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稿意見是編輯出版部門對來稿質量好壞以及是否刊發(fā)、出版做出明確判斷的評價意見，大都寫在格式化的審稿單上，或者以書信、電子郵件的形式與作者交流，作為工作文件的審稿意見大部分都沒有公開。為了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或糾紛，絕大多數(shù)媒體機構都會拒絕來訪者查找審稿檔案的請求。而且，審稿意見的存檔期限往往很短，不少新聞出版單位為了騰出存儲空間，時間不長就會予以銷毀。近年有些圖書館、檔案館、文學紀念館接受機構和私人的捐贈，收藏了一些珍貴的審稿單據(jù)，但設置了較高的查閱門檻，要么要求開具繁瑣的證明，要么收費高昂，讓一些研究者望眼欲穿而不可得。甚至一些老作家的親屬與門生，要求查閱當年捐獻的原始文獻，最終也吃了閉門羹。因此，對于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審稿意見，自然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其中的奧秘。最近十余年，筆者在搜集史料的過程中，陸陸續(xù)續(xù)積存了一百多份原始的審稿意見，有一部分牽涉到個人隱私或其他問題不便公開。本文根據(jù)私藏部分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審稿意見和一些公開發(fā)表的審稿檔案，對文學作品審稿意見的史料價值、文體特征和研究空間進行簡要評述。

一、被忽略的文學史料

審稿意見是當代文學研究中一種長期被忽略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史料。審稿意見往往是大多數(shù)作品最早的評價意見。審稿意見和普通的文學批評有明顯的不同，審稿意見會影響乃至改變作品、作家的命運，還會改變作品公開面世時的面貌。通過審稿意見，我們可以了解一家刊物或出版機構的評價標準和審美趣味，發(fā)現(xiàn)不同媒體之間遴選文稿的傾向與差別，進而從一個獨特角度，加深對文學發(fā)表與出版制度的理解與把握。

“三審制”是我國規(guī)定并長期實施的審稿制度。出版總署于1952年10月頒布了《關于國營出版社編輯機構及工作制度的規(guī)定》，對審稿程序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其第五條第一款有言：“一切采用的書稿應實行編輯初審，編輯室主任復審，總編輯終審和社長批準的編輯制度。特別重要的書稿須經(jīng)專家審查和編委會討論，并經(jīng)上級領導機關批準。”第五條第二款規(guī)定：“書稿經(jīng)批準采用后，由編輯根據(jù)審讀意見進行加工修改（譯稿和需作重大修改的稿件退回著譯人自己修改）；經(jīng)編輯主任復核，總編輯簽字，然后交文字編輯和資料編輯進行語文的修飾，資料、數(shù)字和引文的核對，名詞和譯名的統(tǒng)一等整理工作；最后研究和決定書籍的美術設計及版式、開本、字體、紙張等技術設計，經(jīng)總編輯、經(jīng)理（出版部主任）會同簽字后發(fā)排。”[1]這一文件對編輯和出版流程都做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在某種意義上，“三審制”是民主集中制在出版領域的實施方式，既避免“一言堂”，又賦予總編和社長決策權，而權力與責任在對等中達到一種平衡。對于一些可能引起爭議的作品，編輯作為把關者，要對作品刊布后可能引發(fā)的輿情有所預見，要執(zhí)行政策履行程序，也要有為藝術負責的擔當和勇氣，在時代標準和個人趣味產生沖突時要做出正確的抉擇。

從編輯的審稿意見中，我們不僅可以了解不同時代的審稿標準，諸如政治標準、藝術標準和商業(yè)標準，還可以了解各種標準在實施過程中的具體情況。編輯作為責任人，必須對作品的政治傾向有明確的判斷，發(fā)表或出版政治上有問題的作品，編輯要擔負連帶責任。發(fā)表于《花城》的《春天的童話》（原稿名《今天的童話》），曾經(jīng)被《當代》退稿，此作在《花城》內部也有爭議，范若丁回憶自己當年在審稿單上寫的意見是不贊成發(fā)這個原稿，要發(fā)也要修改，他說自己不贊成的原因是“我擔心發(fā)表這個稿子會出事，我想保住《花城》這個陣地”，“我真心為李士非擔憂”，“小說主人公影射的原型太明顯了”，“我非常不贊成用小說泄私憤”，“我不喜歡遇羅錦的文風”。[2]《花城》編輯部為此專門在刊物發(fā)表了自我檢查《我們的失誤》，編輯們在刊發(fā)前認為作品必然引起爭議的地方在“感情范疇而不屬于政治范疇”，初衷是“就此開展評論以及不同意見的自由爭論”，但“對這篇作品的錯誤估量偏輕，對掌握‘雙百’方針的界限又放得過寬，以致鑄成大錯”；“經(jīng)過報刊批評，我們認識到，它不僅僅宣揚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且在政治傾向上也是不健康的”。[3]發(fā)稿前的意見是一種預判，發(fā)稿后的表態(tài)或喜或悲，都是對選擇的一種承擔。

在藝術品質方面，編輯應當對作品的優(yōu)劣高下有準確把握，但每個編輯有各自的喜好，對尺度的把握和審美趣味也有微妙區(qū)別，不同編輯對同一部作品的判斷可能會有戲劇性的差異，因此不少名著都曾有被退稿的經(jīng)歷。對于文學編輯的研究是一個比較生僻的研究領域，也是一個被忽視的有重要價值的學術領域。相對而言，對文學編輯的藝術趣味的研究，相關成果要多一些，在此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出版機構來說，并不是藝術品質高的作品就能面世，那些容易引起爭議的、在商業(yè)上風險偏大的作品往往會被放棄。這種在多種標準中尋找平衡的努力，使得編輯出版既有難度和挑戰(zhàn)性，又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也正因為這種復雜性，對審稿意見的研究也具備了一種內在的吸引力。

經(jīng)濟尺度對于文學的影響，文學學術界很少關注，一方面是覺得談錢俗氣，另一方面多數(shù)文學研究者對這一領域比較陌生。上世紀五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印制了一種“書稿定額稿酬質量單”，表格中有對著譯和編校質量的評價，更重要的是對稿酬等級的衡定。把書稿質量與稿酬標準掛鉤，讓藝術質量高的作品獲得較為豐厚的報酬，這體現(xiàn)了優(yōu)稿優(yōu)酬的原則。審稿意見有了特殊的“含金量”，經(jīng)濟杠桿成為調節(jié)文學生產的一種重要的管理手段。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直使用一種工作表格——“稿費審批單”， 表格內會列出詳細的付酬標準、稅率、稿酬金額等信息，還有簡明扼要的書稿質量評價、著譯過程介紹和版本信息。譬如草明的長篇小說《乘風破浪》，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租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型，人民文學出版社支付作者11萬冊的印數(shù)稿酬。1978年前后，在文學讀物普遍匱乏的背景下，不少省區(qū)的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和百花文藝出版社都向人民文學出版社租型，大量翻印現(xiàn)當代長篇小說尤其是紅色經(jīng)典。以《林海雪原》為例，上海文藝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和廣西、安徽、江蘇、吉林、浙江、四川等省的人民出版社都曾翻印，在當時成為一種獨特的出版現(xiàn)象。王佐良翻譯的《彭斯詩選》1985年版，編輯蘇福忠在“稿費審批單”的質量評價為“①質量較高。②修訂較大。”“譯本序”“大事年表”“舊譯”“新譯”的付酬標準不同，編輯列出了各部分的行數(shù)或字數(shù)，并以附頁的形式列出了舊譯及新譯篇目，文末有一段說明文字：“以上譯詩不付基本稿酬，只付40%修訂費，其余部分系新譯。”這類信息容易被忽略，但對于研究文學版本、文學版權、文學媒介的學者而言，卻是細致而重要的史料。進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市場效益成為文學傳媒機構遴選作者和稿件的重要標尺。一些文學叢書因為先期出版的作品賠錢，出版社中斷了出版計劃，對已經(jīng)進入編輯程序的書稿采取撤稿方式，在退稿意見中也明確表示無法承擔市場壓力，有些支付了象征性的退稿費，大多數(shù)沒有任何補償，約定的合同條款不了了之。

在橫向角度，同一家機構、同一個編輯在面向不同作品時的判斷，可以立體地呈現(xiàn)其編輯理念與編輯風格的不同側面。不同期刊社、出版社的審稿意見，其選稿標準的特點與差別，可以較為清晰地展現(xiàn)各自的價值立場與文學趣味。在縱向角度，從審稿意見的變化，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不同時期文學環(huán)境的變遷和文學風尚的轉換。五十年代初期的審稿意見，大多用繁體字豎寫，用毛筆書寫的較為常見。七十年代中期，審稿意見往往書寫在印有紅色語錄的稿箋上。八十年代以后，期刊和出版社的審稿單大都印制成表格形式，三審意見一目了然。進入新世紀以后，無紙辦公成為風潮，有不少傳媒機構開發(fā)了在線審稿系統(tǒng)，紙質審稿意見日益罕見，搜集到的一些紙質審稿意見往往寥寥數(shù)語，洋洋灑灑數(shù)千言的審稿意見似乎消失了。編輯和作者交換意見，書信的形式幾近絕跡，大都采用電子郵件、QQ、微信等在線形式。從書寫紙張、書寫形式的變化來看，潮流的轉換充滿了戲劇色彩，在方寸之間留下了清晰的時代烙印。

《林海雪原》《紅巖》和《白鹿原》都是歷史題材小說，《林海雪原》《紅巖》是革命歷史小說的代表作，《白鹿原》是新歷史小說的扛鼎之作。通過三部作品觀察歷史的角度、表現(xiàn)歷史的手法和歷史價值觀念的差別，再比較它們寫作過程和審稿意見的不同，我們能夠更為深刻地意識到具體的文學時空如何塑造特異的文學景觀。

《林海雪原》1957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當時作家出版社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曲波對初稿進行一次修改后，認為只讀過六年書的自己改起來吃力，期待得到編輯部的幫助。編輯龍世輝投入三個多月的時間，對書稿進行深度加工。初版面世后很快脫銷，反響熱烈。社長兼總編王任叔曾經(jīng)調閱書稿檔案，逐頁比對原稿和修改情況，看完后在原稿留下批語：“應該這樣改。”他還決定給龍世輝晉升職稱、增加三級工資的獎勵。1958年，《文藝報》《文學研究》發(fā)表的有關《林海雪原》的評論，總體上肯定其藝術貢獻，同時尖銳地批評其缺點。侯金鏡認為白茹“這個人物是失敗的”，“本來，在那樣緊張的戰(zhàn)斗環(huán)境里，對白茹這一少女初戀的感情，做那樣纖細的描寫，已經(jīng)成為結構上的贅疣了，何況白茹的精神境界，表現(xiàn)在愛情上的，又是那樣狹窄和卑俗”。[4]王爎熒更為直接地批評作品“近于神化”“富于巧合”“追求離奇”，“我還覺得《林海雪原》中關于愛情描寫的部分是有問題的。有了它，不但累贅，而且損害整部小說，給人不好的印象”，“這種‘水分’并不好，刪掉它對整個小說毫無影響，甚至還會更有吸引力”。[5]何其芳說：“不止一位同志對我說，他覺得少劍波寫得有些個人突出。”[6]這些集中指向愛情描寫和少劍波塑造的批評意見，確實給龍世輝造成了壓力。在1959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林海雪原》一書中，龍世輝除了訂正一些錯別字，重點刪除了關于少劍波和白茹之間愛情描寫的內容，第九章“白茹的心”刪除了一半多的文字，第二十三章“少劍波雪鄉(xiāng)萌情心”刪除的內容更多，第二十六章和第二十九章也刪除了描寫兩人情感互動的段落。有趣的是，龍世輝曾經(jīng)建議曲波在修改時增加愛情描寫的篇幅，在看到批評意見后又刪除了相關內容。曲波對此并不認同，1962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林海雪原》又恢復了龍世輝刪除的有關愛情描寫的內容。這一案例典型地反映出編創(chuàng)互動的戲劇性和復雜性，專業(yè)的文學評論和讀者反饋都可能改變作者、編輯的看法，影響作品的面貌。

根據(jù)編輯王維玲回憶，1960年6月羅廣斌、楊益言到北京住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領導邊春光主持召開座談會，兩位作者和江曉天、陳碧芳、王維玲參加座談。座談會上，出版社的修改意見包括四個方面：“一、改變作品的壓抑氣氛，充分表現(xiàn)出當 時全國勝利在望的形勢，在這個大背景下，反映‘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里的斗爭。”“二、肯定了表彰先烈，揭露敵人’的主題。要求作者集中筆墨塑造許云峰、江姐、成崗、齊曉軒等革命烈士的光輝形象。把許、江作為第一重點描寫對象 , 同時也不要忽略眾多的‘群像’， 把他們作為一個戰(zhàn)斗的集體，塑造出一批共產黨人光彩奪目的藝術彩雕。”“三、反面人物（主要是敵特人員) ，數(shù)量過多，要突出重點和主要的，在數(shù)量上要壓縮、刪減 。對叛徒甫志高的描寫，要深挖他靈魂深處的臟東西，寫出他的弱點和根源。”“ 四、 精心結構，巧妙構思，要在這上面下工夫。”[7]張羽整理發(fā)表了他與作者的通信，留下了珍貴的材料，他后來還撰寫了不少回憶文字，讓我們對從《禁錮的世界》到《紅巖》的寫作與修改過程有了詳細而深入的了解。[8]出版社和編輯提出的這些修改意見，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時代對文學的要求。一個時代文學的審美風尚是文學內外聯(lián)動、編輯作者協(xié)作的合力促成，因此，我們不應當片面強調或夸大某一方面的作用。

關于《白鹿原》的“鏊子說”和性描寫，有一些讀者和批評家頗有微詞。何啟治在1992年6月30日《當代》雜志的終審意見中有這樣的表述：“此作體現(xiàn)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歷史觀、革命觀。”“此作通過白、鹿兩個家族、兩代人的復雜糾葛反映國民革命到解放這一時期西安平原的中國農村面貌，也是準確而有深度的。”“作品的歷史觀和革命觀都不是概念的表述，而是通過活生生的藝術形象塑造和生動、形象的生活畫面來表現(xiàn)的。”“特別是小娥這個表面看似淫蕩而實際上并未泯滅人性的藝術形象也是成功的，值得注意的。這就牽涉到此稿的性描寫如何處理的問題。首先，我贊成此類描寫應有所節(jié)制，或把過于直露的性描寫化為虛寫，淡化。但是，千萬不要以為性描寫是可有可無的甚至一定就是丑惡的、色情的。關鍵是：應為情節(jié)發(fā)展所需要，應對人物性格刻畫有利，還應對表現(xiàn)人物的文明層次有用。自然，應避免粗俗、直露。試想，如果《靜靜的頓河》去掉了阿克西妮亞會成個什么東西？如果《子夜》刪掉了馮云卿送女兒給趙伯韜試圖以美人計刺探經(jīng)濟情報這段情節(jié)，又怎么樣？（這情節(jié)不但寫活了趙伯韜的狂傲，馮云卿的卑鄙，也寫出了馮女的幼稚和開放。）《白鹿原》的小娥就是個很重要的形象。她在鹿子霖挑唆下拉白孝文下水這一段性情節(jié)，就很能表現(xiàn)鹿子霖的卑鄙，白嘉軒的正直、嚴厲以及小娥和白孝文的幼稚和基本人性、為人態(tài)度等等，是不可少的情節(jié)。”[9]從何啟治的這些審稿意見中，不難看出他預判這部作品很可能引起一些誤解和爭議，為了保留作品在藝術上的完整性，既充滿激情又耐心細致地做說服工作。《白鹿原》隨后經(jīng)歷的一些波折，尤其是以修訂本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插曲，表明何啟治確有先見之明。

從《林海雪原》《紅巖》到《白鹿原》，一方面較為清晰地顯示了革命歷史小說與新歷史小說在生成背景、生產流程、藝術理念上的微妙差別，另一方面凸顯了身居幕后的編輯在文學生產中的重要性，他們將時代對文學的要求傳達、落實到文學生產的細節(jié)之中，其個人趣味、藝術理念、工作風格也會潛在地、局部性地影響作品的風貌。

綜上，審稿意見的史料價值是多方面的。它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文學作品編輯出版的具體過程，還是深入研究文學政策、文學制度、文學媒介、文學思潮的第一手史料。和一些功能單一的史料相比，審稿意見具有多層次的、立體的解讀空間，不管從微觀層面或宏觀層面切入，研究者從自己的角度出發(fā)，可能都會有所發(fā)現(xiàn)。

二、獨特的文學批評

關于文學批評的文體形式問題，近年批評界經(jīng)常會討論。現(xiàn)在最為常見的是學院體或學報體的文學批評，文中包含內容提要和關鍵詞，有不少時興的概念和格式化的引文，優(yōu)點是理論性較強，別扭之處是給日常的東西貼上陌生化的標簽，有點故意讓人看不懂的味道。現(xiàn)代作家和批評家時常采用書信、日記、批注等形式來表達對文學的看法，文體較為自由，形式比較活潑，現(xiàn)在已經(jīng)日漸稀罕。審稿意見是一種獨特的文學批評，它能夠改變、決定一部作品的命運，比通常的文學批評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審稿意見中不乏教條化的官樣文章，說的大都是套話，但也存在不少具有獨特價值的文學批評。

首先，文本細讀的典范。在當前的文學語境中，一些作家寫得太快寫得太多，一些活躍的批評家為了跟上節(jié)奏，閱讀和分析都難免草率，尤其對于那些動輒數(shù)百萬言的長河小說，一些批評家只能做抽樣分析，走馬觀花，可能連人物關系還沒搞明白，就給作品貼上了明晃晃的標簽。從這個角度來看，審稿意見在文本細讀方面具有示范意義。審稿意見都是針對具體的作品發(fā)表觀點，作出取舍，其評判是及物的、細致入微的，在語言和形式層面具體到字詞應用、語法規(guī)范、篇章結構、文體風格，在內容和價值層面涉及作品的題材類型、主題蘊含、思想傾向、情感世界。針對文本細讀的重要性，文學研究界多有討論。確實，如果不對文本進行反復的推敲，很難對作品、作家和文學潮流做出精準把握。

詩人楊牧的詩集《西部變奏曲》1997年由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首次出版。從原始的書稿案卷來看，1988年10月出版社就已經(jīng)簽署發(fā)稿單和征訂單，或許因為征訂情況不理想，推遲了九年才面世。由此可見，詩歌圖書出版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極為低迷，一線詩人也缺乏市場支持。征訂單上的內容介紹為：“這是引人注目的新邊塞詩派代表人物楊牧的自選詩集。共收詩作約50首。這部詩集富于濃郁的西部特色，粗獷、豪放，從中可以感受到詩人對邊疆地區(qū)深厚的愛。作品氣魄宏大，既富于情感也富有理性，對讀者有很強的感染力，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優(yōu)秀詩集。”這部詩稿的三審意見篇幅都較長，分析頗為細致。責任編輯奚躍華的審稿意見寫在出版社印有“審稿意見”紅字的專用稿紙上，寫了滿滿四頁紙。他對詩集四卷逐一評析，對楊牧的詩作有很高的評價：“我們從這些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詩人對西部地區(qū)深情的愛，并從這愛中體現(xiàn)出的，詩人對祖國的深厚的情。當然，這一切并不是表現(xiàn)為簡單的唱頌歌，而是表現(xiàn)為更深層次的精神寄托和一片赤子之情。詩歌在創(chuàng)作上，是以抒情結合思想闡述為主，不單純追求其一，他屬于思考型的抒情詩人，意象的選擇較為新穎、現(xiàn)代，時空的跳躍和意象的跳躍鮮明，因而詩的意境較深遠。可以看出，詩人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手法結合的環(huán)節(jié)上，處理得較成功。”尤其難得的是，編者敏銳地指出了作品的缺點。

這部詩集也有不足之處，主要表現(xiàn)在詩的煉句上，作品中常常有一些連續(xù)排比的句子，這些排比對詩情的抒發(fā)并不重要，因而顯得啰嗦、沉重，形式上也不給人以美感，又有一些句子過于拗口，如同繞口令，反復無窮，而效果并不好，這都給詩的完整性以損害。此外，盡管詩人在抒情與議論的結合上處理較好，但詩中說理的愿望仍然較重，因而使他的作品給人以清新不足而沉重有余的感覺。

另外，在《海西運動》一組詩中，關于“昆侖山”一節(jié)中有一個認識上的謬誤，即以往人們認為中國歷史上古老的昆侖山一稱就是現(xiàn)在的昆侖山，這是一個錯誤。現(xiàn)在經(jīng)學者從多方材料反復考證，認為歷史上的昆侖一詞，實為今天的泰山，因而詩人昆侖之詠犯有蘇軾詠黃石赤壁的錯誤，但這并非詩人的責任，因為我國學術界以前一直延用此誤，如果現(xiàn)在予以糾正，則整組詩均要撤下，而這組詩從創(chuàng)作上看，是此集的重頭作品，仍為較好的作品。正像《赤壁懷古》雖有錯誤，但仍不失千古絕唱一樣，這組詩也不妨原樣采用，因為藝術有其相對的獨立性。

為了保證這本詩集的質量，集中的《慘敗者》《玩蛇者》和《發(fā)現(xiàn)》我認為水平不高，應撤下。

編者還對原來的書名《海西運動》提出意見，認為“含意頗偏，建議改為《西部詠嘆調》《海西暢想曲》一類的名稱”，二審楊暉和三審宋文娜總體上同意初審的意見，二審建議書名改為“《西部詠嘆調》或《西部變奏曲》”。

當然，審稿意見也是魚龍混雜，有些意見字跡潦草，敷衍了事。這些年讀書界對書稿編校質量常有怨言，一些書刊錯字連篇，還不時會遇上抄襲、盜譯的出版物，出版領域確實出現(xiàn)了一些令人憂慮的現(xiàn)象。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和編輯行業(yè)一直有比較嚴格的行規(guī)，即使再粗心的編輯，如果不通讀作品，他肯定不敢發(fā)稿，萬一踩雷，砸掉飯碗都算是小事。

其次，有話直說。正因為編輯要負責任，審稿意見大都開誠布公，沒有那些虛與委蛇的彎彎繞，說真話是大多數(shù)編輯的職業(yè)習慣。當然，編輯也難免有傾向性，追捧名家是普遍的風氣，對可能熱賣的作品會格外優(yōu)待，可能因為與某個作者親近而說好話，還可能因為作者無名而慢待。但總體而言，審稿意見比較客觀，不會一味表揚，既會說出作品的優(yōu)點，也會指明作品的不足之處，較好地貫徹了魯迅所說的“壞處說壞，好處說好”的批評原則。編輯張小軍在俄羅斯作家列·別仁的短篇小說《我教小提琴》的發(fā)稿單上有這樣的評語：“譯者善于把原文較好地消化成中文，但添枝加葉處不少，以至有時畫蛇添足，弄巧成拙。把譯者添加的詞句全部刪掉了。此外譯文尚有一些毛病。已改。”譯稿刊發(fā)于《世界文學》1993年第1期，譯者曹國維。這份審稿意見在討論一份稿件的具體問題時，指出了翻譯界普遍存在的問題，處理也是干脆利落。這份寥寥數(shù)語的意見對于翻譯者和研究者來說，都能帶來有益的啟示。目前有一些文學評論含糊其詞，對于自己并不認同的作品也是態(tài)度曖昧，挖空心思找作品的優(yōu)點。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如果能夠像前面列舉的審稿意見一樣直言不諱，而不是遮遮掩掩，甚至明知是缺點還要贊譽有加，我想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不僅更有品格，而且能對文學發(fā)展發(fā)揮更大的促進作用。

很值得注意的是退稿意見的表達方式。大多數(shù)編輯為了不打擊作者的積極性，都會在退稿信中先說說遭到退稿的作品的優(yōu)點，然后會列舉作品的不足，說出退稿的原因。在我收藏的手寫的退稿信中，有一點情面不留的，告誡作者不要因為文學夢耽誤了自己的生活；也有編輯語重心長地對作者提出詳盡的指導意見，篇幅達到上千字。在統(tǒng)一印制的格式化退稿信中，表達都很委婉，一般都說稿件“不適合本刊（本報）”“請繼續(xù)支持”，這反而顯得有點漠然。

再次，多角度的文學對話。在“三審制”的框架中，面對同一份稿件，不同編輯既可能英雄所見略同，也可能看取問題的角度、個人趣味和把握尺度都有微妙差異乃至激烈沖突，這就使得翻閱審稿意見的過程有了一種特殊的魅力。

散文家石英有一篇散文《柳泉隨想》發(fā)表于《解放軍文藝》1982年第6期，編輯部的三審意見為：

游一處風景勝地，所見所聞所感皆成文章，這是名家的特點，本文即是如此。寫游覽蒲松齡故居，沒有驚人之筆，樸實無華，娓娓道來，間或有感而發(fā)，議論亦頗精彩，通過蒲與同代名人生前逝后衰榮之變遷，闡明了只有根植于人民的藝術，才是不朽的藝術，給人以很深的印象。但感覺，作為部隊刊物，這類作品是否顯得高深了一些，意義如何？實在拿不準？請閱。

小溫 31/3

旅游文章不少，此篇還有作者的獨特感受，他沒有簡單地復述故鄉(xiāng)的外在景象，而是說明時代、人民并不根據(jù)作者是否身居高位而評定作品，令人掩卷深思的，不足三千字的散文，有一得之見，不易，似可一用。

紀 4.6

文章還好，對蒲松齡的評價還是得體的。這類文章，好像不能列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散文，倒有點像隨筆一類的議論文字。不過，只要有一得之功，一管之見，于人有啟發(fā)，有教益，也可不拘一格。

對王漁洋似也不必過于貶低，就現(xiàn)在來看，王漁洋在清代文人中，還是有一席地位的。

吳 4.12

這份審稿意見挺有意思，三位編輯的審稿意見基本一致，但觀察問題角度各有側重，終審意見一方面倡導“不拘一格”，另一方面對《柳泉隨想》對王漁洋的批評有所保留，在當時的氛圍中識見不凡。

最后，簡明實用又保留個性的文體。審稿意見作為一種工作文本，總體上具有簡明實用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文學編輯都在業(yè)余從事創(chuàng)作、翻譯或批評，具有不俗的文學才華。因此，他們的審稿意見在作出文學判斷的同時，展示了自身開闊的眼界和別具一格的文字風格，顯示出鮮明的個性色彩。

呂德安的長詩《曼凱托》刊發(fā)于《大家》1995年第3期。責任編輯韓旭的審稿意見是一篇精致的詩評，文本解讀精細，視野開闊。

進入90年代以來，一度熱鬧的“第三代詩歌”趨于沉寂。然而一部分詩人則在這種沉寂中繼續(xù)探索、完善、前進，逐步走向成熟。

我以為，呂德安的《曼凱托》是這個成熟過程中產生的重要作品之一。長詩討論的主題是生命的意義和死亡的問題，作為“第三代詩人”的主要詩人之一，呂德安用自己的方式對這個“永恒的主題”進行了非常詩性的追問和展示。

詩人選擇“曼凱托”這一多民族美國小鎮(zhèn)為背景，以一位平凡的華人老人“孫泰”為“抒情主人公”，通過對“孫泰”一生的抒情描寫和他的死的凝想，追問在“死亡”這一不可避免的結局面前，“生”應該如何認識。詩人沒有簡單地得出一個形而上的結論，而是在一系列富于詩意的對日常生活的觀照（原文為“關照”）中，將生命的美與尊嚴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長詩技巧成熟、多樣，既追求樸素又大量運用“隱喻”（如“海”往往代表死亡的虛幻境界、話語世界等）、象征，既探討形而上學問題又關注形而下的意象。它沒有以某種“理論”支撐詩作（像當前許多詩人那樣），而以感悟面對事物，這一點尤為可贊。長詩詩意充沛、優(yōu)美流暢。我刊94年發(fā)表了于堅《〇檔案》、翟永明、西川、丁當?shù)取暗谌敝匾娙说拇碜鳎研纬奢^全面展示他們藝術進入成熟期創(chuàng)作的規(guī)模。呂德安是第三代“名將”，《曼凱托》在流傳中（作于92年）已有口碑，我以為很值得推出，以完善、擴大我們詩歌展示范圍。建議發(fā)稿，當否請批示。

韓旭 95.3.9

韓旭的這篇審稿意見視野開闊、觀點精辟、表達精煉、文辭流暢，稱得上批評的美文。我個人尤其看重這類文字的文體價值，這類文字不穿鞋戴帽，沒有堆砌概念的晦澀，篇幅不長，心口合一，態(tài)度明確，說到優(yōu)點時擺事實，不云里霧里講空話，說到缺點時就像點穴一樣直擊痛處，不繞來繞去說車轱轆話。如果對照這些審稿意見，翻閱當代文學史上那些重要的編輯家的批評文字，也能發(fā)現(xiàn)不少有趣的話題，譬如編輯職業(yè)對其批評文體的影響。當然，過度強調創(chuàng)作主體的職業(yè)習慣對其創(chuàng)作、批評的影響，可能會有所偏頗，但無視這一點，得出的結論也容易有偏差。而且，學術界對“編輯的批評”的研究是一個薄弱環(huán)節(jié)，有較大的拓展與挖掘空間，亟待加強。

唐浩明的長篇小說《曠代逸才》第一卷刊發(fā)于《大家》1994年第5期。主編李巍作為責編的審稿意見為：

楊度富于傳奇性的一生，歷史對其有褒有貶。但他真心希望中國獨立富強，直到晚年加入共產黨。

《曠》稿，是作家唐浩明繼《曾國藩》后的又一力作。全書分五卷，此為第一卷，主要寫楊度在老師王闿運的教導下，習“帝王之學”，為拯救中國所作系列準備中的一頁。

小說文體優(yōu)美，故事性強，場面大，人物多，線索分明，可讀性強。應該說，較《曾國藩》，此稿有進步。

建議發(fā)《大家》第五期，請楊副總編批示。

另附《關于楊度》一文，也可發(fā)在小說后作。

這份審稿意見寫得簡明扼要，把關鍵問題和盤托出，點出了此稿的重要性，表達講究策略。此外，這段文字還有另一種價值，即反映了出版社主辦期刊審稿制度的差異性。大多數(shù)各級作家協(xié)會、文聯(lián)主辦的機關刊物，主編是終審人，但不少社辦期刊的終審人往往是出版社的分管領導。在當代文學期刊的發(fā)展史上，社辦期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像《當代》《十月》《花城》《小說月報》等刊物都是主辦的出版社的一扇開放的窗口。

三、有待開拓的學術空間

21世紀以來，文學史料研究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新熱點，這既是推動當代文學走向歷史化的基礎工程，也是對數(shù)字化時代紙質史料被大規(guī)模銷毀的現(xiàn)實狀況的回應，能夠被納入數(shù)據(jù)庫的史料畢竟有限，挖掘與搶救史料迫在眉睫。另一方面，確實存在一種為史料而史料的傾向，史料研究偏重文學外圍的學術姿態(tài)也受到一些批評，犧牲審美性的代價導致文學研究向歷史學研究靠攏。而審稿意見貼近作家作品，有詳細的版本信息，一些再版本或修訂本的審稿意見對版本變遷有詳細交代，對于研究者重新解讀文本不僅有審美的提示，也有文化的啟迪。細讀近年出版的當代文學史教材或專著，不難發(fā)現(xiàn)版本混亂的現(xiàn)象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不少教材是集體編著的成果，同一部學術著作中不同作者依據(jù)或引用的同一部作品居然不是同一個版本。現(xiàn)在越來越多年輕學者習慣使用電子數(shù)據(jù)庫，轉引的現(xiàn)象日益普遍化，有些專著引用魯迅的一篇雜文，居然出自三個不同的版本。也就是說，要深化當代文學史研究，史料意識的強化必不可少，作家作品研究或文學的審美分析也要有扎實的史料支撐。不容回避的是，在當代文學史料挖掘與研究領域，作品史料的相關工作較為薄弱，亟待進一步強化。當然，這也受到現(xiàn)實條件的限制，像作品手稿、審稿檔案的獲取都很困難。如果有一批學者同心協(xié)力，獲得作家、編輯的支持，日積月累，一定會有新的創(chuàng)獲。

和通常的文學批評、文學史料不同的是，審稿意見包含的信息更為豐富而復雜。其一，審稿意見以稿件為評價對象，包含對作者思想傾向、藝術趣味的判斷，還會牽涉到對目標讀者的定位與分析，這就為我們開啟了一個觀察作者、編者、讀者三邊互動方式的窗口。其二，審稿意見是研究作者的創(chuàng)作過程以及從稿件到出版物的編輯加工過程的原始材料。近年有一些學者進入文學編輯史和文學出版史研究領域，陸續(xù)有成果問世，依據(jù)的大多是作者、編者的回憶文字或口述材料，這類研究固然有其自身的價值，但缺少原始材料作為佐證，所謂的“史”就顯得有點單薄，因為二手材料難免有失真之處。由此可見，對審稿意見等原始材料的搜尋、挖掘與研究顯得迫切而重要。其三，審稿意見是不同場域力量在扭結、博弈中達成妥協(xié)、平衡的結果，置身于媒介場的編輯聯(lián)通了政治場、社會場、商業(yè)場和文學場，扮演了信使的角色，既執(zhí)行行業(yè)的制度和規(guī)范，在維護大局的前提下尊重作家創(chuàng)作，也通過創(chuàng)作向時代傳遞一種文學的反饋與回應。審稿意見一方面緊貼文本，牽涉作品的文字、形式、結構、主題、題材、風格等內部要素，另一方面是在當時文學政策、文學潮流、文學制度、媒介風尚的合力共同作用下的產物。也就是說，審稿意見聯(lián)通了文學的內部世界與外部環(huán)境，對這類史料的深入開掘與合理使用，有利于將文學文體、語言、思想、風格的內部分析融入外部的文學制度與文學媒介研究，同時拓展文學的藝術分析的視野，擺脫在封閉、靜態(tài)格局中進行形式探究和技術分析的惰性，在更為開闊的時空中審視多種力量交互影響下的文學藝術動態(tài)的嬗變。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與審稿意見有關的書稿資料譬如選題計劃、編讀往來書信、修改稿本、外審意見、讀者來信等等，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雜志社、出版社現(xiàn)存的書稿檔案資料和散落民間的相關文獻能夠被充分利用，不少觀點可能都會被修正或完善，當代文學研究的面貌一定會有較大幅度的改觀。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年輕學人嚴重依賴中國知網(wǎng)、超星讀書、讀秀等電子數(shù)據(jù)庫，紙質文獻基本不看。我不止一次在碩士生、博士生招生面試時，遇到考生說錯了作品中的人名，他們還很自然地說瀏覽的是網(wǎng)上的版本，人名就是這個樣子，估計掃描時發(fā)生了識別錯誤。像審稿意見這一類原始文獻，再過幾十年，未來的學人估計根本無暇理會這些陳年廢紙，而且這些材料在時間魔力的腐蝕下，很快就會灰飛煙滅。做當代史料研究很像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里馬孔多小鎮(zhèn)上的人們，試圖通過貼標簽的方式來抵御健忘癥，遺憾的是最終連文字的意義也記不得了。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也具有了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堂吉訶德大戰(zhàn)風車的悲劇性。

當代文學史上的絕大多數(shù)公開發(fā)表、出版的作品都有審稿意見，但我們目前看到的審稿意見寥寥可數(shù)。對于一些重要作品被退稿的經(jīng)歷，作家與編輯交惡的前因后果，大多數(shù)文學史著述依據(jù)的往往是作家的說法，缺乏可靠的證據(jù)。相對而言，編輯往往處于比較被動的位置，一些話不好明說，有苦難言。對于研究當代文學的傳播接受、制度變遷來說，審稿意見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尤其對于當代文學史上具有經(jīng)典意義的作品，審稿意見更是彌足珍貴，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作品面世的過程與背景，掌握編創(chuàng)互動環(huán)節(jié)的細節(jié)與效果。審稿意見的披露不太可能影響一部作品的文學史定位，但可以補充、豐富和完善當代文學史的史料庫，使得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描述更加扎實而沉穩(wěn)。事實上，由于已經(jīng)公開的審稿意見數(shù)量極少，審稿意見基本沒有進入當代文學研究者的學術視野。目前在回憶文章、學術論文或著作中被提及的審稿意見，往往是一種碎片性的存在。也就是說，只有對審稿意見進行系統(tǒng)化、歷史化的研究，審稿意見背后的文本法則、評價體系、制度變遷、文學潮流轉換才能被立體地揭示出來。在紙質審稿意見越來越稀罕的背景下，這是一種亟待挖掘、搶救的特殊文獻。因此，期待有更多整理、研究審稿意見的成果問世，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夠從審稿意見中發(fā)現(xiàn)新的線索與新的啟示。如果有足夠的原始史料作為支撐，研究方法得當，當代文學審稿意見研究不僅能夠為我們開啟一扇觀察文學流變的新窗口，而且可以揭開塵封已久的別樣的歷史記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發(fā)展史”（項目編號：18ZDA266）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關于國營出版社編輯機構及工作制度的規(guī)定》，文化部出版事業(yè)管理局編《出版工作文件初編1949-1957》，文化部出版事業(yè)管理局1958年版，第152頁。

[2]范若丁：《編輯部內外》，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頁。

[3]本刊編輯部：《我們的失誤——關于<春天的童話>》，《花城》1982年第3期。

[4]侯金鏡：《一部引人入勝的長篇小說》，《文藝報》1958年第3期。

[5]王爎熒：《我的印象和感想》，《文學研究》1958年第2期。

[6]何其芳：《談<林海雪原>》，《文學研究》1958年第2期。

[7]王維玲：《邊春光與<紅巖>》，《中國圖書評論》1990年第2期。

[8]張羽：《<紅巖>成書之前》，《編輯之友》1986年第3期；張羽：《格子上的銘文——回憶和羅廣斌共同修改<紅巖>的日子》，《編輯之友》1988年第1期。

[9]何啟治：《﹤白鹿原﹥檔案》，《出版史料》（第3輯），開明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