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漢譯《源氏物語》40年仍在等待中
很少人想到,今年是《源氏物語》正式進入大陸的40周年紀念。
1974年,臺灣譯者林文月的全譯本最早問世,當時未引入,因此前豐子愷在上世紀60年代已完成全譯。據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樓適夷回憶:“編輯部的先生對此不感興趣,大包大包用毛筆字寫得恭恭正正的原稿,卻在編輯室的柜子里沉睡到十年之久。”
直到1980年12月,《源氏物語》全譯本第一卷才出版(第二、三卷于1982年6月、1983年10月出版),到1986年5月第三次印刷時,總印數已超25萬冊。
我國學術界對《源氏物語》的正式研究,乃至普通讀者真正接觸這一名著,均以1981年為開始。2001年,學術界為此還舉辦了引進20年的研究會議。
與20年慶比,40年慶可謂冷清——只有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葉渭渠、唐月梅的譯本(以下簡稱葉唐譯),它在15年前已面世,插圖略豐富。
對于《源氏物語》,最常見的提法是“日本的《紅樓夢》”,其實它比紅樓夢早了近800年。周作人曾說:“(源氏物語)實在可以說是一部唐朝的‘紅樓夢’,仿佛覺得以唐代文化之豐富本應該產生這么的一部大作,不知怎的,這光榮卻被藤原女士(紫式部本姓藤原)搶了過去了。”
豐子愷的譯本長期被忽視,因為從一開始就有爭議。
周作人曾問負責校閱的錢稻孫,錢說:“只求文意與故事不錯,也就算了。”
周作人的評價則苛酷得多:“豐子愷文只是很漂亮,濫用成語,不顧與原文空氣相合與否,此上海派手法也。”“近見豐氏譯稿乃是茶店說書,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書也。”
豐子愷主要參照的底本是谷崎潤一郎、謝野晶子的現代日語轉寫本,謝野晶子又認同“豪杰譯”,她說:“勿需一一沿襲原著的表現方法,勿需遵循逐字逐詞的翻譯方法,以原著精神為我物,敢作譯者自己的自由譯。”
豐子愷譯本流暢生動,語言精美,但沒有原著中古日語的味道,引起周作人不滿。
此外,周作人對豐子愷有誤解。1950年,周作人剛出獄,迫于生計,將《兒童雜事詩》交《亦報》,化名東郭生發(fā)表。《亦報》找豐子愷配圖,此時豐子愷已不甚作畫,礙于舊情,還是出手幫助。發(fā)表時,畫大詩小,似成周作人給豐子愷的畫配詩,致周作人的自尊心受挫。
周作人晚年靠在香港媒體工作的曹聚仁到海外發(fā)稿、賺稿費,曹聚仁與豐子愷曾是好友,抗戰(zhàn)時交惡,可能也影響了周作人對豐子愷的看法。
從普及看,豐子愷譯本已成經典,對中國“源學”有開拓之功。
豐譯招致批評,因錢稻孫本想譯《源氏物語》,第一帖譯出后,引起轟動。以小說開篇第一句話為例,來看錢譯、豐譯、葉唐譯的區(qū)別:
錢譯:是哪一朝代來,女御更衣好多位中間,有一位并非十分了不得身份,卻出眾走時的。從開初就自命不凡的幾位,都道刺眼兒,褒貶嫉妒于她。
豐譯:且說天皇時代,某朝后宮妃嬪眾多,內中有一更衣。出身微寒,卻蒙皇上萬般恩寵。另幾個出身高貴的妃子,剛入宮時,便很是自命不凡,以為定然能蒙皇上加恩;如今,眼見這出身低微的更衣反倒受了恩寵,便十分忌恨,處處對她加以誹謗。
葉唐譯:且不知是哪一代皇朝,公眾有眾多女御和更衣侍候天皇。其中有一位更衣出身雖不甚高貴,卻比誰都幸運,承蒙天皇格外寵愛,緣此招來其他妃子的妒忌。
三者比較,豐譯文采頗佳,葉唐譯更接近原文,錢譯則明顯高出一個檔次,屬于逐字逐句的直譯,甚至和原文的標點都一樣。錢稻孫依照的是山岸德平的校注本《源氏物語》,是真正具有學術價值的版本。
可惜錢稻孫譯得太慢,一個月才完成4000字,原本交給他做,后來轉給豐子愷。但責任編輯文潔若多次表示,希望重譯《源氏物語》,第一帖保留錢譯,從第二帖開始繼續(xù)譯。
文潔若的愿望至今未能實現。
豐譯本重普及,語言模仿了《紅樓夢》,所以許多讀者是用讀《紅樓夢》的方式讀《源氏物語》,認為它也是以愛情為表,目的是“揭露貴族階級的內部矛盾及其必然崩潰的趨勢”。
對此,日本學者鈴木修次曾批評:“中國以一流文學自居的人,一直注重在于政治聯(lián)系之中來考慮文學的存在一樣,總愛在某些方面把文學與政治聯(lián)系起來。與此相反,日本文學似乎從一開始就是脫離政治的。”
對中國讀者來說,《源氏物語》有兩大難懂:
其一,故事性差、節(jié)奏拖沓;
其二,作為愛情小說,為何要拉拉雜雜記那么多政壇瑣事?
這與日本文學的特色有關。
在《源氏物語》的時代,日本主流文人用漢語,平假名是女性專用,物語也只是閨閣讀物。通過小說,紫式部寄寓了身為“第二性”的自我追尋之路——在看似瑣碎、無聊的記錄中,她努力在挽留自我。她將悲憤、無奈、苦痛、失落,轉化成對生命本身的懷疑,即物哀。
紫式部的觸景傷情,與當時日本文人在中國文化壓力下,無法找到自我的迷茫相激蕩,于是,物哀成了“日本性”,被格外發(fā)揚光大,形成獨特的寫作傳統(tǒng):不講故事,少發(fā)評論,只用絮絮叨叨的白描來寄托自己,妙在寫什么和不寫什么的取舍中,隱含了作家的真情感。
只有深入這種細膩,才能被《源氏物語》那微弱但無邊的憂郁擊中。
明治時期,黃遵憲與日本學者源輝聲曾在筆談中,談到《紅樓夢》與《源氏物語》,源輝聲不僅讀過《紅樓夢》,還準確指出兩書“作意能相似”,黃遵憲卻沒讀過《源氏物語》。
精英視野對一個民族的命運,必有微妙的影響。
《紅樓夢》與《源氏物語》幾乎同時被譯介到西方,但《紅樓夢》最早的介紹者都是外國人,而將《源氏物語》節(jié)譯成英語的,卻是日本駐英外交官末松謙澄,他得到了德川氏的資金支持。1867年,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參加巴黎世博會,造訪英法,引起轟動。翌年《源氏物語》出版,逆轉了英國人認為當時日本“如同黑暗的中世紀般愚昧落后”的印象。
末松謙澄在譯本的前言中,特別塑造了兩個神話:
其一,它是現實主義小說,與當時英國文學主脈契合;
其二,它是愛情小說,當時英國人也將愛情視為貴族的高貴情感,日本女作家?guī)装倌昵熬湍軐憪矍椋闪宋拿鞯南笳鳌?/p>
有了末松謙澄的鋪墊,1925年—1933年,英國著名詩人阿瑟·威利歷時8年,將《源氏物語》全譯成英文,譯本質量極高,使《源氏物語》成了世界文學經典,胡適先生曾讀過這一版本。至于《紅樓夢》,直到上世紀50年代才有英文全譯本。
越深入了解世界,越能更好地表達自己。《源氏物語》堪稱文化營銷的成功范本,而中國讀者至今還無法看到更忠實于原文、更有學術價值的《源氏物語》譯本。好在時光流逝,還有一家出版社愿重印《源氏物語》,為40年節(jié)點留個紀念,也算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