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發(fā)展到盛唐，聲律、風骨俱備，正式踏入黃金時代。作為盛唐最杰出的詩人之一，李白長期游離于政治中心長安，直到天寶元年（742年），時年42歲的李白奉召進京，出任翰林待詔。所謂待詔，其實就是唐玄宗的文學侍從，屬于閑職。這與李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遠大志向有著不小的差距。臨行前，李白寫下《南陵別兒童入京》，高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一吐胸中的郁積。多年的奔走干謁終于敲開了朝堂的大門，李白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詩壇的新寵，“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任華《雜言寄李白》）兩年多的長安歲月，李白留下了眾多的奇聞軼事，如金龜換酒、飲中八仙、力士脫靴、醉草嚇蠻書等等。這些為他贏得了“謫仙人”的稱號，其灑脫不群、才華橫溢的形象也深入人心，成為后世對詩人李白的主要認知。

在詩文中，李白塑造了一個豐富多彩而又獨一無二的自我形象。首先，他是一個俠客，“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與韓荊州書》），他時常稱頌自己的豪俠之舉，“結發(fā)未識事，所交盡豪雄。”（《贈從兄襄陽少府皓》）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李白回憶起在揚州接濟落魄公子，散金30萬的壯舉，自豪之情躍然紙上。在李白詩作中，有許多刀、劍、酒等與俠客相關聯(lián)的詞語，而最能體現(xiàn)其俠客情結的，當屬《俠客行》。其次，他是一個高士。李白曾在終南山、嵩山、廬山等地隱居。隱士的身份，為其被玄宗征召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也賦予了其詩作清麗的色彩。“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山中與幽人對酌》）這是醉后隱士的真率；“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問答》）這又是隱逸的妙趣。最后，他是一個道教徒，同時也是一個積極入世的圣賢。天寶三載（744年），李白被“賜金放還”，離開了長安。所謂“賜金放還”，往往用在佛道人士身上，而李白也在“詔令歸山”的當年在齊州授道箓，成為一名正式的道士。道教信仰，一方面豐富了李白詩歌創(chuàng)作的題材，如其詩集中諸多寫服食煉丹的詩，以及與道教人士的唱和；另一方面也極大地豐富了李白詩歌的想象空間，如其詩中想落天外的夸張。作為一個道教徒，李白并不曾在道教教理教義上有任何闡發(fā)，而作為一位士人的他，則繼承和發(fā)揚了正統(tǒng)詩學主張。在《古風·其一》中，李白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詩學觀念，稱“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說“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在詩學上主張復古，并將孔子“文質彬彬”的文學主張作為信條。陳貽焮先生認為；他最主要的理想，是為帝王輔佐，使寰區(qū)大定，海縣清一，然后才遂其隱逸出塵、成為高士甚至神仙的浪漫理想。（《唐詩論叢》）

在詩文中，李白塑造著一個境界開闊的盛唐時代。李白好游歷名山大川，少年時代，李白即遍訪蜀中戴天山、大匡山、峨眉山等。24歲時，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上安州裴長史書》），他說自己“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廬山的瀑布、天姥山的云濤，還有敬亭山的獨坐，金陵酒肆的送別和黃鶴樓下的“孤帆遠影”等等，經(jīng)過李白的“俊賞”，這些景致經(jīng)歷了詩意的改造，具備了別樣的文化品格。李白天性豪爽，交游廣泛，盛唐人物也在他的詩中得到了永生。其中，既有大詩人，如杜甫、高適、王昌齡、孟浩然。“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表達了對杜甫的真摯情感；“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寄托著對友人的關切。同時，還有一些普通人或方外之人，有名有姓者如汪倫（《贈汪倫》），有姓無名者如五松山下的荀媼（《宿五松山下荀媼家》）；方外之士如戴天山道士（《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蜀僧濬（《聽蜀僧濬彈琴》）。這些名不見經(jīng)傳的人物，從李白的詩中走來，或淳樸，或真誠，仙風道骨、琴藝高超，帶來那個時代的風物人情。李白的詩雖不及杜甫“詩史”的美譽，但對時事與民生也多有關注。寫戰(zhàn)爭的，有“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的哥舒翰，有“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古風》其三十四）的南詔之役；反映民間疾苦的，如反映纖夫勞苦的《丁都護歌》，以及被郭沫若稱為“歌頌冶礦工人為宜的一首”《秋浦歌》其十四。至于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游子和思婦這兩大敘事母題，在李白詩中也隨處可見，如《靜夜思》《春思》《子夜吳歌》等。林庚先生說“李白是歌唱了盛唐時代的”（《唐詩綜論》），在李白的詩中，我們既能真實地看到那時的人和那時的物和那時的事，我們同樣也能感受渾厚與雄壯的盛唐氣象。

在同時期的詩人中，與清淡的王維、沉郁的杜甫相比，個性張揚的李白更能體現(xiàn)盛唐的時代特征。首先，盛唐是一個自信的時代。李白的自信，是平交王侯、指斥人生的豁達。這種自信，即便是請求別人的幫助，也要夸耀自己“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與韓朝宗書》）這種自信，是面對世人的不理解時，還堅信“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上李邕》）其次，盛唐是氣勢磅礴的時代。李白的詩歌，無論是形式還是語言，都體現(xiàn)出不拘一格的氣勢。奇崛者，如《蜀道難》；境界全開者，如《渡荊門送別》中的“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而千古名篇《將進酒》《關山月》則在時間和空間上任意穿梭。再次，盛唐是一個積極向上的時代。李白詩歌的最高成就在歌行體，他常以此類詩歌抒寫世路艱險與懷才不遇，如《行路難》《將進酒》《梁甫吟》等。作為樂府舊體，《行路難》往往用以書寫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苦悶，如鮑照的《行路難》二首。李白詩中，雖然也有“拔劍四顧心茫然”的躊躇和“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苦悶，然而在詩歌的結尾處，李白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為自己、為這個時代尋找到了一條成功之路。

說不盡的“詩仙”李白，折射出的是道不完的盛唐氣象。文學創(chuàng)作，只有與時代主題緊密結合在一起，其作品才能稱得上是經(jīng)典。在盛唐文化的浸潤下，盛唐詩人既寫邊關塞漠，也寫山水田園，從廟堂到江湖，全方位地展現(xiàn)著時代的風采。作為盛唐詩的杰出代表，李白自覺承擔起鼓手的角色，書寫和建構了他眼中的盛唐，為后人留下了美好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