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今天，信息爆炸，文化多元。如何能在人生海海、日新月異、眾聲喧嘩的時代，不被湮沒，發(fā)出有辨識度而又充滿愛的聲音？文學寫作，無疑是值得嘗試的重要途徑之一。

文學和女性聯(lián)系在一起，通常都會獲得極大的關注。而這關注，竟然是因為，時代的進步和女性性別公共意識的落后形成的巨大反差。當代女性意識和女性精神，顯然在大量廣泛傳播的一些作品中，被扭曲、被篡改。

所以，重提女性文學，重視向經(jīng)典學習，非常必要。只有一代代女作家真正成長起來，才有可能用作品的實踐與實績，戳破關于女性觀念的錯誤傾向，為新時代女性的健康成長加油鼓勁。

為了表述方便，我們姑且按照年代把出生于1960年代，成名于1980年代的女作家稱為“60后”，盡管她們中的每一個都是獨特的。她們?yōu)槭裁茨鼙３滞⒌膭?chuàng)造力，為什么能夠成為新時期后第一批經(jīng)典作家呢？我們在這里選取了鐵凝、王安憶、遲子建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來思考這個問題。

正視“女聲”:接受差異，成全優(yōu)勢

“60后”女作家們在寫作中，或顯或隱地透露出她們作為女性的特質(zhì):細膩、敏感，容易感知美。她們普遍意識到性別差異，注重開采女性性別資源，將女性特質(zhì)打造成寫作優(yōu)勢。

正因為女性柔弱，才更有情感表達的需要；正因為女性的敏感和細膩，才更有洞察情感能力。所以鐵凝的《哦，香雪》《玫瑰門》《大浴女》既精確細膩，也能涵蓋幾個社會歷史階段的真理。所以遲子建《北極村童話》《額爾古納河右岸》既可以寫出憂傷與深情，也可以呈現(xiàn)自然、人性和民族的幽深。

她們用女性特質(zhì)，重新把人類的多重意蘊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不僅如此，她們用女性擅長的情緒流貫穿到每一個文字，讓孤獨的文字自由地待在舒適的距離，為讀者靈魂的進入溫柔地空出位置。因為女作家們滿懷智性的情感交流，讀者與作者才更容易在紙上交流。于是，大主題的精準把握“大而得當”了，小日子的細膩洞察“小而有力”了。這大與小因為真情流露，契合得讓人舒服。

當然，女作家們寫作之初也許并沒有刻意強化女性意識，但卻都在不經(jīng)意間，不約而同地將女性作為表達核心思想的主人公。比如王安憶的“雯雯”，遲子建的“燈兒”。可貴的是，優(yōu)秀的女作家往往能夠在多年寫作過程中，漸漸確認出寫作的女性意識，慢慢超越有偏見的單性別視野。遲子建曾在《寫作的秘密》中談到她一開始并沒有強烈的性別意識，“不知不覺間寫出了以女性視角為主的系列作品”，這就是她女性意識的成長。其實，認識世界，都是為了認識自己，當然也包括認識自己的性別。

相反，很多女作家一開始就不認可女性寫作，自我否認，甚至全盤學習男作家的表達方式。這不僅容易失掉自我表達的獨特性，也容易失掉作品多重腔調(diào)合唱的機遇。畢竟，生為女性，完全摒棄女性特質(zhì)來為人為文，一定不是處理性別和寫作的最佳方式。

重視“環(huán)繞聲”：冷對思潮，理論自覺

“60后”作家成長在改革開放時期，文藝界思想活躍。特別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思潮依次經(jīng)歷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個人化寫作”等流派。這個時期，世界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也正如火若荼展開，女性主義思想也在國內(nèi)引發(fā)了思考和論爭。

在思潮和論爭中，王安憶“尋根”《小鮑莊》，主動融入思潮，實踐思潮，但很快從思潮寫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寫作方向。鐵凝和遲子建將尋根、寫實、反思、先鋒等思潮作為思考和寫作的內(nèi)容和技巧，潛伏在各個文本。比如，鐵凝的《大浴女》中專門敘述批斗未婚卻生下孩子的女老師，寫出了作家對人性的反思。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通過年近九旬的酋長女人身份，敘述鄂溫克族人在山林打獵、遷徙、生兒育女，其中代代傳承的習俗和文化，寫出了對自然與文明的反思。

她們或直接參與，或化用思潮中的理念，冷靜地對待、運用和反思，而非全盤接受，逐漸形成了成系統(tǒng)有個性的理論。王安憶的理論書《小說家的十三堂課》集中梳理了她對小說的思考，散文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集中呈現(xiàn)了她對性別和城市發(fā)展的思考。鐵凝散文集《女人的白夜》有專章來討論文學與寫作。遲子建更是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來梳理她各個時期寫作的思維。

我們應該重視作家，特別是女小說家們的散文隨筆。她們熱衷于在虛構之外，用“非虛構”的筆法持續(xù)分階段地討論女性寫作的各種趨勢。

所以，思潮成為她們形成理論和反思理論的痕跡，理論成為她們構建自我和突破自我的燈光。這種自覺，讓她們的寫作逐漸走向了更寬廣領域。

重視“愛的變調(diào)”:立足地域，轉場深入

重視地域性，不斷轉場跨域，是“60后”女作家寫作的特色。

首先，地域性塑造了女作家。王安憶的“上海”，遲子建的“雪國”。她們讓作品在這些特殊的地方發(fā)生，投放進個人早年的生命體驗，讓這方水土孕育出具有特殊氣質(zhì)的文字。家鄉(xiāng)是她們最熟悉的地方，所以她們最先寫。她們在文字中奔跑，牽著生養(yǎng)她的那朵地域風箏，若即若離，彈性十足，個人經(jīng)驗和情感輕松自在的來去。

故鄉(xiāng)之后，才是他鄉(xiāng)，總要去外面的世界。“60后”女作家對地域性的發(fā)展，具體表現(xiàn)為不停地轉場。轉場，簡單來說，就是變換生活的地點。如果一個人長期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容易產(chǎn)生把自己待的地方當作世界中心的自大，對地域的思考容易陷入誤區(qū)。這一代女作家，大多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跨地域生活經(jīng)歷。她們從熟悉的地方到陌生的地方去，獲得了重新審視自我和故鄉(xiāng)的機會。如果沒有安徽、蚌埠的鄉(xiāng)村生活和上海的弄堂經(jīng)歷，王安憶的上海不會搖曳多姿；如果沒有城市哈爾濱和鄉(xiāng)土北極村，也很難想象遲子建筆下雪國的生動；如果沒有冀中鄉(xiāng)村生活經(jīng)驗的積累，沒有北京胡同文化的碰撞，鐵凝的城市與鄉(xiāng)村，不會有那么貼近真實。

轉場，除了地域的跨越，更是思維的深化。這種思維的深化，具體表現(xiàn)在方言的使用上。女作家們在人們的語言中洞悉了他們的日常思維和集體思維。比如，鐵凝在短篇《小格拉西莫夫》中用方言講笑話表現(xiàn)當?shù)厝诵υ捓镉型诳嘁灿凶詰M。讀者在閱讀到這個部分時，不僅能感受到當?shù)厝说纳屏寂c幽默，還能體驗到這些人的慚愧與反省。不同地域的語言，帶給女作家們不同思維的轉換。

轉場，跨越地域，使這批作家跳出狹隘的地域主義，鄉(xiāng)土抒情性寫作加入了多重的理性關照。王安憶可以寫傳統(tǒng)意味深長的《長恨歌》《考工記》，也可以寫出《我愛比爾》，在東西方文化積累碰撞中，暴露了人性光芒和陰暗。如果沒有出國學習的經(jīng)歷，也許她就沒有那么強烈的民族在場感和疏離感，也就不可能一次次通過寫作，把這在場感和疏離感調(diào)和得能夠自由出入現(xiàn)代商業(yè)資本河流，浸透人性的荒野，滋長出生命的花草樹木。

地域視野的多重性、流動性，為她們的寫作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她們的作品，質(zhì)樸或絢爛，卻不約而同地因轉場的跨越總結了復雜多變的經(jīng)驗，在間隔過的山山水水、分裂隔閡里注入了個人情感和智慧體驗，讓一個個眾所周知的文字和事實通暢地流向美妙的文學之海。

重視“聲音層次”：職業(yè)精神，角色演繹

職業(yè)拓寬眼界，角色演繹深度。這一代女作家，基本上都有大量社會實踐的經(jīng)驗積累。她們做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她們當編輯做工人，她們做導演跳芭蕾，她們當醫(yī)生做教師……不同的職業(yè)生活體驗，增加了她們的人生閱歷，同時也豐富了她們的創(chuàng)作題材。這些職業(yè)經(jīng)驗，讓她們有了接觸、感知和刻畫大時代的機遇。比如王安憶，她做過鄉(xiāng)下知青、教師、留學生、雜志編輯等等。在不斷的摸索和實踐中，她才終于找到了自己的寫作立場。

她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一開始都并不是職業(yè)作家。職業(yè)生涯的專業(yè)化，讓她們更能夠用所在專業(yè)的眼光觀察世界。這些經(jīng)歷，讓她們生命經(jīng)驗的外延得到擴展，并隨時與時俱進。即使后來成為職業(yè)作家，也不會遺失那種深入過社會領域的敏銳度。大量女性職場人在社會立足，也給她們和文學都提供了新的思路，性別的力量涌動，將女作家創(chuàng)作推向了社會公共領域的前排。公共領域開始以女人的眼光打量這個世界。

“60后”女作家，除了有因職業(yè)拓寬了眼界，還有因女性角色轉換得來的深度。寫作對于女性來講，是分年齡的。成名之初，她們大多數(shù)寫過青春少女形象。這些少女形象，是女作家們個人青春的記憶與感知。然而，不可能永遠是少女，也不可能一輩子只寫少女。所以，鐵凝有了尹小跳，王安憶有了米尼，遲子建有了趙小娥。她們讓筆下的女人戀愛，用兩性經(jīng)驗來思考兩性之間的沖突與和解，試探個人與他者之間的可能。

她們用母親形象，來鏈接一切關系。女人的身體，是被自然選中的盛放生命的器皿。母子之間，恰似文本互涉，孩子就是母親一生努力與否的證據(jù)。作家得以以女兒身份回看父輩，以父母名義展望未來。于是，鐵凝透過司猗紋看母子之間權利的爭奪，王安憶寫下與女兒爭美的母親王琦瑤。她們在文章內(nèi)外成家立足，在前輩的指引和內(nèi)心的選擇下，探索女主人公們?nèi)绾翁幚硭齻兣c自我、家庭、事業(yè)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所以，看鐵凝的《玫瑰門》要看那玫瑰的刺，看王安憶的《長恨歌》要嗅一嗅時代的味，聽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要領略族群和民族的生命力。通過家庭角色的轉變，她們有筆力寫出情境化的小品，也能駕馭史詩般的作品。

青年女作家應該向“60后”女作家學習什么

反觀當下，有些青年女作家，寫作多年卻難以突破窠臼，并未形成代際經(jīng)典作品。是不是她們過于簡單的角色和身份經(jīng)歷，養(yǎng)成了她們從紙上來又到紙上去的固化思維？是不是她們過于簡單的角色和身份，讓她們無法練習生活和文化的轉化？是不是她們過于依賴網(wǎng)絡和消費文化，而沒有積累到足夠多面對面交流的經(jīng)驗，而失去了觀察人性和社會的契機？是不是她們?nèi)狈Σ蹲锦r活多元的生活細節(jié)的機會和加工各類素材的能力？我們不得而知，只能對她們抱以熱切的期待。

當然，并不是要求作家必須有每個角色和職業(yè)的實踐，但是起碼應該珍惜個人已有的角色和實踐，并像銀匠一樣悉心錘煉筆下的文字。如今的年輕女作家們，不是沒有能力占有豐富的素材，而是缺乏珍視自己人生階段經(jīng)歷的勇氣和智慧。如果沒有對兩性閱歷的思考而只有懵懂草率的性經(jīng)驗，沒有珍視家庭閱歷而只有盲目的獲取平庸的經(jīng)驗，那么，只是掌握了部分文字的真理就容易陷入淺薄和偏激，容易錯過人性中普適性的價值意義的發(fā)掘。

如果所有熱愛文字的人都能珍視性別力量，珍視生活經(jīng)驗，步履不停地寫到天荒地老。那么，年輕的作者和讀者，即使成不了專業(yè)作家，也能獲得微微張開隱形翅膀的力量，那就是成長的力量。

（申紅梅，女，文學碩士，現(xiàn)居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