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文學”轉(zhuǎn)眼已過二十載，它走過了21世紀五分之一的時光。自這個概念被提出以來，它得到了熱烈討論和廣泛使用，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由此進入一個不同的場域和歷史時期。對此，雖有不少研究成果，也有從兩個十年的角度進行思考，但“二十年”的整體感不強①，從二十年的發(fā)展進程整體研究散文的更少。“新世紀20年中國散文”至今也成為過去時，與以往相比，它到底發(fā)生哪些變化，有何需要調(diào)整和改變的，這是值得深思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從散文家創(chuàng)作到全民寫作

長期以來，散文主要是由散文家進行的創(chuàng)作，雖然也有其他主體參與其中，但散文家創(chuàng)作散文仍是主要的。新世紀以來，這一狀況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創(chuàng)作主體空前繁榮壯大起來，經(jīng)過二十年的發(fā)展變化，全民寫作成為散文創(chuàng)作的新動向。當然，從創(chuàng)作主體看，新世紀的小說、詩歌等文體也有大眾化寫作傾向，但其遠不能與散文相提并論，散文文體在新世紀成為最具大眾化并為全民關(guān)注和參與的文學形式。

小說家、詩人、戲劇家紛紛開始大量寫散文。嚴格意義上說，純粹的散文家是很少的，至少說幾乎每個作家都能寫散文，因此很難將散文家與其他文體作家決然分開。像魯迅、冰心、茅盾、巴金、林語堂、孫犁、汪曾祺、王蒙、李存葆、馮驥才、史鐵生、賈平凹、韓小功、張煒、鐵凝、遲子建等幾乎都是小說和散文的兩棲作家，郭沫若、臧克家、艾青、余光中、牛漢、公劉、席慕蓉、舒婷、翟永明等又是詩與散文并肩，老舍、巴金、魏明倫等在戲劇創(chuàng)作的同時也寫了不少散文。不過，也應(yīng)該承認，在21世紀之前，更多的小說家、詩人、戲劇家并沒寫太多散文，即使寫也是將散文當“余事”，是在小說、詩歌、戲劇創(chuàng)作后的“閑筆”，有的甚至不將散文當創(chuàng)作，這也就帶來其散文文體的憶舊性質(zhì)和邊緣化敘事的特點。我們今天將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巴金的《隨想錄》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當作標志性散文文本；其實，二者都帶有“隨意”和“余事”的特點，是小說家和學者的“副產(chǎn)品”，以“散文”的標準進行衡量還有明顯不足。如林非直言《隨想錄》在“誠摯與真實”中有“天真的神情”，“在追求思想的深刻性方面有著明顯的不足”②。然而，新世紀以來，很多小說家、詩人、戲劇家將散文創(chuàng)作開始視為“主體”和“正事”，且其創(chuàng)作量暴增，質(zhì)量上乘，并產(chǎn)生強烈的沖擊波和震撼效果。如李存葆在20世紀80年代以小說《高山下的花環(huán)》引起轟動，90年代中期開始轉(zhuǎn)向散文創(chuàng)作，到新世紀則實現(xiàn)了散文創(chuàng)作的井噴。阿來早年寫詩，后轉(zhuǎn)寫小說，并以小說《塵埃落地》（1998年版）、《空山》（2009年版）、《格薩爾王》（2009年版）、《云中記》（2019年版）著稱；然而，進入新世紀，他創(chuàng)作了大量散文，代表性作品有：《阿來文集詩文卷》（2001年版）、《就這樣日益豐盈》（2002年版）、《大地的階梯》（2008年版）、《語自在》（2015年版）、《當我們談?wù)撐膶W時，我們在談些什么》（2017年版），以及2018年由陜西師范大學推出五卷本的《阿來散文集》，這包括《成都物候記》《一滴水經(jīng)過麗江》《大地的階梯》《人是出發(fā)點，也是目的地》《讓巖石告訴我們》。由此可見阿來散文創(chuàng)作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由河南文藝出版社推出十冊“小說家的散文叢書”，這是由著名小說家韓少功、梁曉聲、殘雪、劉醒龍、邱華棟、張煒、張宇、二月河、劉心武、葉兆言的龐大陣容組成；2020年由花山文藝出版社推出“詩人散文叢書”，這包括商震的《一瞥兩漢》、霍俊明的《詩人的生活》、大解的《住在星空的人》、王家新的《1941年夏天的火星》、雷平陽的《宋朝的病》、翟永明的《水之詩開放在我的靈魂中》、張執(zhí)浩的《一只螞蟻出門了》等七部。這兩個例子充分說明，散文創(chuàng)作經(jīng)由小說家、詩人等的廣泛參與而得到極大增容。著名小說家、詩人、戲劇家是如此，大量的普通作家轉(zhuǎn)向散文寫作盛況更是可以想見。

學者散文成為散文創(chuàng)作中的重鎮(zhèn)。應(yīng)該說，中國現(xiàn)代以來出現(xiàn)不少學者散文家，像胡適、錢穆、錢鐘書、王了一等頗有代表性。新時期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作家學者化”和“學者作家化”口號的提出，讓一些學者開始投身散文創(chuàng)作，最有代表性的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在散文乃至文學界和學界產(chǎn)生的強烈震動。不過，也應(yīng)該承認，新世紀之前的學者散文家并不多，如唐弢、季羨林、費孝通、馮友蘭、舒蕪、金克木等，也未產(chǎn)生整體力量和職業(yè)優(yōu)勢。真正改變這一狀況的是進入21世紀，此時的學者散文家除了老一代繼續(xù)發(fā)光發(fā)熱，主要包括林非、潘旭瀾、謝冕、孫紹振、趙鑫珊、樓肇明、雷達、錢理群、余秋雨、周國平、陳平原、趙園、丁帆、楊劍龍、王必勝、南帆、孫郁、李敬澤、王堯、王干、張清華、李一鳴、徐可、何向陽、王兆勝、王冰、李林榮、張國龍等。以趙鑫珊為例，他在20世紀80年代以《科學藝術(shù)哲學斷想》（1985年版）和《貝多芬之魂》（1988年版）享有盛名，進入新世紀后，其創(chuàng)作更是一發(fā)而不可收，幾乎以每年一本甚至多本的速度寫作，至今已有數(shù)十本，主要散文隨筆集有《人類文明的功過》（2000年版）、《人類文明之旅》（2001年版）、《我感我嘆我思》（2002年版）、《不安》（2003年版）、《我是北大留級生》（2004年版）、《藝術(shù)之魂》（2006年版）、《穿長衫讀古書》（2007年版）、《孤獨與寂寞》（2008年版）、《精神之魂》（2009年版）、《上海白俄拉麗莎》（2010年版）、《哲學是最大的安慰》（2011年版）、《哲學是舵 藝術(shù)是帆》（2012年版）、《道心之中有衣食》（2013年版）、《語言·世界·存在》（2014年版），等等。從趙鑫珊的學者散文可見，新世紀二十年學者散文的興旺發(fā)達。

編輯家的散文創(chuàng)作也是空前高漲。在21世紀前，許多散文家都有編輯經(jīng)歷或編輯身份，像陳獨秀、徐志摩、孫伏園、張中行、黃裳、董橋等都是；21世紀后，更多編輯加入散文創(chuàng)作行列，并形成了亮麗的風景，取得巨大成就。在此，可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他們是閻剛、周明、石英、王守仁、謝大光、郭保林、趙麗宏、甘一雯、徐南鐵、韓小蕙、王劍冰、劉元舉、穆濤、郭文斌、馮藝、丁建元、素素、馬莉、張燕玲、馮秋子、彭程、劉瓊、祝勇、周曉楓、汪惠仁、楊海蒂、舒晉瑜、張鴻、辛茜、楊新雨、趙韻方、紅孩、聶爾等。編輯家往往視野開闊、現(xiàn)實感強、比較敏銳，這就帶來其散文的新鮮感、變動性和沖擊力。

還有藝術(shù)家散文、官員散文在新世紀也不可忽略。就藝術(shù)家散文來說，它也是有傳統(tǒng)的，像豐子愷、葉靈鳳、孫伏熙、陳從周、郁風等都寫過不少散文；21世紀以來，吳冠中、黃苗子、黃永玉、范曾、韓美林、洪丕謨、朱以撒、巴荒等寫過大量散文，他們都以其大膽率真、色彩斑斕、生命活靈活現(xiàn)著稱。21世紀的官員散文也值得注意，像王充閭、梁衡、劉長春、劉家科、王本道、劉成起、丹曾、厲彥林、王云奎、王云山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最值得強調(diào)的是大眾散文寫作，特別是新媒體散文成為21世紀最亮眼的一道強光。有人這樣概括說：“網(wǎng)絡(luò)文學20年，從最早的榕樹下到天涯社區(qū)‘散文天下’等的文學論壇時代，到博客，再到微博、微信、APP時代，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不斷更迭，散文的版圖不斷擴張。今天的豆瓣閱讀、騰訊大家、網(wǎng)易人間、‘ONE一個’、簡書以及微信公號積聚著新散文創(chuàng)作的潛能。以豆瓣閱讀為例，活躍的散文作者就有沈書枝、宋樂天、風行水上、黎戈、張?zhí)煲怼⑧嚢矐c、蘇美等，他們的網(wǎng)絡(luò)寫作已經(jīng)不是偶爾為之，從日常網(wǎng)絡(luò)寫作到線下紙媒圖書出版逐漸形成一整套新的文學生產(chǎn)和傳播方式。”③以往，我們往往主要將視野放在精英散文創(chuàng)作，對大眾散文特別是新媒體散文不夠重視甚至不以為然。事實上，正是這一新生事物改變了近二十年的散文生態(tài)，也成為全民寫作的有力推手。以黃集偉為例，他雖是50年代生人，卻較早涉獵網(wǎng)絡(luò)散文寫作，并且一直保持著長久不衰的創(chuàng)作活力。早在1999年，黃集偉就寫出《請讀我唇》，成為注重民間語詞和大眾文化的新媒體散文；新世紀以來，他先后寫出更多網(wǎng)絡(luò)散文，從而形成語言和文化的風暴，對傳統(tǒng)紙媒散文形成沖擊，也是一種了不起的突破，這些作品包括《媚俗通行證》（2000年版）、《非常獵艷》（2002年版）、《冒犯之美》（2003年版）、《習慣性八卦》（2006年版）、《小規(guī)模蕩氣回腸》（2007年版）等。有學者將“小散文”“小女人散文”等理解成新媒體散文，于是在以往的傳統(tǒng)觀念下不被重視的散文都被賦予新解，他說：“有人將新媒體散文稱之為‘小散文’，而幾年前還將黃愛東西等人的文章命名為‘小女人散文’，如果不計較其中的價值判斷，我認為稱之為‘小’是大體準確的。”④這樣，許多不被看好甚至承認的“小散文”甚至“小女人散文”都被納入新媒體散文。近些年，新媒體散文獲得更大發(fā)展，不論是作者隊伍之眾、作者情況之豐富多樣，還是作品之多、書寫內(nèi)容與形式之變，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作者不再需要通過“精英文化”選擇，也不必得到正式刊物或編輯的同意，更不用經(jīng)過長長的出版周期等待；只要合法和愿意，他們就可將寫好的作品發(fā)到微博、微信、博客上，并獲得大量讀者粉絲。這不論在時空感、靈活的表達式、語言的簡凝，還是內(nèi)容的通俗化，抑或是受眾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對傳統(tǒng)紙媒散文也是一次歷史性的重大突破。

雖不能將21世紀的前后決然分開，二者之間仍有某些繼承性和延續(xù)性，但散文家寫散文的格局已被打破，跨文體特別是全民寫作已成聲勢。在此，最突出的表現(xiàn)在：第一，散文作者隊伍空前壯大，數(shù)量也獲得巨大增殖；第二，大歷史文化散文落潮，代之而為日常生活化的散文明顯增多，文化散文也變得更重內(nèi)在性發(fā)掘和表達；第三，散文由面向歷史轉(zhuǎn)向著眼于現(xiàn)實，特別是讓“散文熱”歸于自然常態(tài)；第四，散文的思想文化容量有所增強，表現(xiàn)方式更加多變，短平快的消費散文明顯增多。這就為新世紀散文打開了天地，拓展了空間，帶來了豐富多彩的可能性，也預(yù)示著未來的美好前景。當然，也要看到這一轉(zhuǎn)向包含的隱憂，最突出的是散文文體的碎片化、異化問題，當失去必要的散文標準和敬畏之心，寫作就容易形成“隨意”甚至任性放肆的傾向，就如有人所言：“新媒體對于散文寫作是誘惑也是陷阱，是機會也是危險。寫作者如果善于利用，新媒體就是好用的工具；不會利用，它就是自傷的兇器。作為寫作者置身其中，需要保持一種平衡，保持內(nèi)心的穩(wěn)定，即不能淹沒了自己的聲調(diào)，又不能為了嘩眾取寵而荒腔走板。”⑤這是對大眾文化特別是全民散文寫作的警示與提醒。當散文寫作被小說、詩歌等文體或大眾文化、消費文化以及公共話語遮蔽，原來的散文家創(chuàng)作也就喪失了，因此今后極需要在“散文家”與“大眾”之間建立良性的辯證關(guān)系。

二、從現(xiàn)實焦慮到文化融通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于中國而言，既是百廢待興、開放進取和思想解放的大好時光，也是問題多多、急于改變和憂心忡忡的焦慮時期。這在散文中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進入新世紀后，盡管以往的情況仍然存在，但散文在文化立場和態(tài)度上開始走向平和融通，尤其是近年來散文的文化自信愈加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

首先，從“峻急不平”走向“從容平和”。改革開放初期，巴金的《隨想錄》很有代表性，它主要表現(xiàn)為強烈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季羨林《牛棚雜憶》等大量散文也是如此，其不平之心與焦慮之氣非常突出。與此同時，一些不滿于當時社會不公的散文很有力量，像冰心就針對知識分子待遇不公問題在寫出《無士則如何》，臧克家的《博士之家》為博士所處的較差的生活環(huán)境吶喊，林非的《招考博士生小記》也為報考博士的學子前途深懷憂慮。張承志在1993年寫的《清潔的精神》中大膽批判現(xiàn)實，他說：“由于今天泛濫的不義、庸俗和無恥，我終于遲遲地靠近了一個結(jié)論：所謂古代，就是潔與恥尚沒有淪滅的時代。”他又說：“關(guān)于漢字里的‘潔’白，人們早已司空見慣、不假思索、不以為然，甚至清潔可恥、骯臟為榮的準則正在風靡時髦。潔，今天，好像只有在公共場所，比如在垃圾站或廁所等地方，才能得見這個字了。”⑥然而，到了新世紀，這種情緒開始改變，一種平和自然、從容淡定、泰然自若的文化情懷逐漸形成。如周國平在新世紀先后出版《安靜》（2002年版）、《內(nèi)在的從容》（2009年版）、《把心安頓好》（2011年版）、《愿生命從容》（2015年版），郭文斌的《尋找安詳》（2010年版）、季羨林的《一生自在》（2019年版），都圍繞這樣的“寧定”的核心詞展開，從而顯示了內(nèi)心的從容淡定、和諧快樂。郭文斌曾表示：“在我看來，天災(zāi)是因為自然失去了安詳，人禍是因為人心失去了安詳。”“為此，2006年，我提出了安詳主義的概念，并嘗試著進行了一些實踐。”“讓我驚喜的是，在安詳主義影響下，不少問題學生得以改變，不少問題家庭得以改變，不少心靈疾患得以痊愈。從此，每逢我們搞一些公益活動，那些從中受益的同志就會聞風前來做義工。”“安詳主義之所以能夠應(yīng)對社會危機，是出于對人，特別是現(xiàn)代人最大痛苦的體認。”⑦賈平凹的《愿一生從容》（2016年版）是一本寧定之作，五章題目分別是《愿一生從容安寧》《靜心面對這個世界》《歲月綿長，時光難再》《人生的自在之旅》《當下就是永恒》，不看內(nèi)容只看題目，即可見出此時的賈平凹一改20世紀90年代的焦慮，變得智慧安詳了。林非有一本書名叫《春的祝愿》（2002年版），在林非的新世紀散文中充盈著“美好的祝福”這一敘述模式，也是“因為心中有大愛，因為眼中有美好的希冀，因為對于世間的人與事有更多的同情之理解，所以林非散文總有希望的大光照耀”⑧。在自信、自覺、自愿、自愛、自尊、自得、自由、自在中，新世紀散文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一個充滿同情、理解和智慧的天地。

其次，從追慕西方轉(zhuǎn)向中西文化融會。眾所周知，受五四以來的現(xiàn)代思想文化影響，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一個全面向西方學習、大膽拿來的時期，也形成理論和方法的“唯西方是從”傾向。有學者指出，在“方法論熱”高潮過去以后，還常常聽到方法論變革是“全盤西化”，“新名詞、新術(shù)語狂轟濫炸”等指責⑨。不少人從現(xiàn)代主義甚至后現(xiàn)代主義角度倡導散文變革，貶低、反對甚至否定傳統(tǒng)的散文路數(shù)，提出散文應(yīng)向西方學習，走出過于熟悉的慣性創(chuàng)作路徑，探索陌生化甚至晦澀的審美方式。有人強調(diào)散文的“濃度、深度、密度”⑩，有人贊同散文的“四不像”“非驢非馬”“騾子文體”?，余秋雨甚至用現(xiàn)代性的眼光，簡單否定中國毛筆文化，認為它是：“過于迷戀承襲，過于消磨時間，過于注重形式，過于講究細節(jié)，毛筆文化的這些特征，正恰是中國傳統(tǒng)文人群體人格的映照，在總體上，它應(yīng)該淡隱了。”?然則，進入新世紀，散文開始在中西文化上獲得新的理解和支撐，也有了辯證理解和融通的可能，給人豁然開朗和一平如鏡的清明，也有了靜水流深的感覺。以朱以撒的散文為例，在《進入》一文中，他用“釘子”作隱喻，反思現(xiàn)代性的弊端：認為將釘子隨意釘在墻上、樹上、木板上，都令人有些不忍。作者還將都市的高樓大廈視為一種特殊釘子，是進入地球這一大地母親的釘子。另外，對于毛筆文化，朱以撒有著與余秋雨不同的理解，他說：“站在文房四寶面前，心就平息了下來，這都是一些慢時代的自然之物啊。石頭刻成的硯臺，松煙油煙燒制成墨塊，竹子做的筆桿，禽獸毛羽做成的筆毫，它們是如此這般樸實地融在一起，而用來研墨的水，澄澈清潔，與墨相交時，華滋烏亮。至于宣紙，是用檀樹皮等植物做成的，同樣潔白柔軟且有韌性。在這些材料面前，自然氣息升浮，很可以遙想古人在如此情調(diào)的書案前，內(nèi)心是如此快適，揮毫騁懷，快何如之。”?這是對于毛筆文化的自信，有助于彌補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偏向。張煒、韓小蕙、穆濤、彭程的散文都有將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相融合的特點，從而在自信從容中進行價值判斷與智慧選擇。張煒的《讀〈詩經(jīng)〉》（2019年版）既是對往昔充滿敬意的回望，也是用現(xiàn)代性思想進行燭照與識別，其中充滿溫暖、敏銳、反思與批評。韓小蕙的《協(xié)和大院》（2019年版）用一種現(xiàn)代的思維條分縷析，同時又用常識、平常心和美感編織那些境界高尚的人與事，給人以積極進取與美好盈然的溫潤之光。穆濤的《先前的風氣》（2013年版）主要是談中國古代文化的，像“信史的溝與壑”“《漢書》告誡我們的”“中國文化的氣質(zhì)”等，在耐心打開歷史文化的皺折中，現(xiàn)代意識常讓作者有點石成金之妙。彭程的《急管繁弦》（2008年版）在看似緊張的音調(diào)中包含著內(nèi)在的文化從容，以及對于生活、人生、生命的理解。像《父母老去》有一種生命落花流水的隨意而安，《快樂墓地》并不將生死做嚴格區(qū)分，這是生命意識和文化情懷的自然開放。概言之，新世紀散文已超出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元化的文化困局，而是在兩腳踏中西文化中獲得一份自信與超然，并確立了自己的主體性和創(chuàng)造性，情思和行文也自然和自由多了。

最后，對創(chuàng)新性有了更加寬泛、包容、辯證的理解。21世紀以前，創(chuàng)新一直是個關(guān)鍵詞，有創(chuàng)新則活，無創(chuàng)新則死，于是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進入一個單一的發(fā)展向度。散文也被這股創(chuàng)新思潮裹挾，作家一直在試圖努力突破和創(chuàng)新，研究者也以創(chuàng)新作為作家作品得失高下的關(guān)鍵。由于與小說、詩歌等文體的創(chuàng)新性比，散文相對保守，因此被視為跟不上時代的落后文體，于是批評、譴責、否定散文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有人甚至提出這樣的觀點：散文走的是一條下坡路，是失魂落魄的?。也是在此意義上，散文一直不為作家和學者重視，創(chuàng)作和研究處于邊緣化狀態(tài)。也是在這一創(chuàng)新觀念底下，許多傳統(tǒng)散文樣式特別是抒情散文遭受冷遇和貶值，認為它過于老套和跟不上時代變革，傳統(tǒng)散文的短小精致也被視為小格局，難以容納豐富變化的新形勢，于是，跨文體散文和大歷史文化散文受到熱捧。但是，新世紀后，人們開始反思大文化散文的得失，有人直言“不讀文化大散文的理由”?，也有人不將“創(chuàng)新性”作為衡量散文的絕對標準，希望在繼承上創(chuàng)新發(fā)展，繼承與創(chuàng)新相得益彰?。其實，對“變”與“常”不能做機械理解，而應(yīng)賦予其更豐富的歷史哲學文化內(nèi)涵，就如有學者所言：“一陰一陽之變即是常，無窮綿延，則是道。有變有消失，有常而繼存。繼存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散文的創(chuàng)新性也是如此，只講“新變”，那就難免“消失”而不存；它的“變”應(yīng)包含于“常”中，這樣方能“無窮綿延”。以新世紀二十年的情感散文為例，這樣的作品甚多，按“創(chuàng)新性”標準對之一定不以為然，因為在不少人看來，親情、友情、師生情、鄉(xiāng)土情從未間斷，又有幾多感情可訴，它們能超出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沈復的《浮生六記》、朱自清的《背影》、巴金的《懷念蕭珊》、張潔《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嗎？然而，新世紀卻出現(xiàn)不少抒情散文名作，成為不可忽略的存在，如閻綱的《我吻女兒的前額》、林非的《浩氣長存》、周國平的《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彭學明的《娘》、孫曉玲的《搖曳秋風遺念長》、朱鴻的《母親的意象》、蔣新的《一雙三十年沒握過的手》、李登建的《血脈之河的上游》等。王月鵬的《懷念燁園老師》寫的是文友加師生情，有撼動心魂之力，作品敘述劉燁園的臨終遺言，充滿詩意、感恩與祝福。信中寫道：“我累了。靈魂告訴我，我將在一處聽得見水聲的山道拐彎處，靠在一根倒塌的百年枯樹根部，躺下，休憩——僅此而已，與死亡無關(guān)，與所謂的儀式們無關(guān)。我感謝你們讓我相遇、相識、相認，感謝你們沒有嫌棄，讓我這個弱點滿身的同伴拖拉在隊伍的最后，感受著你們思想和藝術(shù)的清寂和純粹，負疚地相隨相伴了這么久。我感謝巴烏托夫斯基，年輕時在他的著作里我讀到這樣的細節(jié)，在古老、荒涼的海灘，在月光與海水的光影里，立著一塊斑駁的石碑，上面刻著：紀念那些未能從海上歸來的人們。這個句子凝聚著多么復雜的深遠思緒，蘊含著命運與時間、蒼涼與終極、風暴與搏斗、悲壯與微笑等等鮮活的場景，信使死了，信息長存。有些句子是能夠復活一切的，有些句子要有盡有。”信末，有這樣的話：“我還是喜歡以原始的書信來交流，因為字跡里有神態(tài)有溫度有情懷，有真實的心跳，真好。朋友們，祝你們在自己的命運里完成自己。劉燁園2019.6.8。”王月鵬的悼文平淡敘述，對劉燁園的懷念深入骨髓，劉燁園的留言詞簡意豐、博大深沉、自然淡定，但如錢塘江潮水般沖破我們的情感堤壩，這是“創(chuàng)新性”標準難以包含的，卻是會在心中長久生長和留存的好散文。

從心靈、情感、思想、文化的意義上說，散文不是分裂的，更非絕緣，而是在深刻的矛盾沖突中找到一個支點，一種化合的源泉與偉力，這是一種在彌合、融通后的再造和重生。在此，新世紀散文突破了以往的堅硬板塊，進入一個具有超越性、得以提升和醇化的境界，于是，它就有了撥云見日般的美好感受。

三、從“人的文學”到天地境界

1918年，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自此，它就成為人的個性張揚、人的大膽解放的代名詞。這對以往的中國古代文學忽略人是一次根本突破，也為人道主義和人性思考確立了基調(diào)。不過，這一觀念最大的問題是過于強調(diào)“人”，將人從天地自然中分離出來，從而導致新的弊端。其實，在天地宇宙中，人固然處于生物鏈頂端，對別的物種具有某種決定權(quán)；但也要看到人的局限，人只是天地中的一分子，應(yīng)學會與萬物和諧共處。21世紀之前，中國散文就有對于“人的文學”的反思，之后這一趨勢逐漸加強，并形成不可忽視的文化態(tài)勢。

關(guān)注萬物的散文越來越多，這成為新世紀以來的一大趨勢。由于中國新文學以“人的文學”為旨歸，作家作品注重塑造典型人物，天地萬物越來越退居次位，在一些作家筆下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不過，比較而言，散文對于“物”的關(guān)注要多一些，魯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是如此，郁達夫的《故都的秋》和關(guān)于閩地游記是如此，許地山、何其芳、葉靈鳳、陳從周、朱自清、鐘敬文等人的小品也是如此。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臧克家、孫犁、汪曾祺、張曉風、賈平凹、張煒、周濤、鐘鳴、葦岸、楚楚、鮑爾吉·原野等也都寫過大量“物”的散文。然而，真正在萬物描寫上傾注心力者還是進入新世紀以后，許多散文家全力寫“物”，并具有博物學、生物學、動物學、民俗學、地域?qū)W的特色。以蔣藍為例，他在新世紀先后出版散文隨筆集《正在消失的詞語》（2002年版）、《感動香煙》（2002年版）、《玄學獸》（2004年版）、《鞋的風化史》（2004年版）、《動物論語》（2008年版）、《豹典》（2016年版）、《極端植物筆記》（2017年版）等。這些描寫角度新穎，思維敏銳，多有見地。還有一些寫“物”的散文集，它們分別是阿來的《成都物候記》（2019年版），杜懷超的《一個人的農(nóng)具》（2011年版）、《蒼耳消失或重現(xiàn)》（2016年版），彭家河的《瓦下聽風》（2017年版），祖克慰的《動物映象》（2018年版）、《鳥聲中的鄉(xiāng)愁》，王族的《懸崖樂園》（2001年版）、《狼界》（2007年版）、《獸部落》（2008年版），鮑爾吉·原野的《草木山河》（2012年版）、《水碗倒映整個天空》（2014年版）、《流水似的走馬》（2017年版），周曉楓的《鳥群》（2000年版）、《巨鯨歌唱》（2013年版），潘向黎的《茶可道》（2011年版），劉梅花的《陽光梅花》（2011年版），張煒的《讀〈詩經(jīng)〉》（2019年版），傅菲的《故物永生》（2017年版）等。當然，新世紀寫“物”的單篇散文就更多了，可謂數(shù)不勝數(shù)。天地萬物是如此豐富多彩，它們像長了翅膀飛到作家身邊，成為被著力描寫的對象，這與新世紀之前的散文更重人物描寫形成鮮明對照。

天地萬物已由“賓語”變成“主語”，這為新世紀散文帶來觀念轉(zhuǎn)身。眾所周知，以往散文寫“物”往往是不及物的，即使寫“物”也主要是人的視角或用擬人化手法。新世紀散文寫“物”開始悄然變化，即有時讓“物”獲得主體性、靈性、神圣。換言之，在新世紀不少散文家筆下的“物”與“人”形成一種辯證關(guān)系，是在互映之下的對語。這就改變了中國古代散文中“人”的缺失，也超越了中國現(xiàn)當代散文長期以來過于強調(diào)“人”，但對“物”茫然無知的狀態(tài)。其一，理解物性，與物會通，人以一個“聽者”而不是“言說者”身份傾聽萬物的心聲。所以，熊育群在《連爾居》中表示：“我覺得自己是一根草，一顆石子，散發(fā)著一種荒涼之氣。”他在《神秘而日常的事物》中又寫道：“有一群麻雀像幾片樹葉飄過路面；一個老嫗，走在馬路邊的粉墻根下，邁動步子就像忘記了是自己在走路，我聽得到腳步踩痛砂粒的聲音。”杜懷超在《蒼耳：消失或重現(xiàn)》中說：“蒼耳，難道是大地上的一只渺小而又巨大的耳朵？渺小是她的形狀，巨大是其聽覺里海納百川的情懷。貼近大地的深處，諦聽天下黎民百姓的疾苦？越卑賤的植物越是能夠保持清醒與靜謐，寧靜致遠。”郭震海在《草木人生》中說，“樹是有靈性的，它和人類共同生存在同一片藍天下”，“大樹之間肯定也會對話”。賈平凹曾感嘆：自己到山上閑逛，次數(shù)多了，看得多了，總覺得：那些靜默的石頭變成了“我”，我則變成其中的一塊“石頭”。其二，以物為師，從中悟“道”。莊偉杰從《一棵移植的樹》中體會到：“一棵生命樹，從一個空間移居到另一個空間。樹影像它的名字，令我充滿綠色的幻想。”“一棵移植的樹，以沉靜的姿態(tài)立于岸上，自然，從容，滿懷渴望，近乎決絕。或清晰或朦朧，儼若一道風景。不愿蕭瑟，不僅守望，只為自由式地生長和呼吸。”吳佳駿這樣描寫李花：“我在屋內(nèi)聽到李花在說夢話——它說它開花，不是為了結(jié)果，而是對黑夜的承諾，對夜雨的守候，對一棵樹的年華的記錄；它說它的盛開，是異鄉(xiāng)人的一個夢，是黑夜里的一縷香；它還說它的寂寞的開放，是為一個常年坐在樹下的抽葉子煙的老人，和一個在春天的田野上割草的孩子；以及一個蹲在池塘邊垂淚的洗衣裳的女人，和一只年年都在春夜里飛來盜取它的花香的小飛蟲。”?不是人對李花說話，而是人聽李花說話，聽李花說夢話，這就克服了人的局限和誤區(qū)，打開了一個更大的時空天地。其三，以敬畏之心與天地自然萬物保持“齊一”。有作者寫道：“我們到了大自然里，行動要輕柔，心要常懷敬意，以免驚嚇了這些小小的精靈們。”?這樣的心緒對于克服人的欲望的無限膨脹和以自我為中心，是非常必要也是頗有意義的。

有助于理解“天之道”和獲得新的人生智慧。作為一種智慧，一是“人之道”，即凡事按人的法則、人生的原則行事，于是獲得生命的感知和理解；二是“天之道”，即超出人的視域而進入天地情懷，從而獲得一種所謂的“天啟”。如對孔子與老子加以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前者遵循的主要是“人之道”，后者則信奉“天之道”。所以，一本《道德經(jīng)》才能突破人的理解、進入別樣的天地，“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這句話才能獲得哲學的力量。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散文中，也不乏關(guān)于“天之道”的思考和理解，像賈平凹的《丑石》即是代表；不過，進入新世紀，通過格物致知探討“天之道”的散文明顯多起來，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為博大的世界宇宙，也進行了形而上的哲思。如對于聾啞人，范曾說過：“鈍于言說中敏于心靈。”“相反的，那些嘮叨的、多話的、聲嘶力竭的、唾沫星子直噴的人大體思緒混亂。”“單純中的豐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聾啞人比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這是以老莊的“天之道”批評和反思“人之道”。魚禾通過仰望星空，體驗其無窮無盡，特別是時間與生命在同在中的間隔與錯位，所以她說：“我正在看著的是它們曾經(jīng)的模樣，是人類沒有出現(xiàn)以前的模樣，就是說我和它們并不在同一種時間之中。或許此刻它們已經(jīng)消亡了，我看到的不過是它們消亡以前投射的光芒。那么，我和它們也不在同一空間里。從始至終，我們一直處在這樣的隔絕里，在這龐大不可思議的詭異中，在一種絕對的被動里。”?這是關(guān)于時間與存在的形而上思考，對于打破人的固化思維有啟示作用。由此可見，新世紀散文有“天之道”作為價值支撐，所以能有較高的站位，獲得真知灼見，超越“人”的成規(guī)和局限性。

當然，新世紀二十年中國散文還有這樣和那樣的問題，需要今后繼續(xù)探索發(fā)展。這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散文的經(jīng)典化意識不強，許多作品過于隨意和散漫，碎片化傾向積重難返，這需要從觀念和細節(jié)上實現(xiàn)突破；第二，散文的文體意識薄弱，在強調(diào)跨學科和跨文體寫作的同時，對于散文的概念、內(nèi)涵、形式還要做出科學理解，這不僅包括一般大眾作者，就是著名作家和散文研究者也不例外；第三，散文的探索創(chuàng)新性不夠，在強調(diào)繼承時，萬不可陷入平庸，也不能滿足于自說自話和自我重復，這需要借鑒改革開放之初的開創(chuàng)性，進行有思想、文化、智慧的深度探索，避免模式化和類型化寫作；第四，散文滯后于時代發(fā)展，特別是未能獲得散文的文化自信，更沒有與國家的戰(zhàn)略發(fā)展相結(jié)合，這必然導致散文失去讀者和長久的生命力。某種程度上說，散文是最具社會化的文體，它應(yīng)以其敏感為這個復雜多變的時代把脈，以改變當下滯后于時代的狀態(tài)。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兩岸現(xiàn)代中國散文學史料整理研究暨數(shù)據(jù)庫建設(shè)”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8ZDA264）

注釋：

①白燁：《勢頭迅猛形態(tài)漫泛變化深刻——新世紀文學十年掃描》，《紫光閣》2011年第3期；徐勇：《兩個20年與兩個時代：關(guān)于新世紀文學與新時期文學關(guān)系的考察》，《文藝評論》2018年第4期；張頤武、李振、李丹：《“新世紀文學20年：回顧與觀察”筆談》，《山花》2019年第10期。

②林非：《對當前散文創(chuàng)作趨勢的思考》，《散文的昨天和今天》，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第96頁。

③朱婧：《網(wǎng)絡(luò)新媒體滋長起來的新散文》，《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年10月2日。

④王義軍：《新媒體散文的時代》，《2001年最佳新媒體散文》，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頁。

⑤《20位作家云暢談新媒體散文寫作》，《文藝報》2019年6月1日。

⑥張承志：《清潔的精神》，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

⑦郭文斌：《安詳是回家的路》，《芳草》2011年第12期。

⑧王兆勝：《娓娓道來知心語——論林非散文的敘述模式》，《江漢論壇》2012年第2期。

⑨朱立元：《我記憶中的1985年“方法論熱”》，《文藝爭鳴》2018年第12期。

⑩劉燁園：《新藝術(shù)散文札記》，《鴨綠江》1993年第7期。

?李孝華：《新散文的審美特征及其成因》，《散文》1989年第2期。

?余秋雨：《文化苦旅》，東方出版中心，1997，第246頁。

?朱以撒：《書法修身 緩慢遞進中品味真情》，《光明日報》2011年9月5日。

?黃浩：《當代中國散文：從中興走向末路》，《文藝評論》1988年第1期。

?謝有順：《不讀“文化大散文”的理由》，《散文百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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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7日。

?吳佳駿：《此岸與彼岸》，《天涯》2019年第5期。

?熊亮：《萬物如果開口說話》，《散文》2019年第6期。

?范曾：《寂靜的世界》，《北京文學》2007年第8期。

?魚禾：《界限》，《人民文學》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