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筆者新發(fā)現(xiàn)林語堂致謝冰瑩佚簡兩封，現(xiàn)有的各種林語堂選集、文集乃至全集均未見收錄，林語堂年表或年譜也未見提及。林語堂在其中一封信中似有否認自己曾經(jīng)用過“宰予”“豈青”等筆名之意。經(jīng)筆者查證，“宰予”確為林語堂筆名無疑，而“豈青”則并非林語堂的筆名。

關(guān)鍵詞：林語堂、謝冰瑩、宰予、豈青

謝冰瑩曾在林語堂逝世一年后為悼念林語堂寫了一篇散文《憶林語堂先生》，文中抄錄了林語堂寫給她的兩封信。這兩封信在現(xiàn)有的各種林語堂選集、文集乃至全集中均未見收錄，林語堂年表或年譜也未見提及。雖偶有林語堂評傳及相關(guān)硏究論集提到謝冰瑩這篇悼念文章，但也未注意到這兩封信及其所隱含的重要信息，特別是其中一封信關(guān)涉到林語堂的筆名問題。

林語堂作為名滿天下的現(xiàn)代著名作家他的筆名如毛驢、宰予、宰我、豈青等也頗為世人所知。在眾多與之相關(guān)的傳記年譜、研究論著、散文選集、文學史教程、名人辭典乃至筆名索引等書籍中，均不乏一一列出這些筆名的簡介。如《林語堂年譜》《林語堂學術(shù)年譜》《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變奏〈論語〉半月刊及其眼中的民國》《二十世紀中國散文精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民國文學史研究》《民國文化名流百人傳》《中國社會科學家辭典》《中國近現(xiàn)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民國人物別名索引》《中國現(xiàn)代作家筆名索引》等。但在謝冰瑩抄錄的林語堂給她的回信中，林語堂似有否認自己曾用過這些筆名。是上述這些“簡介”都在以訛傳訛，還是林語堂老年記憶有誤？下面筆者先照錄這兩封信的內(nèi)容，再加以釋讀和考證。

一、林語堂致謝冰瑩的兩封信

（一）1939年9月5日致謝冰瑩函

冰瑩：

你自稱小兵，實我對你們小兵只有慚愧。新著小說木蘭名 Moment in Peking《瞬息京華》，即系紀念前線兵士。此書系以大戰(zhàn)收場，暴露日人殘行（販毒走私奸淫殺戮），小說入人之深，較論文遠甚。弟在國外，惟有文字盡力而已，余不足道，打勝仗還是靠諸位小兵。已囑諸女寄上《吾家》一書，奉呈左右（妝次！）。照片越多越好，以便選用。材料以探兒；第四次逃奔；在日本入獄為重要材料，隨時寄來得及。貴團體活動情形照相亦可寄來，希望明春在昆明見面。祝你康健！

弟語堂九月五日

時賜來信為何

謝冰瑩文中給這封信做了兩個注釋，一是“貴團體活動情形照相”注釋為“指我所率領(lǐng)的‘湖南婦女戰(zhàn)地服務團’在前方工作情形”；二是最后說明“林如斯女士及語堂先生原函墨跡，我在本刊第十八卷第六期所寫《悼念如斯》一文中已制版刊出，讀者可以參閱”。原信上沒有寫明年份，謝冰瑩推算“大約是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謝冰瑩的推算應是準確的，因為林語堂的長篇小說 Moment in Peking正是1939年在美出版，且就在給謝冰瑩寫這封信的前一天，林語堂致信郁達夫，因由陶亢德手札得知郁達夫應允了將 Moment in Peking譯成中文的請求，林語堂在信中詳細解說了 Moment in Peking的主要內(nèi)容及人物關(guān)系，并建議郁達夫?qū)g為《瞬息京華》。

在抄錄林語堂這封信前，謝冰瑩還抄錄了林語堂的女公子林如斯的一封信，林語堂這封信是附在林如斯的信后面、同日所寫一并寄出的。林如斯信中主要談及她和妹妹無雙合譯謝冰瑩的《女兵自傳》并即將在美國出版的事情。林語堂在信中提到的“照片越多越好”以及補充“材料”，自然都與《女兵自傳》英譯本的內(nèi)容有關(guān)。林如斯與林無雙合譯的英譯本《女兵自傳》由林語堂作序于1940年在美初版。

（二）1967年8月25日致謝冰瑩函

冰瑩：

示悉。賜贈照相當不錯，可留為紀念。前函談及弟所用筆名毛驢等，連我自己也不記得。宰予、宰我、豈青恐未必是我用的，不知何所根據(jù)？又弟不大用筆名。

慈航文章未知何時可以交卷。

文化復興委員中有您的名甚喜。

語堂五六、八、廿五

我們已經(jīng)遷入新居，有中國庭院，閑時請來參觀，正在永福站后邊，門牌33（三十三）號尚未釘上，電話依舊。

謝冰瑩文中也給這封信做了兩個注釋。一是筆名問題，謝冰瑩標注道：“在中國作家筆名錄上，看到林語堂，原名林玉堂，筆名有毛驢、宰予、宰我、豈青、薩天師等，所以我問他。”二是關(guān)于“慈航”，謝冰瑩解釋為：“《慈航季刊》是自立法師主編，清和姑在馬尼拉發(fā)行，現(xiàn)已停刊。有次我拿這本刊物去請林先生賜稿，他翻了翻，稍微看了十幾分鐘，居然一口答應寫篇文章，后因事忙，沒有寫，我也不敢再催了。”

眾所周知，林語堂與謝冰瑩有半個世紀的深交。1927年春，為逃婚而毅然從軍并接受了三個月軍事訓練的謝冰瑩在武漢與孫伏園、林語堂等文化名人相識。當時孫伏園為《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林語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書，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主編。隨后謝冰瑩的《從軍日記》連載于《中央日報》副刊，林語堂將其譯為英文發(fā)表于《中央日報》英文副刊。1929年3月，在林語堂和孫伏園的鼓勵下，謝冰瑩在上海春潮書局出版了由林語堂作序、豐子愷作封面畫的《從軍日記》，從此聲名鵲起。

若單憑林語堂與謝冰瑩數(shù)十年的情誼而論，林語堂在這封信中對筆名一事的答復，是“可信”的。較之于筆名數(shù)不勝數(shù)的魯迅、郭沫若等同時代文人，林語堂確實如他信中所言“不大用筆名”。他不僅認為現(xiàn)代很多文人的筆名已“沒有什么寓意”，“只是隨便捏造兩個字，以避麻煩”，而且很是反感于時人濫用筆名發(fā)表一些“爛污作品”而不負責任。他因此提出用真名著述的呼吁：“在充溢卑鄙性，缺乏西洋‘費兒潑賴’（ Fair Play），又缺乏中國士義道風的現(xiàn)代中國人，講修養(yǎng)及內(nèi)心的制裁真太不容易了，還是以用真名為做負責的文章最好的保障。”林語堂在發(fā)表文章時也多用真名，偶用“語堂”，也是真名的略寫。

林語堂曾將近現(xiàn)代文人好取筆名的習氣比作傳統(tǒng)風雅名士喜取字取號的風俗。他分析士人取字取號的心理原因是：“對本有之名的不滿，以為不足代表其個性，或因生平經(jīng)歷有所感慨，或因思想轉(zhuǎn)變，看重某一字，為表示愛好，以為能深抉其性癖嗜好，遂改名以寄意。”他還戲謔地寫道：“一人小名似乎是父母擇配的正室，而士人筆名才是自由戀愛之意中人。”又舉例說：“遠如‘六一居士’、‘東坡居士’，稍近一點，如袁伯修以‘白蘇’名齋，沈復以‘三白’為號，葉天寥之自號‘流衲木拂’，吳敬梓之自號‘文木老人’，至如袁子才之取‘隨’字，梁啟超之取“任”字，周作人之取知字，都在一字中寄寓他生平的人生哲學。”再聯(lián)想到林語堂本名林玉堂，他將“玉”改為“語”，也正是在這一字中寄寓著他“生平的人生哲學”吧。

林語堂在信中還說：“宰予、宰我、豈青恐未必是我用的。”考慮到林語堂寫此回信時已年過七十，他的記憶恐怕也難免有誤。他自己也說“所用筆名毛驢等，連我自己也不記得”。他不僅是忘了筆名毛驢，還忘了他在主編《論語》時曾偶用的筆名宰予。在《論語》第3的“群言堂”欄目中刊有一封李寶泉的來函，李寶泉因《論語》創(chuàng)刊號上署名宰予的《彌羅妙文》專門戲謔調(diào)侃他發(fā)表在《時事新報》副刊上的《致愛神彌羅》一文，大為光火，于是寫信質(zhì)問林語堂。林語堂將其來函照登出來，并附以復信坦承“批評《彌羅》水龍頭文字，由我作，由我負責”。1936年林語堂在上海時代書局出版散文集《我的話》上下兩冊，也將《論語》上署名宰予的《如何救國示威》與《擬某名流為李頓報告發(fā)表談話》兩篇文章一并收入下冊《披荊集》。可見宰予確為林語堂筆名無疑。而宰予之名取自因能言善辯而被孔子列為言語科之首的弟子，仍是與林語堂生平深愛的“語”字的寓意切切相關(guān)的。

但若說林語堂信所言“宰予、宰我、豈青恐未必是我用的”，完全是年高多忘事，也并不盡然。經(jīng)筆者查證，“豈青”的確不是林語堂的筆名。

二、“豈青”并非林語堂筆名

在各種林語堂文集中，筆者并未見有文章署名豈青。在1934年4月16日出版的《論語》半月刊第39期上，有一篇署名豈青的《宣城植樹記》。除此之外，在1930年代上海其他較有影響的報刊上，僅有一篇署名豈青的《安慶印象記》，發(fā)表于1934年3月2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1卷第7期。這兩篇文章顯而易見的一個共同點，即記述地點都在安徽。那么，林語堂在1934年或在此之前是否到過安徽呢？

林語堂最初與安徽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與郁達夫有關(guān)。郁達夫曾三次前往安慶高校任教，其小說中時常出現(xiàn)的“A城”即指安慶1929年9月，郁達夫第三次赴安慶是到安徽大學任教，但不久即因被列為赤化分子而倉皇逃回上海。后經(jīng)交涉，安徽大學同意賠償損失，即支付半年薪水，并請郁達夫力邀林語堂前往安大任教。1930年2月19日，郁達夫日記中有記載云：“傍晚接安慶來電，謂上期薪金照給，并囑我約林語堂氏去暫代。去訪林氏，氏亦有去意。”但緊接著在21日的日記中則云：“約林語堂去代理的事情，大約是不成功了。”林語堂最終并未去安徽大學赴任。

不過，林語堂在1934年春的確是到過安徽的。1934年3月29日，東南五省交通周覽會組織當時在浙江的郁達夫、林語堂、潘光旦、葉秋原、全增嘏、吳基、徐成章、金甫八位文化名人沿新建的徽杭公路從杭州到徽州去觀光。正是在這次游歷之后，郁達夫?qū)懥擞斡洝锻拖共从洝贰冻鲫艓X關(guān)記》《游白岳齊云之記》等，并作詩數(shù)首。林語堂也寫了《安徽之行》，提到這次游歷中三處印象最為深刻的景致，“第一自然是公路邊離唐家洞不遠的花崗石天然游泳池”，第二是“天目山的松林竹葉”，第三是屯溪，安徽南部的“商業(yè)中心”。在同一時期所寫的散文《家園之春》里，林語堂也幾次提到這次徽州之行，文章開頭即寫道：“我由安徽旅行歸來以后，我的花園呈現(xiàn)著一片春景。”又言：“我到安徽旅行，看到玉靈觀附近的花崗石游泳池以后，我的春病已經(jīng)告愈。”

或許正是因為1934年春林語堂曾到安徽一游，這時間與地點上的巧合都讓人誤以為署名豈青的《安慶印象記》與《宣城植樹記》均為林語堂所作，而豈青也就是林語堂的筆名了。金肽頻主編的《安慶新文化百年1915—2015隨筆卷》，即將《安慶印象記》作為林語的隨筆收入，并在題注中說：“1929年，郁達夫因懼怕政治迫害從安徽大學不辭而別，安大欲邀林語堂替之，但林語堂脫不開身。五年后，也即1934他特意來到安慶一趟，于是就有了這篇《安慶印象記》。”

然而，在郁達夫、林語堂等人的游記中都未曾提到他們此行到過安慶和宣城。郁達夫游記中對徽州之行的路線有詳細記載：“去臨安，去于潛，宿東西兩天目，出昱嶺關(guān)，止宿安徽休寧縣屬屯溪船上，為屯浦橋下浮家之客；行盡六七百里路程，閱盡浙西皖東山水，偶一回憶，似已離家得很久了，但屈指計程，至四月三日去白岳為止，也只匆匆五六日耳。”行程中并沒有提到安慶和宣城，而從浙西到皖東的“六七百里路程”，也顯然不可能包括位于皖西南部的安慶。而且林語堂并未參與全程旅游，也許是因為在這次旅行中不幸患了重感冒，也許是掛念即將在上海創(chuàng)刊的《人間世》半月刊，林語堂于出游后的第六天（4月3日）即匆匆而返。郁達夫在游記中寫得很清楚：“同來者八人，全增嘏、林語堂、潘光旦、葉秋原的四位，早已游倦，急想回去，就于四月三日的清晨，在休寧縣北門外分手；他們坐了我們一同自屯溪至休寧之原車回杭州，我們則上轎，去城西三十里外的白岳齊云游。”

同時，仔細閱讀《安慶印象記》和《宣城植樹記》，也會有很多疑問。第一，《安慶印象記》文末標注的寫作時間和地點是“三月二日安徽宣城”，《宣城植樹記》的開頭也明確交代事件發(fā)生的時間是“民國二十有三年三月十六日”。但并無相關(guān)記載顯示，林語堂在1934年3月底與郁達夫等同游徽州之前，就曾專程到過安慶或宣城。第二，這兩篇文章都是以記者的口吻記敘而成，與林語堂的散文風格頗為不同。第三，從兩篇文章的內(nèi)容來看，并不像一個初到徽州的游客的浮光掠影，而更像是一個已深諳徽州本地政府公務之現(xiàn)狀的長住居民的透視與思考在此不妨摘錄《安慶印象記》中的兩段：

現(xiàn)在呢？總算“年關(guān)”已過，生意既是蕭條，就理應該有許多店鋪關(guān)門大吉呀，然而，事實上卻很少，這是為了什么呢？據(jù)記者愚見：以為維持安慶的命脈除長江外，還有一個省政府，因了是省政府的所在地，公務人員的人數(shù)就很可觀，再加上學校里的教職員、大學生，這些薪水階級的消費者維持了安慶的商業(yè)，雖然欠薪二三月，可是他們的購買力還比老百姓高出無數(shù)倍。如果省政府遷居，那安慶的衰敗情形一定要很顯明地排在眼前。

說起此地的公務人員，似乎也有一點和別地不同；記得去年六月省政府改組，新主席在第一次的訓話，就下令公務人員必須改著短服，并且還禁止宴會。關(guān)于禁止公務人員宴會的效果如何，因為無確實的調(diào)查，記者不敢說。（據(jù)云，有的真不“宴”客了，不過是請來“便飯”）但是改裝短服一事，卻非常的明顯排在事實上。

這里所寫的諸如省政府公務人員的人數(shù)與購買力、去年省政府改組以及新主席的第一次訓話之類，顯然不是一個短暫逗留的游客所能了解的。而《宣城植樹記》記載的則是宣城政府建設科在“土地公公千秋壽誕之期”邀請各界人士舉行隆重的植樹慶典的事情。下面

摘錄文章開頭一段：

民國二十有三年三月十六日，即“夏歷”二月初二，土地公公千秋壽誕之期；宣城各界應建設科之邀，于是日上午十時行植樹典禮于Y山之麓。（所謂各界者，非“士農(nóng)工商”或“工商學兵也”，乃系依本城之分算法指“軍政警紳商學”之謂也。特此鄭重注明，工農(nóng)不在內(nèi)。）記者恭逢盛會，于九時許安步當車而出北門焉。風和日麗，景色殊佳；鳥語花香，應接不暇。（雖然花尚未開，然為行文起見不得不然。）既抵雙塔寺下，乃由主人招待入寺。見四大金剛怒目視我，不寒而栗，又睹金鋼腳下各踏小鬼一二，乃不禁喟然嘆曰：“佛界尚無平等，而況人乎？”至客堂，略進茶點，雜以閑談。無何，時間已到，“請各位到那邊行禮去！”記者摸表一觀“中國鐘”十時，恰等“瑞士制”的表十一時十二分。

《宣城植樹記》文辭戲謔，頗有林語堂的幽默之風。但這篇文章既然發(fā)表于《論語》，自然是因其符合刊物所倡導的幽默風格，并不一定就是林語堂本人所為。而作為一個游客的林語堂，即便是在郁達夫冒雨漫步屯溪時，閑臥于船艙看書打瞌睡，也萬萬不會無聊到要去參加宣城政府的植樹典禮吧？更何況他還不曾到過宣城。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署名豈青的《安慶印象記》與《宣城植樹記》均非林語堂所作，豈青也并不是林語堂的筆名。

參考文獻：

1、謝冰瑩：《憶林語堂先生》，臺灣《傳記文學》1978年第32卷第1期。

2、如1969年臺北讀書出版社出版的《林語堂選集》十卷；1978年臺北開明書店出版的《林語堂文集》四卷；1986年臺北金蘭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林語堂經(jīng)典名著》三十五卷；1994年東北師大出版社出版的《林語堂名著全集》三十卷；199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林語堂文集》十卷；2002年至2007年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林語堂文集》二十二卷以及《林語堂散文精品文庫》五卷。

3、如杜運通著《伊甸園之歌—林語堂現(xiàn)象透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中附錄的《林語堂年譜》、子通主編《林語堂評說70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年版）中附錄的《林語堂年表》、鄭錦懷著《林語堂學術(shù)年譜》（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4、如萬平近著《林語堂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施建偉編《林語堂研究論集》（同濟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劉炎生著《林語堂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王兆勝著《閑話林語堂》（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2年版）。

5、杜運通：《林語堂年譜》，《伊甸園之歌林語堂現(xiàn)象透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頁。

6、鄭錦懷：《林語堂學術(shù)年譜》，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

7、李英姿：《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變奏論語半月刊及其眼中的民國》，齊魯書社2012年版，第44頁。

8、呂秋艷編《二十世紀中國散文精選》，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119頁。

9、喬福生、謝洪杰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頁。

10、湯溢澤、廖廣莉主編《民國文學史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頁。

11、謝世誠主編《民國文化名流百人傳》，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頁。

12、《中國社會科學家辭典》（現(xiàn)代卷），《中國社會科學家辭典》（現(xiàn)代卷）編委會編，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7頁。

13、陳玉堂：《中國近現(xiàn)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全編增訂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頁。

14、蔡鴻源主編《民國人物別名索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頁。

15、苗士心編《中國現(xiàn)代作家筆名索引》，山東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頁。

16、據(jù)錢鎖橋著《林語堂傳》，該書出版信息為： Moment in Peking， Nove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fe，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9.

17、這封信原題《關(guān)于我的長篇小說》，發(fā)表于《宇宙風?乙刊》1939年第15期，信末落款為9月4日。

18、19、林語堂：《有不為齋隨筆：筆名的濫用》，《人間世》1934年第16期，發(fā)表時署名語堂。

20、李寶泉是1930年代上海較活躍的文藝批評家，他原習繪畫，曾留學法國，1920年代末從巴黎回到上海，積極參與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探索與實踐。其1933年出版的《致彌羅》

是姚明達主編、上海女子書店出版的“彌羅叢書”之一。

21、這兩篇文章都載于《論語》半月刊1932年第3期。

22、關(guān)于林語堂筆名“宰予”的詳細考證，可參見拙作《新發(fā)現(xiàn)林語堂筆名與佚文二十九篇考論——兼談林語堂的漢譯活動》，《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4期。

23、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5卷日記》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頁。

24林語堂：《安徽之行》，《諷頌集，蔣旗譯，國華編譯社1941年版，第118~119頁。原作為英文，收入 With Love＆ Irony1940年于紐約出版。

25、林語堂：《家園之春》，《諷頌集》，蔣旗譯，國華編譯社1941年版，第120~121頁。金26肽頻編《安慶新文化百年19152015》（隨筆卷），安徽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頁。

27、郁達夫：《游白岳齊云之記》，吳秀明主編《郁達夫全集第4卷游記自傳》，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