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說：“當我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鐘、譚之纖仄，于是談詩者競尚宋元。”［1］清初詩學的宋元風尚，尤其是錢謙益和王士禛對這一詩學潮流的引領(lǐng)作用，已經(jīng)引起很多研究者的重視。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清代文學評論史》中有專門章節(jié)涉及“王漁洋與宋元詩”這一主題，認為王士禛“繼錢謙益為詩壇大宗，因此在宋元詩的振興上，大概也盡了很大功力”［2］；蔣寅認為，“錢謙益推崇的宋元詩主要是陸游、元好問一路直承中晚唐而來的清雅詩風，實際上就是宋詩中的唐風”［3］。因此，康熙初年王士禛繼續(xù)提倡宋元詩，更推崇黃庭堅，將人們對宋詩的興趣由蘇、陸引向黃庭堅及江西詩派，還原了宋詩的本來面目［4］。但學術(shù)界在探討清初宋元詩學時，往往存在重宋輕元的現(xiàn)象。以王士禛為例，對他與清初詩壇宋詩風的關(guān)系，學術(shù)界論之已詳［5］；而他與清代元詩學的關(guān)系，除了加拿大學者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在1977年發(fā)表的《傳統(tǒng)與個人：明清時代的元詩觀》一文肯定王士禛在清初元詩復(fù)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外［6］，罕有學者專門進行論述。事實上，王士禛是清代元詩學的開創(chuàng)者和樞紐人物，他對元詩的搜藏、閱讀、批評、師法、編選等詩學活動，既是其本人詩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清代元詩學的走向，是一筆豐碩的詩學遺產(chǎn)。

一、王士禛的元詩學淵源與清初文化氛圍

王士禛的詩學思想及其淵源，無論是宗唐還是神韻說，都深受明人影響，對此前人早有論斷。如朱東潤指出：“其說大體本之明人，神韻三昧之論，幾可執(zhí)《詩藪·內(nèi)外編》求之。”［7］黃景進更是將王士禛論詩之語與胡應(yīng)麟《詩藪》進行比較，認為“相同者甚多”［8］。王士禛對元詩的批評與接受，同樣受到明代格調(diào)詩學和胡應(yīng)麟的影響。明代格調(diào)詩學認為古典詩歌的體制和格調(diào)，至盛唐已臻于極境，故主張復(fù)古，宗法盛唐，并提出“格以代降”的詩學觀，認為宋元詩都格調(diào)卑下，不足為法。作為后七子詩學的繼承人，胡應(yīng)麟深受復(fù)古詩學的影響，同樣用格調(diào)詩學的審美標準來批評宋元詩，認為“宋人調(diào)甚駁，而材具縱橫浩瀚，過于元；元人調(diào)頗純，而材具局促卑陬，劣于宋。然宋之遠于詩者，材累之；元之近于詩，亦材使之也。故蹈元之轍，不失為小乘；入宋之門，多流于外道也”［9］。以小乘和外道來比喻宋元詩，意味著唐詩才是大乘與正宗。王士禛無疑也是盛唐詩格的推崇者，他曾舉晚唐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和元人詩“布谷叫殘雨，杏花開半村”為例，認為雖然都是佳句，但總不如王維“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因而得出“盛唐高不可及如此”的結(jié)論［10］。王士禛又曾與門人師友論詩，門人提出“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分優(yōu)劣”的問題，王士禛回答唐人七律應(yīng)以李頎、王維為正宗，杜甫為大家，劉長卿為接武；至于宋代的歐、蘇與黃庭堅，去唐已遠；元代的趙孟頫，則有俗氣，余可類推。王士禛的內(nèi)兄張實居則明確指出，七律至盛唐，聲調(diào)始遠，品格始高；宋代雖有歐梅蘇黃，但較之唐人，氣象終別；“至于元人，品格愈下，雖有虞楊揭范，亦不能力挽頹波”［11］。王士禛對元代詩人的具體評價，也深受格調(diào)詩學的影響。例如，他批評仇遠詩“格調(diào)靡靡，遠在趙子昂之下”［12］，評價元末詩人傅汝礪“歌行頗得子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調(diào)，視南宋俚俗之體相去遠甚”［13］，這樣的評論，都未超出明代格調(diào)詩學批評的范疇。可見以格調(diào)論詩，宋元詩必然不如唐詩。而胡應(yīng)麟及其以后的格調(diào)詩學產(chǎn)生的變化是，雖然尊崇唐詩，但并不像前后七子那樣主張盡廢宋元詩，而是通過對宋元詩的廣泛閱讀與具體批評來完善自己的詩學體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胡應(yīng)麟在《詩藪·外編》中各用一卷的篇幅評論宋詩和元詩，徹底改變了明代復(fù)古派將宋元詩束之高閣的局面，影響了明末清初詩學風氣的轉(zhuǎn)向。

明末清初詩學理論對宋元詩的提倡，除了以胡應(yīng)麟為代表的格調(diào)派詩學從內(nèi)部發(fā)生轉(zhuǎn)變外，還有另一派，即反對復(fù)古詩學的公安派，也在萬歷年間大張旗鼓地提倡宋元詩。但公安派對宋元詩的鼓吹更多是出于詩學論爭中的策略，以之破除復(fù)古派獨宗唐詩的偏執(zhí)，呼聲雖高，實際建樹卻不多。天啟、崇禎年間，竟陵派鐘惺、譚元春編《唐詩歸》風行一時，以陳子龍為代表的云間派也重新回歸復(fù)古詩學，詩壇的主流風氣仍是宗唐。但在宗唐的氛圍下，閩派和虞山派已開始較多地關(guān)注宋元詩。閩派代表人物曹學佺、謝肇淛、徐圖片等人，在元詩的接受方面很有特色［14］。而虞山派的代表人物是程嘉燧和錢謙益。蔣寅認為，錢謙益受到公安派袁氏兄弟的詩學指點和程嘉燧的影響，在啟、禎年間繼續(xù)鼓吹宋元詩［15］。而王士禛與錢謙益是世交，其叔祖王象春和錢謙益是進士同年，故王士禛曾以詩為贄拜謁錢謙益，并求錢謙益為其詩集作序，得到錢謙益贊賞，屢有書信往來，“寄望他成為一立足于古學、迥出時流、不染復(fù)古派惡習的詩人”［16］。王士禛晚年經(jīng)常追憶“牧翁于予有知己之感”［17］，可見二人師友淵源深厚，并先后主盟詩壇，共同推動了清初詩學的宋元風尚。

明末清初的宋元風尚，除了詩學理論家的大力倡導外，還表現(xiàn)在宋元詩集收藏風氣的興起。相比于明代中期復(fù)古派詩學對宋元詩集束之高閣的做法，明末清初越來越多的藏書家喜愛收藏宋元詩集。根據(jù)現(xiàn)存藏書目錄，收藏元詩別集在100部以上的就有6家，即錢謙益、曹溶、朱彝尊、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18］；甚至編撰專題書目，如曹溶《靜惕堂宋元人集書目》、朱彝尊《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錄》、宋至《青綸館宋元人集目》等。在當時的收藏熱潮中，元遺民詩人王逢《梧溪集》的收藏與流通頗具典型性。王逢是元末明初江陰人，其《梧溪集》自洪武年間刊刻問世后，于景泰七年（1456年）又有南康府知府陳敏政修補重印本。這個重印本到了明末已罕見流傳［19］，但錢謙益藏有此書，并寫有《跋王原吉〈梧溪集〉》一文，收在《初學集》中，影響巨大。錢謙益的族孫、錢曾的父親錢裔肅（1589年—1646年）訪求王逢集不遺余力，至死也未能見到；錢曾經(jīng)過多年努力才抄配齊全，包括洪武刻本二卷、補抄本五卷，抄成之日，“閱時泣下漬紙，痛先君之未及見也。原吉志不忘元，其故國舊君之思，纏綿惻愴，《初學集》跋語極詳，又不待予之贅言矣。”［20］王士禛也因錢謙益的跋文而留意此書，針對錢謙益所云《梧溪集》“載元、宋之際逸民舊事，多國史所不載”［21］，王士禛深表贊同：“虞山錢牧翁謂《梧溪集》記宋元末國事人才，多史家所未備，予讀之信然。”［22］他經(jīng)過多年訪求，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托門人楊名時（1661年—1737年）在江陰購得“明末江陰老儒周榮起手錄本”，得書后，欣喜地寫下兩篇題跋［23］，后收入《蠶尾續(xù)文》，并在《居易錄》《香祖筆記》等書中留下相關(guān)記載。這直接導致四庫館臣將王逢《梧溪集》在清代的傳播歸功于王士禛：“是書傳本差稀，王士禛屬其鄉(xiāng)人楊名時訪得明末江陰老儒周榮起手錄本，乃盛傳于世。”［24］這其實是不準確的，完全抹殺了錢謙益的貢獻。

王士禛跋中提到的周榮起也是明末清初眾多的元詩愛好者之一。周榮起，字仲榮，號硯農(nóng)，江陰人，與毛晉友善。其所藏元人詩集除《梧溪集》外，尚有《范德機詩》和《揭曼碩詩》。后兩種贈送給毛晉，助其刊刻《元四大家詩集》［25］。毛晉是錢謙益的門生，還刻有《元人十種詩》，并請喜愛元詩的明末藏書家、閩派詩人徐圖片作序。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于順治末、康熙初在揚州推官任職期間，曾與徐圖片之子徐延壽定交，而周榮起之子周長源也在此時從游于王士禛。其時王士禛正在閱讀、學習元詩四大家的作品，這很難說沒有間接受到周榮起、毛晉等人的影響。深入挖掘史料可以發(fā)現(xiàn)，明末清初收藏愛好元詩的詩人、藏書家、學者，都直接或間接與錢謙益、王士禛等人有交往，彼此聲氣相通，形成了元詩接受與傳播的網(wǎng)絡(luò)，共同推動著清代元詩學的興起。

元詩學在清初的興起，除了詩史內(nèi)部從唐詩學向宋元詩學的轉(zhuǎn)變外，也與清朝的政治文化導向和士人心態(tài)有較大關(guān)聯(lián)。清代統(tǒng)治者以滿族入主中原，與蒙古族建立元朝極為相似，故后金政權(quán)在與明朝、朝鮮的對抗中，就往往以遼金元進行類比。如皇太極天聰三年（1629年）發(fā)動“攻明京畿之戰(zhàn)”后駐營通州，傳諭說：“若謂我國褊小，不宜稱帝。古之遼金元，俱自小國而成帝業(yè)，亦曾禁其稱帝耶？”［26］因此，自皇太極開始，滿清統(tǒng)治者就非常注重汲取遼金元的治國方略，優(yōu)待儒生，并曾命儒臣將遼金元三朝正史譯成滿語，于順治元年（1644年）進呈御覽［27］。而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際的士大夫，在思考自身出處時，也紛紛將關(guān)注的視野投向元代，或?qū)⑶迦巳腙P(guān)比作蒙古攻宋，效仿宋遺民而成為明遺民，以師法宋詩來表明文化立場；或者以元代漢族士人在異族統(tǒng)治之下延續(xù)和振興華夏文化為參照，為仕清尋求歷史的支持和心靈的慰藉。美國學者藍德彰（John D.Langlois,Jr.）早在1980年撰寫的《十七世紀漢文化主義與元代的類比》一文中，就將清代與元代進行比較，探討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統(tǒng)治之下漢族知識分子的文化本位主義［28］；趙園也敏銳地發(fā)現(xiàn)清人“或明或暗地以士大夫之處元為參照，選擇自己處清的方式，以及適于擔任的角色”［29］。王士禛出身于明代簪纓世家，明亡時年僅11歲，仕清沒有太大的思想負擔。但他開始涉獵元詩之時，正是在考中進士、即將步入仕途的前后（下文詳述），很難說沒有想要了解元代士人的心態(tài)情感與文學表征的潛在意識。康熙帝嗜好文學，注重文治，在科目之外，常以詩賦選拔人材，籠絡(luò)人心。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王士禛就因“詩文兼優(yōu)”，由戶部郎中入翰林院，對清代詩史影響巨大［30］。由于康熙帝喜愛唐詩，王士禛便由宋返唐。但康熙帝對宋金元明詩也并不一概否定，反而認為“其至者亦往往媲北宋而追三唐”［31］，并下令在《全唐詩》之后由翰林院續(xù)編《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王士禛的門人顧嗣立就參與了《御選元詩》的編纂。在這樣的詩學與文化氛圍之中，王士禛即使重回宗唐的舊軌，也沒有徹底放棄對宋元詩的喜好，因而在元詩學方面多有建樹。

二、元詩學與王士禛的詩學歷程

有關(guān)王士禛的詩學歷程，學術(shù)界常用“由唐入宋、由宋返唐”來概括。但由于王士禛詩學思想的復(fù)雜與兼容，這八個字并不足以概括其詩學體系的全貌。在唐宋詩之外，王士禛對元詩的興趣一直貫穿其詩學歷程之始終，在元詩學方面進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且多有創(chuàng)獲。

康熙二年（1663年）九月，王士禛撰成《論詩絕句》40首（今存36首），其中有一首經(jīng)常被后人引用：“鐵厓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盡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32］蔣寅據(jù)此認為王士禛最初涉獵宋元詩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但當時的印象很粗淺［33］。事實上，王士禛對元詩產(chǎn)生興趣的時間要更早，在寫論詩絕句前對楊維禎和吳萊已非常熟悉。他作于順治十四年（1657年）的《寄李仲嘿京兆武林》詩云：“鐵厓?nèi)ズ箫L流絕，誰向西湖唱竹枝？”［34］可見王士禛最遲在此時就已關(guān)注或閱讀過楊維禎《西湖竹枝詞》。其時王士禛才24歲，處在會試中式之后、殿試成進士之前。這一年也是王士禛游濟南大明湖，結(jié)秋柳詩社，寫下轟動詩壇的《秋柳詩》之時。該詩的主旨，嚴志雄解讀為悼念詩：“悼念歲月與青春的遠去、悼念美好物事的不再、悼念明代與前朝人物的凋零。”［35］作于同一時期的上述詩句，何嘗不是悼古傷今，慨嘆楊維禎在元末的風流文采已成絕響，何人再向西湖唱響竹枝詞？王士禛對濟南有特別的情感，因而盡管認為趙孟頫詩有俗氣，但對他同知濟南時寫的作品，如《趵突泉》《初到濟南》《勝概樓》《東城》《湖上莫歸》《春日漫興》《送山東廉訪照磨于思容》等［36］，卻津津樂道，悵然神往。趙孟頫以趙宋王孫的身份仕元，常為后人所垢病，王士禛對此有何看法不得而知。但他后來注意到馬祖常《石田先生集》和宋褧《燕石集》“皆奉旨刊行”，因而感嘆“元時崇文如此”，并懷疑“九儒十丐”之說當是未行科舉以前時語［37］，說明他對元代的文化政策是持贊賞態(tài)度的。元代是多民族文學共同繁榮發(fā)展的時期，王士禛也注意到這一特點并在《跋石田集》中加以肯定：“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趙世延、孛術(shù)魯翀、康里巎巎、辛文房、薩都剌輩皆是也。”［38］清代與元代文化政策非常相似，王士禛在順治年間參加科考、謀求仕進，顯示出他對清王朝的認同，此時將目光投向元代，考察元代文人的處境，可能也是他涉獵元詩的一個重要原因。

順治十八年（1661年），王士禛有兩首追和吳萊的題畫詩：《和吳淵穎題錢舜舉張麗華侍女汲井圖》《和吳淵穎題袁子仁巴船岀峽圖》［39］。結(jié)合王士禛在《古詩選》中所云：“《淵穎集》宋文憲公所編，愚幼而好之。”［40］可證他最早是從楊維禎和吳萊開始關(guān)注元詩的。《論詩絕句》的另一首是：“李杜光芒萬丈長，昌黎石鼓氣堂堂。吳萊蘇軾登廊廡，緩步崆峒獨擅場”［41］，更是將吳萊所作石鼓詩與李、杜、韓、蘇等大家相提并論，可見王士禛對吳萊的重視。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禛又作《詠史小樂府》三十五首，這正是楊維禎所擅長的題材，詩友孫枝蔚讀過后說：“阮亭公詩發(fā)源漢魏，傍及宋元，今自云效鐵崖，乃似欲過于鐵崖。”［42］可見王士禛對楊維禎和吳萊詩的接受是由淺入深的，經(jīng)歷了從最初的關(guān)注到追和、效仿乃至超越的過程。至于為何首選楊維禎和吳萊，除了王士禛個人的詩學趣味，也可能與當時的詩學風氣有關(guān)。黃仁生注意到清初文人普遍喜愛竹枝詞，對楊維禎竹枝詞和詠史樂府尤為推崇，王士禛的友人汪琬、尤侗等名家都有相關(guān)和作［43］。

除了楊維禎和吳萊，王士禛早年對元詩四大家等其他元代詩人也有較濃厚的興趣。順治十五年（1658年），王士禛因喜愛元人范梈詩句“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而擬作一聯(lián)：“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44］。此聯(lián)在詩集中題為《息齋夜宿即事有懷故園》［45］。康熙二年（1663年），王士禛偶然得到明末愛好宋元詩的程嘉燧的畫作，愛其風格不減倪云林，因而次韻倪瓚詩題于畫上［46］；同一年又作《讀范德機到官詩“可使文人有愧辭”，用其語戲題一絕》［47］。康熙八年（1669年），王士禛奉使淮安榷清江浦關(guān)，有《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于卷后，凡七首》，其中讀虞集詩的感受是：“漢庭老吏果無慚，揭后楊前總未堪。愛詠君詩當招隱，青山一發(fā)是江南。”［48］他此時對元詩的涉獵應(yīng)當不止虞集詩，還包括四大家中的揭傒斯和楊載，否則很難憑空作出“揭后楊前總未堪”的評價。

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禛進入翰林院，開始了詩學的轉(zhuǎn)型時期，總的趨勢是由宋返唐，但并未完全放棄對宋元詩的興趣［49］。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王士禛編選《七言古詩選》，仍然秉持早年對元詩的看法，推崇虞集和吳萊，以之上接以杜甫為宗的七言古詩傳統(tǒng)。但總體來看，王士禛在入翰林以后、升堂官之前對元詩的認識沒有太大突破。可資佐證的是，成書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池北偶談》，其中所記閱讀的元人詩集只有梁寅《石門集》和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等寥寥數(shù)種。究其原因，可能是康熙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687年—1688年）家居服喪期間，王士禛正在編纂《十種唐詩選》和《唐賢三昧集》，無暇過多關(guān)注宋元詩。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王士禛服闕返京，次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十八年（1699年）官至刑部尚書，直至四十三年（1704年）罷官歸鄉(xiāng)，共計15年，無論政治生命還是文學影響，都達到巔峰。在標舉唐詩神韻的同時，他收藏、閱讀宋元詩的興趣更加濃厚，范圍也更廣博。王士禛本身就是著名的藏書家，“他對宋元詩的認識也直接來源于藏書的閱讀”［50］。除了利用自身藏書，王士禛也廣泛向其他藏書家借閱。例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入冬以后，他在京城陸續(xù)從朱彝尊、黃虞稷等人處借閱了大量宋元人詩文集。《跋石田集》說：“康熙己巳冬杪，于竹垞太史寓齋，得覯此本，留旬日而歸之。”［51］《跋傅若金集》說：“時借竹垞太史鈔本宋元人集十數(shù)種，如行黃茅白葦間，忽逢嘉樹美箭，為之眼明。”［52］《香祖筆記》也記載：“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黃兩家借書，得宋、元人詩集數(shù)十家。”［53］《居易錄》記載這一時期王士禛閱讀過的元人詩集更是多達20余種：貢奎《云林詩集》、金履祥《仁山集》、張伯淳《養(yǎng)蒙集》、黃庚《月屋漫稿》、陳泰《所安遺集》、陳深《寧極齋詩》、仇遠《興觀集》、徐達左《金蘭集》、郭翼《林外野言》、王逢《梧溪集》、牟巘《陵陽集》、宋褧《燕石集》、張翥《蛻庵集》、黃鎮(zhèn)成《秋聲集》、陳樵《鹿皮子集》、何中《太虛集》、張雨《句曲外史集》、趙孟頫《松雪齋集》、袁桷《清容居士集》，等等。最為難得的是，王士禛以題跋或筆記的形式寫下了每種詩集的讀書心得，成為非常珍貴的元詩批評史料。

王士禛詩學的仰慕者法式善曾指出，元詩的特色是有“風致”［54］。“風致”有風采神韻、別有風味和韻致的含義，也符合王士禛的詩學旨趣。王士禛對元詩的批評是印象式的，總是直截了當?shù)卣f出他喜愛的詩。如讀王逢《梧溪集》說“予最愛其《題王冕墨梅》一絕云”［55］；讀黃鎮(zhèn)成《秋聲集》說“予愛其《秋風詩》”及《李仲明秋山小景》《五曲精廬》，“甚有風調(diào)”［56］；讀張雨《句曲外史雜詩》說“予最喜其絕句”，如《三香圖》《萬壑松濤》《黃子久畫》等，“頗有坡谷遺風”［57］。這些以“予愛”“予最愛”“予最喜”等詞語記錄的閱讀體驗，反映了王士禛個人獨特的審美趣味和批評方式。他很少籠統(tǒng)地對元詩進行宏觀評論，其門人劉大勤曾記載師友間的問答，其中有關(guān)元詩的討論是：

問：元人詩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然乎？否耶？

答：元詩如虞道園，便非晚唐可及；楊鐵崖時涉溫、李，其小樂府亦過晚唐；他人與晚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溫、李、皮、陸、杜牧、馬戴，亦未易及。［58］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王士禛的詩學批評總是著眼于具體作家的創(chuàng)作，避免籠統(tǒng)地比較一代詩歌之優(yōu)劣。門人希望對元詩與晚唐詩進行比較，王士禛沒有正面回答，只是以代表性詩人為例，認為虞集、楊維禎等元詩大家有晚唐詩不可及之處，而溫庭筠、李商隱、杜牧等晚唐詩人也不是一般的元代詩人所能相比的。這種批評方式，以具體作家作品的閱讀和賞析為前提，遠勝于尊唐抑元的泛泛之論，這正是漁洋詩學超越前賢與時人之所在。王士禛推崇虞集“非晚唐可及”，這是很高的評價，雖然他本人沒有說明喜愛虞集的原因，但其再傳弟子翁方綱曾作過注腳。王士禛在《古詩選》中選了虞集《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翁方綱評價說：“此乃真神韻也！”［59］用王士禛倡導的“神韻說”來解讀虞集詩，點明了王士禛喜愛元詩的原因。由此可見，元詩學也是王士禛建構(gòu)的神韻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容忽視。

綜上所述，王士禛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對元詩的興趣始終不曾衰減：早年出于創(chuàng)作的需要，師法、摹擬、唱和楊維禎、吳萊、范梈等人詩作，并以論詩絕句的形式鼓吹宋元詩；中年編選《古詩選》，推崇虞集和吳萊的七言古詩，視為唐代古詩正統(tǒng)的后繼者；晚年大肆搜藏并閱讀元人詩集，撰寫詩話、題跋、筆記等對其進行批評，在元詩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寶貴的實踐。如果我們忽視這些詩學活動，忽視元詩對王士禛的影響，就無法全面深入地了解他的詩學歷程與詩學世界。

三、王士禛對清代元詩學的貢獻和影響

所謂元詩學，即接受、整理、研究元詩而形成的學問。清代是元詩學發(fā)展的重要階段，先后出現(xiàn)了顧嗣立《元詩選》、陳衍《元詩紀事》這兩部里程碑式的元詩學名作。清人對元詩文獻的搜集與整理非常全面，使近三百家元人詩集完好地流傳到了后世，并產(chǎn)生了王邦采、王繩曾箋注吳萊《吳淵穎先生集》、樓卜瀍編注楊維禎《鐵崖樂府注》《詠史注》《逸編注》、王朝瑞校注韓璧《云樵詩稿注釋》、劉凝箋注劉壎《水云村吟稿》、李文田箋注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薩龍光編注薩都剌《雁門集》等重要成果。箋注元人詩集，元、明人和現(xiàn)代學者都較少從事這方面的工作，而清人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清人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對元詩的唱和、模擬與師法，通過詩話、評點、論詩絕句、筆記、序跋、藏書題跋、提要等方式對元詩所作大量評論，也構(gòu)成了清代元詩學的重要內(nèi)容，值得深入挖掘。而作為清初詩學大家，王士禛在元詩學方面的建樹和影響也是非常巨大的。

首先，王士禛從理論上高舉“宋元詩”的旗幟，在創(chuàng)作上首開清人唱和、師法元詩的風氣。上文提到，王士禛在康熙二年（1663年）撰寫的《論詩絕句》中有“幾人眼見宋元詩”之句，被認為是高舉“宋元詩”旗幟的標志。王士禛的友人陸嘉淑在《與王阮亭》詩中回應(yīng)說：“揚波挹其瀾，豈必卑宋元。鮮妍楊誠齋，沉至虞道園。”［60］代表了時人對王士禛提倡宋元詩的贊同。有關(guān)王士禛唱和、師法元詩的史料，上文已有詳述，除《詠史小樂府》《竹枝詞》外，唱和元人吳萊《題錢舜舉張麗華侍女汲井圖》詩也有較大影響。乾隆中期，翁方綱再次唱和，并以之考課諸生，至今有作品流傳的有翁樹培、顧宗泰、葉紹本、陳用光等，而酷嗜漁洋詩學的法式善也在乾隆末年第三次唱和，共同將乾嘉之際的元詩接受推向了高潮［61］。

其次，王士禛重視元詩文獻的收藏、整理與研究，推動了元詩文獻在清代的傳播。前述王士禛對《梧溪集》的收藏與傳播，只是其搜集整理元詩文獻的事例之一，另一典型事例則是刪定《光岳英華》。明初學者許中麗編纂的《光岳英華》十五卷，前三卷為唐詩，四至十卷為元詩，后五卷為明初詩。王士禛認為其中的唐詩選得不佳，于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刪去唐詩三卷，別次為七卷，定為《元詩光岳英華集》，仍以明初詩五卷附之，通十二卷，藏之篋中”［62］。《光岳英華》傳本罕見，王士禛刪定本雖未能保存許中麗本原貌，但有傳播文獻之功，也反映了他的詩學標準和甄選眼光。王士禛作為學者型藏書家，他收藏和借閱的元詩別集、總集是其研究元詩的重要對象。正如蔣寅所說：“他每得一種書，都要考究一下它的作者、內(nèi)容和版本情況，以題跋的形式記下自己的研究成果。”［63］王紹曾、杜澤遜編纂的《漁洋讀書記》收錄王士禛閱讀元詩別集的題跋、札記就多達31種 ［64］。這些讀書筆記是王士禛研究元詩的重要成果，除了品評詩作外，還涉及元人詩集版本優(yōu)劣，元詩與宗教、藝術(shù)的關(guān)系問題等。例如，王士禛讀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發(fā)現(xiàn)其中多禪悅之語［65］，可謂最先指出耶律楚材詩歌創(chuàng)作與禪宗思想關(guān)系的學者，對今人研究元代佛教思想與文學的關(guān)系也不無裨益。再如，在評價趙孟頫時，將其詩歌與書法創(chuàng)作結(jié)合起來進行批評，由書法之“俗”聯(lián)想詩作之“俗”［66］，由書法之復(fù)古關(guān)連詩學復(fù)古，點明了文學與藝術(shù)的相通之處。

再次，王士禛影響了清代元詩批評的內(nèi)容與形式。除編纂元詩選本外，論詩絕句、詩話、評點、筆記、題跋等批評形式也都大量出現(xiàn)在清代的元詩批評領(lǐng)域。但無論哪種形式，從源頭看似乎都曾受到王士禛的影響。例如，翁方綱是乾嘉時期重要的元詩學者，有《石洲詩話》五卷，其中卷一、二論唐詩，共193條；卷三、四論宋詩，共251條；卷五論金元詩，共202條。從《石洲詩話》評論唐宋元詩的數(shù)量比例，可以看出翁方綱對元詩的重視程度。在詩學史上，用一整卷篇幅評論元詩的詩話，只有胡應(yīng)麟《詩藪·外編》和翁方綱《石洲詩話》最為知名、影響最大。有趣的是，翁方綱在詩話中也注重格調(diào)批評。例如，他對“元詩四大家”的評價是“以格調(diào)論之，范稍雅飭，揭稍有致，楊則平平”，對楊載的評價最低：“骨力既孱，格調(diào)復(fù)平；設(shè)色賦韻，亦未能免俗。不解何以與虞齊名？”［67］認為楊載不僅無法與虞集比肩，甚至還在袁桷、馬祖常之下。這樣的評論，明顯是受到胡應(yīng)麟與明代格調(diào)詩學的影響。從詩學淵源看，翁方綱與他的父親都是黃叔琳的弟子，而黃叔琳又是王士禛的門人。如此則不難理解胡應(yīng)麟、王士禛、翁方綱之間的元詩學淵源了。王士禛對元詩的評論，散見于筆記、題跋等著述中，經(jīng)時人和后人輯錄為《漁洋詩話》和《帶經(jīng)堂詩話》等。《石洲詩話》評論元詩的條目，直接引用王士禛的觀點多達12條，且基本上持肯定態(tài)度。王士禛詩話對清代元詩學的影響，于此可見一斑。此外，清人撰寫的論元詩絕句，也大多受到王士禛的影響。他的門人顧嗣立曾撰《題〈元百家詩集〉后二十首》《和元人詠物詩十首》等［68］，門人田雯有《讀元人詩各賦絕句》十六首［69］，翁方綱的門人謝啟昆有《論元詩七十首》［70］，推源溯流，都是脫胎于王士禛的《論詩絕句》。至于評點方面，目前可知的有王士禛批點元好問《遺山先生詩集》，現(xiàn)有殘本藏于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其價值還可以進一步挖掘。

最后，王士禛推動了清初元詩選本的流行，影響了清代元詩學的審美趣味。王士禛的友人陸次云盡管愛好中晚唐詩，但并未因此而排斥宋元詩，相反，他所編《五朝詩善鳴集》中最有特色的是《宋詩善鳴集》二卷、《元詩善鳴集》一卷。對此沈德潛評論說：“云士詩本真性情出之，故語多沉著。而所選詩，轉(zhuǎn)在宋元，以之怡情，不以之為宗法也。”［71］陸次云以宋元詩怡情，其詩集《澄江集》曾經(jīng)王士禛評點，他對宋元詩的編選也可能受到王士禛的影響。蔣寅認為，在王士禛等人扇起的宋元詩風氣的影響下，直接催生了吳綺《宋金元詩永》和陳焯《宋元詩會》［72］。就元詩選本而言，最重要的是催生了顧嗣立《元詩選》這部清代元詩選本的集大成之作。《元詩選初集》成書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次年刊刻問世。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顧嗣立赴京參加順天鄉(xiāng)試，臨行前，與其關(guān)系密切的江蘇巡撫宋犖以書信向王士禛引薦：“俠君少年篤學，所選《元百家詩》，一時為之紙貴。素仰高山，愿侍函丈，惟先生進而教之。假之羽毛，將來自是我輩后勁也。”［73］對于顧嗣立這樣的人才，愿意廁身門墻，王士禛感到由衷高興。同年秋，顧嗣立南歸時，王士禛特意召集門人為他和宋犖之子宋至餞行。后來又不吝予以表彰：“門人顧嗣立，字俠君，匯選元詩集，自元好問迄張雨輩，起甲終癸，凡百家，與石門吳之振孟舉《宋詩鈔》并行，兩朝之詩略具二書矣。其傳例仿虞山之《列朝詩》，甚有雅裁。”［74］清人所編宋元斷代詩選，吳之振《宋詩鈔》與顧嗣立《元詩選》是公認的代表，而前者是王士禛的友人，后者是王士禛的門人。從康熙十年（1671年）吳之振攜《宋詩鈔》入京興起宋詩熱潮，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顧嗣立攜《元詩選》入京拜謁王士禛，后來又進呈康熙御覽，風行一時，這表明王士禛在康熙初年對宋元詩的提倡，已經(jīng)從最初的個人詩學趣味轉(zhuǎn)化為影響整個詩壇的普遍風尚。

王士禛本人雖然沒有編纂過專門的元詩選本，但他所編《古詩選》影響巨大。日本學者青木正兒較早注意到王士禛《古詩選》“所取宋元詩遠比唐以前者為多”，認為“觀其取舍，即可窺其崇尚宋元詩的一斑”［75］，并約略摘取相關(guān)評論加以論述，探討了清人對《古詩選》所選元詩的接受與評價。

王士禛《古詩選》于元代詩人僅選虞集、吳萊二家作品，并附錄劉因詩。對此，絕大多數(shù)同時代的詩論家都持贊賞態(tài)度。王士禛門人田雯曾稱述歷代七言古詩的代表作家：“金、元之間，元好問七言，妙處不減東坡、放翁。又虞集、楊仲弘、范梈、揭傒斯四家，各擅其長。他如劉因、吳淵穎、薩都剌輩，亦有數(shù)家可采者。”［76］這實際上是在《古詩選》基礎(chǔ)上的進一步擴充。喬億也論及金、元題畫詩代表作家說：“金源則元裕之一人，可下視南渡諸公。至有元作者尤眾，而虞邵庵、吳淵穎，又一時兩大也。”［77］推舉虞集和吳萊為元代題畫詩兩大家，顯然是受到《古詩選》的影響。乾嘉之際，對王士禛詩學頗有研究的翁方綱對《古詩選》所選題畫詩也非常推重，他認為虞集《題柯敬仲畫》“句句是三昧”，因而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至嘉慶十年（1805年）的40余年中，先后追和次韻七次，推動了虞集詩的經(jīng)典化，具有重大的詩學史意義［78］。推源溯流，其元詩觀深受王士禛《古詩選》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自康熙年間何焯開始，對《古詩選》也出現(xiàn)了很多批評之聲。何焯說：“（新城）五七言古詩之選，又道聽于牧齋之緒論，而去取失當。至吳立夫早逝，其詩全然生吞活剝，不合古人節(jié)度，取為七言之殿，可以知其不越耳鑒，茫無心得，又何足置幾案間哉？”［79］何焯指出《古詩選》受到錢謙益的影響，從上文所述王士禛的詩學淵源來看，是合乎事實的。但不同于錢謙益對元好問和王逢等遺民詩人的喜好，王士禛更傾心于吳萊、楊維禎、虞集等人。虞集和楊維禎是公認的元詩大家，其詩史地位并不會因王士禛的肯定與否而受到影響，但吳萊獲得清人普遍重視，則要歸功于王士禛。受其影響，康熙六十年（1721年），無錫王邦采、王繩曾箋注《吳淵穎先生集》問世，首開清人箋注元人詩集之先河，在元詩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嘉、道以后，隨著詩學風氣的轉(zhuǎn)移，批評《古詩選》的聲音越來越多。謝海林注意到姚鼐、劉大櫆、黃培芳、孫衣言、彭元瑞、方恒泰等人對《古詩選》的批評與非議［80］，除此之外，陳僅《竹林答問》、朱庭珍《筱園詩話》等文獻中也有不少批評意見。要而言之，或者爭論吳萊、虞集二人詩藝高下，或者全面否定二人的詩歌成就，或者對所選皆題畫詩進行批評。但無論贊賞還是批評，都是在《古詩選》的編選框架下進行的評論，也可間接說明該書對清代元詩接受的影響。《古詩選》對虞集和吳萊的偏好，對元代題畫詩的重視，長久地影響了清人對元詩的審美趣味，是王士禛對清代元詩學的獨特貢獻。

結(jié)語

作為清代詩壇大家，王士禛的詩學思想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在宗唐、宗宋的詩學主張之外，能夠兼容并包地閱讀、學習元詩，并憑借其詩壇盟主的身份，對康熙年間乃至整個清代的元詩學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相比于唐詩學和宋詩學，元詩學在王士禛的詩學體系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他對元詩的興趣之濃、涉獵之廣、評論之多、建樹之大，相比于同時代其他詩學家而言是頗為罕見的。盡管站在格調(diào)詩學的立場，王士禛也認為元詩從整體上無法與唐宋詩相提并論，但這并不影響他對部分元代詩人的喜愛和選擇性接受。他與錢謙益前后相繼，從理論上高舉“宋元詩”的旗幟，在創(chuàng)作上首開清人唱和、師法元詩的風氣。同時不遺余力地收藏、借閱、抄錄元人詩集，推動了元詩文獻的傳播、元詩選本的流行。其門人顧嗣立編選的《元詩選》系列選本，更是清代元詩學的里程碑式著作。王士禛對元詩的唱和、詩話和論詩絕句，直接影響了乾嘉之際以翁方綱、法式善等為代表的學者對元詩的接受；而他的《古詩選》所選元詩更是引發(fā)了持久的關(guān)注與討論。

注釋：

［1］［24］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1522頁，第1457頁，中華書局1965年版。

［2］［75］青木正兒：《清代文學評論史》，陳淑女譯，第55頁，第56頁，臺灣開明書店1969年版。

［3］［4］［15］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第633頁，第637頁，第155—16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

［5］蔣寅：《王漁洋與清初宋詩風之興替》，《文學遺產(chǎn)》1999年第3期；白一瑾：《王漁洋宗宋論》，《文藝評論》 2016年第12期；劉暢、鄭祥琥：《王士禛詩歌學宋歷程詳考》，《文學與文化》2017年第4期，等等。

［6］林理彰：《傳統(tǒng)與個人：明清時代的元詩觀》，張珍譯、童嶺校，《清代文學研究集刊》第5輯，曹虹、蔣寅、張宏生主編，第45—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

［7］朱東潤：《王士禛詩論述略》，《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933年第3期，第475頁。

［8］黃景進：《王漁洋詩論之研究》，第106—107頁，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

［9］胡應(yīng)麟：《詩藪》外編卷六，第2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

［10］［12］［13］［22］［36］［37］［44］［55］［56］［57］［65］［66］［74］王士禛：《帶經(jīng)堂詩話》，張宗柟纂集、夏閎校點，第52頁，第149頁，第216頁，第271頁，第359—360頁, 第217頁，第218頁，第271頁，第218頁，第271頁，第270頁，第47頁，第10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

［11］王士禛、郎廷槐等：《師友詩傳錄》，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第13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4］羅鷺：《晉安詩派與明末清初的元詩接受》，《廈門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16］嚴志雄：《清初錢謙益王士禛“代興”說再議》，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王漁洋文化研究保護中心編《紀念王漁洋誕辰380周年全國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第44頁，齊魯書社2016年版。

［17］［32］［34］［38］［39］［41］［45］［46］［47］［48］［51］［52］［53］王士禛：《王士禛全集》，袁世碩主編，第3872頁，第372頁，第184頁，第1947頁，第332頁，第372頁，第201頁，第381頁，第382頁，第484頁，第1947頁，第1946頁，第4554頁，齊魯書社2007年版。

［18］羅鷺：《〈元詩選〉與元詩文獻研究》，第77—79頁，巴蜀書社2010年版。

［19］葉萊：《〈梧溪集〉版本考——以國圖藏陸貽典手校本為中心》，《山東圖書館學刊》 2009年第4期。

［20］錢曾：《讀書敏求記校證》卷四，管庭芬、章鈺校證，佘彥炎標點，第42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1］錢謙益：《牧齋初學集》，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校，第176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3］王士禛池北書庫舊藏周榮起手抄本《梧溪集》七卷，清末為陸心源所得，現(xiàn)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參見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七，《續(xù)修四庫全書》第929冊，第5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5］毛晉：《元四大家詩集·范德機詩》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75冊，第800—801頁，齊魯書社1997年版。

［26］［27］《清實錄》太宗實錄卷五、世祖實錄卷三，第2冊第80頁，第３冊第48頁，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

［28］John D.Langlois, Jr., “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üan Analogy: Seven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0, no. 2（Dec., 1980）, pp.355-398.

［29］趙園：《想象與敘述》，第22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

［30］［49］潘務(wù)正：《王士禎進入翰林院的詩史意義》，《文學遺產(chǎn)》2008年第2期。

［31］《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卷首，張豫章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37冊，第1頁，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版。

［33］［50］［63］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第145頁，第145頁，第144頁，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

［35］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cè)議》，第44頁，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40］《古詩箋》凡例，王士禛選、聞人倓箋，第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2］孫枝蔚：《溉堂文集》卷一《王阮亭詠史小樂府序》，《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407冊，第5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3］黃仁生：《楊維禎與元末明初文學思潮》，第344—345、349—351頁，東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

［54］［61］羅鷺：《法式善與乾嘉之際的元詩接受》，《民族文學研究》2015年第4期。

［58］《師友詩傳續(xù)錄》，王士禛述、劉大勤編，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第159—16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59］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丁福保編《清詩話》上冊，第30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0］陸嘉淑：《辛齋遺稿》卷三，第23頁，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刻本。

［62］《光岳英華》，許中麗輯、王士禛刪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9冊，第655頁，齊魯書社1997年版。

［64］《漁洋讀書記》，王紹曾、杜澤遜編，第227—244頁，青島出版社1991年版。

［67］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第164—16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68］顧嗣立：《閭丘詩集》卷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66冊，第202—204頁，齊魯書社1997年版。

［69］田雯：《古歡堂集》卷十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4冊，第191—192頁，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版。

［70］謝啟昆：《樹經(jīng)堂詩續(xù)集》卷七，《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458冊，第254—25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1］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卷十五，第59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2］蔣寅：《顧嗣立的元詩研究》，《中國文化研究》2008年夏之卷。

［73］宋犖：《西陂類稿》卷二九《寄阮亭侍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3冊，第336頁，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版。

［76］田雯：《古歡堂雜著》卷二，郭紹虞、富壽蓀編：《清詩話續(xù)編》第二冊，第70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7］喬億：《劍溪說詩》卷下，《清詩話續(xù)編》第二冊，第110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8］羅鷺：《翁方綱追和次韻虞集的詩學史意義》，《四川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79］何焯：《義門先生集》卷六《復(fù)董訥夫》，《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07冊，第20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80］謝海林：《王漁洋〈古詩選〉的刊布及其影響史》，《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