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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伍爾夫逝世80年|成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來源:澎湃新聞 | 吳靖  2021年03月29日15:22
    關鍵詞:伍爾夫

    如果有一天,一個女人突然對他的丈夫說:“我不再做飯,不再洗碗,不要生小孩,從今以后你也不要再碰我了。因為我要寫小說了。”不知道他的丈夫會作何感想。無論是古今中外,一個女人敢于說出這樣一番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話,都需要有著驚人的果敢和勇氣。20世紀的英國(依然籠罩著維多利亞時代鮮明的保守風氣)就有這樣一位女性,遇到了一個甘愿為她犧牲一切的男人。這個幸運的女人就是著名現(xiàn)代主義作家、文學評論家、女性主義先鋒弗吉尼亞·伍爾夫。

    和許多出身貧寒、卑微的作家不同,伍爾夫的家世可謂異常顯赫。1941年4月3日的《紐約時報》刊登了伍爾夫的訃告,其中一段寫道:“弗吉尼亞·伍爾夫是薩克雷的外孫女,達爾文家的親戚。伍爾夫家當時與諸多文學名家有來往,常來拜訪的有斯蒂文森、拉斯金、羅厄爾、哈代、梅瑞狄斯等。”家中濃厚的文學氛圍與他的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爵士密不可分(我們可以自然聯(lián)想到,為何伍爾夫后來能在享譽全球的布魯姆斯伯里團體中扮演核心角色),他是維多利亞時代出身于劍橋的一位著名文學評論家、學者和傳記家。在整個文學史上,或許只有簡·奧斯丁的父親能在女兒成為作家的道路上給予同樣巨大的影響。后來有人說:“奧斯汀在世界的一隅嘲笑全世界,伍爾夫則在世界的中心看輕全世界”。

    或許是上蒼的嫉妒,伍爾夫的成長之路可謂異常坎坷。幼年時遭到同父異母的哥哥猥褻,13歲時母親因風濕熱突然離世,導致她第一次精神崩潰。兩年后,伍爾夫失去了同父異母的姐姐斯妲拉(當時正懷著身孕),對性和婚姻的恐懼深深植入伍爾夫的生命中,成為她一生中不可逾越的溝壑。1904年,22歲的伍爾夫又遭遇了父親的離世,她再度精神崩潰,并企圖跳窗自殺。和寫下《海利根施塔特遺書》卻堅持活下去的貝多芬一樣(對于一個女性而言更為艱難),涅槃重生的伍爾夫由此開啟了輝煌的創(chuàng)作生涯。為了不拖累家庭,她開始在各種報刊上發(fā)表作品,同時在一間在職成人夜校 Morley College 任教。更重要的是,她在24歲之后結識了布魯姆斯伯里團體中的一群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社交圈,伍爾夫的人生轉折點由此到來。

    憑借著顯赫的家世淵源和卓越的文化修養(yǎng),伍爾夫和姐姐瓦娜薩·貝爾(Vanessa Bell,一位后印象派畫家)很快成為這個知識分子團體的核心人物。主張“高級趣味”的伍爾夫無法忍受貿然登門的平庸者,只有才華橫溢、妙語連珠的人才有資格走進她的客廳,她的冷眼與挑剔使得布魯姆斯伯里團體像大浪淘沙一般,留下來的座上客都是當時英國社會最自命不凡的才子們,囊括了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伯特蘭·羅素、經(jīng)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詩人T·S·艾略特、小說家E·M·福斯特、歷史學家和傳記家里頓·斯特拉奇等,他們的作品和觀點對英國乃至全球文明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推進了女性主義、現(xiàn)代經(jīng)濟思想、現(xiàn)代主義小說以及現(xiàn)代藝術的發(fā)展,堪稱20世紀最強大的朋友圈。

    更重要的是,這個團體不僅給了伍爾夫智性、自由、平等、友誼,還讓她收獲了愛情。作為團體中的一員,作家倫納德·伍爾夫被弗吉尼亞的美麗和才華所深深打動。當他第一次在劍橋看到身穿一襲白裙、手持陽傘的弗吉尼亞時,倫納德感覺她的美麗“簡直讓人神魂顛倒,就好像在畫廊里突然面對面打量倫勃朗或者委拉斯凱茲的杰作一樣”。1911年秋天,倫納德趁著回倫敦休假,鼓足勇氣向弗吉尼亞表達了愛意。盡管他們有著一致的文學愛好與追求,在精神上是契合的伴侶,但出于對婚姻的恐懼,弗吉尼亞并沒有馬上給倫納德答復。直到一年后,她終于答應了倫納德的求婚。這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事實證明,沒有倫納德,就沒有世人所熟知的伍爾夫,她可能只是英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的一個小小注腳,而不是享譽全球的女性主義先驅、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之一。

    面對著精神脆弱的伍爾夫,倫納德一直給予悉心照料。伍爾夫在療養(yǎng)院休養(yǎng)期間,倫納德每天都會用最溫柔的筆觸給她寫信:“我親愛的狒狒,要不是太晚的話,我會給你唱一首貓鼬的快樂歌,開頭是:我好愛慕你,我好愛慕你。今天見到你之后,我非常確定我們很快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最親愛的,別再說什么連累我的話,你帶給我的是最完美的幸福,我哪怕只是靜靜地坐在你身邊讀書,也能感受到那種快樂。”對此,伍爾夫的內心充滿著感激,她跟她的朋友說:“要不是因為他,我早開槍自殺了。……倫納德是我生命中隱藏的核心,他是我創(chuàng)造力的源泉。”

    為了能夠安心寫作,他們搬到了鄉(xiāng)間的一所房子里。上午,他們一同專心創(chuàng)作;下午,兩人悠閑地喝茶漫步,然后繼續(xù)寫作。1913年,31歲的伍爾夫創(chuàng)作完成了自己的小說處女作《遠航》。書中女主人公雷切爾·溫雷克是一個24歲的姑娘,在從英國到南美洲一個度假勝地的航行中,她經(jīng)歷了一個自我意識覺醒的心路歷程。雷切爾在尋找自我、解構維多利亞時代傳統(tǒng)女性形象的同時,伍爾夫也在解構傳統(tǒng)的寫作手法。傳統(tǒng)小說中至關重要的情節(jié)在書中變得無足輕重,傳統(tǒng)小說極為看重的“行動”也幾乎消失。取代情節(jié)和行動推動小說進程的是人物不斷發(fā)展的洞察力和不斷覺醒的自我意識,這正是在幾個“重要瞬間”的捕捉中得到了體現(xiàn)。

    伍爾夫夫婦訂婚當日

    1917年,伍爾夫夫婦在家中的地下室建立了霍加斯出版社,只因她想寫所有想寫的東西。由此,伍爾夫迎來了創(chuàng)作生涯的黃金時代。1921年,霍加斯出版短篇小說集《星期一或星期二》,收入了她的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墻上的斑點》,她將因精神疾病引發(fā)的幻想移植到了創(chuàng)作中。1922年,伍爾夫出版了實驗性小說《雅各的房間》,這代表了她的意識流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開端。1925年,她的代表作《達洛維夫人》正式出版,在整個英國引發(fā)強烈的轟動。伍爾夫通過對達洛維夫人一天中生活細節(jié)的描述,來塑造她一生的經(jīng)歷以及一戰(zhàn)前后的整個英國社會。從某種意義來說,這部女性自我意識啟蒙之作的深遠影響力不亞于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有人直言《達洛維夫人》就是《第二性》的小說版),至今依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2002年的奧斯卡獲獎影片《時時刻刻》講述的正是三個不同時代的女人和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1927年,伍爾夫出版了一生中的巔峰之作《到燈塔去》,這部準自傳體小說無論是創(chuàng)作視角還是心理描寫,抑或是意識流手法,都運用的爐火純青。正如她曾在日記中所寫,這部作品將是相當短的,將寫出父親的全部性格,還有母親的性格,還有圣艾夫斯群島和童年,以及她通常寫入書中的一切東西,生與死,等等。在此,伍爾夫通過這部情節(jié)極為簡單的小說探討了人生的意義和自我的本質,指出自我有可能逃脫流逝不息的時間魔掌并不顧死亡的威脅而長存不朽,其自如的視角轉換、精妙的象征手法、獨特的音樂結構以及對繪畫藝術的借鑒,讓整部作品臻于完美。

    由此,伍爾夫成為與喬伊斯和普魯斯特并駕齊驅的三大意識流文學宗師,他們共同將意識流小說推向全世界,極大地影響了世界范圍內文學創(chuàng)作的手法,成就了傳統(tǒng)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的一道宏偉的分水嶺。小說家E·M·福斯特稱伍爾夫將英語“朝著光明的方向推進了一小步”。值得一提的是,伍爾夫夫婦創(chuàng)立的霍加斯出版社在29年的時間里總共出版了527部作品,包括伍爾夫本人、T·S·艾略特、羅杰·弗萊、克萊夫·貝爾等英國作家的小說、詩歌和藝術評論,還引進了弗洛伊德、瓊斯等心理學家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翻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俄國小說家的經(jīng)典作品,為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奠基和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或許唯一的遺憾是,伍爾夫夫婦出于商業(yè)考慮拒絕了出版詹姆斯·喬伊斯的巨著《尤利西斯》。

    繼完美杰作《到燈塔去》之后,伍爾夫向著自己的人生巔峰邁進。1928年10月,伍爾夫兩次應邀前往劍橋大學多個女子學院,做了主題為“女性與小說”的著名演講。不久后,她將這兩次演講加以大幅修改并擴充成書,題為《一間自己的房間》,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理論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就此誕生。這本書的開篇直截了當:“一個女人如果打算寫小說或詩歌的話,每年必須有五百英鎊的收入,外加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在那個女人“從來沒有半個小時能稱作她們自己的”時代,伍爾夫發(fā)現(xiàn)女人想要記錄自己的生活,“總是會被打擾”。一個帶鎖的房間,意味著獨立思考的能力,它不受任何權勢或他人思想與行為的影響,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內心世界里,去創(chuàng)造一個嶄新的小說世界,正如她早年在《論現(xiàn)代小說》一文中的名言:“往深處看,生活好像遠非‘如此’。把一個普通的人物在普通的一天中的內心活動考察一下吧。” 

    對于深受維多利亞時代種種束縛的女性(即使如伍爾夫這般顯赫的家世,作為女性的她依然沒有機會被送去學校讀書,她所有的教育都來自父母和家庭教師),伍爾夫這樣鼓勵道:“我希望你們可以盡己所能,想方設法給自己掙足夠的錢,好去旅游,去無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來或過去,去看書、做夢或是在街頭閑逛,讓思考的魚線深深沉入(生命)這條溪流中去。”即便是將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一個女性被嚴重物化的時代),這段話依然擲地有聲。由此,伍爾夫在演講中拋出了一個震鑠古今的金句:“一個人能使自己成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在一個普遍異化的時代,與其說這是伍爾夫送給女性的寶貴箴言,不如說獻是給全人類的禮物。

    反復低吟伍爾夫的這一格言,不禁讓人想到德國偉大哲人尼采在《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一書中一段同樣令人動容的文字:“其實每個人心里都明白,作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會再有第二次這樣的巧合,能把如此紛繁的許多元素又湊到一起,組成一個像他現(xiàn)在所是的個體。……他應當聽從良知的呼喚:成為你自己!”是的,尼采和伍爾夫的兩段文字超越了西方人生哲學長期停留在“認識自己”的層面,從認識論走向了實踐論,作為一位從維多利亞時代走出來的現(xiàn)代女性,這一點尤其可貴。

    當我們這個社會還在爭論是否應該增強男孩子的“陽剛之氣”這樣的偽命題(“陽剛之氣”是一個典型的話語陷阱)時,伍爾夫在將近一百年前就給出了讓所有人“成為自己”的宣言: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在伍爾夫看來,“雙性的心靈是易于共鳴而有滲透性的:它毫無阻礙地傳達情感;它天生有創(chuàng)造力、光彩奪目、渾然一體”,“若只是一個純粹的男人或女人,那是沒救的。”這一“雌雄同體”論不是指向生理性別的“同體”,也不局限于寫作的單一領域,而是在更廣闊的社會和人文領域,提示和啟發(fā)我們思考傳統(tǒng)的二元社會性別對個人的規(guī)訓和限制,如何阻礙我們“成為自己”。

    2014年,英國著名演員艾瑪·沃特森被任命為聯(lián)合國婦女親善大使,在隨后所作的那次著名演講中,她站在伍爾夫的立論基礎上做了極為精彩的闡發(f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對社會性別氣質的觀察。“我看到,年輕男性因為害怕自己顯得不夠‘男子漢大丈夫’,從而在承受心理困擾時窘于尋求幫助。”艾瑪·沃特森想要告訴公眾,傳統(tǒng)的二元社會性別氣質規(guī)定,不論對女性還是男性都是一種束縛和壓抑。因為“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敏感;女人和男人都可以強壯。當男孩也能被允許脆弱和感性——擁有這些他們曾經(jīng)擯棄的特質,他們才是更真實和更完整的自己……是時候把性別理解為光譜,而不是南轅北轍的兩個極端了。”這不正是“雌雄同體”嗎?隔著九十年的時空,一個英國女作家和一個英國女演員,在各自的女性主義演講中,互相激蕩和回應。

    這相當美妙,卻也無比酸澀。因為不論男性,還是女性,“成為自己”的自由之路,道阻且長。這也讓我們在一次又一次時代的映射和回響中,更加發(fā)現(xiàn)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深邃而久遠的價值。

    遺憾的是,伍爾夫終究沒能抵擋住精神疾病的折磨。1941年2月,她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說《幕間》的創(chuàng)作,題目象征著兩幕暴力戲劇之間的寧靜,暗指英國正處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而法西斯的狂攻已經(jīng)山雨欲來風滿樓,小說所展現(xiàn)的這一生存困境始終縈繞著一種不祥之感。一個月后,預感另一次精神崩潰即將開始,伍爾夫擔心自己永遠不會再好轉,在留下兩封分別給丈夫和姐姐瓦娜薩的短信后,她在一個無人的清晨用石頭填滿口袋,投入了位于羅德麥爾她家附近的歐塞河。她走向了死亡的漩渦,也走向了新生。如她本人所說:“我會像浪尖上的云一樣消失”。巧合的是,同為意識流作家的代表人物,伍爾夫和喬伊斯同年出生,又于同年去世。

    但愛沒有消失。倫納德對伍爾夫的精神之愛,在漫長的時間里緩慢的流動,溫柔的包覆,織起一張透明的網(wǎng),將她托起。正如伍爾夫在留給倫納德的遺書中的深情告白:“最親愛的,我想告訴你,你給了我最徹底的快樂,沒有人能和你相比。然而這一次我熬不過去:我在浪費你的生命……害病之前,我們的日子快樂得不能再快樂,那都來自于你。從第一天到現(xiàn)在,人人都知道。”弗吉尼亞去世后,倫納德把她的骨灰埋葬在院子里的榆樹下,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下了她的小說《海浪》中的最后一句話:“死亡,即使我置身于你的懷抱,我也不會屈服,不受牽制”。同時,倫納德致力于整理編輯她的小說、隨筆和評論。同年,伍爾夫的遺作《幕間》出版。 

    羅馬尼亞郵票上的伍爾夫

    20世紀70年代,伍爾夫和她的一系列杰作成為女性主義批評的中心主題之一,她的作品被世界范圍內的人們廣泛閱讀,并被翻譯成50多種語言。大量的文學作品致力于她的生活和工作,她一直是眾多戲劇、小說和電影的主題。這一切,皆源自于她終其一生都致力于“成為自己”的不懈努力,這種游走于優(yōu)雅與癲狂之間的焦慮,穿梭于現(xiàn)實與幻想世界的探索,徘徊于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抉擇。一如卡夫卡的評價:“伍爾夫一只手擋住命運的襲擊,另一只手匆匆在紙上記下自己想寫的東西”。或許因為她曾經(jīng)離癲狂很近,才瞥見最真實的心靈;或許因為她曾經(jīng)敏感脆弱,才更要追逐極致而堅固的自我;或許因為她曾經(jīng)深陷黑暗,才想去另一個世界尋覓獨立的光源。

    總之,弗吉尼亞·伍爾夫終究成為了她自己,而無數(shù)人卻主動或被動地扮演著社會或他人所期望的角色,而唯獨不是他(她)自己。這種對人生可能性的開放姿態(tài)驅逐了所有庸俗的宿命論觀點,因為在伍爾夫看來,“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義也許永遠沒有答案,但也要盡情感受這種沒有答案的人生”。

    人的生命或許有千百種模樣,但只有一種最極致的模樣。你成為你,何其所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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