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中國，可敦煌藝術的燦爛存在和強烈影響，卻是一個世界性的重要話題。曾經在很長一段時期，因為戰(zhàn)亂和地處荒漠戈壁深處，因為多種復雜的社會原因，敦煌清寂荒涼，曾被多國文化盜獵者光顧和偷掠，遭受自然和人為破壞，令國人深感痛心。

可是，自從1943年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擔任首任所長，與他的伙伴六人自重慶、蘭州，經河西走廊穿越荒漠戈壁，經歷一個多月的艱難困苦到達敦煌之后，敦煌的歷史翻開了一頁新的篇章。常書鴻在留學法國巴黎時，已是在繪畫領域嶄露頭角的新秀人物，可是1936年秋天的一個下午，當他在巴黎街頭看見六冊《敦煌石窟圖冊》時，突然被深深地震撼了。隨即決定，停止在巴黎安逸的生活和自己的繪畫藝術創(chuàng)作活動，攜帶妻女回歸祖國，奔向敦煌。

常書鴻自1943年2月離開重慶奔波到敦煌，開始在非常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和極其匱乏的物質條件下，守護經學神奇、燦爛敦煌藝術，甘愿以接受“無期徒刑”般的決心奉獻祖國文化瑰寶，后雖經歷千般生活苦難，甚至妻子私下背叛別離等精神情感打擊，依然初心如故，矢志不改，直至一生，成為獨特徹底的“敦煌守護神”，成為為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獻身的獨特英雄，與敦煌共存歷史。葉文玲的《此生只為守敦煌：常書鴻傳》，是經過多次直接面對、現(xiàn)場采訪和大量資料收集動情書寫的常書鴻傳記。其對人物經歷故事真實內質和深度的體會探求，是難得的個性呈現(xiàn)。面對敦煌、面對戈壁荒野、面對常書鴻這樣獨特甚至具有豐富內容和傳奇性的傳記對象，葉文玲的這部傳記作品也彌漫和充溢著肅穆、沉雄、奇妙、靈動和富有跌宕起伏的個性特點，甚至可以視為現(xiàn)今的動人文化“圣徒”或為偉大文化獻身的“飼虎”故事，極具感染人的力量。

傳記作品，是依傍于傳主對象而成長的文學創(chuàng)作。因此，傳記文學不能成為簡單的說教宣傳，非常需要選擇好那些斂細砂成高塔的傳主對象，不管他是一個英雄偉人還是一個底層人物，只要在精神情感和性格行動上具備影響他人的感召力，都可以成為很好的傳主對象。常書鴻對于敦煌文化藝術的崇仰和珍愛，以及不惜一切為之守護的坎坷傳奇經歷，和他的這種選擇犧牲所表現(xiàn)出的千古價值成果，都是非常難得的傳記書寫對象。葉文玲的選擇本身就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很好的優(yōu)勢基礎。再加上因為葉文玲對常書鴻精神情感性格和經歷行動的熟稔與深入體會，所以，作品的文字敘述描繪，總是在最緊要關頭和深刻的節(jié)點上運行。像常書鴻對敦煌文化藝術發(fā)自心底的崇仰，愿以終身依附的選擇投靠情形；像他經歷艱難九死而不悔的意志表現(xiàn)；像他寧愿減少自己繪畫創(chuàng)造活動而全身心投入對敦煌藝術的守護拜謁及弘揚過程的行動等等，都是作家用力追蹤的地方，把握的也十分到位與適當。這是作家對書寫對象認識把握能力的表現(xiàn)，很多傳記寫作在這些地方時常失去定力，而陷入空蕩甚至庸俗的泥淖，導致作品蒼白和浮淺。

葉文玲是個有豐富文學創(chuàng)作經驗的作家。因此，她非常看重人物在作品中的位置和價值作用。不像有些傳記，被作者寫成了傳主的年譜或大事記錄，成了一種流水賬的記載。《此生只為守敦煌：常書鴻傳》，是一部始終圍繞傳主文化精神情感、事業(yè)經歷性格來展開的書寫。常書鴻的文化精神表現(xiàn)、情感行動經歷成為一根粗壯貫穿的中心結構線索，在時間和變動表現(xiàn)的過程中逐漸呈現(xiàn)。所有的震撼、選擇、艱難、苦痛、收獲、喜悅等精彩的人物經歷細節(jié)故事，都在這個結構線索上展開，有序而異彩紛呈。像作品描述常書鴻親臨敦煌，面對凋敝破敗的情形時的傷痛、像遭遇妻子背叛站在自家門前的痛苦艱難抉擇心理、像看見在他和弟子的辛勞付出后敦煌的保護和研究出現(xiàn)新氣象時的歡欣情景等，都使人有如同身臨其境之感，與傳主產生共鳴和情感溝通。而常書鴻的高潔、壯偉、堅韌、深情的性格形象也躍然紙上。該書讓人在感受常書鴻本身的同時，對偉大的敦煌文化藝術亦有很多感受理解。作品也因此表現(xiàn)出濃郁豐盈的文學感染性，堪稱上乘。

值得高興的還在于，在此傳出版多年之后，葉文玲在原來初版基礎上，依據(jù)新的認識理解和資料收集，對作品再次認真修訂，在內容豐富和文學表達方面都有很好調整潤色，使之更加準確、充沛。浙江人民出版社又給予精心設計，讓這本蘊含厚重風韻的傳記，得以精彩面世，不失一文學出版盛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