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的自由》，[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唐建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5月版，192頁，49.00元

2020年的日歷即將被撕去最后一頁。如果要選擇一兩個詞作為世界性的年度關鍵詞，可以肯定太多的人都會選擇“疫情”和“生命”。這當然有充足的理由，但細想之后我寧愿選擇的是“生命”與“自由”，因為疫情讓我們重新思考生命與自由的關系。無論如何，以對“自由”問題的閱讀和思考目送2020年的遠去，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莎士比亞的自由》（原書名：Shakespeare’s Freedom,2010；唐建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5月） 全書的第一句話、第一個段落就幾乎說出了我們應該“不忘莎心”、應該認真閱讀莎士比亞作品的全部理由：“作為作家的莎士比亞是人類自由的體現(xiàn)。……雖然他生活在一個等級森嚴的君主制社會中，是被束縛的對象，且在這個社會里，言論和印刷都受到監(jiān)管，但他擁有哈姆雷特所說的自由靈魂。自由——這個詞及其變體他用了數(shù)百次。在他的作品中，‘自由’意味著‘被限制的、被囚禁的、被約束的、不敢明說的’的反義詞。”（第1頁）格林布拉特接著說，人們并非到了現(xiàn)在才認識到莎士比亞作品中的“自由”品質，他的朋友及競爭對手本·瓊生（Ben Jonson）就說過莎士比亞是一個非常“開放和自由”的人。

問題是對于我們而言，雖然莎士比亞早已成為掛在口頭的偉大文學的象征，雖然我們的學術檢索網(wǎng)絡中已經(jīng)積累了無數(shù)莎學研究成果，但我們是否能在真實的生存境況中時刻想起和思考莎士比亞的自由的靈魂，作為我們認識時代和人生的重要啟迪？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這本只有十來萬字的小書讓我感到分量很重，這位《諾頓版莎士比亞全集》的主編作為莎學權威的學術水平固然不用懷疑，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文學批評以敏銳和犀利的思想性把莎翁的自由靈魂與我們的時代緊密相連。

有人評論說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善于從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找出被他人忽略的細節(jié)，并將這些細節(jié)用作重新審視作品本身的棱鏡。（《新政治家》）我想更應該說，格林布拉特并非只是書齋里的莎評家，他的莎評與現(xiàn)實政治并不脫節(jié)，他用來重新審視莎翁作品的那面棱鏡時常會投向現(xiàn)實生活。例如，當他從莎劇論述到基督教的兩個主要歷史宿敵（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時候，他的頭腦馬上會閃過咖啡館和火車站的爆炸、被炸成碎片的公交車、人群中的那些背雙肩包或穿厚外套的人這樣的當代恐怖主義圖像。作為讀者的我們當然也會深受感染，當格林布拉特說“莎士比亞生活在一個絕對主義的世界中”（第1頁）的時候，我們會跟隨他穿越到莎士比亞生活的時代。那時英國王室的律師和理論家精心打造出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王權概念，以各種混合著宗教教義與政治動機的學說堂而皇之地強調對王室的絕對忠誠。雖然他認為王室絕對主義（Royal absolutism）是一種虛構的概念，但是他指出“這樣的絕對主義主張一再被提出，而且它們盡管明顯經(jīng)歷了失敗，但看起來并不荒謬，因為它們與宇宙由一個絕對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統(tǒng)治的主流觀點相呼應。確實，在莎士比亞的時代，那種認為神明擁有強大但有限的力量——如希臘和羅馬諸神——的觀念似乎不再令人信服，人們認為，這是將惡魔置于真正的上帝之位的結果”。（第2頁）莎士比亞面對的就是“將惡魔置于真正的上帝之位”的時代，因而才會煉成他的哈姆雷特和他的自由靈魂。

杰出的文學理論家布魯姆一直憚心竭慮地提醒我們，應該從莎士比亞作品中認識和理解人類的政治現(xiàn)象及其永恒的難題，從而理解人性與政治的聯(lián)系。在莎學研究中，這是關于文學敘事與政治敘事的內在關聯(lián)的重要議題；對于更多的讀者而言，莎士比亞作品所喚醒是對政治權力、公共事務、個人性格以及國族命運之間關系的聯(lián)想和思考。但是還應該指出的是，文學史家和文學理論家對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政治性的解讀更多只是局限在文學的、理論的場域之中，但是現(xiàn)實政治場域中的統(tǒng)治者有時會比莎學專家對莎士比亞作品更為敏感，更能發(fā)現(xiàn)文學敘事與政治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和危險性。舉個例子。在2012年泰國當局曾明令禁止播映改編自莎士比亞名著《麥克白》的電影《莎士比亞必須死》（Shakespeare Must Die），當局認為該電影“含有會導致人民分裂的內容”，可能會煽動政治狂熱。影片導演因格當然認為禁演決定是“荒謬”的，而且談到這一禁演決定給人們帶來的真實感受：“我覺得我們好像正在走向一個非常黑暗的地方，那里充滿恐懼，每個人說話的時候都必須小心翼翼。”問題是她為這部電影辯護的說法不僅沒有打消統(tǒng)治者的顧慮，反而似乎說明禁演是有理由的，因為她說那個類似他信的主角代表了所有被指控犯有貪污和濫權罪的領導人，比如利比亞人觀看時會認為這就是卡扎菲。其實，“××人觀看時會認為這就是誰誰誰”的網(wǎng)絡流行句式就是禁演的最大理由。說實話，野心勃勃、弒王篡位的麥克白將軍，在神世與人間的暴政、恐懼與奴役的主題，就憑這兩點，被禁演一點也不奇怪。應該承認，沙士比亞作品中的政治性與現(xiàn)實政治中的戲劇性互為激蕩，成為了激活想象、挖掘真相和思考政治與人性的永恒思想文本。

多年前我曾讀過阿魯里斯、蘇利文主編的《莎士比亞的政治盛典—— 文學與政治論文集》（趙蓉譯，華夏出版社，2011年），收入的十二篇論文均以對情節(jié)結構、沖突細節(jié)和人物語言的精心分析和同情理解作為引導，力圖以不同的關注方式揭示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政治哲學思想。該書“前言”認為，“莎士比亞最有效地為我們展示了萬花筒般的政治景觀。他豐富的經(jīng)典著作展現(xiàn)了君主制與共和制、暴君與國王、思想家與戰(zhàn)士、基督徒與異教徒。通過對如此壯觀的政治盛典極富詩意的表現(xiàn)，莎士比亞促使我們去思考維持不同政體的必要條件和推翻不完美政體的可行性。”所謂“萬花筒般的政治景觀”與“政治盛典”在現(xiàn)實中其實只是對于有資格在場或有觀察能力的人而言才是真實存在的，在普通人的政治視野中那些實際上決定他們命運的“政治盛典”往往是隱匿的或者只是一幕表面的儀式。莎翁作品的作用就在于喚醒觀眾，把他們從自以為日子平常或歲月靜好的現(xiàn)實幻覺中驅趕出來，讓他們看到在盛典與儀式幕后的亨利五世們泛濫無邊的野心與權力的傲慢與專橫。

格林布拉特的《莎士比亞的自由》通過讓讀者看到莎士比亞如何生活在一個絕對主義的世界里，在這個世界中《圣經(jīng)》、王權、上帝、貴族等擁有絕對權威，從而認識到必須嚴肅思考服從與反對的選擇及其理由，思考個人選擇的權利和可能性。毫無疑問莎士比亞是強烈反對絕對權威主義的，并不斷探索擺脫這種絕對主義的可能性。在該書中，“格林布拉特向我們展示了莎士比亞如何揭露國王、將軍和教會的陰謀詭計和自命不凡；如何探索情人間的溢美之詞和看似無限的激情；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亞作為一個自由的人文主義者，如何與觀眾和讀者進行有關美、仇恨、權威、自主性的討論”。（見該書介紹）該書的五章分別討論了幾個問題，涉及探討絕對主義主張的界限、對崇拜“無特征的完美”的質疑、對否定性的限度和兇殺仇恨的探索、對權力的權威與行使的質疑和接受，以及對自主性問題和藝術自由的思考。應該注意的是，他對這些議題的內涵和討論方法及意義并沒有給出明晰的論述，而是緊密結合對莎翁作品文本的深層次解讀而不斷觸及問題的核心，在敘事結構上是不斷在莎翁的視角與莎劇中人的視角之間來回移動，在作者、莎翁、作品中人物以及觀眾的認知理解之間建構起一種多聲部的對話結構。這樣的論述方式當然適合于從微觀的、更深入的層面揭示莎士比亞對復雜的人類境況的理解，但對于一般讀者來說則需要有對莎士比亞作品的基本了解和閱讀的耐心。

作者力圖以深刻的思想性分析取得莎學研究的突破，他講述自己的主要關注點“都是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一直在寫作中進行理論反思的對象。……阿多諾在他整個職業(yè)生涯中遇到的許多棘手的美學問題都是緊隨著被他稱為莎士比亞對‘人類無限豐富的個性的突破’而出現(xiàn)的。這種突破在我看來源于莎士比亞作品中出人意料的藝術轉向，它驚人地背離支配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品位的審美標準。……人們認為，偏離這一準則會帶來出現(xiàn)缺陷或變得怪異的風險，而且實際上，莎士比亞最感興趣的美的形式，與他所在時代的文化所認為的丑陋十分接近。但這種危險的距離正是個性化的代價”。（第5頁）這意味著他所論述的“莎士比亞的自由”不僅是政治學意義上的，而且也與美學、藝術學和文化研究緊密相關的，用他對莎士比亞在人生旅程中的思考與探索的描述來說就是：“在這段旅程的不同階段，在引人入勝的對個性的構想的驅使下，莎士比亞發(fā)現(xiàn)了獨特的美，直面了他者性引起的仇恨，探索了權力的倫理困惑，并接受了他自己的自由受到的限制。”（第6頁）格林布拉特的任務就是在莎士比亞的藝術轉向和他的關于流行準則與個性、絕對主義專制與自由的矛盾沖突的思想中揭示它們之間的復雜聯(lián)系，最終理解為什么說莎士比亞既是自由的縮影也是限制的象征，理解為什么說“這些限制是他獲得特殊的自由的有利條件”。（第1頁）

第一章“絕對的限度”主要以《一報還一報》（Measure for Measure）為主要論述對象。這部以愛情、法律、道德倫理和政治管治為主題的喜劇雖然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但是在全劇中籠罩著無奈、憂郁、恐懼的氛圍，欲望與倫理、權力與法律的沖突折射著人性的復雜。格林布拉特看來對兩個問題特別敏感，一個是貌似合法地運用暴力的權力在骨子里的荒唐與不道德，另外就是那個被文森修公爵安排提前處決以便用他的頭顱實施掉包計的死刑犯巴那丁的精神世界。當?shù)诙坏诙鲆郎惱瓚┣蟀舱荇敂z政赦免她弟弟的性命的時候，“她呼吁人們注意那些對自己的同胞行使權力的人的荒唐和專橫。一個小官員‘掌握了暫時的權力’，就要賣弄威風，仿佛是個神靈”；安哲魯問她為什么說這些話，依莎貝拉回答說這是權力的問題：“因為當權者雖然像別人一樣有錯，卻可以憑借他的權力，把自己的過失輕輕忽略。”（第7頁）但是安哲魯卻認為即使陪審員中有人犯的罪可能比他們所判決的人所犯的罪更嚴重，但這并不能說明對犯人的判決是無效的，法律的有效性并不取決于執(zhí)法人員是否正直。安哲魯?shù)奶搨魏蛢擅嫘愿诱f明政治倫理的墮落與統(tǒng)治者的危機，這是文森修公爵出走的根本原因——他看到了這種危機但是無力解決它。他將權力移交給安哲魯，是希望他“可以憑借我的名義重整頹風”。格林布拉特認為這明顯是一個失敗的設計，公爵要解決這種充滿虛偽行徑、誣告、誹謗和濫用權力的行為的混亂局面，只能通過在公眾面前表演他自己的戲碼，并接受公眾的歡呼聲，但這正是他鄙視的。（18-19頁）只要認真想一下，我們就知道深陷于虛偽、專橫的權力體制之中的文森修公爵雖然對統(tǒng)治危機有清醒的認識和不安，但是以一己之力根本無法改變局面，而他所寄予希望的代理人只能使權力體制更為腐敗和可恥。在第四章的開頭，格林布拉特談到1998年他在白宮與克林頓總統(tǒng)的一段對話：他說《麥克白》是一部偉大的戲劇，它講述了一個野心勃勃的人被迫去做一些他知道在政治和道德上是災難性的事；克林頓回答說“我認為《麥克白》是一部關于一個野心勃勃卻沒有道德目標的人的偉大戲劇。”（84頁）“一個野心勃勃卻沒有道德目標的人” 攫取了權力，這必然導致王室絕對主義的全面統(tǒng)治，導致王室大律師的忠誠話語滿天飛，因而引起莎士比亞對權力的倫理道德合法性的困惑與質疑。

至于那位只是客串一個片段、一直不畏死的死刑犯巴那丁，面對提前執(zhí)行的死刑突然一反常態(tài)，斷然拒絕被立即斬首，這個不起眼的、在研究者眼中也是很容易被忽視的角色突然閃耀出亮光。“巴那丁可有可無，但又如此戲劇性地引人注目，他正是藝術家重塑世界的自由的象征。”（15頁）所謂“自由的象征”，在格林布拉特看來就是拒絕被當作替代品，堅持以個人的獨特性在劇中（也就是在他的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這不是理想化或只具有抽象意義的所謂個性，而是面對權力的專橫和社會流行規(guī)則的拒絕和反抗。這個既丑陋又怪誕的死刑犯對這個世界只有詛咒，對一切充滿毀滅的欲望，而莎士比亞卻在這個人物中發(fā)現(xiàn)了一種意想不到的、自相矛盾的美，發(fā)現(xiàn)在頑固不化的仇恨之中竟然包含有對絕對自由的渴望和對絕對個性化的渴望融合一體。

格林布拉特由此引申到他所關注的問題：“其一，莎士比亞在多大程度上認為自己的作品擁有獨立的法則；其二，莎士比亞在多大程度上是通過背離其文化所珍視的規(guī)范來塑造個性的。……莎士比亞認識到他的藝術取決于一種社會認同，但他并沒有簡單地服從他那個時代的常規(guī)。”（16頁）巴那丁最后獲得了寬恕，格林布拉特說“這種寬恕象征著君主對臣民生死予奪的權力，更重要的是，象征著劇作家中止或改變一切普通的社會規(guī)則的權力。但不同于統(tǒng)治權，劇作家的權力無法延伸到劇場之外。”（同上）藝術家的自由和權力不但無法在現(xiàn)實中延伸，而且更有時刻被迫害之虞。格林布拉特馬上列舉了幾位被迫害的劇作家名單，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受各自作品牽連而進過監(jiān)獄。即使莎士比亞在其一生中設法避免了這種命運，但他很清楚，他也很容易發(fā)現(xiàn)自己被囚禁在了牢房里，像可憐的巴那丁一樣在稻草堆里瑟瑟發(fā)抖”。（15頁）這是對“他擁有哈姆雷特所說的自由靈魂”的殘酷注解——像他那樣的拿筆桿子的人都知道自己會很容易被囚禁在牢房里。

《一報還一報》這個來自《圣經(jīng)》的題目反映了莎士比亞對于統(tǒng)治權力的一種真實看法，作者在第四章“莎士比亞與權威倫理”中繼續(xù)探討了這個問題。他認為莎士比亞對國家治理的核心看法就是“我們往往逃不過現(xiàn)世的裁判”，“莎士比亞認為一個人的善行不一定會得到回報，甚至認為通常不會得到回報，但他似乎相信，一個人的惡行必然會有報應，會讓其加倍償還”。（97頁）在我看來，這種報應論的來源之一就是來自莎劇中那些受難的、貧窮的底層之人的哀告中隱含的憤怒：“安享榮華的人們啊，睜開你們的眼睛來，/ 到外面來體味一下窮人所忍受的苦，/ 分一些你們享用不了的福澤給他們，/ 讓上天知道你們不是全無心肝的人吧。(《李爾王》第三幕第四場） “讓上天知道你們不是全無心肝的人吧”！還有什么對現(xiàn)世無良權力的控訴比這更哀怨的呢？但是格林布拉特提醒我們，劇中沒有什么表明這是完全可能實現(xiàn)的。“相反，李爾傾向于認為法官和小偷在道德上沒有明顯的區(qū)別。‘你沒看見那法官怎樣痛罵那個卑賤的偷兒嗎？’他對葛羅斯特說，‘側過你的耳朵來，聽我告訴你，讓他們兩人換了地位，誰還認得出哪個是法官，哪個是偷兒？’(第四幕第六場）。他們唯一的區(qū)別就是對暴力的壟斷。……當權者可能會大聲宣稱他們同情窮人的苦難，但不可避免的是，這些聲明純粹是虛偽的。”（105頁）《李爾王》最后的結局發(fā)人深省，在政治危機與統(tǒng)治災難之后竟然沒有一個幸存者想獲得權力，好像對權力的任何渴望都是邪惡的，連莎士比亞也顯然不知道要怎樣才能結束這部悲劇。最后他的解決方案是在一場模糊的、極不情愿的權力更替中結束這部悲劇，然后把結束語從對權威的假設，轉向在巨大的壓力下誠實地表達自己情感的必要性：“不幸的重擔不能不肩負；感情是我們唯一的語言。”（第五幕第三場）格林布拉特說：“這是莎士比亞最非凡的天賦之一，他告訴我們要說出我們自己的感受。”（107頁）在時代的重壓下堅持說出我們自己的感受，這也是那個哈姆雷特的自由靈魂發(fā)出的聲音。

格林布拉特雖然沒有系統(tǒng)地深入分析莎士比亞在劇作中表現(xiàn)出來的具體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但是他也指出了莎士比亞思想的復雜性表現(xiàn)在沒有明確認為篡權行為必然是邪惡的，用暴力推翻既定秩序必然是不道德的，“他深知，暴力是政權更迭的主要機制之一”。（87頁）這是他對現(xiàn)實政治的復雜性的思考的結果。同樣復雜的是關于藝術創(chuàng)作與自由的關系，令莎士比亞著迷的是關于“自主性”的概念，但他懷疑而且明白即使是最堅定的人或者握有權力的國王也不可能擁有真正的自主性。雖然“莎士比亞可能仍然認為，對于一個虛構的作品來說，如一首詩或一出戲，充分自由是有可能實現(xiàn)的”。（128頁）但是莎士比亞知道審美自主性不會不受到限制，也知道十六世紀八十年代初在菲利普·錫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 的《為詩辯護》（Apology for Poetry）一書表述的關于詩歌的自主性的觀點，格林布拉特正是在這些觀點中看出莎士比亞與錫德尼的區(qū)別。他說“演員和劇作家都知道他們的藝術其實是脆弱的。他們理解莎士比亞在第66首十四行詩中抱怨的‘藝術被官府統(tǒng)治得結舌箝口’。藝術家的自由取決于一種社會共識，一種精英階層(‘紳士們’）允許藝術存在，而且是在不受壓制、不受干涉的情況下存在的意愿。當然，這種社會共識很容易帶來與審美自主相反的狀態(tài)，即藝術家可能會被迫正式承認他們直接依賴于社會權貴。藝術家的自由，就其本身而言，完全在于一種主動地服從，因為只有服從，無論是服從藝術慣例還是社會規(guī)范，藝術家才能發(fā)出他們的聲音。而這個聲音因此含蓄而又明確地宣布，它決心永遠不愿冒犯別人。”（137頁）

在專制王權與社會權貴之間，也就是后世的政治權力與資本市場之間，藝術家的真正獨立自主、藝術創(chuàng)作的真正自由談何容易，這不難理解。但是格林布拉特還看到了一種更令人感到驚心的真實：莎士比亞一直聲稱或暗示自己的作品沒有任何實際價值，以此免受干預、保護自己。他在最后的劇作《暴風雨》的收場詩中讓普洛斯彼羅說出這樣的話：“你們有罪過希望別人不再追究，/ 愿你們也格外寬大，給我以自由！”（139頁）觀眾和讀者都知道收場詩是用來打破表演與現(xiàn)實的界限的，這句話提醒人們思考劇中的壞蛋與對藝術進行審批、審判的壞蛋就是一路人，因此這話也是講給統(tǒng)治者聽的。作者最后說，“我們所看到的從‘夢’到‘罪’的轉換，反映了他對自己的才藝的本質及其所帶來的風險的認識，而且這一認識在日益加深。”（140頁）我覺得其中有些更復雜的意思作者沒有講述清楚，我想到的是所謂的“風險”不僅僅是指作者因作品中的問題被投入監(jiān)獄，可能也指因為對專制統(tǒng)治的屈服而辱沒了自己追求自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