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話劇《長恨歌》劇照，沈佳妮（右）飾王琦瑤。

“《長恨歌》容易掉進傷感主義，我希望王琦瑤不要哭得太多。上海女人性格很爽利的，不是黏糊糊的。”上周末，著名作家王安憶現(xiàn)身安福路劇場，與導演蘇樂慈、時任上話制作人李勝英共話她的小說《長恨歌》被搬上話劇舞臺的18年。從書本到舞臺，話劇《長恨歌》是如何成為“票房利器”的臺前幕后，引發(fā)劇迷和讀者的強烈興趣。4月2日，話劇新一輪演出將再度亮相上海舞臺。

字里行間的海派風韻引人入勝，“上海小姐”王琦瑤的一生令人唏噓不已——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將時代的滄桑變幻同個人命運乖蹇相聯(lián)系，用細膩的筆觸勾勒出其“錦繡煙塵”的一生。2000年小說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三年后蘇樂慈、李勝英將其正式搬上話劇舞臺，由趙耀民擔任舞臺劇本創(chuàng)作。

“五十歲以后的王琦瑤，也還是非常美麗茂盛的”

打造初版《長恨歌》時，為了展現(xiàn)原汁原味的上海風情，主創(chuàng)把上海話劇藝術(shù)中心所有上海籍的女演員挑了出來，最終選出了“女一號”張露。“王琦瑤，是很多女演員夢寐以求的角色。”蘇樂慈回憶，當時整個劇組已經(jīng)進入排練，還有女明星捧著花等候在排練廳外想毛遂自薦。身為原作者的王安憶始終和話劇創(chuàng)作保持著密切的溝通，“我記得提過一個意見，第三幕的王琦瑤造型太老氣了，其實五十歲的女人還是非常美麗茂盛的”。

因為美麗，王琦瑤一生中有過很多機會可以面對選擇，改變命運的軌跡。同時，“小說里有著諸多流行文化元素。”王安憶轉(zhuǎn)述作家陳村的評價，“比如選美、婚外情、姐弟戀等都是大眾愛看的。但我個人希望，《長恨歌》能避免成為肥皂劇式的戲劇橋段。”

相對于避免“肥皂劇”化的處理手法，王安憶更提醒改編者：“《長恨歌》容易掉進傷感主義”“我希望王琦瑤不要哭得太多”。她曾對香港著名話劇女演員焦媛塑造人物時提出兩點建議，“整部戲，只要哭兩場就夠了，一場是李主任死去時，一場是被老克勒拋棄時”。王安憶認為她筆下的王琦瑤不是一個完全被動的女性，當她主動成為李主任的“金絲雀”這個情節(jié)出現(xiàn)后，王琦瑤就是一個有征服感的女性。

“她對命運是有野心的，不是單純能用愛去解釋的。王琦瑤不是一個簡單的被侮辱、被損壞的女性形象。”王安憶說，“從某種程度上看，王琦瑤是一個‘壞女人’。可現(xiàn)在的演員都是好孩子，不太愿意把她演成‘壞女人’。”

不焦慮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文學閱讀，但滬語版本沒有演“很可惜”

走上話劇舞臺18年來，從張露、沈佳妮到朱杰，“王琦瑤”的舞臺形象也經(jīng)歷了一次次改變，每一代讀者和觀眾心目中都有了不一樣的“王琦瑤”。而不斷復(fù)排中，上話版《長恨歌》幾乎每一輪開票都是“一搶而空”。其中固然有文學底本的魅力，但在舞臺創(chuàng)作中，唯精益求精才能打動人心。

很少有觀眾知道，編劇趙耀民的《長恨歌》舞臺劇本寫了18年，為每一次復(fù)排重新修改打磨劇本。更鮮有人知的是，趙耀民還寫過一個滬語版本的《長恨歌》，“考慮到劇院沒有那么多上海籍演員，一直就沒演”，每每說起，蘇樂慈和王安憶都覺得“很可惜”。

回憶起臺前幕后的點點滴滴，蘇樂慈說，在做第一版話劇《長恨歌》時，要求每個演員都要認真讀原著小說，她還特別摘出了小說中關(guān)于上海風物風情的描寫，讓演員切切實實地去感受“什么是上海”。“《長恨歌》的風情，在于每一個生活在上海的人都能融入想象，甚至代入某些場景。”蘇樂慈對舞美要求苛刻，“上海城市在變化，人們的生活節(jié)奏在變化，所以每一次復(fù)排都希望舞臺呈現(xiàn)也能夠與時俱進。”

《長恨歌》新一輪演出即將啟幕。這一回主創(chuàng)仍然希望，觀眾能在走進劇場前或者之后，去讀一讀王安憶的原著。面對互聯(lián)網(wǎng)沖擊下嚴肅文學閱讀是否式微的問題，王安憶倒沒有對“碎片化閱讀時代”產(chǎn)生更多焦慮。“我身在其中不是那么悲觀，因為我的小說銷量反而在增長。”王安憶說，“有了互聯(lián)網(wǎng)，我的小說抵達了二三線城市，讀書的人倒是比原先多了。作家如果能找到知音，是很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