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書評可以稱得上是批評的一種，但又不等同于批評。

批評需要更廣大的視野，著眼于作者的整體精神活動和抽象理論，從一本書或多本書，一個作家或多個作家出發(fā)，來闡明某種觀點或學說。而書評雖然也根植于批評家的基本知識和學術訓練，但論述應完全以一本書為中心，用詩意的抒情去努力接近寫作者的經驗和靈魂。

評價和衡量書評寫作的標準，可能因時、因地、因人而變，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和不同類別的文學作品，都會衍生出差異性的評價準則。本期話題圍繞“書評的標準”展開，文學編輯、作家李輝，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賀仲明，兒童文學作家、媒體人陸梅在社會歷史視野的整體觀照下，分別從個人獨特的閱讀經驗和寫作體驗出發(fā)，帶來了他們對這一議題的深入思考。

書評的“信達雅”

賀仲明

賀仲明，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書評是曾經很受人們歡迎的文體。但是近二三十年來，書評的聲譽跌落得很厲害。之前早有學者提出，并進行過一些糾偏的舉措，但似乎所起的作用不大，在人們的觀念中，書評依然比較受到輕慢。在很多人的觀念中，書評已經基本上等同于宣傳廣告，等而下者，甚至與吹捧有了一定的牽連。這當然與書評寫作的現狀有關，一定程度上也與人們對書評的理解有關，也就是說，究竟什么是書評，以及怎樣才是一篇好書評，我們缺少非常明細的標準和觀念。就我個人的理解，如同人們對翻譯有“信雅達”的標準一樣，一篇好書評也應該具有類似的品質。

首先是“信”，也就是準確。換句話說就是評論者能夠準確地理解所評論的對象，對其主旨意義、價值得失有準確的把握和針砭。以對文學作品的書評為例，一篇好的書評應該就是一篇優(yōu)秀的文學評論，能夠從文本的內與外等多個方面把握到它的價值，也能指出其不足。文學史上，魯迅、周作人等人也都寫過很優(yōu)秀的書評，這些書評也同時是很有影響的文學評論。特別是上世紀30年代，著名文學批評家李健吾所寫的文學評論基本上都是書評，只是他的書評不只是局限于書本身，而是與作家整體和時代整體有深入的關聯，因此他的書評評論特別準確，得與失都說得很通透，能夠得到作家和讀者的一致好評。在這個意義上說，寫好一篇書評并不容易。既需要作者下功夫，還需要作者有眼光、有水平和見地。

其次是“達”。這里“達”的意思與翻譯標準不一樣，取的是“通曉事理”的意思。就是說，寫書評，要有客觀立場。既不能無原則地吹捧，也不能簡單地打壓。這當中，最重要的是寫作態(tài)度。當前書評之所以為人詬病較多，主要原因就在這里。絕大多數書評都是應書的作者而寫，潛在的期待當然是褒揚。所以，一般書評多少要有迎合作者意圖的意思，褒揚的內容所難免。當然，書評內容有褒揚因素并不為過，關鍵是不能一味褒揚，卻沒有批評的內容。真正好的書評要做到盡量客觀，既可以有贊揚，也應該有批評和期待。說到底，書評的作用不只是對作者，更是對廣大讀者。而且事實上，在書評中指出書的弱點，不只是對讀者負責，對書的作者本人也很有裨益。因為一個人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就是明了自己的弱點，誰能夠指出來，絕對是非常有意義的幫助。當年李健吾的書評文章中有很多不乏尖銳犀利的批評，包括對巴金、沈從文等名家也不例外。但他并沒有因此而得罪作家，相反，作家們都以得到李健吾的批評為榮。原因顯然在于李健吾批評的認真、準確和客觀。

最后是“雅”，也就是生動活潑的意思。一篇書評要有一定的文采和趣味性，不能太呆板和晦澀。因為它所面對的不完全是專業(yè)讀者，更多是普通大眾。因此要寫得通俗一些，形象一些，能夠方便讀者理解，也讓讀者在閱讀中得到美的享受。一篇優(yōu)秀書評文章應該同時是一篇美文。這是書評寫作與學術論文寫作的最大差異——當然，學術論文也不一定非得寫得枯燥，但畢竟枯燥不一定是學術論文的缺陷，書評則確然。與之相應，書評的形式也可以更多樣化，對話、隨筆，以及借助于電子多媒體形式都可以。只要能自如而準確地表達思想，讓人理解起來沒有障礙就行。特別是在今天，傳播形式已經豐富多樣，書評完全可以借助它們，更充分地接近讀者大眾。

要做到以上這三個要求并不容易。換句話說，書評并不容易寫。正因為如此，很多人認為當前學術環(huán)境應該對書評的現狀負責。因為一般來說，書評的篇幅不適合太長，也不適合太學理化，因此不太適合發(fā)表在正規(guī)的學術期刊上，也就進入不了當前的主流學術評價，就難以得到人們的認可和重視。這一看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我以為最關鍵的還不是這個。因為事實上，盡管人們對書評有非議，但絕大多數學者都寫過書評，他們的寫作不完全是為學術體制評價，為之所花費的力氣也肯定不如一篇學術論文多。所以，我認為寫作態(tài)度是最關鍵的因素，也就是怎么看待書評，將書評放在什么位置。對書評有足夠的尊重就能寫好，輕視了就只能寫成應景和敷衍之作。所以，我希望學界能夠重視書評這個文類。除了學者群體之外，我以為報刊界也應該負起一定的責任來，就是在發(fā)表書評時有比較高的標準，比如要求書評文章中一定要有批評的因素。這樣的話，就會讓書評作者鄭重對待，不再敢以應付心態(tài)來寫作。當然，說到底，最根本的因素還是整個社會的學術風氣。書評只是學術風氣的一個縮影。不能說真話，不敢說真話，是當前學術界很普遍的現象。所以，要發(fā)展書評，提高書評的水準質量，更深層的要求是端正時風，是全體學術界的事情。

這當然是大話，也很可能是空話。因為學術風氣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要改正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不過我還是想特別提倡青年學者們多寫書評文章。一個方面，青年學者是學術的未來。要改變學風，寄希望于青年學者是最切實的。畢竟，相對而言，他們與學界的各種利益距離較遠，心態(tài)可以自由一些——當然，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被評論的各類作者們能夠有寬宏的雅量，心平氣和地看待批評。另一方面，書評寫作對青年學者的成長很有益處。通過寫書評，可以很好地提高自己。因為寫書評，首先要認真閱讀被評論的文本，在往“信達雅”目標的努力過程中，既能夠學習到所評論著作的思想內容，還能訓練自己的鑒別能力和批評能力。同時，書評比較自由靈活的寫作方式，也肯定能鍛煉青年學者的文思和文筆，幫助他們把文章寫得更漂亮。

歷史在我們大家身上

李 輝

李輝，《人民日報》原高級編輯，作家。

我1978年走進復旦大學，見到賈植芳與任敏夫婦，從此開始寫一系列的英文作品。英語與時代，共同形塑著我對于書評的形象認知。

記得我在翻譯《枯季思絮》的時候，一直在閱讀英國作家、文學研究家杰拉爾德·布瑞南的作品。布瑞南，1894年生于馬耳他，自1920年起一直居住在西班牙，主要從事西班牙文學的研究，也創(chuàng)作了自傳性的小說。在創(chuàng)作和研究過程中，他記下了許多片段感想。1978年，他在84歲高齡之際，將多年積累下的這些手記匯集出版，將書名定為《枯季思絮》（Thoughts In Dry Season）。

依我之見，他大概將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間隔時期，看成是非豐收季節(jié)，故名之為“枯季”，而這些手記則是這枯季之中的萬千思絮。其實，這些手記本身就很精彩，同樣可以看作是豐收，一種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豐收。在這些手記中，布瑞南對人生、藝術諸方面作了充滿智慧和才華的表述。或轉引他人之論，以強調其重要，或寥寥數語，抒發(fā)瞬間感受，記錄深切領悟。讀來的確令人耳目一新。

對作者布瑞南，我沒有更多的了解。但在翻譯過程中，我仿佛總是看到一位慈祥和藹、機警智慧的老者，噙著煙斗，在他的書房里對著青年人微笑。能夠譯完這本散文集，首先得感謝賈植芳先生，早在1981年，他就將這本散文集推薦給我，鼓勵我將之譯出。8年過去，其間幾番創(chuàng)作的喜悅和痛苦，都未能使我淡忘先生的推薦。如今，在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的熱情催促下，終于將全書譯出。對他們的指導和幫助謹表示謝意。馮亦代先生于百忙之中為拙譯作序，他的贊語我受之有愧，他的厚愛則使我深為感謝。

在復旦大學期間，我第一次讀到E.M.福斯特的演講集《小說面面觀》，引起興趣的不只是他對小說藝術的獨到見解，他將傳統(tǒng)文學觀與現代派的意識相交融的獨特表述，更在于他的語言風格。他充分地發(fā)揮演講這一特殊形式的特點，出色地把自己的智慧、學識、文才結合起來。我想，我愛讀它，并不只是作為理論作品來讀，而是把它當作充滿智慧、學識的優(yōu)美隨筆來讀。隨后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印度之行》《一間看風景的房間》，在1985年、1986年相繼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提名，并在中國放映，使人們得以有機會領略這位英國著名作家的風采。

后來，我開始翻譯《福斯特散文選》，于我而言是一種能力的鍛煉，一種學識和藝術的補充，我總有由衷的喜悅。對于讀者來說，我希望這些譯文也能給他們帶來閱讀的快樂。我得到蕭乾先生、瑞典朋友倪爾思先生（Nils Olof Ericsson）的幫助，他們?yōu)槲医獯鹆嗽S多疑難問題，為此，謹向他們表示深深的謝意。

“光閃爍，云飛翔”，于我而言，是《黃昏大地》最好的故事。

1992年，在我第一次訪問瑞典前夕，一位翻譯過沈從文作品的瑞典漢學家朋友倪爾思先生，送我一本他所喜歡的瑞典詩人拉各維斯特（Par Lagerkvist 1891-1974）的詩集，并在扉頁上特地寫上這樣一段話：“這些詩已經陪伴我許多年，因為它們表達出我自己所感受到的情感和思想。也許它們更內在地反映了我們兩種文化所共同擁有的東西。”

拉各維斯特曾在195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本《黃昏大地》（Evening Land）是英、瑞文對照本，而英譯者之一則是美國著名詩人奧登（W.H.Auden），另一位譯者是瑞典學者、翻譯家斯嘉貝格（Leif Sjoberg）。在瑞典訪問近兩個月，我將這本詩集帶在身邊，不時欣賞。從英譯本序言中得知，在瑞典文學中，“自然”一直是詩人們所熱衷的主題。從瑞典文學開始成熟的17世紀至今，圍繞自然與人而展開的探索，是極為重要的文學內容。可惜由于語言的障礙，我無法對這方面做最基本的了解。不過在同一序言中，有奧登翻譯的另外5位瑞典詩人的5首詩，其中倫德克維斯特（Arthur Lundkvist)的《樹木之愛》(A Love of Wood)把自然與人類生命作為一個相交融的整體來描述。

《樹木之愛》最后四句寫到：

最終我將溶進樹木，

在嘴中在喉間感覺樹木，

感覺到樹木把我擁抱

那么執(zhí)著，安穩(wěn)，直到永遠。

訪問瑞典歸來，自那之后，幾年時間里《黃昏大地》成了我不時閱讀的書。我非詩人，也非翻譯家，但我喜歡這些詩，甚至心血來潮，用大半年時間，斗膽將整部詩集譯成中文。當年，我翻譯它們不是為了發(fā)表，而是打印出來，分送給周圍的朋友，希望朋友們也能欣賞到這些有著優(yōu)美意象和深邃宗教感的作品。

“黃昏大地”，一個富有詩意的意象。我們每個人都會走進這種情景之中。宇宙之間，天空與大地之間，朝陽與黃昏之間，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棵樹，一片樹葉，一縷草葉呼吸的氣息，消融于黃昏大地。仰望天空，光閃爍，云飛翔……

在《收獲》雜志之間，我寫下了“封面中國”的三本書。我記得，魯斯是在山東登州來到這里，戚繼光故居牌坊也在這里。

許多年，我寫下以翻譯并摘錄《時代》報道原文，與當事人回憶錄、相關史書的敘述相映照的方式，來描述歷史人物的命運和歷史事件的演變過程。同時，作為一種個人化的歷史研究，我又努力將個人的實地尋訪、現實思考等內容放進去，使其成為往事與現實、史料與情感相交融的歷史敘述。我希望這一方式能夠引起人們對那段歷史、那些人物的興趣，從而為認識歷史提供不同的角度。

我讀過一本專門研究《時代》封面人物的專著《誰在〈時代〉封面上？》，作者列努斯(Donald J. Lehnus)研究的是1923—1977年封面人物。作者寫道：“這項對2814個封面(自1923年3月3日到1977年1月3日刊出)的研究已經表明，《時代》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號，它們代表著當時國內外事務，代表著美國社會生活，代表著科技與藝術，代表著文明發(fā)展歷程的方向以及人類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作者有句話說得很好：“那些經常出現在《時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將被收入歷史課本。”

當我排列其上那些中國人物的姓名時，腦海里浮現的正是風云變幻、場面恢弘的20世紀中國的歷史畫卷。我非史學家，但歷史興趣卻使我一直熱衷于回望歷史。在歷史的尋找中感悟人生，感悟現實，從而充實今日的情感。我很欣賞德國歷史學家克羅齊在《歷史學的理論和歷史》這本書中的一句話：“其實，歷史在我們大家身上。它的資料在我們胸中。我們的胸僅是一個熔爐。”

我一直在想，評書者，也就是描述歷史之人。無論采取何種方式，采取何種角度，他的筆就應是一個熔爐，史料和人物命運被融化而出，凝固成歷史……

把“自己”作為方法的書評

陸 梅

陸梅，《文學報》總編輯，兒童文學作家。

幾乎每天都要收到出版社編輯投來、書作者轉來，或是書評人、也是業(yè)界評論家發(fā)來的各路書評。更多無名者的投稿沉積在郵箱里，一旦打開，幾十、上百封的郵件，小半也是書評。不知這些來稿者有沒有想過，作為一個編輯，即便是晝夜不息，也很難立馬判斷書評稿子能不能排上版、幾時見報。（可總有投稿者不斷來打問。）報紙版面容量有限不去說，多年編輯工作的審美深信，也不容許自己貿然回復——在沒有看到書之前，薄薄一頁紙的溢美之詞真的俘獲不了編輯的心。

那么書評有“書評腔”嗎？想想是有的。浮夸的言辭，漫不經心的譽美，主要情節(jié)轉述、概括和過度闡釋，援引和摘錄，結語一段高尚抽象的期望寄語等等。大抵這樣的模式，其初衷是替新書做一個高級廣告。從圖書出版和營銷角度來看，書評的使命就是宣傳推介，這樣的書評也確實占據了各大報紙和網絡端的評論板塊。

相比于評論，同是對一本書發(fā)言，書評總是短、平、快些，也更多落在對書的品評上。如果要給書評歸類的話，恐怕除了序跋、書話、讀書筆記（豆瓣讀書上就有大量文風活潑潑的薦書短論）以外，書榜推薦語、腰封簡介等等都可安在書評門下。今年因疫情原因，迅速在網上風行的出版社編輯和網紅主播們的“直播帶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繪聲繪色”的書評一種；發(fā)布書評的平臺媒介早就移步換景，除視頻直播外，各種音頻APP上的講書、微信公眾號里的獨家、觀點、夜讀、新書推薦、年度書單等等，多半也是對書的解析品讀，也是書評的多樣變體。據說眼下的出版業(yè)，是書籍多而“讀者不夠用”。一本書，從誕生那一刻起，寫書人和出書人都帶上了深深的焦慮：怎么爭奪讀者時間？

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上，我們來談論書評的標準，我想首先也許“去標準”更能感知書評的作用和意義。“去標準”不是沒有標準，只是我們在談論標準前可以先談談別的，比如我們讀一本書時的心態(tài)。

我很懷念還沒有很多書的時候——起碼不是眼下的滿坑滿谷和眼花繚亂，那個時候網店還沒出現，你和一本書的相遇大抵要靠腳力。偶然推開一家書店的門，店里靜得只有一架子一架子的書立在那里，你和書的緣分就此產生了。那些經由你的手和目光檢閱過的書大抵不會叫人失望，你在往后談起它，甚而為它寫點什么，都是由衷和真心的。我確實寫過不少這樣的讀書筆記，“可以樸素得清淺，也可以用心得深刻”——引號里這半句話來自南京作家黎戈的新書《平淡之喜》，雖標目的是散文集，我讀來多半是她寫下的“書時光”，或是由書而生發(fā)開來的種種對美的欣會，尋常日子里的四時滋味、活著的喜樂、幽暗中的力量……這樣的文字真安詳，不急也不躁，不虛美不粉飾，她是把書讀到靈魂里去了。那些她愿意分享的書，一經“別有深情”的打量，讀者能感知到書里的光與影、氣味和顏色、質感、溫度……種種可以呼吸到的生命氣息。

這一類文字應該不是專業(yè)書評人的“命題作文”——能寫好“命題作文”更考驗寫作者的學問和本事。黎戈的讀書隨筆都很隨性，面目宛然，寫的時候很自然的把自己放了進去，但這“自己”并不狹小，本來作者寫下它意不在澆一己塊壘，或既抒發(fā)了一己之見，同時字里行間不動聲色交出了一顆有趣有情、有見地也啟人新知的靈魂。讀這樣的文字——暫且叫“和風式”書評吧，和風細雨的“和風”，娓娓道來的行文方式，潔凈有溫度的語言，更著意于書所給予人的美的力量，如能遇見一個獨特、幽微而堅韌的靈魂，那就更理想了。突然想到上世紀20年代，由胡適們開啟的“談話風”，“和風式”該歸入“談話風”，就是那種自然而然把自己放進去，將自己的經驗、知識、判斷、性情糅合在敘述里的寫法，依照評論家劉緒源在《今文淵源》里的說法，這樣的文章“已化成現當代中國文章一種最基本的樣式，成了白話文的一種底色了”。

以“談話風”來寫書評書話，我覺得不失為一種既身心愉悅，又能充分表達自己真性情的最得心應手的言說方式。不過寫過書評的人都了然，平淡如話的文風并非一蹴而就，要是你的見解庸常浮泛，才情趣味又不抵，那是很能泄你的底的。所以，劉緒源也坦承一清如水的文章不好寫，那看似簡單的，卻是“‘文章好’的高妙境界”。

由“談話風”說到文章境界，其實已涉及書評的標準，起碼是標準之一——把自己作為方法的“談話風”寫法。要寫好“談話風”，讀書的心態(tài)很重要。急火功利、跟風隨流，那是和“談話風”背道而馳的。2020年有本書我很喜歡，項飚、吳琦的談話錄《把自己作為方法》。我腦海里想起它時會自動去掉書名號——對，把自己作為方法，作為一種經驗認知和方法論，它有效啟發(fā)了我們怎么處理個人經驗，怎么對待個人和世界的關系。用項飚的說法：“個人經驗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把個人經驗問題化是一個重要方法。我們關心的是世界，不是自己，現在關鍵就是從哪里開始了解這個世界，同時也更好地了解自己，把個人自己的經歷問題化，就是一個了解世界的具體的開始。”項飚和吳琦所談，關乎社會和文化人類學話題，但作為一種審視問題、思維操練的方法，用在讀書和寫作上也是相通的。

前陣去滬上新建的程十發(fā)美術館看一個林風眠畫展，賞畫的同時也讀到一段畫論。林風眠說：“我們要知道：當我們面對著自然的時候，自然是作品，我們是欣賞作品的人；當欣賞者面對我們的作品的時候，我們的作品是作品，欣賞者正同我們欣賞自然的地位相當。”細細體味，林風眠很平白地道出了作為畫家的藝術追求，以及一切觀者對美的持允。雖片言只語，卻是最本色的“談話風”。倘若我們把書評人看作是“欣賞者”，畫論里的“我們”是著書人，那么林風眠所說的“地位相當”，又是多么實在的提醒——持允公正、不虛美不粉飾，也是書評人最基本的道義。

腦海里翻出一個意象，書評就像茫茫書林里的一個樹號，它的偉大的使命，就是如何使路經的旅人獵人醒目地看到，循著它的指引而不至于在密林里迷失。叢林的路有千萬條，沿著樹號的那一條肯定不是惟一的終南捷徑，但是，特別的樹號可以曲徑通幽，可以領略別樣風景，探進縱深，發(fā)現秘密，生命和生機，美好和豐饒……這個世界所有的可能，都在書評中留下了一席線索。

在這里，書評的天地無限深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