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2歲的倫敦“宅男”查理愛上了樓上鄰居米蘭達。由于不知如何表達感情，科技發(fā)燒友查理用繼承的遺產(chǎn)買了一款最先進的仿生機器人“亞當”，希望這個機器人能成為他與米蘭達之間的聯(lián)結象征。把“亞當”領回家后，查理和米蘭達共同對它進行各種個性化設置。但隨著時間流逝，“亞當”逐漸擁有自我意識，一組奇怪的三角關系漸漸形成，事情開始失控。

這個有些荒誕的故事，來自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的新作《我這樣的機器》。《我這樣的機器》出版于2019年，是麥克尤恩進入七十歲之后創(chuàng)作的一部最新長篇小說。三角戀或許算不上新穎的科幻題材，但麥克尤恩想講的可不僅是人與機器人的感情糾紛。

麥克尤恩在小說中探討了人類與人工智能的區(qū)別，究竟是什么使我們成為人類——我們外在的行為還是內(nèi)在的生命？機器人能夠明白人類的心嗎？對于那些人類無法掌控的技術，這部小說將帶給讀者深入的思考。

用版本更新思維看待人類

小說誘引出一個懷疑：“后人類時代”是否必然是“超人類主義”？我們是否陷入“超越限制”的圈套，迷戀而不自知？

麥克尤恩用一種版本更新思維看待人類，升級和替換成了其新作《我這樣的機器》的開篇預設。

整部作品腦洞清奇，謂之“人類plus制造計劃”尤為貼切。“我們要給自己設計一個更完善、更現(xiàn)代的版本，享受發(fā)明的喜悅感和掌控的激動感。”它有一個潛在語境，即西方上帝造人、選人的思維傳統(tǒng)。自我創(chuàng)造，自我設計，意味科學僭越取代，成為新的造物力量。新的“創(chuàng)世神話”將是人類之愛，不再是神之眷顧。這無疑與“上帝已死”有內(nèi)在相通。小說誘引出一個懷疑：“后人類時代”是否必然是“超人類主義”？我們是否陷入“超越限制”的圈套，迷戀而不自知？“我們的目標就是擺脫凡人屬性，挑戰(zhàn)造物之神，甚至用一個完美無瑕的自我取而代之。”這是濃烈的焦慮，既然科學能取代上帝，那么機器取代作家，也就稀松平常了。

機器人超越了“人種學”這一觀念。所謂民族，在機器的框架里，是無區(qū)別的虛無。但作家竟在機器人身上，“戲仿”照搬了種族和等級，其反諷顯而易見。“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觀念，在科學上受人詬病，所以有二十五個機器人被設計成了多個種族的樣子。先有傳聞，后來變成了正式投訴，說那個阿拉伯人模型和猶太人沒什么區(qū)別。”20世紀關于種族優(yōu)劣論的“后遺癥”延續(xù)到了人工智能時代。此外，性別意識在機器人身上的功能配置，也導致消費需求的極大差異。在當下，女性總比男性更為稀缺搶手。因為，女性功能遠遠涵有、超越了男性功能。工作賺錢，家務生育，男性能干的，女性可以勝任；男性干不了的，女性照樣能行。小說的超現(xiàn)實也建立在現(xiàn)實的“夯土”上。

“第一個星期內(nèi)，所有的夏娃都賣完了”“隨機編程以及實際經(jīng)驗，能夠滿足所有人的不同喜好”……亞當機器人為何會沒有夏娃暢銷？這里反射的正是人類危機與未來愿景。那就是人工智能在高級階段，要實現(xiàn)解決愛欲情感的擬真體驗。機器人如果可以取代異性，將人從婚配的不自由中解放出來，那么人類的生存意義，都將徹底翻牌重洗。人的痛苦，大多在于并沒什么替代項或優(yōu)選項，只能深陷生存和欲望的兩端，左右不是。

麥克尤恩讓我想起福柯所言的“生命權力”，它不決定人如何死，而控制人如何活。“遮住B347k護罩上部，可使主板輸出獲取快樂情緒圖標，減弱情緒波動半暗帶。”“他具備性的能力，擁有能發(fā)揮作用的黏膜，每天消耗半升水就能維護黏膜功能……這款非常高端的人造人類，可能會體現(xiàn)出它那些編寫代碼的年輕創(chuàng)造者們的口味。”作家探討的是介質(zhì)轉化，能量的異型輸出。如電能如何轉化成激情、情緒和生理反應；編程和代碼如何復制情感、意志與精神系統(tǒng)的高級反射弧。它到底是外部能量對人的植入侵略，還是人類面臨空心化、軀殼化的“切香腸式”替換？

人類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作家借機器嘲弄了人性弱點：即使賦予自由，也無法行使自由。因為人終究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小說關切主體意識、客體化等哲學問題，“使用者”和用戶指南確立了主客二分的結構。更有趣的是，作家用一套人文科學的概念范疇“類比”了機器人的操作系統(tǒng)。可以在機器人亞當身上，找到所有的比擬物。這種相似性同構思維，造成了一種精巧，亦是怪誕諷刺。如五大性格特質(zhì)變成了機器人的設置參數(shù)，默認出廠設置，就類似于悲劇中的“命運觀”。如此，使用者徹底顛覆了決定論，隨意更改性格參數(shù)，象征逆天改命的力量。這類似于基因編輯的技術，總會引發(fā)技術倫理的空前危機。

然而，即使我們擁有這種自由，也會手足無措。因為，大多數(shù)人的顯著特征就是平庸，假裝中立。極端總是偶爾、暫時的狀態(tài)，“除了一些沖動瘋狂的決定之外，我一輩子大多數(shù)時候都是情緒中立的，獨處時尤其如此”，“我該復制另一個我嗎？如果每一項都選擇中間的，那我設計出來的，可能就是平庸的原型”。作家借機器嘲弄了人性弱點：即使賦予自由，也無法行使自由。因為人終究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小說中時間漂移浮動，時空是可任意回望與展望的，作家就像拖動播放器進度條一樣，挪來挪去。那些以未來審視過去的輕巧態(tài)度，讓人類科技成了明日黃花。我們發(fā)現(xiàn)了作品的“倍速”——那種日常感受的“常速”被懸置了。“新的東西令人應接不暇。我們鮮亮的新玩具還沒拿回家，就已經(jīng)開始生銹，而生活仍和以前一樣繼續(xù)。”原來數(shù)字通信、語音識別、人機交互等新鮮玩意兒，全成了日常瑣事，興味索然。麥克尤恩意識到問題的核心：只有取代超越人類，造成威脅與不安，技術才會永遠保鮮。那種可控、可理解的技術會一直被淘汰。

“用戶手冊只能給人一種虛幻的權力感和掌控感，就像父母自以為能夠掌控孩子性格一樣。”但超出理解和控制又一定潛藏危險和悲劇，這是代價。“人造的人，會越來越接近我們，然后和我們一樣”，這正是擬真、帶來的斷裂、視差與幻覺。作家敏銳地看到這種視知覺與理性、知識與感受間的分裂。它或許是未來世代（人工智能）對傳統(tǒng)認識論的最大挑戰(zhàn)。機器亞當“這些生命搏動的信號很容易讓人信以為真。皮膚的溫度，皮膚下面肌肉的硬度和彈性——理性告訴我，這是塑料或類似的材料，但我的觸覺感受到的卻是肌肉”。

人機交互的一場實驗

當我們提到“上帝視角”時，其實只劃分了限知和全知兩種敘事。機器則陡然打亂了原有的兩分世界

提到麥克尤恩，不可忽略他在英國的“國寶級地位”：上世紀70年代憑借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在英國文壇一鳴驚人，小說《阿姆斯特丹》獲得英國布克獎，《贖罪》則被翻拍成電影，獲得金球獎最佳影片。

在麥克尤恩筆下，暴力、死亡、愛欲和善惡是慣常探討的主題。麥克尤恩早期作品多涉及人性的灰暗與殘暴地域，這令他獲得了“恐怖伊恩”的綽號。“恐怖”在何處？有讀者形容：“不是妖夜幽魂的心理恐怖，不是尖聲驚叫的感官恐怖，是揭開石頭發(fā)現(xiàn)下面有蟲子，并發(fā)現(xiàn)蟲子活潑潑地蠕動著，那種形而下無法轉換為形而上的、生命本身的恐怖。”

他的這一特點在《我這樣的機器》中也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主人公查理是電子產(chǎn)品發(fā)燒友、“骨灰粉”，癡迷于機器人、仿生人、復制人，對求知意志極度迷戀，對科學工具瘋狂追逐，就像著了魔一樣。雖然他各種瞎折騰，投資開發(fā)，在賺錢賠錢里輪回，但他卻有魔法師和煉金術士的宏大創(chuàng)造欲。“我花出去一大筆錢，是因為好奇，這可是臺堅實可靠的引擎，驅(qū)動著科學，驅(qū)動著智力生活，驅(qū)動著生命本身。這可不是什么曇花一現(xiàn)的潮流……電子學和人類學——這一對遠房的兄妹，被晚期現(xiàn)代主義拉到一起，締結婚約，這婚配生出的孩子，便是亞當。”

婚配是一個隱喻，機器人亞當是介入性力量，“他”如同結構主義里調(diào)和聯(lián)結兩個對立項的“第三項”。進一步看，作家試圖模擬“無性”組建家庭的可能：亞當象征性融合了兩個自然人，“偷渡”了生育的功能，直接扮演了查理和米蘭達的孩子。“我們兩個獨立的存在，將在他身上融合。米蘭達會卷入這場冒險之中。我們將成為合作伙伴，亞當是我們共同的關切、共同的創(chuàng)造。我們會成為一家人。”如果列維-施特勞斯看到這種人造亞當，或許也會被“電子學人類主義”所吸引，不再去搞結構主義人類學了。巧合的是，查理的自述，說明他的確被人類學的相對主義深深洗腦了。“重要的是思想、傳統(tǒng)、宗教——不過都是軟件而已，現(xiàn)在我是這么想的，所以最好用價值中立的視角去對待。”

麥克尤恩的冒險，是虛擬了人機交互的對話。亞當和查理交流，意味一種“人機相互評價機制”。它甚至象征算法對人腦的替代，對作家功能的超越。人機合作書寫，或許只是過渡，總有一天，機器敘事將完全獨立，撇掉作家們的自命不凡。當我們提到“上帝視角”時，其實只劃分了限知和全知兩種敘事。機器則陡然打亂了原有的兩分世界。因為，它將實現(xiàn)“超人”“非人”“類人”和“跨物種”四大功能屬性。這是原有任何人稱敘述都不可抵達之境。想想看，機器既超越人的能力又與人類認知思維保持互異；它有類似的人類情感，又能實現(xiàn)一種交往聯(lián)結，到那時，人在哪里？人何以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