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衍漫漫風雨人生路，與傳記有著不解之緣。他與現(xiàn)代傳記的關系，涉及自傳、他傳、傳記電影等范疇。他留下了諸多傳記佳作，有自傳、話劇、電影劇本、散文等形式，也為他人傳記電影劇本提出具體修改意見，而兩部傳記電影《武訓傳》《魯迅傳》的創(chuàng)作與命運也實在關系著夏衍的人生起落沉浮。于此，可見傳記對當代中國文藝、社會發(fā)展的影響力。

關鍵詞：夏衍；傳記；《武訓傳》；《魯迅傳》；命運

2020年是夏衍同志（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誕辰120周年，《夏衍全集》早在2005年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但夏衍研究還存在一些空白。2017年3月26日在中國夏衍電影學會夏衍研究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周斌教授說：“20世紀中國文藝發(fā)展史是一部充滿了矛盾和斗爭的歷史，夏衍作為這一段歷史的主要參與者和見證者，他豐富曲折的人生經歷以及與文藝界各類人物的復雜關系等，還有待于深入梳理和分析研究，以便更清楚地還原歷史真相……”[1] 誠如周斌教授所言，在夏衍研究中還有諸多內容沒有涉及，比如有關夏衍與現(xiàn)代傳記，尤其是與傳記電影創(chuàng)作的研究就比較少見。

傳統(tǒng)傳記觀念指的是文字傳記，從寫作主體看，可以分為自傳和他傳兩類。現(xiàn)代傳記學認為，傳記不僅僅是一種文類，雖然“主要以文字為媒介、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但傳記也可以使用其他媒介、在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出現(xiàn)”[2]。傳記電影即是其中新的形式之一。因此，夏衍與現(xiàn)代傳記的關系，涉及自傳、他傳、傳記電影等范疇。

夏衍與傳記的密切聯(lián)系

夏衍的一生實與傳記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他寫自傳《懶尋舊夢錄》等，也寫他傳（一是傳記劇本《賽金花》《秋瑾傳》等，二是大量的傳記性回憶散文）。可以說他辛苦耕耘傳記，為現(xiàn)當代文學史貢獻了許多傳記作品，為傳記文苑增添了精品佳作。他還幫助其他作者完善傳記電影作品，催促傳記藝術的成熟。同時，他一生的命運深受傳記的影響，先后身陷多個傳記作品事件風波，如傳記電影《武訓傳》《魯迅傳》等。

在五四新文化思潮興起中，胡適等人倡導并推動了傳記寫作，完成了中國古典傳記向現(xiàn)代傳記的轉型。20世紀30年代，現(xiàn)代傳記，尤其是自傳寫作漸成風氣，其中又以作家自傳最有影響。1939年寫作的《舊家的火葬》，是夏衍最早的自傳性文字，這應該也是受那個大時代氛圍影響而產生的。此后，夏衍很少寫類似的自傳，因為他認同一個立場，即“寫文章盡可能‘少談自己’”。這內在的根源是他不愿標榜自己的功勞，也不喜歡炫耀自己的苦難。經過了“文革”的坎坷，直到1980年在朋友們的再三鼓勵下，他才有了續(xù)寫自傳的念頭，要“講真話”。1982年春，他開始動筆，經過兩年多努力完成傳記性回憶錄《懶尋舊夢錄》，于1985年7月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他以參與者和見證者的身份，對20世紀以來戲劇、電影、文學等各個領域的若干重大事件作了詳實而可信的回憶。尤其是他在書中對自我進行了真誠的剖析，具有靈魂思考的深度和廣度。夏衍逝世后，中國臺灣《世界日報》1995年2月7日在消息報道中列舉他長存世間的兩個名作，一個是《包身工》，另一個即《懶尋舊夢錄》。于此，足見他傳記寫作的影響力。此后，他計劃寫作下半部有關新中國成立后的回憶，擬以人物或事件為中心展開敘述，最終完成兩章《新的跋涉》（1993年）和《〈武訓傳〉事件始末》（1994年），很多話題還沒有來得及展開。

此外，夏衍還寫了很多憶昔日老領導、朋友、同事的文章，涉及的人物有周恩來、廖承志、章漢夫、潘漢年、孟超、蔡楚生、鄭君里，等等。可以說傳記式回憶性散文是他晚年文章的重要構成部分。他既回憶往事、懷念故人，也反思歷史，更探究中華民族百年現(xiàn)代革命歷程的經驗、教訓與啟示。

劇本寫作也是夏衍傳記寫作中的重要內容。30年代，他創(chuàng)作了傳記話劇劇本《賽金花》和《秋瑾傳》。《賽金花》是一部多幕劇（7幕歷史諷喻話劇），諷刺了國民黨當局的外交政策，盡管是一部話劇劇本，卻是一部傳記性文藝作品，以歷史名人賽金花（1872-1936）為中心。這是他的第一部大型歷史諷喻劇。1936年12月，夏衍寫成《秋瑾傳》（原名《自由魂》），也是一部話劇，傳主秋瑾是夏衍筆下唯一叱咤風云的歷史英雄人物。

當年，夏衍的傳記意識相對比較淡薄，他把創(chuàng)作這些傳記劇本“看作是宣傳的手段”，寫《賽金花》是“為了罵國民黨的媚外求榮”。所以讀者看到劇中人物說：“咱們中國在國破家亡的時候，靠女人來解決問題的事情，本來是不稀奇的。”這是典型的借古諷今的手法運用。他說《秋瑾傳》“也不過是所謂‘憂時憤世’”。劇中“不止一次采用了宣講的手法”，“以英雄的命運反襯與揭露現(xiàn)實社會的反動與黑暗，寓諷喻于歷史之中”。這樣就存在著把故事中的人物作為時代傳聲筒的“席勒化”傾向，屬于左翼文學的創(chuàng)作成就，也代表了左翼文藝的一些通病。顯然，此時夏衍的傳記寫作更多的是作為現(xiàn)實宣傳的素材，藝術虛構性強，傳記意識中的傳真紀實相對比較淡薄。也許正因為此，《賽金花》才被譽為“國防戲劇之力作”，《秋瑾傳》則更容易激起觀眾胸中的憤怒而產生強烈的共鳴。

新中國成立后，夏衍在文學作品的電影改編上著力甚多，其中對傳記作品中的兩部革命回憶錄進行了成功的改編。1959年，他改編了傳記文學作品《我的一家》。作為一部革命回憶錄，該著敘述了作者陶承的丈夫歐陽梅生為革命奔走，終于積勞成疾而去世，兩個兒子為革命也相繼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的往事。夏衍和導演水華聯(lián)合編劇將其改編成電影《革命家庭》，影響頗大。夏衍、水華也憑借這部電影獲得了第一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編劇獎。該樣片毛澤東看后給予肯定，說：“這個電影很好。”[3] 當時，康生試圖抓住電影所反映的歷史背景問題大做文章，質疑小說“作者有個人吹噓的問題，許多情況不符合當時事實”。幸有毛澤東的肯定評價，否則，夏衍會惹出一番不小的麻煩。

1963年，夏衍改編傳記作品《紅巖》，拍成電影《在烈火中永生》，于1965年上映。小說原作者寫劇本第一稿，水華完成第二稿，夏衍寫第三稿，署名周皓。夏衍以江姐和許云峰為中心結構劇本，并把自己長期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的經驗以及在重慶的斗爭生活融化在影片敘事之中，營造了濃濃的真實感。

進入新時期，夏衍創(chuàng)作的話劇《秋瑾傳》（原名《自由魂》），由柯靈改編為電影劇本《秋瑾傳》，1979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該作選取了秋瑾烈士短暫一生中的重要片斷，以其英勇斗爭、舍生取義的事跡為題材，展現(xiàn)了她以身殉志的悲壯歷程，表現(xiàn)了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歌頌了她巾幗不讓須眉的英雄氣概。1983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制作電影《秋瑾》，是黃宗江、謝晉作為編劇根據電影劇本《秋瑾傳》改編的，但最初的素材來自于夏衍的《秋瑾傳》。對于黃宗江、謝晉版的《秋瑾》，夏衍很是支持，在致柯靈的信中為劇情提了多條意見供劇作者參考。

夏衍不但自己創(chuàng)作劇本，也樂意幫助他人修改劇本，為《秋瑾》提意見只是其中一例。在新時期復出后，對《李四光》《廖仲愷》《梅嶺星火》等傳記電影劇本，他或熱情指正，或親筆修改。10萬字的劇本《廖仲愷》，只有3頁沒有他的修改筆跡，其中增加內容的有460處之多，刪去的有50處，有些打了問號，他要求劇作者“去查證資料，力求準確無誤地反映歷史真實”[4]。對當時走紅的傳記電影《焦裕祿》《周恩來》等作品，夏衍也提出了個人意見。他“覺得《焦裕祿》還嫌干巴了一點，藝術也粗了一點”[5] ；認為《周恩來》的閃回用得多了一點。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香港導演李翰祥計劃拍攝《李香蘭》，來內地受到夏衍的接見。夏衍充分肯定導演的傳記電影創(chuàng)作，認為導演在低俗影片泛濫的時候，“注目于歷史中的‘人’，難能可貴”[6]。可見，夏衍是主張拍攝人物傳記電影的，希望電影人多多關注歷史中的人物。

由以上簡單梳理可見，傳記是夏衍一生寫作中的重要內容。年輕時，他的傳記寫作主要服務于革命斗爭、宣傳的需要，傳記意識相對淡薄。中年時，他傾力于傳記文學的電影改編，為新中國電影增添了優(yōu)秀的藝術形象。歷經人生磨難、步入老年的夏衍對傳記的認識有了更多更豐富的體驗，矚目于歷史人物的藝術表達，也更加重視傳記對真實性的要求。

夏衍與傳記電影

新中國成立后，夏衍擔任上海的文化領導工作。1954年他任文化部副部長，分管電影與外事工作，從此與電影、尤其與傳記電影的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極為緊密的聯(lián)系。可以說，新中國傳記電影的發(fā)展離不開夏衍的身影，同時，夏衍的一生也深受傳記電影的影響。

在1959年國慶十周年的新片展覽月中，有17部故事電影上映，其中有傳記電影《林則徐》《聶耳》《回民支隊》等。這些傳記作品可以說都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精品佳作，和其他電影一起匯成了新中國電影發(fā)展史上的一座高峰。這一歷史成就的取得，離不開作為電影界領導者夏衍的智慧和辛勤努力。如羅藝軍先生所說：“1959年的電影高峰，……如果沒有夏衍、陳荒煤的精心培植和對錯誤的抵制，也難有如此光彩奪目的成果。”[7]

新時期, 夏衍復出后擔任電影界領導，多次為電影的創(chuàng)作、批評、理論建設等各方面問題發(fā)聲，也包括前文敘述的為傳記電影創(chuàng)作把關護航。

當然，與夏衍人生聯(lián)系最為緊密的傳記電影當屬“兩傳”：《武訓傳》和《魯迅傳》。前者的創(chuàng)作過程實與夏衍關系不大，后者根本就沒有開機拍攝，但都關系著夏衍的人生起落沉浮。

一、《武訓傳》：“不足為訓”與被迫檢查

傳記電影《武訓傳》1948年由南京中國電影制片廠開拍，后改由昆侖影業(yè)公司購買攝制權。“昆侖”繼續(xù)拍攝時，夏衍對導演孫瑜等人指出“武訓不足為訓”。在《武訓傳》修改后重拍前夕的1950年1月4日晚，昆侖公司編導會邀請夏衍、于伶和陸萬美等上海軍管會文藝界的領導討論電影腳本。在討論會上，夏衍即表示：“武訓不足為訓。”對武訓其人其事持保留意見。可見，他是不太贊成該片的拍攝。

當時孫瑜等人向夏衍提出了兩個要求（“貸款”和“審定及修改劇本”），但夏衍都拒絕了。盡管如此，《武訓傳》被批判后，夏衍還是承擔了領導責任，并公開作檢討。權威的說法是夏衍1951年訪問蘇聯(lián)、東歐回國，“一下飛機，便遇到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他為領導責任寫了檢查”[8]。“一下飛機，便……”這當然有點夸張。事實上是夏衍7月5日到北京，次日才接到周揚要求面談的電話。隨后在上海文化局的一次集會上，夏衍發(fā)言作檢討。一個多月后，經整理的發(fā)言于195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發(fā)表，題為《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顯然，這是一次全國范圍的公開檢討。他說：“上海是一個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反動宣傳侵蝕的地方，也是一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長期發(fā)生重大影響的地方。同時，從長期反動統(tǒng)治下面剛剛獲得了解放的上海進步文藝工作者，又還沒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武器，在他們的認識上與實踐上，和工農兵群眾還有著很大的距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夏衍認為武訓只不過是“不足為訓”而已，此文卻將武訓定性為“封建社會中最丑惡最反動的奴才”，是“一個死去了的時代的腐爛丑惡的人物”。顯然，和當時許多評論者一樣，夏衍放棄了自己對武訓的獨立看法，完全跟隨當時《人民日報》“社論”的官方結論。

《武訓傳》批判運動，是夏衍在新中國成立后遭遇的第一次大沖擊。這一事件，成為真正促使他思想開始轉變的節(jié)點。

多年后的1994年7月16日，夏衍在《文匯電影時報》上發(fā)表回憶文章《〈武訓傳〉事件始末》。該文寫于1991年秋，夏衍時年91歲。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為一部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與自己并不十分相關的電影寫長篇回憶性文章，是十分罕見的，足見該電影對夏衍一生的影響。該文發(fā)表之后引起了巨大反響，也引起了很多爭論。年過九旬的夏衍感慨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問題：“外國人寫傳記是寫人，中國人寫傳記是寫事。” 由此，他也更加體會到了：“寫傳記文學之難也如此。” [9]

二、《魯迅傳》：“濕手捏了燥干面”

《魯迅傳》是60年代籌拍的一部有關魯迅的傳記電影，最終沒有開機，但“文革”期間（1968年1月）還是被《毒草及有嚴重錯誤影片四百部》收入，夏衍因其吃盡了苦頭。書中這樣寫道：（《魯迅傳》）“是一部反對毛澤東思想，惡毒攻擊、污蔑、歪曲、貶低堅持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偉大文化戰(zhàn)士魯迅，吹捧周揚、夏衍之流，為陳獨秀、王明錯誤路線翻案的大毒草。劇本完全按照劉少奇對魯迅攻擊、污蔑的調子寫的，由周揚五次‘定調’、三次‘審閱’，林默涵六次‘復核’，夏衍親自動手改寫。”[10]

夏衍與《魯迅傳》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他與魯迅本人的交往。

早先，夏衍與魯迅曾經有過一段密切的接觸。1928年年初，他在內山書店第一次認識了魯迅。據《懶尋舊夢錄》記載，當時夏衍“用紹興話向先生（指魯迅）作了自我介紹，還說了曾用沈宰白的筆名在《語絲》投過幾次稿的事”。同年，夏衍在《一般》雜志發(fā)表《說翻譯之難》，是一篇翻譯糾謬文章，其中指出了魯迅的一個錯誤，而后，魯迅接受了這一批評。

1929年10月，夏衍受黨委派參加“左聯(lián)”籌備工作，承擔與魯迅的溝通聯(lián)系工作，這一方面是因為夏衍之前沒有介入“革命文學”論爭，另一方面是他和魯迅已有往來，能去做魯迅的工作，更能發(fā)揮作用。后來他將“左聯(lián)”《理論綱領》等文件送魯迅審閱、征求意見，由此開始了與魯迅的密切聯(lián)系。

夏衍翻譯的高爾基《母親》，于1929年10月、1930年8月由大江書鋪分上、下冊出版；1931年10月，他協(xié)助日本友人翻譯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由日本四六書院出版。這些都獲得了魯迅的好感，所以，魯迅在文字中也多次贊揚性地提及了夏衍之名。如他1934年1月在《〈引玉集〉后記》中說：“亞歷克舍夫的作品，我這里有《母親》和《城與年》的全部，前者中國已有沈端先君的譯本，因此全都收入了；后者也是一部巨制……”[11] 1934年7月在為《〈母親〉木刻十四幅》畫冊作序時，魯迅再一次說及夏衍的翻譯。他說：“高爾基的小說《母親》一出版，革命者就說是一部‘最合時的書’。而且不但在那時，還在現(xiàn)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國的現(xiàn)在和未來，這有沈端先君的譯本為證，用不著多說。”[12]

但是，夏衍與魯迅的關系在1935年年底或1936年惡化，重要的原因是發(fā)生了“兩個口號”之爭。在“國防文學”口號提出后，夏衍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對魯迅的論爭，但卻是積極的推行者和倡導者，導致二人關系的破裂。

魯迅1935年12月30日在《且介亭雜文·附記》中說：“《答〈戲〉周刊編者信》的末尾，是對于紹伯先生那篇《調和》的答復。聽說當時我們有一位姓沈的‘戰(zhàn)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fā)牢騷了！’‘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13] 姓沈的“戰(zhàn)友”即指沈端先（夏衍）。該文字中透露著魯迅對夏衍的憤怒。這可以看作是一段“魯迅示意斷交”的文字。

對夏衍的傳記話劇《賽金花》，魯迅曾在《這也是生活》中諷刺道：“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tǒng)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

更為糟糕的是，魯迅寫于1936年8月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將夏衍等人命名為“四條漢子”：“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里，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tài)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14] “一位名人”，指沈端先（夏衍），“還有另兩個”，其一即夏衍，被魯迅責罵為從小汽車上“跳下來的四條漢子”之一。

1936年魯迅去世時，由于特殊情勢，夏衍沒有在追悼魯迅的公開場合露面，但盡可能參加了追悼會的幕后組織活動。當時《光明》11月號原本已經截稿待發(fā)，洪深和沙汀商量后，決定立即組織稿件，增加悼念特輯，夏衍由此也寫了一篇，即為悼文《在大的悲哀里》：“在這巨人的靈前默禱的時候，我們應該以他的憤怒為憤怒，以他的憎惡為憎惡，以他的決心為決心，繼承他的遺志，完成中國民族的自由和解放。”[15] 全文表達了夏衍對魯迅的崇敬與追思之情。

新中國成立后，夏衍為宣傳魯迅和魯迅精神也是不遺余力。1956年，他將魯迅的小說《祝福》改編成電影劇本，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制成功。這是第一次將魯迅的文學作品搬上銀幕，為宣傳、普及魯迅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60年代初有關方面籌拍《魯迅傳》，夏衍因為與魯迅的歷史淵源被安排擔任創(chuàng)作顧問團團長，為劇本創(chuàng)作把關。夏衍在籌拍《魯迅傳》中履行了領導者、指導者、創(chuàng)作者三種角色，但是產生了與創(chuàng)作組的執(zhí)筆陳白塵、攝制組的導演陳鯉庭之間的矛盾，以致夏衍自己都說參與《魯迅傳》的創(chuàng)作是“濕手捏了燥干面”。對此，筆者的具體論述《夏衍與電影〈魯迅傳〉的創(chuàng)作》被收入周斌教授主編的《夏衍與20世紀中國文藝發(fā)展》（中國電影出版社2018年版）。在此，僅強調夏衍在《魯迅傳》創(chuàng)作中所保持的對傳記嚴肅性、真實性的要求。夏衍當時就說，創(chuàng)作《魯迅傳》“是一項嚴肅的創(chuàng)作任務，涉及我們黨當時按照文藝特性和藝術規(guī)律領導文藝的一次實驗”。在關于改稿處理問題的談話中，他說：“既然稱《魯迅傳》，也就有一個‘傳’的問題，‘傳’總要研究‘紀年、時代’的問題，要力求符合歷史真實。”他還多次強調了魯迅性格中的幽默一面，并舉了生動的例子，為的是不要歪曲而是更真實地塑造魯迅形象，使之能成為一個豐富的立體的藝術形象。這也說明夏衍于此注重了傳記的真實性，希望傳記達到傳真紀實的效果。

結語

夏衍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在多個領域里取得了顯著成就，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他所留下的諸多文化遺產是現(xiàn)代中國發(fā)展史上的珍貴財富，應該得到很好的珍惜和傳承。至于他與現(xiàn)代傳記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其中所蘊含的經驗與啟示，也都應在新時代進行梳理與總結。

可以說，夏衍的漫漫風雨人生路，實與傳記有著不解之緣。他辛勤耕耘，留下了諸多傳記佳作，其形式各異，有自傳、傳記話劇劇本、傳記電影劇本、傳記性散文等，也為他人的傳記（如傳記電影劇本）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而兩部傳記電影《武訓傳》《魯迅傳》的創(chuàng)作與命運也實在關系著夏衍的人生起落沉浮。于此，管中窺豹，似乎可見傳記對當代中國文藝、社會發(fā)展尤其是文人個體的影響力。

本文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新中國70年人物傳記電影創(chuàng)作的理論反思”【項目批準號：YS19137】研究成果。

注釋：

[1] 周斌主編：《夏衍與20世紀中國文藝發(fā)展》，中國電影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頁。

[2] 楊正潤：《現(xiàn)代傳記學》，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頁。

[3] 夏衍：《夏衍全集》第8卷，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頁。

[4][6][9] 陳堅、陳奇佳：《夏衍傳》，中國戲劇出版社2015年版，第670頁、730頁、731-732頁。

[5] 夏衍：《夏衍全集》第4卷，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572頁。

[7] 羅藝軍：《荒煤作為電影領導》，《當代電影》，1993年第3期。

[8] 李文斌編：《電影界的光榮 紀念夏衍同志從事革命文藝工作六十五周年》，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頁。

[10] 吳迪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下卷）》，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頁。

[11] 魯迅：《魯迅全集》第7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頁。

[12] 魯迅：《魯迅全集》第8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頁。

[13][14] 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頁、554頁。

[15] 夏衍：《夏衍全集》第9卷， 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