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8日，瑞典學院將202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美國詩人露易絲·格麗克。對于格麗克獲獎是否實至名歸，評論者有著不同的觀點。在詩人麥芒看來，格麗克是一個真摯誠實用心的詩人，但瑞典文學院為格麗克寫的授獎理由中強調的“使得個人存在具有普遍性”無法令人信服。尤其是在新冠疫情這一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機中，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選擇這樣一位西方白人女詩人，傳達的信息是一種虛假的理想主義，是一種過時的，眼光狹隘的對當今變動的世界乃至世界文學的誤解和誤導。與之相對，迄今設立50周年、有“美國諾貝爾獎”之稱的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則具有真正的國際視野，體現了尊重承認他者的多樣性與多元性的普遍性，其評選過程的透明性也比諾獎五十年不公開提名過程的保密制度更值得推崇，“公開勝過秘密，坦誠克服妄想。”

麥芒，本名黃亦兵，1967年出生于湖南常德，當代著名詩人，學者，批評家。自1983到1993年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先后獲得中國文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93年移居美國，2001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學位。自2000年起至今任教于美國康州學院，研究并講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2009年擔任美國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評委，提名力薦中國詩人多多，多多成為2010年紐斯塔特獎得主，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位獲得此獎的中國作家。麥芒（本名黃亦兵）自2000年起至今任教于美國康州學院，研究并講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現同時擔任康州學院亞洲藝術收藏部主任策展人，策劃了一系列中國當代藝術個展、群展和相關講座。著有中文詩集《接近盲目》（2005），中英文雙語詩集《石龜》（2005），以及英文學術專著《當代中國文學：從文化大革命到未來》（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Future）（紐約：Palgrave Macmillan, 2007）。2012年在中國國內獲得第20屆柔剛詩歌獎主獎。

麥芒（本名黃亦兵）自2000年起至今任教于美國康州學院，研究并講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現同時擔任康州學院亞洲藝術收藏部主任策展人，策劃了一系列中國當代藝術個展、群展和相關講座。著有中文詩集《接近盲目》（2005），中英文雙語詩集《石龜》（2005），以及英文學術專著《當代中國文學：從文化大革命到未來》（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Future）（紐約：Palgrave Macmillan, 2007）。2012年在中國國內獲得第20屆柔剛詩歌獎主獎。

1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剛頒布，授予美國女詩人露易絲·格麗克 。果不其然，國內文化界里，不管認識不認識人家的，又是一窩蜂地拉扯關系，深情款款，爭相來談“我與格麗克不得不說的故事”。好像這就是不落伍了，這就是見多識廣了，這就是咸與維新，四海一家，世界公民了。

當然，既然是“不得不說的故事”，說好說壞的都有。格麗克在中國早有翻譯，不喜歡的就說不喜歡，說她的詩才平常。喜歡的也為她辯護，就喜歡她的平淡，就喜歡她的私人性，就喜歡把她往艾米莉·狄金森的方向引，就像幾年前國內對余秀華和狄金森的比較一樣。總之，中國評論家和詩人都善解人意，年年如此，自動地就替人家把微言大義簡樸深美全部挖掘出來了。尤其是，覺得她代表女性詩人取得的成就，是一種勝利。狄金森生前默默無聞，死后卻成了一顆遮涼庇蔭的大樹。人家既然提到狄金森的傳統，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不好說什么了。

我不認識格麗克，我沒有“不得不說的故事”。不過，反過來，沒有故事，也好。如果我認識格麗克，如果我上過她的寫作課，她教過我，熱情和我聊過天，或者我找人家簽過名合過影，我反倒會覺得她有恩于我，我會慶祝，為她高興，為她加油。畢竟，作為一個創(chuàng)作數十年，孜孜不倦，獻身于詩的詩人，晚年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沒有功勞有苦勞。 這世界上，勤勉于詩，不加害別人，就是好人。事實上，很多美國的讀者和詩人，因為與格麗克這樣那樣的交情，是學生，是同行和朋友，說的都是為格麗克辯護的話。

我同意這樣的看法：格麗克是一個真摯誠實用心的詩人。帶善意仔細讀格麗克的詩，十幾本詩集從頭讀到尾，一定都有所得。那是人家嘔心瀝血的一生嘛，是一個人的傳記，是一個女人的傳記，是一個詩人留在詩中的一生，都值得讀，反復讀。狄金森的詩也值得這么反復去讀。實際上，每個認真誠實投入的詩人，都值得這么認真去讀。我也非常贊成把諾貝爾獎給一位女詩人。腳踏實地的女詩人往往比一些虛張聲勢、拉大旗作虎皮、假裝宏大、假裝深刻的男性詩人可靠多了。后者有很多其實寫的是假大空的詩，簡稱假詩，只不過自己嗓門大，善于做戲，善于搶話筒。

我只是好奇于諾貝爾獎公開的授獎理由，想要咬文嚼字，來參一參格麗克這次得獎的理由： “她明晰無誤的詩歌的聲音，以簡樸之美使得個人存在具有普遍性。”“明晰無誤的詩歌的聲音”，沒問題，她寫的詩就是她自己的，而且應該是她自己的， 哪怕受了別人影響也必須是她自己的。每個人的指紋都不重復，否則就變成剽竊了。“簡樸之美”，這“簡樸”的英文原文是“austere”， 也含有“嚴苛”的意思， 格麗克幾十年如一日，中規(guī)中矩，大致就是這種穩(wěn)定風格。也會有人覺得所謂嚴苛簡樸也可能是一種自我重復和啰嗦，但也沒問題，這些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關鍵在最后：“使得個人存在具有普遍性”。“從一粒沙看見世界”嘛，小我大我，小我宇宙，小我永恒，真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非常穩(wěn)妥，不容置疑。所以瑞典文學院的這話寫得字斟句酌，是安全沒毛病的。

但也恰恰就是這最后一個判斷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2

既然說到普遍性，按道理應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反過來，也應該說是普遍性必須來自四海才對。世界上有四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可拋開北冰洋不論，我怎么感覺在瑞典文學院眼里，只有大西洋，甚至只有北大西洋才具有普遍性啊。尤其是近幾年來的諾貝爾獎就像一個鐘擺，不停地只在大西洋之間，而且是只在北大西洋兩岸之間擺來擺去。

證據是，短短十年之內，已經有三位來自北美的英語白人作家獲獎。如果只談美國文學，上一次美國作家獲諾貝爾獎是2016年的鮑勃·迪倫，還真沒多久，怎么瑞典文學女神又青眼有加，幸運的鐘擺這么快就擺回來了？ 無論如何，見面的頻率也未免太快了點吧。真是美國文學已經一手遮天，“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還是選來選去，在北大西洋的圈子之外實在找不到合適的人選，與其讓諾貝爾獎紅杏出墻，還不如讓肥水不流外人田，蘋果掉再遠也還是掉自家的蘋果樹下？那就何妨再一次獎賞在北大西洋兩岸都說西方共同語言的作家，讓他們覺得就是這時間鐘擺當然的主人，掌握了規(guī)律，增添了自信：好像普遍性就是自個兒家里栽的韭菜，就是自己家里帶鐘擺的自鳴鐘，遵循牛頓法則，有規(guī)律地擺動。

“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也就是說，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明擺著告訴墻外人，不管屋里的鐘擺還是后院的秋千， 鐘擺繼續(xù)不偏不倚，左擺右擺，秋千越蕩越高， 都是我自家墻內的事。

至于墻外人，大家就繼續(xù)練習英語會話吧：“怎么是你（How are you）？怎么老是你（How old are you）？”

3

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詞非常有特色，從第一屆就是這樣，惜字如金，每次連一句話都不說完，只是拋出半截話，像得道高僧的禪宗公案，比如“麻三斤”，比如“干屎橛”，你們越猜越覺得字字珠璣，妙不可言，把它們收在一起，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五燈會元》。也有人會把它當《葵花寶典》，告訴別人你們都猜錯了，村上春樹不得獎是因為太通俗，或者太西方，等等，真正的是太監(jiān)比皇帝本人還更善于揣測圣意。可是，也不想想，這些所謂普泛的標準，也可能都只是一個話頭或借口罷了。

比如人所共知，諾貝爾獎真正的普遍性標準就一個，“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杰出的文學作品”。貝克特的荒誕戲劇，支離破碎，嘮嘮叨叨，等戈多也等不來，怎么就是理想主義了？結果人家1969年偏偏得了獎，理由是：“以嶄新的小說和戲劇形式，他的寫作在現代人的困境之中獲得了升華。”依我看，當年的革命現實主義加革命浪漫主義，包括中國的革命樣板戲其實更符合這一要求，怎么反而就成了不入法眼的政治宣傳品了？可見“理想主義”也未必真是普世不變的尺子，而是可以拉縮變形的，就像算命的一樣，豎起一個手指頭，怎么說怎么有。格麗克詩集《草場》（Meadowlands）。

格麗克詩集《草場》（Meadowlands）。

格麗克1996年的詩集《草場》收了46首詩，都是引用希臘神話奧德賽的故事，但不停變換角度，一會兒珀涅羅珀，一會兒奧德修斯，一會兒喀耳刻，一會兒忒勒馬科斯，借普遍性澆自己個人存在的酒杯。澆得怎么樣？我就選這本集子開篇第一首《珀涅羅珀之歌》看看：

小靈魂，永遠赤裸的小靈魂，

現在就照我吩咐的去做，爬上

擱板一樣的杉樹枝；

在上面等著，警惕些，像

一名哨兵或瞭望員。他很快就要回家；

你有必要變得

寬宏大量。你也不是全然

毫無瑕疵；由于你那惹麻煩的身體

你也做過一些事，不便于

在詩中討論。所以

大聲叫他，在寬闊的水上，明亮的水上

用你深沉的歌聲，用你誘人的，

奇異的歌聲——激情的，

像瑪莉亞·卡拉斯。誰

不想要你呢？誰的惡魔般的欲望

你會滿足不了？很快

他就回來了，無論此刻正去往何方，

外出這段時間他曬黑了，他想吃

他的烤雞。啊，你必須跟他打招呼，

你必須搖動樹枝

吸引他注意，

但要小心，小心，免得

掉下太多的針葉

扎傷了他英俊的臉。[1] （柳向陽 譯）

我索性把英文原文也引在這兒，免得有人抱怨中文翻譯可能歪曲了格麗克原意：

PENELOPE'S SONG

Little soul, little perpetually undressed one,

do now as I bid you, climb

the shelf-like branches of the spruce tree;

wait at the top, attentive, like

a sentry or look-out. He will be home soon;

it behooves you to be

generous. You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perfect either; with your troublesome body

you have done things you shouldn't

discuss in poems. Therefore

call out to him over the open water, over the bright water

with your dark song, with your grasping,

unnatural song—passionate,

like Maria Callas. Who

wouldn't want you? Whose most demonic appetite

could you possibly fail to answer? Soon

he will return from wherever he goes in the meantime,

suntanned from his time away, wanting

his grilled chicken. Ah, you must greet him,

you must shake the boughs of the tree

to get his attention,

but carefully, carefully, lest

his beautiful face be marred

by too many falling needles.

我就這么隨手抽讀這首詩。除了借希臘神話談自己那點事，坦率地說，好像沒有什么特別不一般。 詩中有一個比喻，把“奇異的歌聲”比作“激情的／像瑪莉亞·卡拉斯”，我覺得這是非常文藝青年的一個比喻，噢，就因為卡拉斯是一位希臘裔女高音。同樣的，如果有一位中國詩人寫，“熱情的／就像帕瓦羅蒂”，或者，“朦朧的／就像李商隱”，我也不會明白這詩有什么好。

當年中國的新月派同仁或許會喜歡這樣的詩。梁實秋也是西方古典主義的信仰者，一再宣稱，“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這話似乎也非常符合格麗克，除了格麗克要稍微幽暗一些。當然，直到今天中國還有人喜歡徐志摩的《再別康橋》：“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不是據說如今還有好事者把一塊《再別康橋》的中文詩碑豎到了英國劍橋大學的校園嗎？我對此也理解。但如果有哪位英國讀者讀了這首詩的英文譯本， 高聲贊賞，驚嘆它為體現“個人存在的普遍性”的杰出之作，老實說，我也并不覺得這種對“普遍性”的夸獎真是給中國詩歌增添了什么了不起的榮耀。明擺著，它也許符合某些人的口味，但本來就不是什么真正了不得的詩。

我說了，我完全贊成把諾貝爾獎給一位女詩人。但我總有這么一種感覺，像格麗克用這樣風格寫作的女詩人，到處都有，不止她一個，而且都未必寫得比她差。 就說這首寫希臘主題的詩吧，我的疑問：既然格麗克這么喜歡引用古希臘的經典，“言必稱希臘”，難道當代希臘女詩人里面沒有路數差不多但比她更有資格宣稱荷馬或者薩福是她的傳統，比她寫得更潑辣更耐人尋味更好的嗎？如果有，為什么不給一位當代希臘女詩人？ 

可是很明顯，瑞典文學院偏偏就不這么看，因為希臘傳統早已不屬于希臘，而屬于整個西方，屬于誰都可以挪用的“個人存在的普遍性”。湊巧，上一次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白人女性作家是1938年的賽珍珠，理由是： “她對中國農民生活的豐富而具有真正史詩性的描述，以及她傳記的杰作” 。難道就不能直接把獎給一位中國作家，反而一定要找一位美國白人女性作家來充當非西方的人類大地的代言人，好像只有這樣才能代表人類經驗的“普遍性”？ 不過，瑞典文學院非常老道地補充了一句，“以及她傳記的杰作”，指的是賽珍珠寫自己父母的兩本帶自傳性的作品，也就是說，要強調賽珍珠“明晰無誤”的“個人存在”，然后在此基礎上再強調她“個人存在的普遍性”。這路數其實和八十二年過去之后給格麗克的授獎理由沒有什么兩樣。

你看看，在瑞典文學院的眼中，美國白人女性作家就像好萊塢版的花木蘭一樣包打天下，既能像賽珍珠那樣代表非西方的中國土地發(fā)聲寫歷史，表現世界歷史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又能像格麗克一樣表現個人存在的普遍性。不管史詩的磅礴還是個人的簡樸之美，一大一小， 胸懷世界，扎根小我，大我小我，他者自我，普遍性和傳統，古希臘和風云變幻的現代中國，亦古亦今，一東一西，挺多元化的，都在賽珍珠和格麗克兩位美國白人女性作家那里被囊括代表了，有什么問題嗎？

問題就在于：不管多樣性，特殊性，還是普遍性，不管東西古今怎么挪用，怎么到頭來，永遠都是幾乎同一個自己在孤獨地照鏡子，孤獨地照同一面鏡子，里里外外，橫橫豎豎，“是我，是我，還是我！”

4

我就繼續(xù)挨個數一數，好吧，不給希臘女詩人也罷了。在歐洲范圍內，沒有得過諾貝爾獎的女性詩人一定人數眾多。就說從未獲得過諾貝爾獎的國家，比如保加利亞，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有沒有仍在寫作，完全可能和她不相上下甚至超過她的女詩人？放到世界范圍內呢，先不說南美的巴西、阿根廷或者大洋洲的新西蘭等國家，就說廣大亞洲和非洲眾多非西方國家，那些從來沒有獲得過諾貝爾獎的國家，難道就沒有杰出的當代女詩人？難道我真被說服了世上已無遺珠，格麗克關于私人情感，小悲小歡的那些詩真就鶴立雞群？

我上文舉出了格麗克的一首作品，也說出了我的質疑。我知道，肯定有人說，你只舉一首詩，而且只是你自己的一孔之見，這不公平。好極了，完全正確。也許正是由于這原因格麗克不贊成在中文翻譯時只出選集，而要求出版她完整的詩集，因為她希望在完整的上下文中得到理解。我喜歡格麗克的固執(zhí)，但同樣的，這樣的要求也應該適用于所有候選人，而且格麗克也應該被放在當今世界范圍女性詩歌寫作完整的上下文中衡量。就說今年，諾貝爾獎長短名單上還有其他女詩人嗎？哪些女詩人？尤其是非西方非白人的女詩人，有嗎？如果沒有，為什么？如果有，評委們也真正像讀格麗克一樣讀完她們的作品了嗎？在經過深思熟慮的比較之后，獨具慧眼選中格麗克的理由是什么？可以各自出一首作品比較，公開說說原因嗎？總之，為什么非得是格麗克不可，而所有其他那些非白人的、非美國的、非西方的當代女性詩人中，就居然沒有一人成功展現“個人存在的普遍性”嗎？

我非常想讀讀非洲的女詩人，亞洲的女詩人。中國除外，東亞南亞東南亞中亞西亞的當代女詩人我都愿意讀，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敘利亞巴勒斯坦南北也門被禁運被禁飛被禁言打仗不打仗的地區(qū)的當代女詩人我全都愿意讀，而且相信其中必定有杰出者，她們的作品同樣呈現豐滿的一生，同樣具有私人經驗的普遍性。

我就不妨再進一步猜想吧。非常有可能，很多來自這些地區(qū)和語言的當代女詩人的視野和題材的廣泛性，語言的創(chuàng)新性，對歷史和現實的介入性無一不超過了格麗克，而且人家明擺著都在那兒積極寫作，也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在積極出版。在網絡時代，也不是說誰都是像十九世紀的狄金森那樣隱居不出。相反，大部分肯定都是看得見擺得出來的活生生的存在。像我這樣的普通讀者都想讀，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包括女性院士就不想讀嗎？這么多年了，一百多年了，有研究有比較有心得嗎？怎么就入不得法眼？不要跟我說沒有好的翻譯或者難以找到資料。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只要有獻身精神，只要心里真愿意，不找借口，都是完全可以在這些作家作品中找到值得獎賞的對象的。

再說了，其實諾貝爾獎也并非對格麗克從默默無聞中的發(fā)掘。人家格麗克也不是像狄金森那樣只為抽屜寫作。 格麗克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過，后來又在威廉姆斯學院和耶魯大學任教，都是在常春藤學校或小常春藤學校的圈子里，出版了十幾本詩集， 在美國國內該拿的獎，普利策獎，全國圖書獎，等等，一個沒拉下，全拿了，還擔任過美國桂冠詩人，根本不存在什么需要諾貝爾獎雪中送炭，慧眼識英雄于默默未識的事。當然，你也可以說格麗克經歷了少女時期厭食癥，成年后離婚等風風雨雨，每天都有“我與世界不得不說的煩惱”， 但是，按照中國的說法，人家是千真萬確功成名就，盡享體制內殊榮的“官方”作家。格麗克只不過謙虛罷了，告訴別人說別從作品之外找我，要從我的詩作中找我。

但瑞典文學院居然就這么聽話，這一年就撇下別的地區(qū)別的語言別的女性作家不顧，精挑細選，苦讀十三經，發(fā)掘出來不偏不倚就是格麗克。 告訴我這就是世界，告訴我這就是在狄金森默默無聞死去100多年后，2020年在世界上所有仍在寫作的當代女詩人中唯一能找到的，最合適的，最獨一無二的個人普遍性，而且這種去除了政治民族語言考慮的帶普遍性的個人存在就像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或者天上掉下來的繡球一樣，恰恰就砸中了某個隱居馬薩諸塞州劍橋的美國白人女詩人。不是開玩笑嗎？這里我還真的想引用被某些漢學家乃至詩人自己后來貶為標語口號的朦朧詩的名句：“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當然，瑞典文學院如果聽到我這話，完全可以把我懟回來：“告訴你吧，世界（意思其實就是，‘傻蛋’）／愛——信——不——信！”人家叫諾貝爾文學獎，從來沒有管自己叫諾貝爾國際文學獎，就像人家蘭州拉面從來沒有給自己冠名蘭州國際拉面一樣，沒有義務和責任要像啟蒙的紅太陽一樣大公無私，普調眾口，遍照全球。 相反，可以堂而皇之地說，自己就是一個瑞典文學獎，一個北歐文學獎，一個北大西洋文學獎，點明了，就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者歐盟一樣，這是一個有黨有派有意識形態(tài)和美學偏見的獎，人家愛給誰給誰，給誰都有理。沒人逼你好這一口，你愛吃不吃。別說我今天給美國女詩人了，我明年接著給美國作家，給加拿大作家，我就給，我偏給，我就給我喜歡的作家，我就堅守五十年不公開提名名單的秘密，我就玩評委終身制，關起門來玩，不讓你們這些異鄉(xiāng)人進門，氣死你們這些看戲的人。懂嗎？這叫北大西洋諾貝爾俱樂部和朋友圈，不是開放給所有人的。而且，真給你了，你不要也不行。反正我把詞兒都說全了，說圓了。 因為這就是話語霸權，這就是居高臨下，黃色炸藥文學獎，文化帝國主義，霸氣底氣正話反話都是我的。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你說“我——不——相——信”，人家說“愛——信——不——信”，你看看人家這“文化自信”。

5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我剛才說今年的諾貝爾獎幾乎把自己縮小為一個美國的諾貝爾獎。其實美國自己還真有一個 “美國諾貝爾獎”，或者說小諾貝爾獎，那就是，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請注意，這個獎真是名副其實的國際文學獎，一點也不小，地位獨特，令人矚目。

說實話，紐斯塔特獎的存在，還真能糾正一般外人常常認為美國文學界既自大又狹隘，沒有世界文學視野的偏見，它的影響力和口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糾正諾貝爾獎的作用。更具反諷意味的是，這個高質量的國際文學獎的誕生地不是美國東西部大城市或文化精英中心，而是俄克拉荷馬州的諾曼，一座不起眼的小城，也是俄克拉荷馬大學所在地。

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是由俄克拉荷馬大學出版的《今日世界文學》雜志主辦的。《今日世界文學》前身叫《海外圖書》，創(chuàng)辦于1927年，以專門介紹國際文學為宗旨， 也是美國連續(xù)出版歷史最為悠久的文學雜志之一。在它將近一百年的出版歷史中，多次針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發(fā)表這樣那樣的批評文章和討論。到了1969年，當時的主編，原籍愛沙尼亞的伊瓦爾·伊瓦斯克更是大膽決定創(chuàng)辦海外圖書國際文學獎，從1970年開始，每兩年頒發(fā)一次，直接挑戰(zhàn)與平衡諾貝爾獎。到了1976年， 海外圖書國際文學獎正式改名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1977年，《海外圖書》改名為《今日世界文學》，延續(xù)發(fā)展直到今天。

恰好，今年也是紐斯塔特獎設立50周年，它今年的獲獎者，也是紐斯塔特獎歷史上第26位獲獎者，是阿爾巴尼亞小說家，據說已是多年諾貝爾獎大熱門的伊斯梅爾·卡達萊。 今年秋天， 一本紀念文集也剛剛出版，書名為《來自文學共和國的報道》，收錄了50年歷屆獲獎者的受獎演說和提名評委的提獎詞，編者為現任《今日世界文學》主編丹尼爾·西蒙。[2]如果細讀這本厚厚的書，回顧這個獎的歷史，還真能讓人感慨系之。

不同于諾貝爾獎，紐斯塔特獎的評獎章程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首先，它的評委是真正國際化的。每屆評委都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和批評家擔任，而不是像諾貝爾獎一樣，完全就是瑞典文學院本國的18名院士。

其次，它的評委不是終身制的。它是每兩年才評一次，每兩年都完全換一批新的國際評委，以往任何一屆的評委都不能再次擔任評委，盡管這并不妨礙他們中某些人可能被提名為此獎的候選人。這與瑞典文學院的終身制院士制度又相反。瑞典文學院以前的終身院士制不僅沒有退休一說，也不接受辭職，你可以尸位素餐，完全聾啞不關心天下事也不要緊，侯門一入深似海，你得死了別人才能填這個空位。這項制度直到兩年前遇到空前丑聞危機時才有所調整。

第三，它的推選過程在相當程度上是非常公開透明的。每屆評委都各自提前推選出其中意的候選人，而且事先公布。然后評委們一起來到俄克拉荷馬大學集體評選，當場逐輪匿名投票淘汰選出最后得主。 它的公開透明性的另一個標志就是，既然每屆的每個評委推舉的候選人都提前公布，一旦最終得主選出，評委事先寫好的提名推薦或者授獎儀式上的相應發(fā)言也會被保留并及時公開發(fā)表。這也讓讀者清楚地看到提名評委的個人意見，理解他或她的個人意見最終如何得到多數支持，并形成正式授獎理由。相形之下，瑞典文學院總是隱藏在某種故作神秘的集體決定的后面，它五十年不公開提名過程的保密制度無法不讓人懷疑是否有什么黑箱操作 。

我這里就舉兩個公開性和透明性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我們不妨來看一下1970年紐斯塔特獎的第一屆評委到底都有誰。一共十二位，除了《海外圖書》主編伊瓦斯克，其他十一位是：

1. 意大利詩人皮耶羅·比貢加里（Piero Bigongiari）

2. 德國小說家海因里希·伯爾 （Heinrich B?ll）

3. 尼日利亞詩人和劇作家約翰·佩柏·克拉克 （J. P. Clark）

4. 英國文學批評家弗蘭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

5. 旅居美國的波蘭戲劇理論家揚·柯特（Jan Kott）

6. 旅居美國的西班牙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胡安·馬里卡爾（Juan Marichal）

7. 法國文學批評家加埃唐·皮孔（Ga?tan Picon）

8. 印度詩人和學者A. K. 拉馬努金（A. K. Ramanujan）

9. 美國詩人和批評家阿倫·退特（Allen Tate）

10. 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

11. 蘇聯詩人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Andrei Voznesensky）

現任《今日世界文學》主編丹尼爾·西蒙還是有些歉意地說到，這份名單“幾乎一半來自歐洲，其余整個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各自僅有一名作家代表”[3]。 不過，我覺得，天哪，這還道歉，首屆評委里面好歹有一位尼日利亞作家和一位印度作家。當時，乃至50年后的今天，在瑞典文學院的18位院士里面，在有話語大權能夠投票的權威里面，有幾位外國人外鄉(xiāng)人？有幾位不同種族不同皮膚顏色的亞洲非洲作家？

繼續(xù)拿第一屆紐斯塔特獎來說事。 1970年紐斯塔特獎的首屆得主是當時已經年過八旬的意大利隱逸派詩人翁加雷蒂，而且評選過程也是磕磕絆絆頗有戲劇性。上面所陳的十二名評委名單與1969年最初公布的名單已經稍有不同。到了1970年2月，這十二位名評委中最后又只有六名能夠來到俄克拉荷馬大學參加現場評選。而且，伊瓦斯克坦承，作為此獎的創(chuàng)始人和評委之一，他最初對翁加雷蒂的印象有些模棱兩可，與翁加雷蒂相比，他更心儀另一位隱逸派詩人蒙塔萊。據他所說，其他好幾位評委也表示了對蒙塔萊的好感，所以，非常有可能是蒙塔萊獲獎。但蒙塔萊居然表態(tài)他在那時不愿意接受任何國際文學獎，所以評委們只得排除蒙塔萊重新考慮其他人選。在投票最后一輪，評委們又在翁加雷蒂和智利共產黨詩人聶魯達之間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最后正是伊瓦斯克行使特權，一錘定音，讓天平傾向翁加雷蒂。

這整個過程噱頭十足，但伊瓦斯克也沒藏著掖著，恰恰相反，非常坦誠，好像還很自得地唯恐天下不知，在當年的《海外圖書》的第2期和第4期專門著文，白紙黑字，一五一十全都與所有讀者分享了。所以你也不好意思說這里面有什么鐵桶般的黑幕丑聞，因為馬拉多納式的“上帝之手”及時公布得清清楚楚，全成軼事了。 大家都接受游戲規(guī)則，遇到不得不臨時修改規(guī)則也爽快承認，愿賭服輸，也算是君子之爭，“費厄潑賴”，是白箱操作，總比黑箱要好。

凡事就怕較真比較。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相形之下，坦率地說，瑞典文學院的操作更像是某種羅馬元老院式的，老式的，非民主的把戲。西方人老是批評所謂鐵幕之后的東方專制制度，在我看來，瑞典文學院這種無關多樣性的，不透明的，終身制的黑箱操作豈不更像他們所批評的蘇聯政治局制度？

我再舉一個公開性的例子。1978年米沃什獲得了紐斯塔特獎。如今都知道，這個獎對米沃什非常重要，在此之前，1911年出生的米沃什還主要是以政治異見作家和波蘭詩歌的翻譯者出名，還只是一個遠離故鄉(xiāng)，“在某種從未聽說過的語言中寫詩”的難以被理解的詩人。結果這個獎讓米沃什一舉翻身。 

然而紐斯塔特獎的公開性卻讓人知道了，米沃什1978年獲獎的關鍵就是那一屆評委中同為東歐流亡者的約瑟夫·布羅茨基，是他提名并大力推薦米沃什。當年甚至不到三十八歲的布羅茨基在我看來就是兩肋插刀，快人快語，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有水滸中魯智深的仗義和武松的狠勁。他的提名詞很短，只有四段，但劈頭第一句就鐵板釘釘，不容置疑：

我不帶任何猶豫地宣稱切斯瓦夫·米沃什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也許是最偉大的。[4]

這是一句公理一般的判斷， 狂得沒邊了。聽好了，你們可能同意，可能不同意，但這就是我的看法，是騾子是馬大家都各自牽出來遛遛。也就是說，布羅茨基沒有遮遮掩掩，而是當當作響，一家之言，直言不諱，當著各位評委把話事先就撂這兒了，我這一票就這么投，其余你們自己掂量看著辦。我喜歡這種公開性的風格，好漢做事好漢當。其實，他只是評委中的一員，同不同意還要看大家的，所以過程是公開的，民主的，令人服氣的。

難怪米沃什當年答謝此獎時深有感觸地說：

依我來看，紐斯塔特文學獎也屬于那些本不應該存在的事物，因為它們對抗這個世界黑暗而且不可改變的秩序……它這次被授予了一位這樣的作者，按照市場標準來說，他是一個永恒的失敗者，僅僅被非常小的一部分公眾閱讀。創(chuàng)立這項獎的決定在我看來是睿智的，不僅因為我是一名獲獎者，也是因為它獎勵所有那些在生命的賭博中把注押在不可能性上的人。[5]

在這個意義上，我個人認為米沃什獲得1978年紐斯塔特獎的意義甚至大于他兩年后的諾貝爾獎。前者是米沃什作為詩人平生獲得的第一個國際文學獎，是貨真價實的國際同行的認可。是布羅茨基和紐斯塔特獎雪中送炭，慧眼識英雄于落難之處，奠定了長壽多智卻坎坎坷坷的米沃什此后的一帆風順。不像諾貝爾獎，由于過程不透明，我們至今仍不知道米沃什怎么兩年后，于1980年被瑞典文學院看中恩準，有的僅僅是猜測和傳聞。所以，如果把推薦米沃什當作一件獨創(chuàng)性的作品，我甚至覺得是諾貝爾獎的評委們剽竊侵犯了紐斯塔特獎和布羅茨基的創(chuàng)意版權。完全可以這么想嘛！

上面這兩個例子都來自紐斯塔特獎當時就公開的檔案，不是什么秘聞。 而在所謂五十年保密的幌子之下，瑞典文學院多少有點像金庸小說里的岳不群，或者像一個總是舉著一根手指故作高深的算命先生，傳達奧林匹斯山或者斯德哥爾摩的神諭，冠冕堂皇底下藏著一絲虛偽，以普遍性堵人家嘴。而且越是這樣，人們越吃這套，越要像買彩票一樣崇拜迷信運氣。然而，決定這運氣的并不是一個擲骰子的抽象偶然的上帝，而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的瑞典文學院，就像香港電影《賭神》里的周潤發(fā)一樣，每次都知道他該擲出什么樣的點數，只是他不告訴你。

相形之下，我更喜歡紐斯塔特獎這種略帶粗獷，更憨厚耿直，更西部賭博式的坦誠態(tài)度。我擺明了，這就是我的觀點，我的偏見，不代表別人，你不同意也沒關系。就公開賭博，成敗不論，不管前科，每次都是初次相遇，每次都是不同的各路英雄華山論劍，都有偏見，那就個頂個地單挑，眾目睽睽，無須經過某個終身政治局的批準，也無須充當終身政治局的一員講平衡講政治。

米沃什說的“獎勵所有那些在生命的賭博中把注押在不可能性上的人”，翻譯成湖南方言就是獎勵“霸蠻”。這其實比某種字斟句酌苦心呈現的好似不帶偏見的普遍性更坦誠，更“費厄潑賴”！正因為這種完全不同于諾貝爾獎的坦蕩和公開性，紐斯塔特獎口碑非常好，以我孤陋所知，好像紐斯塔特獎還真沒鬧出過像諾貝爾獎這樣那樣的黑幕丑聞。公開勝過秘密，坦誠克服妄想。

6

提倡普遍性，除了與公開性和透明性有關，更與多樣性和多元性有關。自從1901年開始授獎以來，諾貝爾文學獎有119年的歷史，早已被人詬病其歐洲中心主義，或者歐美中心主義。迄今總共117位得主中，真正來自亞洲和非洲的作家不超過10位。至于女性作家，歷史上共有16位。自21世紀以來，共有7位女性獲獎者，比例顯著增加，這是一個鮮明的進步，也應該是近年來瑞典文學院大力提倡而且引以為傲的。但是，包括今年的格麗克在內，所有這7名女性作家全部是來自歐洲和北美的白人女性，其中又有3位都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作家，2007年英國的多麗絲·萊辛，2013年加拿大的愛麗絲·門羅，2020年美國的格麗克，無一非西方非白人的女性作家。

再學學魯迅《狂人日記》里“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的精神，“翻開歷史一查”，就會悚然發(fā)現，在諾貝爾獎一百多年的全部歷史之中，唯一的有色人種女性作家得主居然只有一位，就是1993年的托妮·莫里森，非洲裔美國小說家。當然，考慮到她是用英語寫作的美國作家，其實她也可算作西方作家。換句話說，全世界廣大的非西方非白人的女性作家中，迄今居然沒有一位得過諾貝爾獎。你說對于這廣大眾多的女性人口，包括女性作家讀者，她們的“個人存在的普遍性”在哪兒呢？被擱在了哪兒呢？都輕輕一句就讓瑞典文學院用格麗克來統統代表了？

上一次諾貝爾獎頒給賽珍珠的時候，正值1938年中國抗日戰(zhàn)爭期間，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也即將于次年全面爆發(fā)，整個世界面臨巨大的動蕩不安。你或許也可以說授予她諾貝爾獎是表彰賽珍珠有著傳教士的普世同情心，同情不能自己發(fā)言的非西方的中國。到了今年，全球新冠大流行，各個國家惶惶不安，各自封城鎖國。在又一次方向不明的全球動蕩危機中，瑞典文學院似乎想再一次為人類指點迷津，把代表理想主義的諾貝爾獎頒給另一位美國白人女性作家格麗克，仿佛是希望一種繼承狄金森和后自白傳統的“簡樸的美”和“明晰無疑的詩歌的聲音”彰顯“個人存在的普遍性”。但是，在我看來，在這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機中，今年瑞典文學院傳達的信息恰恰是一種虛假的理想主義，是一種過時的，眼光狹隘的對當今變動的世界乃至世界文學的誤解和誤導。

因為，這里所呈現的所謂“個人存在的普遍性”，擺明了，與非西方非白人的廣大作者讀者無關，與非北大西洋國家的廣大作者讀者無關。 從1938年的賽珍珠到2020年的格麗克，無論是“中國”還是“個人存在的普遍性”，諾貝爾獎好像是開放了，增強了女性的聲音和存在感，可這一切闡釋的權力和道德制高點始終原地打轉，牢牢被把握在極端封閉保守的一個框架里。這是多樣化與多元化世界的準確代表嗎？我非常納悶：以多樣性與多元性幾乎為零的記錄宣揚普遍性，這不是虛偽，不是肥皂泡又是什么？奇怪的是，這還讓中國的不少讀者譯者作者奔走相告，再一次為諾貝爾獎在這方面光榮的零記錄歡呼。 所以這叫“純詩”？所以這叫“純美學”和“反政治正確”？所以這叫普世性的詩歌？有什么可以激動的？有什么值得歡呼？

7

1967年《海外圖書》，也就是《今日世界文學》的前身，在冬季號中刊出“諾貝爾獎研討會”專輯，赫伯特·霍華斯，一位阿拉伯文學的翻譯者和賓州大學英文教授，發(fā)表了一篇呼吁，向瑞典文學院提出多項諍言，包括：“致力于發(fā)現在大國強權和通行的外交語言之外的作家”；“只有在再三躊躇斟酌之后，瑞典文學院才應該推薦已經被廣泛承認授獎的作家”；以及，歸根結底，“擴大國際視野的邊緣。”[6] 也可以說，正是因為失望于諾貝爾獎在這方面的表現，才促使了紐斯塔特獎的誕生。 伊瓦斯克原本就來自處在“國際視野的邊緣”的愛沙尼亞，所以繼承了這一批評視角，并在1969年紐斯塔特獎最初的設獎章程里特意引用并重申了這種強調平等和包容的觀點：“不應該把來自少為人知的文學的作家放到合格候選人名單的最后。”[7]

半個世紀以來，紐斯塔特獎一共產生了26位得主，得獎者的國籍遍布意大利、哥倫比亞、法國、美國、波蘭、原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墨西哥、芬蘭、瑞士、印度、瑞典、巴西、巴巴多斯、阿爾及利亞、索馬里、澳大利亞、尼加拉瓜、薩爾瓦多、新西蘭、中國、莫桑比克、克羅地亞、荷蘭、海地、阿爾巴尼亞、法國。 這些得獎者中不少都是跨文化的流散作家。更重要的是，每屆的國際評委也越來越多元化。如果說第一屆評委里面全部都是男性，而且只有兩位分別來自非洲和亞洲， 那么到如今情形早已大有改觀。寫這篇文章時我特意查看了一下最近兩屆評委的國籍和性別。2018年有9位評委，多人有雙重甚至多重文化身份，他們的母國與現居國包括：俄國、美國、波斯尼亞、瑞典、印度、古巴、索馬里、菲律賓、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國、英國、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好家伙，9位評委居然一共擁有13個不同國家／地區(qū)的文化背景，性別上則是6位女性3位男性。2020年的9位評委同樣分別來自保加利亞、新西蘭、蘇格蘭、美國、伊拉克、意大利、阿聯酋、越南、哥倫比亞、加拿大等不同文化背景，5位女性4位男性。由于每一屆的得主都是受到了來自不同背景的國際作家的多數支持才能最終脫穎而出，文學獎所確立的普遍性因而是建立在擴大多樣性的堅實基礎上的。這樣相對的隨機分散性是不是更可能反映世界文學的真實面貌，更公平，更有說服力呢？

相應地，雖然被稱作“美國諾貝爾獎”， 紐斯塔特獎卻盡其所能避免了美國中心論，沒有這是我的地盤，所以要格外扶持照顧美國作家一說。這是紐斯塔特獎真正特立獨行，尤為難得的地方。雖然俄克拉荷馬大學是貨真價實的美國東道主，雖然評委里也包括不少美國公民或是移居美國的作家，這樣那樣也都可算是美國文學的圈內人士，但我掐指數來，在所有26位得獎者中，總共只有三位美國作家獲獎。嚴格意義上實打實的美國出生的得主就一位，1974年的伊麗莎白·畢曉普，恰恰是格麗克的前輩。不過這位大名鼎鼎的畢曉普曾經有幾乎二十年時間定居在巴西。另外有兩名歸化的美國移民詩人，一名就是前面提到的1978年的得主米沃什，原籍波蘭。另一位則是2018年得主，海地裔的第一代移民女作家愛德維琪·丹提凱特（Edwidge Danticat）。

這是拿國籍分布說事，再來看女性獲獎者所占比例。歷史上一共有6位女性作家獲得過紐斯塔特獎：1976年美國的畢曉普，1996年阿爾及利亞的阿西婭·杰巴爾，2006年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的克拉麗貝尓·阿萊格里亞，2008年新西蘭毛利族的帕翠西亞·格蕾絲，2016年克羅地亞的杜布拉芙卡·烏格雷希奇，再加上2018年海地裔的美國黑人女作家丹提凱特。而在21世紀內產生的11位得主中，女性占有4席。當然，這份名單并不完美，也仍然沒有亞洲女作家代表，但與諾貝爾獎相比，好歹是不是更符合多樣性與普遍性的要求？不是談理想主義傾向嗎？起碼在這一點上，紐斯塔特獎再一次證明自己也許比諾貝爾獎更謙虛，更實在，但又更視野開闊，更包容，更言行一致，更公平一些，也就是說，更體現了諾貝爾獎的理想主義的普遍性要求。

我沒有讀過上面提到的2018年的紐斯塔特獎得主，也是第三位獲得此獎的美國作家丹提凱特，以前也不知道她。今年紐斯塔特獎的得主卡達萊雖然早已在國內被廣泛譯介，追星者眾多，但我坦白，非常慚愧，迄今為止他的小說的中英文翻譯我一本也沒讀過，所以也沒有發(fā)言權。原因很簡單，我是一位詩人，而這兩位主要是小說家，讀長篇小說需要大量時間。但我讀沒讀過都沒關系，我感謝他們，因為他們提醒并證明了我自己的局限和無知。比如丹提凱特得了獎，起碼我就知道了，哦，原來當代美國包容萬象，有那么一位不是歐洲移民，而是來自加勒比地區(qū)的黑人女作家，她一定帶有她自己的新鮮故事和人生。有人讀她，有人喜歡她，提名她，她的聲音沒有受到忽視，世界廣大，這就是普遍性。太棒了！

對于卡達萊，我也持同樣觀點。實話實說，我也不知道是否卡達萊真就是阿爾巴尼亞唯一的最棒的作家，還有，一味渲染他與阿爾巴尼亞復雜的政治糾葛是否屬于另一種媚俗和矯情。但起碼，偏聽則暗，兼聽未必一定明，甚至可能更暗。然而，誰能說這種更暗不是一種明智呢。天哪，世界這么大，我仍然這么無知，這么坐井觀天，孤陋寡聞。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大國未必有真正的大詩人，小國未必沒有真正的大作家。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詩人，作為一個讀者，仍然能夠獲得這樣的自我認識，太慚愧了，太幸福了！

8

如果真正奉行“理想主義傾向”的原則，任何國際文學獎的目的都應該是擴大我們未知的范圍，或者，“擴大國際視野的邊緣”，培養(yǎng)應該有的敬畏之心。而且，注意，我這里所強調的是擴大而不是縮小，不是把廣大世界主觀縮小為某個權威文學院的“小世界”，不是像井底之蛙一樣把地球真的想象縮小成一個地球村，村里所有的人我都認得，都攀得上關系，都是斯德哥爾摩村，都是紐約村，都是馬薩諸塞州的阿默斯特，所有當代世界的女詩人都一定必須是狄金森的近房遠房親戚。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沒錯！但反過來，世界的普遍性也未必意味著只有用英語寫作的白人女詩人這一粒沙，天堂里也未必意味著只有用英語寫作的白人女詩人這一朵花。到了2020年，不管是從狄金森到格麗克，還是從賽珍珠到格麗克，我倒是覺得，在某種程度上，這浩瀚世界怎么在瑞典文學院的眼中反而在時光倒流，越轉越封閉，越轉越小了呢？每次都用英語脫帽重復同樣的問候，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禮貌是禮貌，個人性是個人性，厭不厭，煩不煩哪！多無聊，多沒勁！

按我說來，有兩種普遍性，一種是擴大視野，尊重承認他者的多樣性與多元性的普遍性。另一種是縮小視野，摒棄他者，倚老賣老，唯我獨尊，“朕即天下”的普遍性。瑞典文學院今年給格麗克發(fā)獎，我覺得骨子里就是后者，表面上說是普遍性，實際上是文化孤立主義，是北大西洋東岸給北大西洋西岸發(fā)心理安全和安慰獎，發(fā)北大西洋文學朋友圈獎，發(fā)北約文學獎，發(fā)文化自信獎。說一句不冤枉的話，它不是搭橋，而是筑墻，強調區(qū)分你們我們，講究墻里墻外，甚至追求意識形態(tài)站隊的小家子氣：你們——不存在，我們——普遍性。歸根結底還是走回老路，老子天下第一，條條道路通羅馬，或者通斯德哥爾摩，或者通美國傳統精英的新英格蘭。

同樣的，我在這篇文章中對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批評，也不等于簡單地在中文世界里主張：那就讓我們自己關起門來舉辦一個美其名曰的國際文學獎，但把獎都給我們自己認識的中國作家或者我們曲里拐彎費盡心機攀附上的稱兄道弟七姑八姨的外國同行，還號稱我們就已經代表了人類宇宙普遍性，為國爭光，每次都是找那些國際走秀的大腕，每次都急功近利地借人家唱戲自己搶占風光。你想，他人會怎么想？到目前為止，紐斯塔特獎似乎還沒染上這毛病。

9

莊子《秋水》一篇的開頭是：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瑞典文學院到底是河伯還是北海之神？我怎么覺得它更有幾分像河伯呀，而且還是沒醒悟過來的河伯？莊子筆下的北海之神相形之下謙虛清醒多了：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今爾出于崖涘，觀于大海，乃知爾丑，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哪怕汪洋如斯，這位北海之神也沒把自己當成東方版的“北大西洋”。這個故事的教訓是：千萬別以為自我就是中心，“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萬物之美皆備于我。天下的普遍性并非唯北大西洋獨尊。

當年留美歸來，自以為深得英美古典主義和自由主義真?zhèn)鞯牧簩嵡镄母邭獍粒缜懊嫠岬竭^的，主張“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結果在魯迅那兒碰了一鼻子灰，被后者諄諄教誨：“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同理，“個人存在的普遍性”未必就一定在諾貝爾獎欽定的某個“言必稱希臘”的美國女詩人那里。萬物雜而不齊，既不言必稱希臘，也不言必稱阿赫瑪托娃狄金森普拉斯格麗克，也不言必稱屈原李白杜甫偉大中國詩歌非我莫屬。一定要尊重真正的多樣性和多元性，哪怕沒有看見別人在聚光燈下說話，也許他們只是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被剝奪了機會或者選擇缺席而已。

誰也不是上帝，誰也不能“日不落”，不能將多樣性和多元性一手遮天或者一葉障目，那種只知道照一面鏡子，老是看見“我，我，我”的普遍性是狹隘可笑的，這是更根本的、更顛撲不破的普遍性。

2020年10月22日

美國康州新倫敦

注釋：

[1] 露易絲·格麗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陽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30-131頁。

[2] Daniel Simon, ed.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50 Years of the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 1970–2020, Dallas, Texas: Phoneme Media / Deep Vellum, 2020.

[3]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5.

[4]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65.

[5]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67.

[6]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4.

[7] Dispatche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p. 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