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間諜小說大師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于當?shù)貢r間12月12日晚在英國康沃爾逝世，享年89歲。他的冷戰(zhàn)驚悚小說細膩入微，情節(jié)錯綜復雜，通過將西方和蘇聯(lián)間諜描繪成一個充滿背叛和個人悲劇的腐朽體系中道德妥協(xié)的齒輪，將間諜小說提升到了藝術的高度。

他的出版商企鵝蘭登書屋于12月13日宣布，勒卡雷的死因是肺炎。 

勒卡雷

他的長期經(jīng)紀人喬尼·蓋勒（Jonny Geller）稱他是“無可爭議的英國文學巨人”。“他定義了冷戰(zhàn)時代，并在隨后的幾十年里勇敢地向權力說出了真相……我失去了一位導師、一個靈感的來源，最重要的是，一位朋友。我們不會再看到像他這樣的人了。”

他的同僚們也紛紛向他致敬。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寫道：“這可怕的一年帶走了一位文學巨人和人道主義精神。”羅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說，這個消息讓他“非常悲痛……他是戰(zhàn)后英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獨特人物。”阿德里安·麥金蒂（Adrian McKinty）將他的《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描述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間諜小說”，而歷史學家西蒙·塞巴克·蒙蒂菲奧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稱他為“英國文學的巨人，與偉人們齊名……引人入勝，對我和其他許多人非常友好慷慨。” 

約翰·勒卡雷出生于1931年，原名大衛(wèi)·康威爾（David Cornwell）， 20世紀40年代末在瑞士學習德語時，開始為特勤局工作。在伊頓公學教書后，他加入了英國外交部，擔任情報官員，在倫敦軍情五處大樓的一個后臺辦公室工作，在鐵幕后招募、運營和照看間諜。受到軍情五處同事、小說家約翰·賓厄姆（John Bingham）的啟發(fā)，他開始以約翰·勒卡雷的筆名出版間諜小說。 

在勒卡雷的首部作品《召喚死者》（Call for the Dead）中，他創(chuàng)作了一個以賓厄姆為原型的間諜，“驚人的平凡……又矮又胖，性情安靜”，在《召喚死者》中他機智地戰(zhàn)勝了一名東德特工，這是勒卡雷最不朽的角色喬治·斯邁利（George Smiley）的首次亮相。他的第二部小說是1962年的《優(yōu)質(zhì)殺手》（A Murder of Quality），書中史邁利調(diào)查了一起發(fā)生在公立學校的謀殺案，并獲得好評。(《觀察家報》的結論是：“這是一部非常復雜的高級偵探小說。”)而一年后，當他的第三部小說《柏林諜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出版時，勒卡雷的事業(yè)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水平。 

史邁利在《柏林諜影》中只是一個小角色，這個關于對抗東德情報機構的故事充滿了他厭世的犬儒主義。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稱贊它是“我讀過的最好的間諜故事”。在此之前，現(xiàn)代英國間諜的經(jīng)典形象是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筆下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溫文爾雅、忠于女王和國家，以魅力四射、令人興奮的嬉鬧者的身份為間諜活動的神話提供了素材。而勒卡雷的書顛覆了這種觀點，他把英國的情報行動描繪成一片模棱兩可的污水池，對與錯近在咫尺，難以判斷，而且即使目的明確，也很難看出手段是否合理。

據(jù)勒卡雷說，小說的巨大成功先是讓他感到驚訝，繼而又很矛盾。他在2013年解釋說，他的手稿得到了特勤局的批準，因為“從頭到尾完全是虛構的”，所以不可能代表安全漏洞。然而，“這并不是被世界媒體所抱持的觀點，這本書不僅僅是真實的，還傳達了來自世界另一邊的信息。留下我無事可做，在一種冰凍的敬畏感中靜觀其變。因為它爬上了暢銷書排行榜并停留在那里，而權威專家后來表示這是真實的。”

在勒卡雷于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三本小說中，史邁利占據(jù)了中心位置，這些作品描繪了這位肥胖的英國特工和他的蘇聯(lián)宿敵卡拉之間的斗爭。在《鍋匠、裁縫、士兵、間諜》（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中，他揭露了英國特勤局最高層級的一名間諜；在《榮譽學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中，他去追蹤一項在亞洲的洗錢行動，然后在《史邁利的人馬》（Smiley’s People）中拼湊出卡拉在瑞士的關系。

《紐約時報》如此評價勒卡雷：他年輕時在英國做特工的經(jīng)歷，以及他以作家的身份深入實地調(diào)查的經(jīng)歷，給他的小說打上了權威的烙印。但他以現(xiàn)實為起點，創(chuàng)造了一個不可磨滅的虛構世界。

在他的書中，秘密情報局，也被稱為M.I.6。在美國，特工被稱為“馬戲團”，涉及誘奸的行動被稱為“蜜糖陷阱”，深入到敵人內(nèi)部的特工被稱為“鼴鼠”。這些詞得以廣泛使用，如果不是他自己發(fā)明的，也應該歸功于他。這種說法被真正的英國間諜用來描述他們的工作，就像黑手黨把“教父”的語言融入他們的神話一樣。

“和托爾金、伍德豪斯、錢德勒甚至簡·奧斯汀一樣，這個封閉的世界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評論家博伊德·托金（Boyd Tonkin）在《獨立報》上寫道。“通過英國的‘馬戲團’和蘇聯(lián)的‘馬戲團’，勒卡雷創(chuàng)造了一個人性的實驗室；這是一條充滿了可能被摧毀的破碎的心臟和大腦的試驗軌道。”

當冷戰(zhàn)快要結束時，朋友們會在街上攔住他問：“你現(xiàn)在打算寫什么?”但勒卡雷的擔憂總是比東西方的對抗更為廣泛。對于柏林墻的倒塌標志著歷史或為其機制提供動力的間諜活動的終結這種觀點，他并沒有多少耐心。他筆下的作品題材五花八門，足跡遍及盧旺達、車臣、土耳其、加勒比海和東南亞。1993年，他與《夜班經(jīng)理》（Night Manager）合作處理軍火交易；2001年，他與《不朽的園丁》（the Constant Gardener）合作處理大型制藥公司；2004年，他與《摯友》（Absolute Friends）合作處理反恐戰(zhàn)爭。

如果他有政治觀點要闡述（他越來越多地這樣做），他仍然會用優(yōu)雅、復雜的情節(jié)和準確無誤的描述來包裝它們；他用一句話就能畫出一個完整的人物。他不斷寫出暢銷書，至少有6部小說——包括《完美的間諜》（A Perfect Spy），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將其稱為“戰(zhàn)后最好的英語小說”——堪稱經(jīng)典。但他最出名的將永遠是他的冷戰(zhàn)小說。 

與此同時，他的作品源源不斷地從書頁上傳到銀幕上。包括理查德·伯頓、亞歷克·吉尼斯、拉爾夫·費因斯和加里·奧德曼在內(nèi)的演員們都津津樂道他塑造角色的精妙之處，而觀眾們也為他嫻熟的情節(jié)設計鼓掌喝彩。

2017年，勒卡雷最后一次寫作史邁利的故事，結束了他的間諜生涯。這部《間諜的遺產(chǎn)》（A Legacy of Spies）再次證明了他賴以成名的卓越寫作技巧。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在《衛(wèi)報》撰文稱贊了他的聰明才智和技巧，稱“自從這位間諜之后，勒卡雷從未如此有力地發(fā)揮他講故事的天賦，并達到如此令人興奮的效果”。

1999年，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 在《紐約客》上寫道：“從主題上講，勒·卡雷真正的主題不是間諜。他寫的是人類關系中無盡的迷津：背叛是一種愛，謊言是一種真理，好人為壞人服務，壞人為好人服務。”

勒卡雷拒絕讓他的作品參加文學獎。但許多評論家認為他的書是第一流的文學作品。

“我認為他是超越流派的小說家，也許會被認為是英國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小說家，”2013年，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如此告訴《每日電訊報》。麥克尤恩說，勒卡雷“對英國的衰落以及官僚機構的本質(zhì)的刻畫無人可及”。 

幾十年來，勒卡雷一直被描繪成一個神秘莫測的人物，主要是因為他對塑造公眾形象不感興趣，也不愿參加電影節(jié)巡回演出。2016年，他出版了回憶錄《鴿子隧道》（the Pigeon Tunnel），震驚了全世界。在書中，勒卡雷細致描述了他與施虐的騙子父親破裂的關系，以及在他5歲時被母親拋棄后孤獨的成長過程。勒卡雷還詳細描述了他從間諜變成作家的奇特生活，當時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邀請他共進午餐。勒卡雷在康沃爾生活了40年，結過兩次婚，養(yǎng)育了一個兒子尼古拉斯（Nicholas）。他還以尼克·哈爾卡韋（Nick Harkaway）的名字寫過小說。勒卡雷說：“我既不是一個模范丈夫，也不是模范父親，我對塑造這樣的形象不感興趣。”

他一生的摯愛是寫作，“像一個躲在笨重的書桌后的人一樣胡亂寫著”。

他寫道：“在我曾經(jīng)知道的那個秘密世界之外，我試圖為我們居住的更大的世界建造一個劇院。先是想象，然后是尋找現(xiàn)實，然后回到想象，回到我現(xiàn)在坐的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