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參加香港書展，回程的時候在中環(huán)碼頭等船，看著維多利亞港兩岸，突然深有感觸：這真是中西方文化交匯點，氣勢磅礴，回腸蕩氣，很像帕慕克筆下的伊斯坦布爾，如果將來有作家能把這種感覺飽滿地呈現(xiàn)出來，那將會是一種怎樣的氣象！

粵港澳大灣區(qū)的最大特點是多元和創(chuàng)新。我們當然有深厚的、獨特的嶺南文化，這是我們的根，但不一定是我們最大的優(yōu)勢，我們的優(yōu)勢是創(chuàng)新。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到改革開放，再到大灣區(qū)和社會主義示范區(qū)，這種創(chuàng)新性現(xiàn)代思想是嶺南文化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我們當然有很深的文化底蘊，但這不算我們的優(yōu)勢，我們的優(yōu)勢是創(chuàng)新。即使回顧到古代南粵，六祖慧能的偉大，主要也是創(chuàng)新，是對禪宗的革新，這種創(chuàng)新的影響至今仍在。可以說，創(chuàng)新是融化在我們的血液之中。廣東是移民大省，各種文化交融于一體，多元，碰撞，互補。這種種意味著，我們的優(yōu)勢是：以創(chuàng)新的觀念和技法去處理包括傳統(tǒng)資源在內(nèi)的各種資源。

談到尋找粵港澳大灣區(qū)兒童文學的語言。語言，當然不僅是指文字，更重要的是要尋找到大灣區(qū)的文學母題，譬如說城市文學、鄉(xiāng)愁、大都市與底層生活的碰撞，等等。我想以香港的一部兒童文學作品《麥兜》（2001年電影）作為例子。

與那些光滑、富有情調(diào)的童話作品不同，《麥兜》是一部關(guān)于香港社會底層、講粵語的與神話、民俗交融在一起的童話，講述一個長得不帥、頭腦平平的小朋友麥兜，和媽媽麥太太，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過著并不富裕卻很快樂的生活。開頭那段特別經(jīng)典：就在麥太太要生麥兜之前，有一只膠兜（臉盆）從九龍上空飛過，穿過香港的大街小巷，來到醫(yī)院麥太太的上空，猶豫不定，最后落地，麥兜出生。因為有膠兜這個異象，所以麥兜叫麥兜。

這告訴我們：哪怕是香港這樣的大都市，也是有社會底層的。不僅是香港，還有深圳、東莞、佛山等大都市，底層文化一直在暗涌，打工文學就是率先在深圳東莞這樣的地方發(fā)展起來的，佛山還有個很有名的《佛山文藝》，江門也有個《江門文藝》，當然，現(xiàn)在打工文學遇到了瓶頸：缺乏思想的深化，缺乏技法的創(chuàng)新。但《麥兜》告訴我們：哪怕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也有他們的神話，也有他們的盼望。幾年前我參加過一次打工文學論壇，提了一個建議：打工文學作家不妨嘗試一下寫童話，童話作家嘗試寫一下打工文學，我認為童話與打工文學有一種巨大的張力關(guān)系。這個觀點在《麥兜》里得到證實。我認為這就是《麥兜》的創(chuàng)新，《麥兜》于2001年上映，比光良唱的“童話都是騙人的”那首《童話》早四年。

《麥兜》的語言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粵方言的運用。譬如麥太太做飲食節(jié)目時的那段長長的“包雞紙 包 雞包紙 包 雞”，還有麥兜在餐廳里點餐：關(guān)于特餐、常餐、快餐、午餐、晚餐等等，顛來倒去地說，特別有趣味，也特別地有韻味，讓我想起臺灣導演賴聲川的《暗戀桃花源》，特別地有語文學的味道。

這個系列書后來在接力社出版，依然很好，但好像少了一點魅力，究其原因，一是因為它是片段式的，缺乏敘事文學的氣韻；二是粵方言神韻的丟失。

粵方言如何進入文學作品，是粵港澳本土作家需要認真鉆研的一大問題。香港電影、粵語歌曲，都曾經(jīng)找到了自己的藝術(shù)語言，風靡一時，至今流傳。20世紀40年代末，香港曾發(fā)起過方言文學運動，茅盾、鐘敬文都曾寫理論文章談方言文學，理論與創(chuàng)作并舉，文學作品里有粵語方言、潮州方言、客家方言，但是不太成功的，寫出來還是沒有那個味道。究其原因，不能為了方言而方言。如何在方言的基礎(chǔ)上形成新的為大家所接受的文學語言，特別重要是能夠體現(xiàn)出一種新的感受力。簡而言之，就是要有文學感染力。在這一點上，金宇澄的《繁花》給了我們很多啟發(fā)。

講到《麥兜》日常里的神性。可以說，童話就是孩子的神話。作為童話，《麥兜》并沒有改變?nèi)粘Ｉ畹囊?guī)則，但是會在日常生活里讓人升起希望。在故事里，麥兜雖然平凡，但很努力，譬如努力地吃藥，通過這樣來到達心中的圣地——馬爾代夫，盡管這是假的馬爾代夫，但一點也不影響作為孩子的麥兜心里的神圣感。這種神圣感在麥兜心里是千真萬確地發(fā)生過的。

長大后，麥兜有一段感言：“原來有些東西，沒有就真的沒有。不行，就真的不行。沒魚蛋，沒粗面，沒去馬爾代夫，沒獎牌，沒張保仔寶藏，而張保仔也沒有咬過個包。原來蠢，不是那么好笑，蠢會失敗，會失望。失望，不是那么好笑，肥，也未必好笑。肥，不一定大力，大力也不一定行。大個之后，到我面對這個硬邦邦、未必那么好笑的世界的時候，我會是怎么樣的呢？”

盡管麥兜改變不了這個世界，盡管也無力讓自己成功，但童年時的生命依然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印痕，讓他有力量，樸實地面對這個世界。除了經(jīng)驗意義上的大灣區(qū)，我們還應認識一個精神的、想象意義上的大灣區(qū)。海德格爾把這一想象的空間稱之為“神性”。我們既要寫兒童的日常性，也要寫兒童的神性。海德格爾說“神性”的時候頗為“躊躇”，但有無這個維度，有沒有這個維度，直接關(guān)系到文學的高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