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歐洲經(jīng)歷引起筆者注意始于十年前，與盧嵐撰寫《青年梁宗岱》時，知道傅雷與梁宗岱相識于巴黎，圍繞劉海粟身邊的小群體活動，很快結為好朋友。

當時沒有進一步追蹤傅雷的法國行蹤，以為必定有人探索過，因為最近數(shù)十年，他的生平及譯作屬于熱門寫作題材，相關書籍及文章如恒河沙數(shù)。可是《青年梁宗岱》的寫作讓我發(fā)現(xiàn)法國人是一個保守的民族，珍惜過去的一切，并且愛屋及烏，對其他民族也一樣，在中國找不到的留學生文獻，在法國很多機構都有收藏，靜默地躺在書庫中，等待有人來喚醒。就這樣，在《青年梁宗岱》之后，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的羅曼·羅蘭書信檔案，又把傅雷帶進筆者的寫作計劃。

羅曼·羅蘭收藏了九位中國留學生（盛成、敬隱漁、梁宗岱、李又然、閻宗臨、汪德耀、高長虹、傅雷、張昊）完整的一百多封來信，在日記中留下了二十七段記載。筆者用了四五年時間，逐一梳理辨真。輪到傅雷的時候，必須首先厘清他在法國的留學經(jīng)歷，這時才發(fā)現(xiàn)，像其他八位留學生一樣，雖然資料林林總總，但一提到留法生活，幾乎都是一個模樣的孿生兒。這是一個死結，研究者都明白，這些差不多一個世紀前的歷史，已被時光湮沒，必須親臨其地，深入尋找，還要好運氣，始有收獲可能。幸好近年各大圖書館藏書數(shù)字化并放到網(wǎng)上，又出現(xiàn)了多個文獻搜索網(wǎng)站，歷史研究工作進入紙本典籍和電子世界交叉結合的時代，為研究者帶來前所未有的新工具，不必像二十世紀初伯希和到敦煌考古，要夜以繼日在黑洞里秉燭苦讀，才有所發(fā)現(xiàn)。

就傅雷而言，還有一個有利條件，他本人留下了一些文字，里面有可靠的線索，尤其在一九五七年寫成的《傅雷自述》，雖然有關段落只有三百來字，卻描述了一個完整的留學經(jīng)歷。與已知的資料仔細對照，發(fā)現(xiàn)其中一句話令人困惑：

留法期間與外人來往較多，其中有大學教授，有批評家，有漢學家，有音樂家，有巴黎美專的校長及其他老年畫家；與本國留學生接觸較少。

一般人所知的傅雷法國朋友名字很少，一個巴掌就數(shù)完，都是“巴黎美專的校長及其他老年畫家”。傅雷是狷介之士，把他們列在最后有其道理，因為互相間的交情只限于社會應酬，沒有深入的互動交流。由此推測，放在前面的教授、批評家、漢學家、音樂家，必定更加重要，可是從來沒有聽過他們的名字。

讓·達尼埃魯（Jean Daniélou）

帶著這個問題開始翻閱舊報刊，像過去一樣，搜索，失望，再搜索，直到有一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八百零二期的《快訊》（L?Express）周刊目錄中，不期然發(fā)現(xiàn)一篇題為《達尼埃魯神甫談傅雷》（Le père Daniélou parle de Fou La?）的文章。到圖書館找來原文，原以為是記者的訪問記，沒想到是一篇悼文，紀念一個多月前辭世的傅雷。作者達尼埃魯時任巴黎天主教大學神學院院長，對傅雷的評價很高，稱他為“法蘭西文學在中國的主要代表人物”。一般來說，悼文作者必定和逝者深交，如果身居要職，更不容易動筆。當筆者讀到“傅雷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在法國生活，當時名叫傅怒安。他住在一間國際學生宿舍里……我就是在那里和他結成知交”時，立即明白跟隨達尼埃魯，有可能打開傅雷留學生活的神秘大門。

法國的公眾人物，事事公開，很容易就能找到他們的生平。達尼埃魯（1905-1974）出身精英家庭，父親夏爾從政，官至內閣部長。母親瑪?shù)绿m（Madeleine Daniélou，1880-1956）是著名的教育家，終生推進女子教育，創(chuàng)辦過多家學校。為了紀念她，其中一家在一九七〇年命名為“瑪?shù)绿m·達尼埃魯中學”（Le Centre Madeleine Daniélou）。這是法國名校之一，全國會考或大學校（Grande école）入學試的成績常列全國之首。

一九二五年，年僅二十歲的達尼埃魯獲得索邦大學文學碩士學位，一九二七年成為中學高級教師文憑有史以來的最年輕獲得者。然而隨后一年的兵役期間，他決定放棄高級教師這個鐵飯碗，進入教會，為天主教服務。一九二八年，他參加意大利圣保祿修道會（Compagnie de Saint Paul），被任命為該會在巴黎新開設的學生宿舍青年之家（Maison de la Jeunesse）的主管。一年后進入耶穌會，數(shù)十年間從修生到神甫，成為著名的宗教學家和教育家，一九六九年晉升為樞機（紅衣）主教。

達尼埃魯在索邦大學的學生證（1927年）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收藏

他的悼文把筆者帶到巴黎西南郊的耶穌會法國檔案館，這里保存著他去世后留下的個人檔案，里面收藏著十七封傅雷來信，日期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五三年。讀完之后，毫無疑問，達尼埃魯是傅雷在歐洲最親密的知己。

他們在一九二八年相識于青年之家開設之時，傅雷剛結束第一年的私人法文補習，從外省來到巴黎，報讀索邦大學文學系。他們兩人性格迥異，當時的傅雷孤僻、高傲、急躁，達尼埃魯開朗、友好、和善，可是一見面就結為好友。不到兩個月，達尼埃魯就把傅雷帶回家里，而他的家人也立即把他當作家庭好友。這一年圣誕節(jié)，達尼埃魯去了意大利，他的母親邀請傅雷到家里來過節(jié)，“傅（怒安）來晚餐，然后到輕歌劇院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瑪?shù)绿m家書）。

青年之家愉快的集體生活、眾多的夜間文學活動、與達尼埃魯?shù)拇傧ラL談，在傅雷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他對法國社會、歷史和文學的深刻認識，就從這里開始。一九二九年七月，傅雷在瑞士度假期間，巴黎傳來青年之家關閉的消息，他寫信給達尼埃魯：

你可知道？你的信把我卷走了！讀到最后幾行，我流下眼淚，信紙跌落地上。我流淚，首先因為失去所有住滿青年之家的可愛年輕人，失去同學間那些充滿歡樂和友好的交談，即使吵嘴和爭論都有一種魅力，極其純潔！我記得我們共度的夜晚，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我們多么誠懇，快樂，平靜，幸福！而現(xiàn)在，所有這些美好的回憶，永遠只留在回憶中……

我非常感激你對我的知心友好。你的厚愛確實安慰了我。此外，我永遠有一個鮮明的印象，我記得你的信仰，你對真理的虔誠，你靈魂的偉大和魅力，你的勇氣，以及你的工作才能……我一定盡量和你保持聯(lián)系。不過，我真的很傷心，想到不再在一起，少了見面和交談的機會。

很明顯，達尼埃魯比傅雷年長三歲，他們的友情已經(jīng)發(fā)展到兄弟和知己的高度。離開青年之家后，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城市，繼續(xù)互通書信。每逢生活和內心世界出現(xiàn)動蕩，傅雷必定坦率相告，甚至常人羞于啟齒的私隱也不諱忌，“墜落到一場放蕩的生活中”“留下一種臟病”“加上失戀”“我的真正拯救將是我的死亡！我心急等待”，仿如信徒向神甫懺悔，祈望精神上得到寬恕，行動上得到指點。

傅雷1929年在瑞士度假，與泳友合照（局部）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收藏

他和達尼埃魯?shù)奈ㄒ环制缭谧诮绦叛錾稀鹘淌巧窀Φ穆氊煟瑥慕Y識開始，達尼埃魯就反復勸說傅雷皈依天主教。他不知道中國留學生到西方來不是為了抽象的精神，而是學習實際的現(xiàn)代科學技術，治療祖國的世紀痼疾。幾年后完成學業(yè)，多數(shù)人都得出同一結論，西方文明不如華夏，中國人必須以自己傳統(tǒng)的一套來救中國。傅雷也不例外，他在回國輪船抵達上海前一天，寫信給達尼埃魯：

但我有一點引以為豪，沒有數(shù)典忘祖。相反地，在歐洲三年之后，我對我們的文化和倫理道德，從未像今天這么熱愛。比起四年前，我更理解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年輕人詛咒它，但與試圖從海外輸入那一套比較，它顯得無比優(yōu)越。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本身的特性，無法改變。植物胚芽撒到異國土地，不可能像在原產(chǎn)地那樣生長。

即使已經(jīng)離開法蘭西，傅雷還沒有忘記對達尼埃魯最后一次說“不”。但是他們的分歧，完全沒有影響誠摯的友誼。檔案的收藏在這封信后中斷多年，下一封信的日期是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三年六月，信中傅雷的語氣已經(jīng)變成一個飽經(jīng)滄桑的過來人，他談到對巴爾扎克作品的翻譯，談到翻譯中的疑難，請達尼埃魯指教，請他代購巴爾扎克全集，同時不無驕傲地告訴遙遠的朋友，兒子傅聰已經(jīng)長大，成為著名的青年鋼琴演奏家。觀此信上下文，可以肯定兩人在此之前繼續(xù)通信，只不過信件沒有保存下來。

傅雷致達尼埃魯?shù)拇蜃中牛鹈蹬玻?953年）

巴黎耶穌會檔案館收藏

這封信是檔案的最后一封，但不是最后一次。一九五八年一場大風暴，中斷了傅雷與外國朋友的聯(lián)絡。等到一九六一年十月可以恢復時，傅雷首先寫信給達尼埃魯，迫不及待寄上剛修改完成的巴爾扎克《幻滅》的疑難表，他要盡快重新開始工作。但是另一場更大的風暴很快來臨，達尼埃魯在悼文中說：“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在去年（1965），他正在專心收集最新版本的巴爾扎克作品。”一九六六年十月，他們持續(xù)超過三十五年的交流被永遠中斷了，但是他們終生不渝的友誼，將憑借保存下來的書柬永遠活著。

雅克·馬里丹（Jacques Maritain）

在西方哲學研究中，有一門宗教哲學，近代研究者不多，因為不如五花八門新哲學那么新穎，那么容易入手和出名。但是，這門學問影響力很大。歐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qū)信奉天主教，進入現(xiàn)代社會后，天主教如何追隨時代的發(fā)展，成為存亡的關鍵。這種演變需要哲學家在前頭帶領，因此十分重要。

哲學本不是法國人的專長，二十世紀初卻接二連三出現(xiàn)世界級的哲學明星，各領風騷，幾個幸運者升入“仙班”，所創(chuàng)建的理論成為普通人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等等。在這股潮流中，向來乏善足陳的法國宗教哲學，意外出現(xiàn)一位學者，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影響超出法國，至今未衰。

這位哲學家名叫雅克·馬里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出身新教家庭，妻子拉依莎（Ra?ssa Maritain，1883-1960）是俄國統(tǒng)治時期的烏克蘭猶太裔移民，兩人在索邦大學求學期間相識和結合。他們本來攻讀生物學，但對哲學很感興趣，曾經(jīng)滿腔熱情在現(xiàn)代哲學各種流派中游蕩，但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理論。直到一九〇六年，已經(jīng)二十三四歲了，才在一個早上一起皈依天主教。

他們畢業(yè)后到德國繼續(xù)深造。一個偶然機會讀到中世紀經(jīng)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納的著作，在里面發(fā)現(xiàn)了和自己想法相同的觀點，找到了未能解決的疑問的答案，“感到好像被理性所照耀，心中滿懷哲學的使命”（馬里丹《信條》，1941年），從此開始潛心研究托馬斯主義。

馬里丹與拉依莎（索邦大學時期，約1905年）

斯特拉斯堡大學圖書館收藏

馬里丹除了頭兩年為出版社編輯書籍外，一直在中學和大學教書。一九一三年開始發(fā)表哲學著作，致力于為托馬斯·阿奎納理論除舊更新，把現(xiàn)代思想融入里面。一九二六年，與法國天主教極右組織展開的一場大辯論，令他聲名鵲起。他畢生堅守哲學家的信條，立足哲學，不為政權或神權服務，不參加政治或宗教組織及其活動。當傅雷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寫信給他的時候，他的理論已經(jīng)被人稱為新托馬斯主義，自成一家之言。

這個時候，傅雷不認識馬里丹，沒有讀過他的著作，他的興趣也不在哲學，腦袋里只有美術。一九二九年六月，他前往瑞士度假，劉海粟在八月帶著妻兒到來，同行者還有上海美專校友劉抗和陳人浩。六個人一起愉快地樂山樂水，游泳劃船，寫生攝影，談文說藝，相處得十分融洽。四十多天的共同生活，讓傅雷認識了一個嶄新的美術世界。九月二十日，小集體返回巴黎，情緒高漲，繼續(xù)聚會。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在劉海粟下榻的旅館里，在一番熱烈交談的激勵下，傅雷為三位畫家填寫了秋季沙龍的報名表。三周后收到答復，劉海粟作品入選，小集體十分興奮，想起五月份組成的中華留法藝術家協(xié)會，曾經(jīng)決定年底舉行中國現(xiàn)代藝術展覽，后來沒有了下文。這次成功參展加強了他們的信心，舊事重提，決定次年五月舉辦，此時只剩下不到半年時間，需要動手籌備。

傅雷積極參與，掛上協(xié)會秘書的名銜，負責與法國人打交道。他使用印著藍色法文箋頭“Association des artistes chinois en France”（中華留法藝術家協(xié)會）的信紙，可能有點官方信件的模樣，他的信被馬里丹保存起來，收藏進龐大的檔案里。傅雷在信中講過開場白后，說明來意：

我們將在今年五月份在巴黎組織一次中國藝術展覽會，目的在于把這種正宗藝術介紹給歐洲。我認為，參觀過日本人在此之前在巴黎舉行的幾場展覽后，歐洲人能夠看一下日本藝術的源頭不無好處。希望有幸見面，長談這個問題。

我本人喜歡探討我們藝術的本質和來源。如先生所知，中國藝術全部來自中國哲學，尤其受老子的影響。這是中國藝術與歐洲藝術差別的基本原因。比較一下古代文物，立即就看出埃及人與中國人的區(qū)別，中國人完全沒有前者的宗教情緒。我們的文明一開始，就立即理解構成宇宙觀的哲學思想。

說得很含糊，似乎希望“長談”藝術。對宗教哲學家來說，這樣的請求有點不平常，解釋只有一個，直到此時，劉海粟小集體與法國美術界沒有任何聯(lián)系，傅雷硬著頭皮寫信給馬里丹，真正目的是想請他為展覽會寫序文。

檔案下一封信的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傅雷詳述意大利之行，并且附上一張名片，上面只有名字，沒有地址。兩封信相距十七個月，因為信件保存不完整，事實上，他們見過面，長談過，并且繼續(xù)通信。一九三〇年六月七日傅雷寫信給達尼埃魯，提起馬里丹的近況，口氣仿佛在談一位老朋友：

馬里丹先生去了瑞士一段時間，舉行演講會。回來時病倒了，還沒有完全復元。

這一次，傅雷以即將返國為理由，請求見面。馬里丹立即同意，并且讓他挑選日子。當時劉海粟個展開幕在即，傅雷忙得不亦樂乎，五月十五日回信約好日子，第二天卻發(fā)現(xiàn)所約日子在開幕式前一天，趕快發(fā)信更改，推后一個星期。他們在六月七日見面，八月十四日傅雷動身歸國。

傅雷致馬里丹第二封信，內附名片（1931年）

斯特拉斯堡大學圖書館收藏

能夠和馬里丹通信，單獨見面長談，不是一件輕易事情，至少需要兩人互相賞識，有共同的話題，水平不要相差太遠。馬里丹自一九二〇年起名聲遠播，社會活動頻繁，看一下他的日記，每天忙個不停，高朋滿座，演講和飯局不斷，讓傅雷選擇約會日期是特殊優(yōu)遇。我們已經(jīng)知道傅雷對天主教的態(tài)度，可以推測他們的交流不會以宗教為主題。傅雷是一個虛心聰明的青年，與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交流，自然可以多方受益。

從一九三三年開始，馬里丹多次應邀到加拿大和美國講學，因此“二戰(zhàn)”時滯留美國，他參加了戴高樂領導的抵抗運動，錄制講話向法國被占領區(qū)廣播，戰(zhàn)后戴高樂任命他為駐梵蒂岡大使（1945-1948）。一九五〇年起，美國和加拿大多家大學，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在內，聘請他去上哲學課或舉行講座。一九六〇年回到法國，妻子不久去世，他退隱到南部耶穌小兄弟會，繼續(xù)寫作，至一九七三年病逝。

路易·拉盧瓦（Louis Laloy）

在傅雷給馬里丹的最后一封信中，一開頭提到一個名字：

我得到拉盧瓦先生的應允，為我們的畫家劉（海粟）先生寫展覽序言。他下星期一到劉先生住的旅館，觀看他的畫作。

“下星期一”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八日，展覽會六月一日開幕，拉盧瓦至多只有一個星期時間為展覽趕寫序言，因為還要印進目錄。他不負所托，及時交出。

路易·拉盧瓦（Louis Laloy，1874-1944）大概是中國人最不熟識的漢學家，他是法國文學大師羅大岡的博士論文導師，可是網(wǎng)上的中文百科全書連他的名字也沒有收入，想來可能有三個原因：

一、他與同時代的名家沙畹、伯希和、馬伯樂、戴密微不同，不是純粹的漢學家。他以音樂史和音樂評論出名，雖然著作和翻譯等身，在大學和音樂學院擔任音樂史課程，主編音樂刊物，但也長期擔任巴黎歌劇院行政總管（1914-1940），這是非學術性職位。

二、傳統(tǒng)漢學不離四書五經(jīng)、唐詩宋詞，拉盧瓦專攻中國古音樂和元劇，曲高和寡。

三、一般漢學家躲在中國歷史里鉆牛角尖，不理窗外事，他卻密切關心當代中國，支持中國的變革，親身參加各種活動。他有一個中國女婿，長女尼可列特（Nicolette Laloy，1908-1995）在一九三七年結婚，丈夫徐復云（1905-2005）是中法大學法科博士，終生從事外交工作，后期在聯(lián)合國發(fā)展總署任職（1946-1968）。

拉盧瓦肖像油畫，劉海栗作（1931年）

沒有幾個人知道，拉盧瓦是唯一見過孫中山的法國漢學家，并且與他同桌進餐。一九一一年秋天，辛亥革命爆發(fā)，孫中山準備返國，先從美國到英國，十一月二十一日轉抵巴黎，會見朝野人士，尋求經(jīng)濟和外交支持。停留三天，其中一天中午，同盟會巴黎成員李石曾在家中設宴，把孫中山介紹給他的法國朋友，拉盧瓦是賓客之一（見《政治文學辯論報》1924年5月30日第一版）。自此之后，凡有與中國相關的重要活動，都可以見到他的身影。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四日，中法聯(lián)盟（Union sino-fran?aise）舉行盛大的四百人午宴，慶祝辛亥革命成功，拉盧瓦到會，寫了一篇現(xiàn)場報道，發(fā)表在報紙上；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會議，中國代表團為了山東歸屬問題與日本惡戰(zhàn)，巴黎華人支持中國談判代表，舉辦了一個“中國與和平”的演講會，由人權聯(lián)盟主席比松主講，拉盧瓦在會上發(fā)言；一九三四年，拉盧瓦聯(lián)同馬爾羅、艾田蒲等人，組織了中國人民之友協(xié)會（Amis du peuple chinois），為中國募集醫(yī)療器械藥品，對抗日本侵略……

他的漢學成就，中國識者不多，只有劉海粟為他繪畫的兩張肖像街知巷聞。其中素描那一幅，上面有劉海粟模仿中國畫的跋文：

吾友賴魯阿，法蘭西漢學大師也，學問淹博，尤精攻禹域古樂及古畫。余西巡歐羅巴，君為巴黎大學教授。余每次過從，必與縱論中國上代畫論與古樂，而于謝赫之六法論與淮南子論樂，尤多闡發(fā)。一九三一年九月，余東歸，適君亦受法政府命來華訪古文化，與余同舟東渡。舟次為寫象，畫法雖不足取，而君沉思默想，修身養(yǎng)氣之姿，則能存一二焉。劉海粟并記于香南沙舟次。

文中“香南沙”一詞是他們乘坐的郵船“Chenonceaux”的音譯。這番話給人一個印象，兩人相識已久，有過深入的交流。我們知道傅雷也在船上，可是拉盧瓦在一九三三年發(fā)表的游記《中華鏡》（Miroir de la Chine），沒有他和劉海粟的名字，因此下一步要找尋拉盧瓦的個人檔案，探查底細。檔案存在，不過不在公共圖書館，在拉盧瓦的故居，法國東部朱拉山區(qū)一個小村莊里，由家族成員保管。現(xiàn)在的管理人是他的孫子樊尚（Vincent Laloy），樊尚待人熱情友好，爽快地同意筆者前來查閱。無奈疫情持續(xù)，不便出門，只能依據(jù)檔案目錄找尋。經(jīng)過多次電郵來往，所得結果未如預期，收藏里沒有劉海粟或傅雷的書信，也見不到拉盧瓦的相關日記。但是在中國手稿部分，有兩份拉盧瓦一九三一年訪華文獻，出現(xiàn)劉海粟和傅雷的名字。第一份是旅途手記，在郵船上寫給妻子，現(xiàn)存前二十二天，缺最后十三天；第二份是旅程表，記述更簡練，但相對完整，從八月十五日開船起，船程三十五天，中國各地訪問四十六天，乘坐西伯利亞火車返國十一天，十一月十五日回到法國，前后整整三個月。

兩份資料文字簡約，但細節(jié)不少。拉盧瓦自己取了一個古雅的中文名字海拊懷，妻子叫黑芙蓉，他給傅雷一個法文綽號“l(fā)e Long”（長人），兩張肖像的創(chuàng)作日期現(xiàn)在可以確定了，輪船九月十二日進入中國海，素描和油畫在這天動筆，兩天后的九月十四日完成。再與《中華鏡》對照，原來書中所說的“一位三等艙的中國熟人”，就是傅雷。

把船上生活重組起來，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愉快旅程。他們兩個半月前才一起合作為展覽會趕寫序言，現(xiàn)在不期而遇，船上重逢，雙方都沒有旅伴，分外開心。輪船開出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兩次見面，早上十時和傍晚五時，在三等艙甲板上。劉海粟夫人靜默陪伴旁邊，微笑著聽拉盧瓦說中文。在此后旅程中，如果船上沒有特別活動，海上沒有風雨，三個人就聚到甲板上，談天說地，每次一個小時左右。一位倫敦留學生被吸引，也參加過。由于三等艙旅客的活動范圍有限制，每次都是拉盧瓦從上面的頭等艙下來，移船就岸。

傅雷登船第一天，睡覺前把眼鏡脫下，不防掉進地板下一個洞里，無法取出來。到了第一個中途停泊的埃及塞得港，拉盧瓦帶他們上岸，找到一間眼鏡店，為傅雷配了一副眼鏡送給他，傅雷以教漢語作為回報。漢學家補習漢語不足為奇，學識高深的人都虛懷若谷，像伯希和那樣的名家，也曾向中國同行求教。拉盧瓦把漢語課這件事寫進手記：

八月二十八日 傅長人先生（Mr Fou-le-Long）的漢語課重新開始。他衣著整齊，從容自若，走上一等艙甲板來和我見面，惹得周圍的人十分好奇，但對他很友好。

之前拉盧瓦從未去過中國，這是唯一的一次，由中法友誼協(xié)會（Association amicale et de patronage franco-chinois）派遣，調查在中國開設法國大學的可能性。他希望能夠同時深入了解真實的中國，欣賞古代音樂和觀看古典戲劇，這是他的多年夙愿，在船上就向傅雷他們透露：

船上還有友人路易·拉盧瓦先生，他身負官方任務，前往中國考察中國古代音樂。這位非常友好的漢學家，喜愛中國文學和哲學，并且理解頗深。劉先生和我打算幫助他，在中國辦理必要的手續(xù)，讓他能夠聽到孔廟祭祀大典才會演出的中國古代音樂。（1931年9月17日傅雷致達尼埃魯信）

傅雷的計劃沒有實現(xiàn)，因為拉盧瓦在巴黎結識的中國朋友都成了頭面人物，褚民誼、李石曾、鄭毓秀和陳箓等人爭著接待他，為他做出妥善的安排，每天的食宿活動安排得很緊湊，不必打擾剛回到家里的海上旅伴。拉盧瓦觀看了多場中國戲曲演出，四次會見梅蘭芳，其中三次登門拜訪，梅蘭芳為他請來一隊中樂隊，專門為他演奏中國音樂，雖然不是孔廟祭祀大典的樂曲，但聽進拉盧瓦耳里，單是二胡獨奏已令他陶醉，飄然物外。

《傅雷自述》說，留法時“讀書并不用功”，指的是索邦大學文學系，傅雷連續(xù)兩年報讀，但沒有參加文憑考試。這次與拉盧瓦同船相處一個多月，上岸同游，談經(jīng)論藝，切磋琢磨，得益遠勝十年書。

拉盧瓦著中國游記《中華鏡》（1933年）

傅雷的法國友人不止上述三人，隨手就可以再舉出兩個。第一位是伊扎爾（Georges Izard，1903-1973），他是達尼埃魯?shù)拿梅颍骷摇⒙蓭熀头ㄌm西文學院院士。傅雷與他結識于青年之家，一直保持聯(lián)系，一九三〇年傅雷經(jīng)濟短暫困難，他從旁慰勉：

伊扎爾跟我說過，要是能用法語寫點小說之類的東西，他會助我發(fā)表。他人真好，時常鼓勵我，他的榜樣引起我奮發(fā)的反應。（傅雷1930年11月致達尼埃魯信）

還有莫里斯·布里昂（Maurice Brillant，1881-1953），這位天主教作家和藝評家，名字出現(xiàn)在傅雷給馬里丹的第一封信上，作為介紹人，可見兩人交情不淺。筆者最初來不及了解他的生平，曾誤以為傅雷在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的演講詞《十字路口的中國》，由馬里丹或另一位修生交給《精神生活》雜志發(fā)表，現(xiàn)在才知道是布里昂。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聘為該刊編輯，負責撰寫專題報道和提供外部稿件，傅雷通過他把演講稿交給雜志社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全靠他，演講詞才逃過湮沒厄運。

對傅雷四年留法經(jīng)歷的研究，過去欠缺資料，未如人意。現(xiàn)在出現(xiàn)新的法國文獻，提供了一個新的基礎，有助重新出發(fā)。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日于巴黎

（傅雷與其他八位留學生的法國信件中譯，全部收入《九人：羅曼·羅蘭與中國留學生》一書，近期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