢演講13場，另外，胡適還蒞臨了武大學生歡迎會、武漢各界歡迎會和教授公宴等活動。

胡適在漢期間，郁達夫與之多有交往。胡適稱“見著許多新知舊友，十分高興。舊友中如郁達夫、楊金甫，興致都不下于我，都是最可愛的”。盡管目前尚未能明確郁達夫陪同出席了上述哪幾場演講和歡迎活動，但29日上午，胡適《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中不少觀點，是被郁達夫記錄在《咒〈甲寅〉十四號的〈評新文學運動〉》一文中，作為對孤桐（章士釗）先生評點的回應的。

10月中旬，詩人千里返京，什剎海北岸那個溫馨的家，對郁達夫日夜奔波的苦辛和“萬料不到”的被逐當是一種治愈。這一年暑假，夫妻兩個，日日與龍兒伴樂，無論湖濱散步，吃飯看戲，還是摘葡萄，打棗子，一家三口總是形影不離，盡享天倫：“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閑適。” （《一個人在途上》）

而這一年的武昌體驗，在郁達夫也是一言難盡。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