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0日是王元化先生誕辰一百周年。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華東師范大學學報、王元化學館聯(lián)合舉辦了“古典資源的再發(fā)現(xiàn)與現(xiàn)代重建：紀念王元化先生百歲誕辰”學術研討會，以表達對王元化先生的追思。

本次活動由王元化學館館長胡曉明教授，王元化先生的學生蔣述卓教授主持。在活動的第一階段，華師大中文系主任文貴良教授、王元化先生的學生代表傅杰教授、上海出版社代表王為松社長分別發(fā)表致辭。王元化先生在海外的友人及學生：林毓生教授、羅多弼教授、張隆溪教授、陳方正教授、許江教授、吳琦幸博士也在線上致辭。隨后王元化學館館長胡曉明教授向與會者介紹了學館情況，副校長孫真榮為王元化雕像的作者、捐資者頒發(fā)紀念杯。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圖書館館長、王元化學館館長主持人胡曉明教授表示：庚子年新冠病毒嚴重襲擊人類，全球至今未寧。在這個背景下，紀念王元化教授的百歲冥誕，特別有意義。憶及王元化先生生前，多次談及對20世紀一味追求新變與過度發(fā)展的現(xiàn)代性的憂思，多次談及19世紀文學的人道主義情懷，“我喜歡十九世紀的文學處處滲透著人的感情、對人的命運的關心、對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對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紀之子，是喝著十九世紀作家的奶成長的”。

王元化先生反對科技至上、技術至上的世界，對世界越來越轉向科技對人的主宰感到憂慮。王先生也認為美國社會有太多個人至上的自由主義，他越是到晚年，越是回歸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如仁愛，如人性不是孤立抽象的，人的在世本質是儒家以人與人的關系來界定的，表彰傳統(tǒng)價值中的忠誠、秩序、尊嚴、責任、家庭價值、修身向上的生活情趣以及平淡中庸的文化性格等等被五四刻意遺忘的舊道德，甚至多次說道：“我現(xiàn)在看人，要看他做人有沒有一點舊道德。”肯定中國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是重建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思想資源。我們今天看中國抗疫之所以成功，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中國人血脈深處的基因如人道關懷、生命至上、尊嚴、秩序、責任意識等，不能說不是潛在的文化因素。所以，文化與思想，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太重要了。

在會議的第二階段，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陳伯海教授、南京大學的張伯偉教授、復旦大學的張汝倫教授、復旦大學的陳引馳教授以及華東師范大學的許紀霖教授分別做了紀念王元化先生的主題講演。

陳平原在題為《在乾嘉學風與魏晉玄言之間——重提王元化的意義》的講演中指出，王元化先生能“用通人的情懷來做專家的學問，以專家的功力來談通人的見識”。

陳平原表示，描述王元化先生之學識淵博、通曉事理，討巧的做法，莫過于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思辨錄》。此書共收短文377則，摘編自作者六十年來陸續(xù)所寫文章，“內容涉及思想、人物、歷史、政治、哲學、宗教、文藝、美學、鑒賞、考據(jù)、訓詁、譯文校訂等各個方面”。在一個普遍推崇專家、學科壁壘森嚴的時代，如此開闊的視野及襟懷，讓人嘆為觀止。

王元化先生在《〈學術集林〉卷一編后記》中提倡“多一些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后有李澤厚關于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譏諷，王先生于是在《關于近年的反思答問》中稱：

我不認為學術和思想必將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學術，學術也可以充實思想。它們之間沒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那種勢不兩立的關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會被救亡所壓倒，會被學術所沖淡。

所謂“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背后既有變幻莫測的時代風云，也有個人上下求索的精神印記。具體到王元化先生，那就是他對于“學問”中流砥柱般的堅守——不僅僅是立場及趣味，也包括其治學方面的實績。雖然王先生在政治、哲學、思想史、文藝學等領域都有貢獻，但其作為專門家的一面，更多體現(xiàn)在《文心雕龍》研究。與皓首窮經(jīng)、著作等身的專業(yè)研究者不同，王元化探究《文心雕龍》，其實只有一部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刊行的《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1984年印行第二版時，略作修訂；1992年改題《文心雕龍講疏》，作了較大刪削，且增加一組新作。可就是這根獨苗，“書出版后，得到了郭紹虞、季羨林、王力、錢仲聯(lián)、王瑤、朱寨諸位先生的獎飾”，且與錢鍾書《管錐編》、季羨林《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等同獲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頒發(fā)的首屆全國比較文學優(yōu)秀著作榮譽獎（1990）。

學界談及王元化，多會提及“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其實，這種學術趣味，更進一步追究，乃是兼及通人與專家、思辨與考據(jù)，以及乾嘉學風與魏晉玄言。只不過，所謂“魏晉風度”，學問及言辭之外，還包含極為難得的獨立人格。1992年初王元化撰《〈思辨發(fā)微〉序》，從王船山的知、情、意合一，說到陳寅恪為王國維作紀念碑銘提倡獨立自由意志，結論是：“人的尊嚴是不可侮的”；“思想不能強迫別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毀的”。后人之所以將王元化作為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及學術轉型的象征，看到的不僅僅是學術貢獻及治學方法，更包括背后的心情與趣味。

王元化先生是有故事且與時代風氣密切相關的人物——對于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國文化界來說，王元化更是成為某種精神符號。在一個專業(yè)化時代，有學問不容易，學問好且有氣象，則尤為難得。

張汝倫在題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王元化先生》的講演中表示：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王元化先生占有一個獨特的地位。先生生于1920年，即五四運動爆發(fā)的第二年，先生的思想出生證上，寫著的是“五四精神”，先生說自己是“五四的兒子”，恰如其分，毫不做作。先生文革復出后對人道主義的闡揚和新啟蒙的提倡，無不體現(xiàn)著他的五四血統(tǒng)。先生的一生，見證了現(xiàn)代中國的誕生。但先生在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并不僅僅與此有關。如果我們把“五四”算作是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的肇始的話，那么王元化就是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的同齡人。就像康德是啟蒙的集大成者，又是啟蒙的殿軍一樣，元化先生也是五四的集大成者，又是五四的殿軍。

讀元化先生的著作，與元化先生交往，都會發(fā)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西方思想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tǒng)，三者在他身上是融貫統(tǒng)一的，這不但使得他的思想具有相當?shù)纳疃扰c廣度，出入中西文化游刃有余，也使得他成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人物。他有極好的傳統(tǒng)文化修養(yǎng)，對傳統(tǒng)文化一往情深，可他從來不是孤臣孽子式的所謂“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對西學傳統(tǒng)也是求知若渴，贊揚有加，可他從未像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派那樣，惟西方思想馬首是瞻，只會五體投地。沒有絲毫批判。他對馬克思主義心悅誠服，但他卻從不是言必稱馬列的教條主義者，而是真正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人們往往容易偏于一邊，這就使得后人很容易給他們貼上“某派”或“某主義”的標簽。像元化先生這樣允執(zhí)厥中的人鳳毛麟角。他厭惡人們將他“歸類”，更不愿“選邊”，特立獨行的思想人格，昭昭可鑒。

思想上特立獨行，保持獨立人格，談何容易。它需要一個人有很強的自反意識，或自我批判意識；否則往往被別人或潮流牽著走而不自知。在中國思想傳統(tǒng)中，自我反思與批判的意識是較弱的。“吾日三省吾身”也好，“慎獨”也好，都不完全是對自己的思想進行自我反思與批判，即認識到自己思想的缺陷甚至錯誤的意思。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很難找到像王元化那樣不斷進行自我反思的人。雖然他自己說“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擺脫了依傍，拋棄長期形成的既定觀念，用自己的頭腦去認識世界，考慮問題”。實際上他自青年到老年，曾經(jīng)有過多次反思。正是這種自我反思，形成了王元化思想獨立的品格。而真正的思想家，必須有這種思想品格，才能稱得上是思想家，否則只是沒有自己思想的應聲蟲而已。

也因為有這種自我反思的思想品格，王元化才能既是五四的兒子，又能對五四進行反思。王元化對“五四”的反思，也絕不是否定“五四”，他始終堅持自己“五四”的精神血統(tǒng)；他只是反思以“五四”的名義違背“五四”精神的思想觀念。他對“五四”的反思，首先反思的是以往對“五四”的簡單化理解，如把“五四”的文化論爭理解為“文白之爭”或“新舊之爭”，認為“五四”是全盤反傳統(tǒng)，等等。但他反思“五四”最重要的成果是反思“五四”以來在中國思想界流行的一些錯誤觀念，如庸俗進化論、激進主義。功利主義和意圖倫理等等。這些錯誤觀念成為不少人的意識形態(tài)基本架構，成為中國思想創(chuàng)新的極大障礙。這些觀念并不起源于“五四”，卻由于人們對“五四”片面的意識形態(tài)理解而得到極大的加強。

“五四”作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后人對它必然會有種種評論。但是，迄今為此，對這一意義重大的思想文化運動，人們往往采取簡單化的評價態(tài)度，即要么全盤肯定，要么全盤否定。海德格爾有句名言：形而上學的命題倒過來還是形而上學。對“五四”無論是全盤肯定還是全盤否定都不是科學的態(tài)度，也不是“五四”精神本身要提倡的態(tài)度。簡單肯定與簡單否定都不是真正的反思。真正的反思是黑格爾意義上的揚棄，即在新的思想視域中更好地保留并改變所批判的東西。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就是這樣意義的揚棄的一個典范。王元化對“五四”的反思，是他對自己思想反思的題中必有之義，它的目的，絕不是否定“五四”，而正是發(fā)揚“五四”思想解放的基本精神。

先生的去世，標志著中國思想史上一個時代——經(jīng)典現(xiàn)代性時代的結束。一個未知的新的思想史時代，正在到來。今天世界之復雜，是五四先賢難以想象的。沒有既定的模式和套路，足以應對今日之百年未遇之大變局。“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新時期的降生和過渡的時代。人的精神已經(jīng)跟他舊日的生活與觀念世界決裂，正使舊日的一切葬入于過去而著手進行他的自我改造。”這是王元化最喜愛的西方哲學家黑格爾在二百多年前，面對正在展開的現(xiàn)代世界寫下的一段話。它也可以作今天這個時代思想者處境的寫照。王元化的后繼者們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繼承的卻是“五四”先賢未竟的事業(yè)——會通人類文明一切優(yōu)秀成果，創(chuàng)造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現(xiàn)代中國思想。在這個偉大事業(yè)中，元化先生不會離我們遠去。

許紀霖在題為《王元化的思想底色以及理性觀的轉變》的講演中表示：王元化先生的一生，可以用“反思”來形容，他從革命的營壘中走來，卻在不斷反思過去的自己，反思時代的潮流。終其一生，就是一個“反思的人生”。關于這一點，包括我自己在內，已經(jīng)有相當多的研究。在王元化誕辰百年之際，我循著他的生命軌跡，重讀他留下的不同時期的文字，想繼續(xù)探究之前未曾觸及的問題：他早年的思想底色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樣的因素，讓一個16歲的少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不斷反思的思想煉獄之中，什么是他堅定不變的終極信仰？什么又是他晚年改變了的思想方法論？

在中共創(chuàng)黨到革命勝利的28年當中，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投身革命、加入黨的隊伍當中。其中最典范的，是三代革命知識分子：五四后期的創(chuàng)黨知識分子、大革命前后的知識分子和一二·九運動前后的知識分子。創(chuàng)黨的多是五四運動出身的啟蒙知識分子，而大革命前后一代知識分子，多是破落的富家子弟，而一二·九一代知識分子，有許多則是官二代、富二代和學二代。本來，這些子弟是不太有參與革命的動力的，為什么到了1935年前后，會放棄大好的學業(yè)和個人的前途，走出書齋，投身抗日運動呢？顯然，他們與大革命一代知識分子不同，不是因為對個人前途的絕望或社會黑暗的不滿，而是對亡國危機的深刻憂慮。而王元化，正是一二·九一代知識分子中的典范之一。

一二·九一代知識分子從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走向革命道路，但并非所有的愛國青年都會參加革命，革命畢竟有被捕、流血和掉腦袋風險的。除了亡國滅種的外部刺激之外，還需要一些內在的精神氣質推動，來成就參與革命的決心，這就是追求個人自由的英雄主義和對社會底層弱者的同情與憐憫。

王元化從青年時代開始，就具有了這兩種氣質。1938年他在談到抗戰(zhàn)文藝的新啟蒙運動的時候，將之理解為是“民主的愛國主義”和“反獨斷的自由主義”，愛國與自由代表了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兩個核心價值，青年王元化投身革命的背后，顯然有他所理解的這兩種五四精神的推動。五四是一個個性自由的時代。五四的自由精神，有三種不同的形態(tài)，分別以知（識）、情（感）、意（志）表現(xiàn)出來，知識上的個人自由以胡適為代表，那是一種獨立思考的精神；情感上的個人自由以周作人最為典型，提倡的是自然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義；而意志上的個人自由非魯迅的“摩羅戰(zhàn)士”莫屬，那是尼采式的反主流的超人。對于王元化來說，胡適式的理性思考精神，要到他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步呈現(xiàn)出來；關于情感上的個人自由，王元化并非周作人式的自然人性論，而是俄國19世紀具有強烈憐憫精神的人道主義。而早年的王元化，繼承五四自由精神最多的，正是魯迅式意志論的“摩羅”英雄人格。

魯迅的個人主義，有中西兩個源頭，中國傳統(tǒng)的脈絡，來自西晉的嵇康，西學的源頭與尼采的超人哲學有關。魯迅是青年王元化最崇拜的反抗黑暗的英雄，但若往上追溯精神源頭，的確不是德國的尼采，而是另有其人：法國的羅曼·羅蘭。書香門第出身的王元化，心目中的個人英雄不是霸氣十足的豪杰，而是具有內在思想力量的精神巨人。羅曼·羅蘭正是這樣的文學英雄。茨威格在《羅曼·羅蘭傳》中說：“羅曼·羅蘭以其堅忍不拔的英雄主義精神樹起的精神豐碑，經(jīng)歷了槍林彈雨的洗禮。”特別是羅曼·羅蘭的代表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從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深刻影響了兩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成為他們最喜歡的勵志經(jīng)典。

王元化曾經(jīng)引用羅曼·羅蘭的話說：“要有光，太陽的光明是不夠的，必須有心的光明。”他后來在從事文學評論的時候，多次引用羅曼·羅蘭愛《貝多芬傳》序言中的名言：“沒有偉大的品格，就沒有偉大的人，甚至也沒有偉大的藝術。”對道德人格的強調，超過對制度變革的重視，幾乎貫穿于王元化的一生，這既來自歐洲的精神英雄主義，也是儒家的道德哲學傳統(tǒng)，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德先生與賽先生之外，也有一個“莫姑娘”（道德）的主題，即對新人格、新道德的向往。作為“后五四一代”的王元化，身上也有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一直到他晚年，談得最多的話題之一，便是道德節(jié)操的堅守。在他去世的兩年前，他在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學術貢獻獎典禮上說：

我是一個用筆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盡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留下一點不媚時、不曲學阿世而對人有益的東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環(huán)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

王元化先生在晚年多次談到自己是“十九世紀之子”：“我不否認我對十九世紀比對二十世紀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紀文學仍是我最喜歡的讀物”。他承認，1949以后，雖然蘇聯(lián)作家的作品很流行，但引不起他的興趣，他最鐘愛的，是19世紀的作家們：“莎士比亞、費爾丁、狄更斯、勃郎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等。”為什么對19世紀情有獨鐘？他坦言：“我喜歡十九世紀的文學處處滲透著人的感情、對人的命運的關心、對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對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紀之子，是喝著十九世紀作家的奶成長的。”

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底色是青年時代讀過的書所塑造的，讀什么樣的作品，就會成為什么樣的人。這將形成他思維的“語法結構”，即使以后學習了其他的“新詞匯”，依然會置于青年時代所形成的“語法結構”之中去理解。在20世紀50年代初，當新意識形態(tài)話語流行天下的時候，王元化依然試圖將他所不熟悉的“新詞匯”放到自己已經(jīng)定型的人道主義“語法結構”中去詮釋，他在《將人提高》一文的開篇，引用委內瑞拉一位詩人的話說：“在社會主義文化將人提高、昂揚、鞏固和肯定的時候，垂死的資本主義卻否定人。”在他的內心觀念當中，資本主義之所以罪惡，乃是否定人的價值，而社會主義之所以值得憧憬，是因為肯定人、尊重人、提升人的價值。由此也可以明白，為什么到了1983年，王元化會參與起草周揚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他與周揚一樣，思想底色都有一層受到19世紀俄國文學影響的人道主義，他們所認同的社會主義，乃是一種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2003年春天，SARS疫情接近尾聲，久不涉及時政的王元化，在吳敬璉和汪丁丁的催促下，寫下了晚年唯一的一篇議政文章，發(fā)表在《財經(jīng)》雜志上。他以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立場，肯定“這次政府抗擊SARS的行動讓人感到較為滿意，我想其中開始顯現(xiàn)的一些基本人權觀念，恐怕在起著主要作用”。他特別指出：“政治家更重要的還必須講責任倫理”，對人的生命負責，抗擊疫情，不僅需要科學與法治，同時人文精神不可遺漏，“我們必須注意，在危難時刻所顯現(xiàn)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視、培育、鞏固，是會稍縱即逝的”。

從理論深度而言，人道主義是近代哲學當中最單薄的，但它卻是現(xiàn)代價值的核心。任何深奧的哲學和理論，倘若失去了人道主義的價值基礎，很有可能失去現(xiàn)代性的面向，墮入危險的深淵。越是單薄的價值，越有可能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倫理底線。王元化一生所堅守的，正是這條價值底線，從來沒有變過。即使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服膺黑格爾哲學，相信人的理性理論，依然相信人不僅是知性的，而且也應該是有情感的，他說，王船山在《船山遺書》中批評王陽明的良知只是空洞的“知”，而沒有情感和意志的參與，這樣的格物致知只是“孤明”，不論這一批評是否中肯，“我覺得王船山認為知、情、意必須結合在一起的說法是十分重要的見解”。晚年的王元化之所以能夠走出黑格爾思想的迷霧，在理性觀上從歐陸的唯理主義轉向英美的經(jīng)驗主義，最重要的心理動力就來自早年就奠定的人道主義核心價值觀。要理解王元化的思想，這恐怕是重中之重。

與會專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