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回憶文學講習所
我們那時候,魯迅文學院是叫“文學講習所”,沒有自己的校舍,臨時設(shè)在朝陽區(qū)黨校里面。黨校周圍空落得很,出了院門,走一段,才可抵到一個勉強可稱為“街”的地方。那里有一個煙雜食品店,小是不小,可里面也是空落落的。因是早春乍暖還寒的天氣,商店門口掛著一幅厚重的棉簾子,粗藍布,行著線,就像一床農(nóng)家用的被子。路對面,還有一個小小的郵局。邊上呢,是18路公共汽車終點站。就這些,也夠了。生活起居就是這樣簡單,大約過了一個月的光景,黨校周圍的草木綠了起來。不是像江南地方的蔥籠的綠,因為地方大,氣候又干燥。但樹身是高大的,枝葉錯亂著伸展得很開;草呢,七高八低地冒了出來,就有了一種龐大和雜蕪的春意。吃過晚飯,我們成群結(jié)伙,在黨校后邊散步。記憶中,那里有一二幢住宅樓,兀立于空地上的大樹,一道丘陵般起伏的土崗子,崗上有雜樹林。但要我進一步地描述出位置、方向和具體的環(huán)境特征,就做不到了。它的面積似乎相當大,漫無秩序,并且,終究有些單調(diào),沒有特別的景物作參照。我們散步過了,回到黨校,各自用功去了。
宿舍是四個人一間,我們僅有的五個女生,住走廊盡頭的一大間。原先班上只有三個女生,這樣不是要浪費一個名額了?校方又從地域出發(fā),覺得上海這個城市只有竹林一個學員似乎委屈了,便委托少年兒童出版社再推薦一名女生,恰巧,我正開始寫作兒童文學,又不像其他幾名候選人(比如王小鷹那樣)在大學本科就讀,于是,就這樣,我乘虛而入,進了講習所。在我來了之后,北京卻又將一名男學員換成了女學員劉淑華。所以,老師們有時會和我開玩笑:要是劉淑華先來,你就來不了了。這真是萬分幸運的事,想起來都有些后怕。我將進講習所看得很重大,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這么看的,不是有人不來嗎?可這也影響不了我。講習所是生活的轉(zhuǎn)折點。
我們才來不久,就搬了一次家,從走廊那端的四人間搬到這端五人間。后窗正對著后院,院里有一浴室,每周六燒鍋爐供熱水。先是女生洗,再是男生洗。浴室很小,不曉得出于什么樣的原理,它就像一個共鳴箱,將聲音放得很大,然后從頂上的小汽窗送了出來。所以,坐在我們的房間里,哪怕關(guān)著窗,浴室里的聲音也清晰入耳。并且,很奇怪地,他們男生進了浴室,都喜歡唱歌。像賈大山這樣平時緘默的人,也放開嗓子唱起來,唱的是他們那地方的戲曲吧?很高亢的聲腔。等洗澡的喧嘩過去,后院便靜了下來。
課堂是兼作飯廳的。前面是講臺和黑板,后邊的角落里有一扇玻璃窗,到開飯時便拉開來,賣飯賣菜。里面就是廚房。所以上課時,飯和饅頭的蒸汽,炒菜的油煙,還有魚香肉香,便飄忽出來,彌漫在課堂上,刺激著我們的食欲。1980年的北京,吃,還是一個問題。飯票是分作面票和米票的,十斤全國糧票只能換四斤米票,其余六斤是面票。到現(xiàn)在還記得米票的樣子,是一分錢紙幣的大小,牛皮紙的顏色,用黑色的墨印著“米票”的字樣,四兩為一張。這樣的比例的米票,對于吃慣面食的北方人來說,正夠調(diào)劑口味,而南方人可就苦了。那時候,油糧都是定量供給,一個人一個月的地方糧票,要搭上一人一月的油票,才可換上三十斤全國糧票。我要是多向家中要全國糧票,就等于克扣家中的吃油了。所以,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花費超出定量的飯票。越是這樣米票緊張,越是能吃米。四兩一滿碗的米飯,一眨眼就吃下去了。與此同時,是對面食不恰當?shù)膮拹海灾恋搅撕笃冢劦秸麴z頭的酵粉微酸的蒸汽,就要作嘔了。可是沒有辦法,還是要吃。別人似乎多少有些辦法,在北京有一些關(guān)系,可多得幾張米票。他們也會勻給我?guī)讖垼m然有限,但聊勝于無。有一回,我在賣飯的窗口,與里面商量,能不能用面票當米票用,只此一次。那食堂工作人員很和氣,卻很堅決地不肯通融。排在我后面的吉林作家王世美目睹了這一情景,二話不說,從兜里拔出一捆米票,刷,刷,刷,抽出一堆米票放在我面前。
不開課也不開飯的時候,我們會到這里來寫東西。東一個,西一個,散得很開,各自埋頭苦作。遇到不會寫的字了,就轉(zhuǎn)過身去問:“陳世旭,‘兔崽子’的‘崽’怎么寫?”越過幾排桌椅,遠處的莫伸則插嘴道:“安憶也要用這樣粗魯?shù)淖謫幔俊庇幸恍┬≌f就是這樣寫出來的。環(huán)境是雜一些,可心都是靜的。
當時進講習所,我可實在是沒本錢,倘若不是前面說的那個偶然因素,我是進不來講習所的。周圍的同學們,我只在雜志上讀到他們的名字,都是我羨慕和崇拜的人,然而,大家都對我很好。我得到了許多真誠的關(guān)愛。我覺得他們都很像我的兄長,一點不嫌棄我,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提攜了我。
(作者為中央文學講習所第五期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