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27日，意大利詩人與小說家切撒爾·帕韋塞自殺身亡。很多年里，帕韋塞都是卡爾維諾的第一位讀者，這位卡爾維諾最為敬重的師長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告別人間，使他震驚不已。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卡爾維諾的父親也離開塵世，這位后來被寫進《圣約翰之路》的慈父既溫柔又有趣，對他的孩子影響至深。多年之后，卡爾維諾回憶說，“父親走的路是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深處，在一個人類的超凡世界（或者說人間地獄）里開掘出來的道路。”父親過早地離去使1950年代初期的卡爾維諾失去了最重要的親人。而帕韋塞的離開使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朋友。

卡爾維諾就是在這樣一種情境中開始1950年代的，他不得不與同樣充滿悲觀主義的世界凄然相向。那之前，卡爾維諾已經(jīng)開始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寫出了后來被認為是杰作的《通往蜘蛛巢的小徑》。作為共產(chǎn)黨員，他曾在戰(zhàn)時參加過幾次游擊隊同納粹在加里波第最殘酷的戰(zhàn)斗，也參加了巴亞爾多戰(zhàn)役，成為意大利共產(chǎn)黨的積極分子，并在戰(zhàn)后為《團結(jié)報》寫稿。無論是在文學上還是在政治上，1950年代之前都是卡爾維諾的積淀期，時代也并未給他提供更多的時間和自由。可以說，卡爾維諾的文學傳奇是在1950年代開始的。

1950年代的卡爾維諾首先是一位小說家。這個身份的注腳是一系列短篇小說和幾部長篇小說，其中，《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騎士》無疑是經(jīng)典之作，直接奠定了卡爾維諾的文壇地位，他在后來被題為《我們的祖先》的序言中對這三部小說進行了相對詳細的闡釋。進入1950年代，冷戰(zhàn)帶給卡爾維諾的是持續(xù)的壓力，所以他自己說《分成兩半的子爵》是抵制這種壓力的“消遣”之作，他并不安于接受消極的現(xiàn)實，而是力圖用一種“新現(xiàn)實主義”的筆調(diào)消解它。《樹上的男爵》是一部虛構(gòu)和想象之作，傾注了作者對文學的全部激情，并在其中做了非常深刻的文學實驗而自得其樂，卡爾維諾認為，只有在這部小說中才能品味到“小說”作為概念最傳統(tǒng)的含義。《不存在的騎士》用一種超現(xiàn)實主義的歷史“事件”描述了現(xiàn)代人的精神困境，將他對時代的思考引向更為縱深的層次。此外，《阿根廷螞蟻》《女王的項鏈》和對伏爾泰及康拉德的評論或點綴或延伸著這種深度。而卡爾維諾本人則更偏愛《我們的祖先》，這源于他更看中關(guān)于現(xiàn)代人的通約性，所以他才會說，“我希望它們被看成是現(xiàn)代人的祖先家系圖，在其中的每一張臉上有我們身邊人們的某些特征，你們的，我自己的。”

如果說1950年代的小說創(chuàng)作體現(xiàn)出卡爾維諾關(guān)于文學的天才氣質(zhì)，那么《意大利童話》的編撰則體現(xiàn)了他埋首于資料的學術(shù)追求。如今，《意大利童話》在意大利已經(jīng)成為圖騰式的童話作品集，這大多來自于編撰者讓人感動的皓首窮經(jīng)，卡爾維諾收集了大量或已經(jīng)公開發(fā)表或尚未見過天日的意大利19世紀民間故事，并將之做了極為仔細的甄別和篩選，最后還將一些方言翻譯為標準的意大利語，甚至自學了一些地區(qū)的方言，這讓他成為一位做學問的人。在《意大利童話》60多頁的序言中，卡爾維諾以學者的眼光和視野講述了他所認為的“意大利童話”以及這部大書的來龍去脈。他認為，歐洲的民間故事和童話資源豐富、資料浩繁，但他愿意直面壓力。他為編撰工作確定了兩個目標，一是“代表意大利方言中可考證的所有種類的童話”，二是“代表意大利所有大區(qū)”。他為此目標承擔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對所有古典的意大利民間故事和童話進行整理，并汲取其中的價值和營養(yǎng)。他還從語言、修辭、敘事等多個方面梳理了意大利童話的特征。無疑，《意大利童話》經(jīng)此已成為杰作，之于文學史來說，這部童話集使意大利童話與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等并稱為經(jīng)典童話；之于編撰者本身來說，這部童話是卡爾維諾當時躲避周邊世界“奇妙的氛圍和邏輯”的方式之一；更重要的是，這種學術(shù)研究式的編撰方式奠定了卡爾維諾理論家和批評家的技術(shù)和學理基礎(chǔ)，使他能夠輕而易舉地寫出《美國講稿》《為什么讀經(jīng)典》這樣的名著。

卡爾維諾所謂“奇妙的氛圍和邏輯”所指的是，在《意大利童話》付梓出版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發(fā)，極大地改變了卡爾維諾對世界和時代的認識。卡爾維諾是在意大利中北部的叢林中參加過游擊戰(zhàn)的人，早在1944年就加入了共產(chǎn)黨，年輕時信奉無政府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所以意大利光復(fù)后，他與政治已經(jīng)密不可分，而且卡爾維諾對政治的態(tài)度相當寬容，從未因為共產(chǎn)意識和作家意識的沖突而受到煎熬或焦躁不安。1950年代中期，意共知識分子之間的派系斗爭告一段落，而蘇共二十大之后，很多西方觀察家都認為一個真正的充滿希望的時代已經(jīng)來臨，卡爾維諾當然也不例外，1956年夏天，盧卡奇訪問意大利期間還曾肯定他“對重生的共產(chǎn)主義的寄望”。可是，“匈牙利事件”讓卡爾維諾看到的是，一個時代尚未開始，另一個時代也尚未結(jié)束，所以他毅然決然地選擇與湍急的洪流劃清界限，1957年，他向都靈聯(lián)合委員會遞交了辭呈，辭去了黨內(nèi)所有職務(wù)，之后也再沒加入任何黨派。他成為一個政治上絕對自由的人。“這些事使我疏離了政治生活，也就是說相較于之前，政治在我內(nèi)心中占據(jù)的空間小了很多”。這種態(tài)度實際上是卡爾維諾對意共的失望，很多年之后回憶至此，他曾坦言，“我不知道那班在1956年11月迷途的公車是否還能走回正路”，可謂意味深長。

看上去，對于卡爾維諾來說，這是一個沒什么與眾不同的1950年代，可是與之相比，1960年代的卡爾維諾幾乎沒有幾部長篇小說，他先是四處周游，后來定居巴黎，不是在講壇上，就是在研討會的發(fā)言席上，即便卡爾維諾自己也承認，“60年代我扮演的主要角色是隱士”。1970年代之后，他先后在《晚郵報》《共和報》上發(fā)表一些閑散的游記和論文，偶有短篇小說，還有同樣是名作的長篇小說《看不見的城市》及《寒冬夜行人》，可是與《我們的祖先》相比，這兩部小說更像是卡爾維諾關(guān)于文學的理論思考，因為彼時的卡爾維諾已經(jīng)不再需要被其他人確認，盡管他當時一只腳在文學之內(nèi)，而另一只腳在文學之外。

回過頭來，重新思考卡爾維諾1950年代的生命和創(chuàng)作，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不長不短的10年對他來說多么重要。小說創(chuàng)作奠定文學地位，童話整理形成理論深度，遠離政治改變?nèi)松呦颍沟每柧S諾三十幾歲就成為“另一個人”，“這個人”的標簽是清逸、澄明、深邃、多情，又頗具少年感。如果深入考察內(nèi)中隱秘的邏輯，可以發(fā)現(xiàn)，卡爾維諾1957年做出的政治選擇在權(quán)重上之于他的人生具有更深的影響。一方面，鉆進童話世界本身即是對成人世界的跳脫；另一方面，從《樹上的男爵》不難看出他與外界保持距離的決心，而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時間與出版時間恰然持續(xù)在1956年和1957年，“青年政治家”成為“樹上的男爵”，并在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生活在樹上”，他甚至在給一位編輯的信中暢快直言，他已經(jīng)開始“提前品嘗年華老去的無比喜悅”。從這個意義上說，《意大利童話》和《我們的祖先》可以被視為卡爾維諾政治態(tài)度的一種注腳，反而觀之，是政治的卡爾維諾塑造了文學的卡爾維諾，使之成為有趣而高貴的靈魂。

生活在歷史中的人，尤其是歷史中的藝術(shù)家，沒有誰能夠走出“歷史制約”，卡爾維諾概莫如是。因此，即便面對文學的卡爾維諾，也需要秉持一種圣伯夫或泰納的批評態(tài)度，將社會、時代和卡爾維諾的人格看成是一個共同體。惟其如此，才能體會到卡爾維諾所面對的“歷史制約”：如果沒有1956年的世界變化，卡爾維諾的人生會走向何途，恐怕連他自己都不得而知。可惜，歷史沒有如果，我們只能面對已經(jīng)消逝在歲月中的卡爾維諾和他的1950年代，并通過新的重構(gòu)與建構(gòu)，重塑一個活生生的卡爾維諾。在此過程中，我們歡欣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