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想到，今年是《源氏物語》正式進入大陸的40周年紀念。

1974年，臺灣譯者林文月的全譯本最早問世，當時未引入，因此前豐子愷在上世紀60年代已完成全譯。據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樓適夷回憶：“編輯部的先生對此不感興趣，大包大包用毛筆字寫得恭恭正正的原稿，卻在編輯室的柜子里沉睡到十年之久。”

直到1980年12月，《源氏物語》全譯本第一卷才出版（第二、三卷于1982年6月、1983年10月出版），到1986年5月第三次印刷時，總印數已超25萬冊。

我國學術界對《源氏物語》的正式研究，乃至普通讀者真正接觸這一名著，均以1981年為開始。2001年，學術界為此還舉辦了引進20年的研究會議。

與20年慶比，40年慶可謂冷清——只有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葉渭渠、唐月梅的譯本（以下簡稱葉唐譯），它在15年前已面世，插圖略豐富。

對于《源氏物語》，最常見的提法是“日本的《紅樓夢》”，其實它比紅樓夢早了近800年。周作人曾說：“（源氏物語）實在可以說是一部唐朝的‘紅樓夢’，仿佛覺得以唐代文化之豐富本應該產生這么的一部大作，不知怎的，這光榮卻被藤原女士（紫式部本姓藤原）搶了過去了。”

豐子愷的譯本長期被忽視，因為從一開始就有爭議。

周作人曾問負責校閱的錢稻孫，錢說：“只求文意與故事不錯，也就算了。”

周作人的評價則苛酷得多：“豐子愷文只是很漂亮，濫用成語，不顧與原文空氣相合與否，此上海派手法也。”“近見豐氏譯稿乃是茶店說書，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書也。”

豐子愷主要參照的底本是谷崎潤一郎、謝野晶子的現代日語轉寫本，謝野晶子又認同“豪杰譯”，她說：“勿需一一沿襲原著的表現方法，勿需遵循逐字逐詞的翻譯方法，以原著精神為我物，敢作譯者自己的自由譯。”

豐子愷譯本流暢生動，語言精美，但沒有原著中古日語的味道，引起周作人不滿。

此外，周作人對豐子愷有誤解。1950年，周作人剛出獄，迫于生計，將《兒童雜事詩》交《亦報》，化名東郭生發(fā)表。《亦報》找豐子愷配圖，此時豐子愷已不甚作畫，礙于舊情，還是出手幫助。發(fā)表時，畫大詩小，似成周作人給豐子愷的畫配詩，致周作人的自尊心受挫。

周作人晚年靠在香港媒體工作的曹聚仁到海外發(fā)稿、賺稿費，曹聚仁與豐子愷曾是好友，抗戰(zhàn)時交惡，可能也影響了周作人對豐子愷的看法。

從普及看，豐子愷譯本已成經典，對中國“源學”有開拓之功。

豐譯招致批評，因錢稻孫本想譯《源氏物語》，第一帖譯出后，引起轟動。以小說開篇第一句話為例，來看錢譯、豐譯、葉唐譯的區(qū)別：

錢譯：是哪一朝代來，女御更衣好多位中間，有一位并非十分了不得身份，卻出眾走時的。從開初就自命不凡的幾位，都道刺眼兒，褒貶嫉妒于她。

豐譯：且說天皇時代，某朝后宮妃嬪眾多，內中有一更衣。出身微寒，卻蒙皇上萬般恩寵。另幾個出身高貴的妃子，剛入宮時，便很是自命不凡，以為定然能蒙皇上加恩；如今，眼見這出身低微的更衣反倒受了恩寵，便十分忌恨，處處對她加以誹謗。

葉唐譯：且不知是哪一代皇朝，公眾有眾多女御和更衣侍候天皇。其中有一位更衣出身雖不甚高貴，卻比誰都幸運，承蒙天皇格外寵愛，緣此招來其他妃子的妒忌。

三者比較，豐譯文采頗佳，葉唐譯更接近原文，錢譯則明顯高出一個檔次，屬于逐字逐句的直譯，甚至和原文的標點都一樣。錢稻孫依照的是山岸德平的校注本《源氏物語》，是真正具有學術價值的版本。

可惜錢稻孫譯得太慢，一個月才完成4000字，原本交給他做，后來轉給豐子愷。但責任編輯文潔若多次表示，希望重譯《源氏物語》，第一帖保留錢譯，從第二帖開始繼續(xù)譯。

文潔若的愿望至今未能實現。

豐譯本重普及，語言模仿了《紅樓夢》，所以許多讀者是用讀《紅樓夢》的方式讀《源氏物語》，認為它也是以愛情為表，目的是“揭露貴族階級的內部矛盾及其必然崩潰的趨勢”。

對此，日本學者鈴木修次曾批評：“中國以一流文學自居的人，一直注重在于政治聯(lián)系之中來考慮文學的存在一樣，總愛在某些方面把文學與政治聯(lián)系起來。與此相反，日本文學似乎從一開始就是脫離政治的。”

對中國讀者來說，《源氏物語》有兩大難懂：

其一，故事性差、節(jié)奏拖沓；

其二，作為愛情小說，為何要拉拉雜雜記那么多政壇瑣事？

這與日本文學的特色有關。

在《源氏物語》的時代，日本主流文人用漢語，平假名是女性專用，物語也只是閨閣讀物。通過小說，紫式部寄寓了身為“第二性”的自我追尋之路——在看似瑣碎、無聊的記錄中，她努力在挽留自我。她將悲憤、無奈、苦痛、失落，轉化成對生命本身的懷疑，即物哀。

紫式部的觸景傷情，與當時日本文人在中國文化壓力下，無法找到自我的迷茫相激蕩，于是，物哀成了“日本性”，被格外發(fā)揚光大，形成獨特的寫作傳統(tǒng)：不講故事，少發(fā)評論，只用絮絮叨叨的白描來寄托自己，妙在寫什么和不寫什么的取舍中，隱含了作家的真情感。

只有深入這種細膩，才能被《源氏物語》那微弱但無邊的憂郁擊中。

明治時期，黃遵憲與日本學者源輝聲曾在筆談中，談到《紅樓夢》與《源氏物語》，源輝聲不僅讀過《紅樓夢》，還準確指出兩書“作意能相似”，黃遵憲卻沒讀過《源氏物語》。

精英視野對一個民族的命運，必有微妙的影響。

《紅樓夢》與《源氏物語》幾乎同時被譯介到西方，但《紅樓夢》最早的介紹者都是外國人，而將《源氏物語》節(jié)譯成英語的，卻是日本駐英外交官末松謙澄，他得到了德川氏的資金支持。1867年，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參加巴黎世博會，造訪英法，引起轟動。翌年《源氏物語》出版，逆轉了英國人認為當時日本“如同黑暗的中世紀般愚昧落后”的印象。

末松謙澄在譯本的前言中，特別塑造了兩個神話：

其一，它是現實主義小說，與當時英國文學主脈契合；

其二，它是愛情小說，當時英國人也將愛情視為貴族的高貴情感，日本女作家?guī)装倌昵熬湍軐憪矍椋闪宋拿鞯南笳鳌?/p>

有了末松謙澄的鋪墊，1925年—1933年，英國著名詩人阿瑟·威利歷時8年，將《源氏物語》全譯成英文，譯本質量極高，使《源氏物語》成了世界文學經典，胡適先生曾讀過這一版本。至于《紅樓夢》，直到上世紀50年代才有英文全譯本。

越深入了解世界，越能更好地表達自己。《源氏物語》堪稱文化營銷的成功范本，而中國讀者至今還無法看到更忠實于原文、更有學術價值的《源氏物語》譯本。好在時光流逝，還有一家出版社愿重印《源氏物語》，為40年節(jié)點留個紀念，也算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