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亞是非洲英語文學的重鎮(zhèn)，其英語小說源流可以追溯到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的非洲奴隸敘事文學。不過，由于奴隸的身份和出版資金的問題，多數奴隸作家所寫的那些帶有模仿性和自傳性特點的敘事文本都未能及時發(fā)表，有的早已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無從考證。尼日利亞具有現代意義上的英語小說創(chuàng)作始于1940年代后期，發(fā)展于1950年代，成熟于1960年代之后。第一代作家如賽普瑞安·艾克文西（Cyprian Ekwensi，1921-2007）、阿摩司·圖圖奧拉（Amos Tutuola，1920-1997）、提莫司·阿盧科（Timothy M. Aluko，1918-2010）等人辛勤開拓、筆耕不輟、碩果累累。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1931-2013）是第一代作家的領軍人物，其長篇處女作《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無疑是1950至1960年代尼日利亞乃至非洲英語小說的典范，作品用一種浪漫主義與“傳統主義”，或者說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雜糅的創(chuàng)作手法，重塑了非洲的歷史與傳統，拆解了西方殖民主義作家如喬伊斯·凱瑞（Joyce Cary，1888-1957）、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等人在他們的作品中所建構的具有“東方主義”色彩的非洲形象。

如果說，1950至1960年代尼日利亞英語小說家傾向于從非洲的傳統文化和歷史中去尋找創(chuàng)作靈感和題材，表現“非洲性”及非西文化沖突，那么，1970至1980年代作家們則更為關心西方殖民主義統治結束之后尼日利亞的社會現狀，尤其是國家在發(fā)展過程中所面臨的貧困、饑荒、疾病、官員腐敗、部族沖突等社會問題。他們相信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在小說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特別關注集體的命運，重視不同種族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階級之間、性別之間的對立與紛爭，所以他們的作品通常具有濃重的政治色彩。阿契貝曾說，寫作是一種非常政治的行為，任何形式的寫作都與政治有關。阿契貝所倡導那種把文學審美性與政治敏感性相糅合的創(chuàng)作理念不僅體現在他本人后期的作品如《荒原蟻丘》（Anthills of Savannah，1987）的創(chuàng)作中，而且也受到不少第二代小說家如塞巴斯提安·梅祖（Sebastian O. Mezu，1941-）、費斯特斯·艾亞伊（Festus Iyayi，1947-2013）、奧比·伊戈班納（Obi Egbuna，1938-2014）、艾迪·伊羅（Eddie Iroh，1946-）、伊斯多·奧克佩霍（Isidore Okpewho，1941-）等人的推崇。

1990年代，尼日利亞第三代英語小說家已嶄露頭角，有的甚至已經穩(wěn)步進入英語國家的重要作家之列，比如1991年以其魔幻現實主義力作《饑餓的路》（The Famished Road）獲布克獎的本·奧克瑞（Ben Okri，1959-）。奧氏在《饑餓的路》中利用非洲約魯巴文化中的“阿庫比”傳說，巧妙將現實世界和幽靈世界連接起來，用史詩般的魔幻場景向讀者展示了尼日利亞獨立前后下層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需要指出的是，與奧克瑞同輩的新一代年輕作家的成長環(huán)境與他們的前輩作家相比有較大的不同，他們中有不少人年少時就到英美等國接受教育，成年后長期旅居海外，熟稔西方文學文化傳統，但對非洲傳統文化和社會環(huán)境自然缺乏一種切身的體驗，所以腦海里只有一種比較模糊的記憶。他們被譽為“后殖民的孩子”，其作品中對家鄉(xiāng)和故土的空間書寫相對而言非洲味不是那么濃烈。他們的創(chuàng)作手法有別于那些深深扎根在本土歷史與文化的前輩作家，雖然也樂于探討尼日利亞乃至非洲存在的各種社會現實問題，但傾向于用一種“越界”（跨國界、跨種族、跨文化）的視角進行創(chuàng)作，他們的思想順應了后現代與全球化時代的多種潮流與變化，表現出一種多元化與開放的特點。另需注意的是，這些具有后現代意識的作家在重現尼日利亞（非洲）社會生活與現實復雜性的時候雖然有一種試驗性的特質，但他們與西方那些現代主義及后現代主義作家不同，他們既不醉心于探討因生命本體的絕望而產生的痛苦和虛無，也不書寫個體內心的悲觀主義或虛無主義感受，而是側重表現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焦慮與憤懣，政治批判色彩依然可見。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的小說是非洲版的“新現實主義”作品。

新世紀以來，尼日利亞英語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頻獲嘉獎，成績斐然，令人矚目，但總體上看與1990年代相比并沒有本質上的區(qū)別。作家們也樂于用試驗性的筆觸書寫母國及非洲的歷史、文化與現實，他們的作品蘊含了一種憂國憂民憂天下的人文主義品格。不過，由于尼日利亞內戰(zhàn)（1967-1970）之后社會動蕩不安，生活無所皈依，新生代年輕作家選擇背井離鄉(xiāng)，到英美國家追尋他們的文學與人生之夢；他們在努力繼承和發(fā)揚前輩作家所構筑的文學傳統的同時竭力發(fā)揮他們“離散”（Diasporic）寫作的優(yōu)勢。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同的生活經歷與教育背景，那些旅居海外的文壇新秀在書寫母國及非洲的歷史、文化與現實時也不拘一格、各具特色。從主題思想上看，有的作家特別是女作家側重后殖民語境下女性經歷與體驗的書寫，如奇瑪曼達·阿迪契（Chimamanda N. Adichie，1977-）和海倫·奧耶耶米（Helen Oyeyemi，1984-）；有的側重對尼日利亞社會動蕩、政治腐敗的諷刺與批判，如赫朗·哈比拉（Helon Habila, 1967- ）、歐凱·恩迪比（Okey Ndibe，1960-）和克里斯·阿巴尼（Chris Abani，1966-）；有的側重對戰(zhàn)爭歷史的重構與反思，如奇瑪曼達·阿迪契和尤佐丁瑪·艾威拉（Uzodinma C. Iweala，1982-）；有的側重跨國語境下尼日利亞人身份歸屬問題的探討，如奇瑪曼達·阿迪契、海倫·奧耶耶米和特鳩·科爾（Teju Cole，1975-）。從作家的年齡和教育背景上來看，有的年輕時就名滿天下，如海倫·奧耶耶米發(fā)表她的長篇處女作《遺失翅膀的天使》（The Icarus Girl，2005）時只有二十出頭；有的大器晚成，如歐凱·恩迪比發(fā)表他的《雨箭》（Arrow of Rain，2000）時已到不惑之年，瑟斐·阿塔（Sefi Atta，1964-）發(fā)表她的《所有的好事都會來的》（Everything Good Will Come，2005）也已年過四十。從創(chuàng)作手法上來看，有的喜歡直面慘淡的社會現實，如赫朗·哈比拉；有的喜歡展示心理現實，如特鳩·科爾；有的喜歡用哥特式寓言透視社會與人生，如奇戈希·奧比奧瑪（Chigozie Obioma，1986-）；有的則喜歡用后現代的敘述手法審視現實與歷史，如比伊·班德勒-托馬斯（Biyi Bandele-Thomas，1967-）。

尼日利亞文壇人才輩出，后繼有人，年輕一代的小說家正以一種傲人的姿態(tài)出現在世界文學的舞臺上。他們的身后曾經有多少文學前輩用期待的眼睛關注著他們的成長。2013年3月，“非洲現代文學之父”阿契貝駕鶴歸西，這些優(yōu)秀的年輕作家中誰將成為他真正的接班人呢？有人看好本·奧克瑞，有人強烈推薦阿迪契，有的人則說奧比奧瑪更有潛力。筆者以為，偉大的作家要經得起歲月的考驗，現在要給出一個準確的答案恐怕為時還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