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李洱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說《應物兄》獲得了茅盾文學獎之后，許多人開始關注他在書中塑造的知識分子群像。得到中國文學最高榮譽之一，說明他筆下的知識分子們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夠反映現(xiàn)實中的知識分子的某些方面。如果與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相比較，我們就可以建立不同時期中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的形象的譜系。再了解歐美學界對知識分子定義的參照，并結合他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來看待小說中的形象，就可以從更廣闊的視角來了解知識分子的形象。

何謂知識分子？

關于“知識分子”的起源，當代漢語學界社會學理論大家葉啟政指出，西方的知識分子有兩個來源。一個是“intelligentsia”，是指俄國或者波蘭不滿現(xiàn)狀，受過相當教育的、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一群人。但蘇聯(lián)成立后，知識分子就被定義為有專長的專業(yè)人才，社會意識和批判的態(tài)度被從中剝離開來了。第二個是“intellectuals”，出自法國，當時是指一群杰出的作家、教授和藝術家，他們基本上都持有批判精神，是社會意識的中心。而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君子”則是來源于各個階級的，順境提倡儒家思想、逆境提倡佛道思想，對社會的不滿以一種含蓄的方式表達出來的群體。（葉啟政，陳國祥：《從文化觀點談論知識分子》）很顯然，魯迅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偏向于西方的，即使他本身也受到了許多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當然魯迅也寫過許多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高老夫子》中的高干亭，這里我們按下不表，只討論西式知識分子。通過對作品的細讀，可以發(fā)現(xiàn)魯迅和李洱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有一定的相似性。

魯迅和李洱筆下的知識分子困境

魯迅和李洱作品中的知識分子最大的共同性可以說都是處于困境之中。縱使時代背景不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放在知識分子遇到的各種困難上。我們在魯迅的作品《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中都可以發(fā)現(xiàn)這類陷入困境的知識分子。

《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就是這樣典型的知識分子代表。他曾經和“我”一樣是五四時期的新式知識分子，破壞城隍廟的泥像，為了談論中國的改革方法打起來。但十年后再見面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呂緯甫“就是這樣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魯迅在小說中借呂緯甫的口說出一句這樣的話：“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xiàn)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這句話恰好是“五四”退潮后新式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

《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則在困境中選擇了一條激進報復的路。因為他在人群中顯得格格不入，周圍的人和環(huán)境就慢慢地將他推到困境之中。魏連殳的困境與呂緯甫相似，他們都曾抱著遠大的目標，但卻囿于眼前的生活。他們的理想無法解決自己的基本生存需求，最后只能向現(xiàn)實低頭，向自己所反對之事低頭。這種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困境就像一個牢籠一樣罩在他們的頭上。

《傷逝》講的是一對新式知識分子的愛情悲劇。他們所面對的困境是日常生活消磨了他們追求理想的意志。現(xiàn)代哲學家牟宗三曾說過：“我們講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首先不要講我們的使命如何如何；我們自己的命運能夠保得住，然后才可以講使命。”可以看出，魯迅筆下的新式知識分子所面對最大的困境就是來自于日常生活、來自于周邊環(huán)境。

而七十多年后，李洱的小說《午后的詩學》和《應物兄》等也塑造了一批陷入困境的知識分子形象。

《午后的詩學》塑造了一批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形象。主人公費邊十分了解來自西方的各式理論，遇事都喜歡用西方的話語體系進行分析，很顯然這是“五四”提倡全盤西化的遺風。以費邊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傳統(tǒng)文化的興趣不大，反而對西方的話語體系了如指掌，他們陷入了一種“失語”的困境。失語癥本來是一種神經系統(tǒng)的疾病，語言學家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在研究荷爾德林（JohannChristianFriedrichH?lderlin）的詩歌時，曾用“失語癥”來解釋詩人的創(chuàng)作。而在中國，黃浩在1990年提出了“文學失語證”用以批評新小說說話困難。曹順慶教授則用這一名詞來形容中國古典文論失去話語權的現(xiàn)象。他認為：

中國現(xiàn)當代文壇，為什么沒有自己的理論，沒有自己的聲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們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癥。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guī)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

恰好費邊等人都是只靠西方文論說話的。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都心知肚明，但他們依舊樂此不疲，甚至把這些話語拿來做牟利的游說武器。社會學家李樹青認為，他們只是把各國借來的理論當作吃飯的工具，與西洋學者愛護真理、與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朝聞道夕死可矣”完全不同。費邊這樣的知識分子一邊消解著文論的崇高性，一邊意識到這種困境卻無可奈何。

《應物兄》是李洱的最新作品，小說主要內容是濟州大學要籌辦儒學研究院，圍繞著這個研究院的籌備，官員、商人、學者都來插一腳。主人公應物兄是大學里面的教授，他可以說是擺脫了溫飽問題的束縛，甚至有能力將自己的女兒送到美國去留學，但是他并沒有完全擺脫困境。小說一開始，應物兄的導師就認為他需要改掉話多的毛病，因為他“發(fā)表了幾場不合時宜的演講，還替別人修改潤色了幾篇更加不合適宜的演講稿，差點被學校開除”。甚者，他在自己擅長的學術領域的發(fā)言權都被出版商篡奪了。他的講課筆記原名叫《〈論語〉與當代人的精神處境》，發(fā)行商看到后覺得不能夠吸引讀者，把書名改成《孔子是條“喪家狗”》。趙勇教授認為：“一個學者只要成為大眾媒介的合作伙伴，媒體就會把他的文化資本轉換為具有某種新聞價值和轟動效應的文化產品，進而擦亮其名字,放大其名聲，讓他成為明星般的公眾人物，也讓他換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可以看到，兩人塑造的新式知識分子形象都是處于困境之中的。知識分子這個身份就像枷鎖一樣，讓他們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總的來說，這個困境是理想與現(xiàn)實沖突所造成的。

魯迅和李洱筆下的知識分子差異

魯迅和李洱塑造了一群陷入困境的知識分子，但他們的差異性又是很明顯的。除了因為二者筆下的知識分子生活的時代不一樣，他們的生存環(huán)境及責任感都不相同。

談到生存環(huán)境，魯迅作品中的新式知識分子的境遇普遍比較差。《在酒樓上》魏連殳靠接家教賺錢；《孤獨者》呂緯甫丟掉工作，迫不得已成為杜師長的顧問；《傷逝》的涓生和子君與其說是理想被日常生活消磨干凈，其實更像是“貧賤夫妻百事哀”。魯迅筆下的新式知識分子代表們都接受了“五四”的影響，但最后卻困于日常生活。

而李洱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則沒有這種后顧之憂。《午后的詩學》的費邊和《應物兄》的應物兄都在大學里面工作，他們生活無憂，甚至能靠自己廣泛的人際關系攫取一些利益。但他們受制于其他方面。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認為：知識分子其實是統(tǒng)治階級中被統(tǒng)治的一部分。知識擁有權力，因為占有文化資本而享有特權，占有大量文化資本的人甚至能對文化資本施加權力，但依舊被擁有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人所統(tǒng)治。他們會受到各方面的壓力，如應物兄受到來自體系和大眾媒體的壓力。雖然他能依靠大眾傳媒獲取名聲和金錢，但他就無可避免地失去一定的獨立性。

關于社會責任，魯迅塑造的知識分子是曾經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而李洱塑造的知識分子是龜縮在象牙塔中的。魯迅筆下的角色都曾有要改變社會的理想和責任感。魏連殳曾把小孩子當成未來的希望，十分疼愛；呂緯甫曾經心懷改革之夢，甚至用行為反對封建迷信的文化。而《祝福》中的“我”則放棄了啟蒙者的身份，在祥林嫂的追問下只回了句“說不清”。魯迅在著名的鐵屋子比喻中提到：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xiàn)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文化研究者李歐梵認為魯迅的回答是：希望的幻想能給人一定的安慰作用。通過這些角色我們可以了解到魯迅對知識分子責任的思考是十分深入的。

而李洱筆下的知識分子則沒有這種“負擔”。他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年代，沒有什么國家復興的抱負，他們的日常就是現(xiàn)在象牙塔進行學術研究。“沒有為自己設定對社會的使命，社會也沒有賦予他們特殊使命。”（社會學家金耀基語）但這種生活并不是應物兄想要的，但他確實無力改變這一切。王鴻生教授評價李洱小說，認為這類知識分子：

……健康、敏感，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相當高的智商，生性散漫但懂得游戲規(guī)則，充滿活力卻從不挑起事端。雖也會感到生存方面的“不安全”或“莫名的威脅”，但不至于郁郁不歡或驚惶失措……沉墮于日常時間的流逝，感慨著人心的叵測與生活的喜怒無常，他們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樣。他們的經驗特征是:妥協(xié)。既與環(huán)境妥協(xié)，也與自己妥協(xié)。國際視野中的中國知識分子

作為了解中國的一個側面，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是各國學界的關注點之一。加拿大教授齊慕實(Timo?thyCheek)認為，北美的學術界關注中國的知識分子是為了了解中國的發(fā)展，他們主要從學術團體或社會機構、論文或話語、社會組織和社會地位、健在者的個人經歷來入手。許多學者在研究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時候都以西方的知識分子作為衡量的尺度。可以認為，北美學術界關注的重點之一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如何承擔社會責任，在歷史進程中發(fā)揮作用。隨著學者們的交流日益增多，北美學術界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了解也逐漸深入。在2018年出版的《中國問題》（The ChinaQuestions）中，有一章節(jié)專門討論中國知識分子的作用。作者認為，在現(xiàn)代社會，進入21世紀后，批評者將不會好過，受過國學教育的人則會得到更多的話語權，因為國學是真正“中國”的東西。這正好與《應物兄》中描寫的一樣，隨著傳統(tǒng)文化逐漸被重視，政府也會加大對國學教育的投入。從西方學者的對現(xiàn)實知識分子的研究再反觀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們，能夠發(fā)現(xiàn)他們側重的方面不一樣。無論是魯迅還是李洱塑造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都陷入日常的困境或是失去了獨立性，大多都在經歷精神危機，可能作者們作為親身經歷者，對知識分子的痛苦感受更多一些。外國學者作為他者，他們的看法則有助于中國的知識分子反思自身，無疑是很有啟發(fā)性的。

魯迅和李洱同為知識分子。他們對知識分子困境的關注使得他們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具有現(xiàn)實意義，是用知識分子的眼光去看待知識分子的進步與不足之處。通過對比他們二人塑造的知識分子形象可以發(fā)現(xiàn)，李洱塑造的知識分子與魯迅的相似，雖然處在不同時代，但他們都在探索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隨著時代不同，面對的困難也不同。他們沒有像歐美的知識分子一樣提出了解決方法。當然，西人面對困境或者精神危機的解決方法并不一定適合中國的知識分子，因此探索還應該繼續(xù)，我們還應尋找最適合中國環(huán)境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