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典籍里的中國》節(jié)目在央視綜合頻道播出第三期《史記》，“當代讀書人”撒貝寧穿越千年時空，見證司馬遷忍辱負重、發(fā)憤著書，用一生成就“史家之絕唱”。節(jié)目用戲劇化結構和影視化表達，呈現出《史記》中約三千年的“英雄群像”，也讓觀眾更加懂得我們讀史的原因——在血脈和文脈傳承中找到民族的根與魂。

群賢畢至的“歷史盛會”

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哪怕沒有讀過《史記》，也一定聽過完璧歸趙、臥薪嘗膽、負荊請罪等一系列出自《史記》的著名典故。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到刺客游俠、販夫走卒……西漢史學家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創(chuàng)作了《史記》這部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他不僅用獨特的筆觸描摹著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約三千年的歷史，更用“不虛美、不隱惡”的樸素唯物史觀，對后世史學和文學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典籍里的中國》正是從大眾的熟悉度出發(fā)，為《史記》的相關人物舉辦了一場群賢畢至的“歷史盛會”。節(jié)目開場，黃帝、秦始皇、陳勝、吳廣、廉頗、藺相如、張騫等歷史英雄陸續(xù)從《五帝本紀》《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廉頗藺相如列傳》《大宛列傳》中“活”了過來。

隨后，戲劇演繹青年司馬遷拜別父親、遠行游學的歷程，觀眾跟隨司馬遷在九嶷山追懷舜帝，在會稽山探禹穴，通過越王勾踐體悟隱忍，在孔子故里追慕先賢，在汨羅江邊感受屈原的家國情懷，在烏江之畔贊頌、反思項羽的英勇和敗亡……讓人不禁感嘆：一個個3000年的英雄群像，就這么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炎黃子孫”源自《史記》

通過《典籍里的中國》這期節(jié)目，很多觀眾了解到“炎黃子孫”的說法也源自《史記》。《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全書 130篇，首篇為《五帝本紀》。《五帝本紀》中第一個寫的就是黃帝。司馬遷不僅把中華民族的源頭追溯到黃帝，記載了中華民族人文始祖黃帝的生平，以及炎黃合體、諸侯賓從；還首創(chuàng)民族史傳，寫下了《匈奴列傳》《東越列傳》《南越列傳》等篇目，開創(chuàng)了民族融合、安定一統(tǒng)的上古治世，此后全世界華人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炎黃子孫”。這種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修史觀念，其內核正是多元包容的大一統(tǒng)思想。

節(jié)目中，戲劇舞臺把炎黃兩個部落的聯(lián)盟放到結尾，與開頭黃帝統(tǒng)一諸侯首尾呼應，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張大可認為這樣的處理非常得當：“司馬遷為什么要把我們的起始從黃帝開始？因為黃帝統(tǒng)一諸侯，立家建國，‘家國一體’的產生是黃帝的功績，這就是司馬遷以大一統(tǒng)歷史觀站在中華文明歷史的坐標系上給出的一個起點。”

在人物的命運線上，節(jié)目串講了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的童年時期，“二十而南游江、淮”的青年時期，以及因“李陵之禍”遭遇厄運、仍不忘父親遺命忍辱負重的中老年時期。節(jié)目發(fā)揮藝術化的合理想象力，打造了一場時空對話，讓司馬遷在著成青史之后，與父親跨越生死再度重逢，在“幸不辱命”的釋然大笑中，完成對先祖的告慰。

穿越時空獻上“千年一拜”

除了濃縮《史記》中所涉及的約3000年歷史打造一場“英雄會盟”，節(jié)目還將敘事時空延展到《史記》面世之后的2000余年。為向“老年司馬遷”介紹《史記》在后世的流傳情況，撒貝寧帶他遇見將《史記》公之于世的楊惲（司馬遷外孫）、續(xù)寫《史記》的東漢史學家班彪、撰寫《漢書》的班固、領銜撰寫《隋書》的唐朝名臣魏征，以及將《史記》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魯迅，并沿著時光之河順流而下來到今天，看當下的人們如何傳承《史記》。無論是王學圻演繹司馬遷的老年時期，還是張曉龍演繹司馬遷的青年時期和中年時期，表演都極具張力。

當撒貝寧作為“當代讀書人”的代表，向司馬遷獻上“千年一拜”，感謝他寫就青史，澤被后世，致敬他當年孤獨、沉重，甚至是屈辱的那一段歲月，現場和電視機前的觀眾都為之深深感動。

專家觀點

用電視語言呈現中華民族發(fā)展精神密碼

節(jié)目播出后，不少專家學者都紛紛為節(jié)目發(fā)聲點贊。

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閻晶明認為，《典籍里的中國》通過還原《史記》等典籍中精彩鮮活的歷史故事，在追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淵源的同時，也詮釋根植在中華文明血脈中的民族精神和家國情懷。節(jié)目通過創(chuàng)新表達，用電視語言呈現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綿延發(fā)展的精神密碼，使其彰顯出了鮮活的當代價值與世界意義。

中央戲劇學院院長郝戎認為，《典籍里的中國》充分利用了戲劇的假定性特性、歷史時空的交錯、現場空間的自由轉換以及觀演關系的有機切換，用極強的藝術想象力讓古今對話照進現實。整個創(chuàng)新舞臺喚起了一種莊嚴的歷史儀式感和澎湃的民族自豪感。

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秘書長趙凱表示，《史記》里很多材料都是過去的，司馬遷沒有直接抄寫，而是用漢代人優(yōu)雅的語言，把故事敘述出來，這是司馬遷作為漢代人對前朝文獻的“當代解讀”，可以說，司馬遷的《史記》就是對古代文獻的當代化。而《典籍里的中國》把《史記》當代化，和司馬遷對《史記》的當代化有異曲同工之妙。節(jié)目以“古今對話”的方式，把過去、現在、未來聯(lián)系起來，通過“穿越”，把司馬遷和當代讀書人連接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