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不能用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神智健全。”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記》，轉(zhuǎn)引自福柯《瘋癲與文明》

“殘冬行將消失，春天恍若來臨。”

——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

薩利·魯尼的《正常人》很可能是近年來最好的表達當代年輕人精神狀態(tài)的小說。無論將它放在由歌德《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所開啟的“教育小說”脈絡之中，或是在其細化的分支“青年藝術(shù)家的成長史”類別中，又或是20世紀以來人們更常用的“青春小說”如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這樣的線索下，它都足以躋身其中，甚至有可能以其“當代性”和“未來性”在當代年輕人心中引發(fā)更加強烈和深入的共鳴。

薩利·魯尼是一位出生于1991年的愛爾蘭女作家，這是她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出版于2018年，曾入圍2019年度布克獎、英國女性文學獎等，并獲得愛爾蘭年度圖書獎、英國圖書獎，在《紐約時報》《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暢銷書單里都榜上有名。魯尼延續(xù)了英國文學由女性書寫成長的偉大傳統(tǒng)，以及愛爾蘭文學獨有的深邃和激進風格，在小說中以細膩、簡潔的筆觸描寫了兩個年輕人從高中到大學數(shù)年間的共同經(jīng)歷。故事時間被設(shè)置在2001-2005年間，整體上按照時間順序安排章節(jié)，同時在局部使用蒙太奇手法。人物情感表現(xiàn)細致入微的程度令人驚嘆，并由情感的缺口打開了這一代年輕人的精神世界。我們見慣了“經(jīng)典”作家們面對這個時代所顯露出的批判態(tài)度，他們或糾結(jié)于形式，或苦心孤詣于用牛刀去捕捉碎片，但那些看似精辟的結(jié)論背后是某種真正的無所適從。因為無論怎樣努力，對于年輕讀者來說，他們書寫的是此前的某個時代。過去數(shù)十年間時代的迅疾變化使得人們的經(jīng)驗分化愈發(fā)明顯，在縱向的時間線上尤其如此，因此，以橫向的時間軸作為參照系，不同空間的同齡人之間很可能擁有更多共鳴。在此意義上，《正常人》顯得舉重若輕，魯尼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捕捉到了當代的精神氣質(zhì)。如何在瑣碎與深刻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將黑暗的核心與純粹的理念結(jié)合起來，是否有可能破碎著并完整而堅強，魯尼的書寫讓我們重新思考這些既是文學也是完全現(xiàn)實的問題。她的出現(xiàn)很可能打破現(xiàn)有的文學序列，甚至足以改變我們對“小說”這一文體的認知和期許，讓我們在“小說已死”的論調(diào)中重尋小說的尊嚴。

“康奈爾按了門鈴，是瑪麗安應的門。她還穿著校服，但把毛衣脫了，只穿著襯衣和短裙，沒穿鞋，只穿著腿襪。”小說開頭，康奈爾到瑪麗安家中去接即將結(jié)束清潔工作的母親洛蘭。洛蘭上樓完成最后的工作，康奈爾和瑪麗安這兩個平常在學校從不交談的高中生，在無人打擾的空間里，進行了將近10頁的對話，內(nèi)容涉及成績、老師和學校生活，言語短促而充滿機鋒。瑪麗安刻薄、直接，康奈爾友善、猶豫，他們的思想發(fā)生了真實的碰撞。瑪麗安表達她對刻板教育方式的反感，還問起學校某位女教師對康奈爾過分親昵的不當舉止。他們的對話有一種“完完全全的私密感”，他發(fā)現(xiàn)他在她面前會說他平時絕不會說的話。最后，瑪麗安毫無征兆地說了一句：“好吧，我喜歡你。”這時，洛蘭的工作結(jié)束了，康奈爾和母親一同離開。

這樣的交流在小說中幾乎都發(fā)生在康奈爾和瑪麗安之間。隨著閱讀的深入，我們會發(fā)現(xiàn)，作者花費了很大的力氣去設(shè)置人物交流的層次。真正的交流、不同層面的交流，以及不同的溝通方式，是小說隱秘的核心之一。或許可以說，她試圖探討真正的交流何以可能。這在道德感強烈的康奈爾身上尤其明顯。小說的前半部分，康奈爾是高中足球隊的主力，他很受歡迎，有眾多仰慕者，他為了被誤解的“喜歡”而苦惱，但他從來沒在人前說過。盡管他有一群常常一起出入酒吧的伙伴，但他從沒告訴他們，他課下最喜歡的事情是讀書，因為他覺得“他們并不關(guān)心”；他們相互陪伴，一起度過大量的時間，但很少深入彼此的內(nèi)核。康奈爾和母親之間的關(guān)系很親密，但當母親問他對于瑪麗安的看法時，“她其實很敏感”。洛蘭說，“我們聊點別的行嗎？”康奈爾友好地把話岔開。這樣的對話方式在小說中幾乎是一以貫之的。此外，在小說重現(xiàn)的歷史場景中，他們在公共場合討論馬克思主義、言論自由、女權(quán)問題、全球范圍內(nèi)的暴力事件、貧富不均等議題，但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和真知灼見的提出，仍然是發(fā)生在私密空間里。

魯尼讓我們再次意識到，大多數(shù)時候，人們都在刻意避免真正的交談。日常的交流能夠幫助我們維系表面看來堅固的社交關(guān)系，但真正的交流卻可能改變我們的人生。康奈爾填報志愿時毫無頭緒，瑪麗安建議他報考英文系，畢竟，他讀了那么多書，不是為了任何考試，也不為迎合任何人。康奈爾最終接受了她的建議，后來順利進入都柏林的圣三一學院英文系。

小說對于康奈爾和瑪麗安兩人關(guān)系的設(shè)置也耐人尋味。他們在高中階段保持了秘而不宣的關(guān)系，探索對方身體的奧秘，對他們認為重要的問題進行深入的交談，但在公眾場合始終相互漠視。康奈爾在畢業(yè)舞會之前，為了維持自己在朋友面前的形象，丟下了瑪麗安。兩人失和。后來他們在三一學院再次相遇，瑪麗安已成為學校的明星，灑脫、自我，在任何場合都顯得輕松自如；康奈爾卻被排斥在社交圈之外。這并未妨礙他們相互吸引，恢復原有的親密關(guān)系。但康奈爾依舊只在私密的空間里和瑪麗安親近，他在人群中幾乎從不以戀人的方式接近她。當他們因為誤會而分開之后，仍然會在關(guān)鍵時刻給對方以強大的支撐。這種關(guān)系的私密性因其持續(xù)而長久，在小說中已具備某種隱喻意味。它既是康奈爾的個性使然，私密性讓他有結(jié)實的安全感；也構(gòu)成了某種喻示：即真正的交流很可能只能發(fā)生在私密空間中，而對于康奈爾這樣的“好人”來說，更是如此。

時至今日，這個“私密空間”，已不再僅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同一個房間，也可能是電話、短信、電子郵件、遠程視頻等。康奈爾在為小說創(chuàng)作積累素材的同時，也一直在給瑪麗安寫電子郵件，這些信“精彩極了”，康奈爾認為它們比自己的小說更好。遠程交流在小說中對于情節(jié)推進、人物情感表現(xiàn)等方面的重要性，不亞于《傲慢與偏見》中姐妹之間的通信。的確，書寫與深層情感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從未斷絕。而溝通方式作為人們之間關(guān)系的物質(zhì)載體，對于年輕人來說完全是內(nèi)在的。依托于新方式的人際關(guān)系，只有在其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才能真切自然地描摹其所是。他們不需要“把握”，只需任其流淌。

直到小說結(jié)束，盡管他們又因為各種原因分別、重聚，但始終沒有以“愛情”的名義或通常意義上“戀人”的方式在一起。他們之間擁有一種被提純的情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和黑塞筆下的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有相似之處，又像是“青年藝術(shù)家”成長小說里主人公一分為二的變體。

在康奈爾看來，瑪麗安“身上有讓人害怕的地方，在她的靈魂深處有某種巨大的虛無……她缺少某種原始本能，那種自衛(wèi)或自我保護的本能。而其他人的行為都可以通過這種本能得以解釋。當你向她湊近，以為會遇到某種阻力時，結(jié)果一切卻在你面前崩塌了。”而康奈爾則是瑪麗安眼中惟一沒有“變壞的男孩”，用他自始至終秉持的無條件的善意，給瑪麗安以慰藉和支持。他們在小說中多次感慨說，這樣的關(guān)系是不同的，和跟別人在一起“不一樣”，因為他們在對方面前，能夠表現(xiàn)得“完全真實”。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之間不存在誤會和無法溝通的時刻，而是說，他們不必為了對方假裝“正常”。換言之，成為他人眼中的“正常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為了換取社交資本，參與“友誼”的兜售。盡管小說中的人物并未因此有任何越矩之舉，但他們心靈深處顯然有著非常強烈的道德感，這使得他們“放大生活中的小事”，康奈爾甚至不能接受大學的同學們不讀書便在課上發(fā)表意見。更讓人贊嘆的是，作者并未借助任何過分戲劇化的情節(jié)安排來塑造人物，而是通過充沛的情感和嚴肅的態(tài)度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幾乎沒有任何矛盾是通過“故事的濫用”得到解決的。這在類型文學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難得。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康奈爾和瑪麗安的關(guān)系之所以是“隱秘”的，也來自成長過程中個人對于社會壓力的幽微洞察。首先是階級差異。高中時，康奈爾的母親為瑪麗安家打掃衛(wèi)生，這在同學之中幾乎是禁忌的話題。康奈爾和瑪麗安在圣三一學院再度相遇時，康奈爾與友人合租，而光芒四射的瑪麗安在都柏林有自己的居所，并時常在家中招待友人，舉辦聚會。康奈爾痛苦地發(fā)現(xiàn)，“這里所有的人都在到處攀比他們的父母賺多少錢。”瑪麗安出身上層階級，她的社交圈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共同出身的基礎(chǔ)之上。在這個小社會中，他們慷慨陳詞，討論重大問題，他們判斷一個人是否“聰明”的標準是他的出身，以及與此相關(guān)的“做派”。一身運動裝束、沉溺于書本、不善言表的康奈爾成為他們眼中的邊緣人物。

魯尼觸及到文學被“現(xiàn)代主義”化以來在嚴肅文學中被淡化的主題，即階層差別、貧富差距所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無論是由于已成名作家的上層化，或是出于不言而喻的政治正確性，這個問題都變得諱莫如深。而與此同時，眾所周知，從20世紀到21世紀，它不但未得到妥善的解決，反而還在不斷加重。

此外，社會對于“正常”的規(guī)約在魯尼筆下得到了嚴肅深入的探討。小說后半段，瑪麗安離開了有虐待傾向的男友杰米，去往瑞士。康奈爾獲得獎學金，擺脫了經(jīng)濟拮據(jù)的窘境，逐漸適應大學生活，也有了一個讓他覺得自己會顯得“正常”一些的女友。這時，高中同學羅布——一個在中學時看起來浪蕩大膽且頗受歡迎的男孩——他的自殺打破了他們平靜的生活，再次向他們揭示這個世界美好表象之下的冷酷現(xiàn)實。康奈爾回想，“對羅布來說，最要緊的是獲得他人的認可，被別人尊重，成為一個有頭有臉的人。”作為中學時一起踢球的朋友，康奈爾事實上沒有參與羅布畢業(yè)后的生活，他不知道是什么最終擊倒了這個有點“壞”的小伙子。與此同時，他痛苦地意識到，在成長過程中，“為了被社會接受，他們都可能背叛任何信賴，任何善意……他自己也曾是這樣，可能比羅布還糟。他只是希望能做一個正常人，掩飾讓他感到羞恥或困惑的地方。”

康奈爾和瑪麗安在小說的不同章節(jié)都有過類似的反思。他們分別意識到，為了維系各自的社交關(guān)系，迎合他人眼中的自我，在多大程度上犧牲了對方，變成一個虛偽的人。而每當他們以為終于在給予自己安全感的圈子里成為一個“正常人”時，更殘酷的真相便給他們以迎頭痛擊。康奈爾在中學畢業(yè)時才知道，原來朋友們早就覺察了他和瑪麗安之間的秘密關(guān)系，他所有的掩飾都是徒勞的，以傷害瑪麗安為代價，換來的只是虛假的安全感。而瑪麗安大學的社交圈則包含同性戀、藥物、不平等的兩性關(guān)系。這個家境優(yōu)渥的群體中，人們熱衷于控制和被控制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它既存在于瑪麗安和男友杰米之間，也存在于瑪麗安和好友佩蒂之間。瑪麗安和喬安娜的相處是平等友善的，但喬安娜有一位同性的戀人。對于控制與被控制的熱情，在瑪麗安身上演繹到極致。她在和杰米、盧卡斯的兩段戀情中，都顯示出強烈的受虐傾向。

不僅如此，壓在他們身上的父輩的狀態(tài)，本身也存在著“正常”的悖論。康奈爾的母親年輕時未婚先孕，獨自撫養(yǎng)他長大，背負著“不良少女”的名聲。他的家族在當?shù)睾翢o聲望可言，但母親和大家庭的愛卻給了康奈爾幸福的成長環(huán)境，他溫柔、堅定，秉持了母親身上不受世俗影響的道德感。瑪麗安住在鎮(zhèn)上人人知曉的白色豪宅里，她的律師母親看起來總是那么“利落”，絲質(zhì)襯衫、高級正裝，然而卻冷淡，漠然。瑪麗安從小被家中的男性施以暴力，而母親從未“看見”這些。

在魯尼筆下，對“正常”的過度追求，不但不會建構(gòu)出“正常”的人格，反而可能墮入意識分裂的深淵。康奈爾在羅布自殺后陷入重度抑郁。“自殺”包含著的決絕姿態(tài)讓他對羅布的死懷有自責，他在羅布的“死”之外，這讓他無法釋懷。同時，正是羅布的死，促使他重新審視離開家鄉(xiāng)后在都柏林的生活。他痛苦地意識到，他在“都柏林化”的同時已經(jīng)永遠地告別了故鄉(xiāng)的小鎮(zhèn)，即便他想要回去，它也已經(jīng)不在了。魯尼用極為簡練的筆法描述了康奈爾患抑郁癥后的生活，他意識混亂，無法與人相處，隨時可能情緒爆發(fā)，甚至不能把自己從床上拉起來。他聽從好友的建議前往學校的心理咨詢中心尋求幫助，但是偏見和程式化的交流無法給他安慰。換言之，體制化的機構(gòu)是成人世界的集中表征，在這個龐大的機器看來，康奈爾不過是在經(jīng)歷每個年輕人都在經(jīng)歷的困境，你不必也不該為朋友的死感到歉疚。每個人都應該懂得這個道理，并接受它，然后繼續(xù)像個正常人那樣生活。羅布的死象征著康奈爾與故鄉(xiāng)之間臍帶的斷裂，他終于要告別那個純粹、安全的童年世界，改造自己，克服不適感，進入表面上看來無比“正常”的成人世界。從這個角度來說，康奈爾的癥狀是對于成為一個“正常人”的爆發(fā)式反抗。只是，它如此尋常而隱忍，簡直失去了它悲壯的意涵，但也正因為如此，成長的過程才顯得更加殘酷和慘烈。

在今天，建構(gòu)完整的自我并不比任何時代更容易。比起歌德筆下的威廉·麥斯特，康奈爾和瑪麗安面對的困難不再是知識的匱乏、實踐經(jīng)驗的貧乏，也不是藝術(shù)與現(xiàn)實生活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困境，而是原生家庭的問題、教育的體制化、知識的過剩、藝術(shù)的非道德化等。人物的成長也因此不再是啟蒙的“理性”理想，而是成為一個普通的“正常人”，這無疑是諷刺的。

對于任何時代的年輕人來說，不斷調(diào)適自己以擴大生長空間，都像是植物的向光性那樣的本能。小說結(jié)尾處，康奈爾解救了被兄長言語、行為暴力對待的瑪麗安，而他也在瑪麗安的陪伴和藥物幫助下逐漸康復。他的小說發(fā)表了，他被紐約的研究生寫作項目錄取。他通過寫作，找到了一條“只需要一點點偽裝”，就能夠在兩者之間穿梭的道路。瑪麗安開始意識到，文學是康奈爾的另一個世界，她可能無法了解的另一部分的他，她仍然鼓勵他離開。“他將美德贈給了她。”“與此同時，他的人生在他面前展開，通往四面八方。”

康奈爾身上寄托著魯尼的文學觀念。寫作，無論是那些滿含深情的郵件，還是他的創(chuàng)作，在小說中都具備救贖的力量。但這不是通過它不言自明的所謂“藝術(shù)”的屬性而來。瑪麗安在瑞士期間曾結(jié)交了一位攝影師盧卡斯，“作為藝術(shù)家，對藝術(shù)的敏感未能讓他發(fā)展出鑒別對錯的能力。”作者借瑪麗安之口，對“生活的一切都是藝術(shù)手法”做出了直接的辯駁。康奈爾在參加過一次某位知名作家為營銷圖書而做的朗誦會后，雖然認為“在這種公共朗讀場合出現(xiàn)的文學，不具備抵抗任何東西的能力。”但他也因此重新意識到自己為短篇小說所積累的筆記所具有的價值，它們“激起了觀看一次完美射門之后的情感。”正是完全被社會化的朗誦會，讓康奈爾再次看到了這些尚未成型的筆記真正的魅力。也是沉于深淵中的書寫和親密關(guān)系中的陪伴，將康奈爾從精神的淵藪中拖出來，讓他的生命重新煥發(fā)了生機。是的，他可以像中學時在足球場上那一記令所有在場者終身難忘的進球一樣，用他的小說擊中人們的心臟。

這一切來之不易。正因為康奈爾和瑪麗安的關(guān)系是“私密”的，不背負任何名義，他們也在這樣的關(guān)系中完全袒露自身，不為任何社會規(guī)范所規(guī)約，提供了人們能夠給予他人的最大限度的真誠和友善。而寫作對于作者有相似的意義。盡管小說的功能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娛樂方式所取代，但它仍然可以是私密的書寫，并表達人們情感中最為隱秘的跳動。同時，康奈爾作為小說中的“藝術(shù)家”，他的敏感與道德感直接相關(guān)，他的形象體現(xiàn)出魯尼尋找意義回歸的努力。她讓我們看到，年輕人已經(jīng)從麥克尤恩那一代人年輕時“懸空”的愛中擺脫出來，他們帶著上一輩人的偏見與呵護，秉持自己的判斷，擁有超越世俗和虛假的規(guī)范之上的道德感，真誠、投入，不計代價，像任何時代的年輕人一樣，從未放棄過追尋意義和“自我”的真相。小說依然可能承載他們最深刻最真切的情感，它并未頹敗，而是需要新鮮血液。

200多年前，《少年維特之煩惱》亮相萊比錫書籍展覽會，并迅速成為當時暢銷一時的讀物。這部書信體的小說，以其充沛的情感和對年輕人初入社會時心態(tài)的洞察引起了正處于工業(yè)化浪潮之中的人們的共鳴。我們有理由相信，薩利·魯尼的《正常人》也可能會在全世界年輕的心靈里掀起共鳴。是的，他們理應由他們自身，而不是別的什么人，說出他們。我們永遠不應忘記，“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jié)底是你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