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末，兩名未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在大變革的時代中離開法國，來到北美大陸的原始森林，希冀由此改變命運，開拓未來。安妮·普魯寫下這個雄心勃勃的開頭時也許已有預感，完成小說《樹民》將耗費她近10年的心血。

普利策文學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安妮·普魯是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如果說她把前半生用來盡情生活，為寫作積累常人想象邊界之內或之外的各種素材，那么從她53歲首次出版短篇小說集《心靈之歌》開始，她在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再沒有絲毫猶豫和浪費。55萬字的《樹民》出版時，她已是80歲高齡，旺盛的創(chuàng)作力依舊令人感佩。

這亦是一部非常“安妮·普魯”的小說，《樹民》本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一曲拓荒者的贊歌，但她不寫英雄。她筆下的人們既堅忍、勇敢且機敏，同時又無知、短視且貪婪。我們不妨跳出以往閱讀小說的經驗，試著把森林看作這本書的主角。

安妮·普魯筆下的森林構成了書中最不可思議的景象。透過來自法國的兩個年輕人的眼睛，我們看到常青樹比教堂還要高，云杉和鐵杉聳入云天，巨大的落葉喬木用繁茂的枝葉搭成了一片虛假的天空。置身其中，人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信任自己的耳朵和鼻子了。腳下的聲音被遍地的松針吸收，喘息聲也被交錯的樹枝稀釋，樹木發(fā)出強烈的芳香，令人心迷神醉。

北美森林具有鮮明的個性。比如林中的冬天很冷，而這種冷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前人在樹上刻下的標記，竟然在離地3米的高處，這是因為冬季的積雪深厚，有人穿著雪鞋走在比地面高出數米的積雪上，像會飛的巫師一樣刻下這些標記；冬天靜夜中甚至能聽到樹木炸裂的聲音，就連石頭也會爆成碎片；人們會在林中遇到直挺挺地站著凍僵的鹿，河水中搖擺的波浪頃刻之間結成了冰錐。

面對如此狂暴的自然力量，渺小的人類是否會就此屈服？答案是否定的。來到新大陸的第二天早上，兩個年輕人就揮起短柄斧頭開始伐木了。他們的工具不但原始，也不順手，卻絲毫無損于他們想要征服這片森林的決心。這是他們掠奪式人生的開端，無論是以伐木度過一生、娶了印第安原住民為妻的實心眼塞爾，還是建立木材帝國、過起西方白人精英式生活的野心家迪凱，其本質并無差別。

英國人、法國人、愛爾蘭人、北歐人，移民蜂擁而至，他們把森林砍伐殆盡，肆意浪費木材，破壞土壤——有什么關系呢？自然資源豐富得令人麻木。不僅是森林，北美大陸的河流、湖泊，水貂、白鼬、水獺，甚至原住民，都仿佛一筆筆無主的財富，等待他們去占有和爭搶。印第安部落舊有的生活方式分崩離析，與森林共生共榮的相處模式也不復存在了。

書中有數不清的伐木場景：春季流送時在奔騰的河水中撞擊而下的上百根圓木；要像攀巖一樣爬高數十米才能削掉的巨大樹冠；曾被認為不可能砍倒的貝殼杉，樹干粗到要花三天才能劈出一個供人半蹲其中的缺口，再繼續(xù)劈砍直至斷裂的一刻。只有最嫻熟的伐木工能夠戰(zhàn)勝原始的自然之力，稍有閃失就會付出生命的代價。伐木在明，殺戮在暗。森林在書中取代原住民，成為被掠奪的主要對象。實際上森林所遭遇的滅頂之災，又何嘗不是這片土地上原住民的人生翻版呢？

對人與自然相處模式的反思一直是安妮·普魯小說的主題之一，但她從不說教，而是把它深藏于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中。《樹民》中塞爾和迪凱家族數代人的人生，很多只能用“傳奇”二字來形容。那些鮮為人知的生活方式：和剝人皮的易洛魁人做交易的毛皮商人、對駝鹿比對人還熟悉的駝鹿獵手、在命運鋼索上跳舞的木材流送工、精通印第安生藥學的治療師；那些令人終身難忘的場景：狩獵之旅、春季流送、驚天大火；還有那些戲劇性的情節(jié)——當迪凱之子貝爾納的北歐妻子的真實身份被揭開，相信每個讀者都會像她的兩位妯娌那樣，呆立當場。寥寥幾筆便勾畫出一個人物、一種生活，這是以短篇見長的安妮·普魯的拿手好戲。

迪凱和塞爾兩個家族在北美大陸上扎根的方式截然不同。迪凱憑借膽量、野心和不擇手段建立起一個木材商業(yè)帝國，迪凱家的子孫繼承了豐厚的財產，受到良好教育，過起了精英生活，緬因地區(qū)的廣闊森林只因他們的一個指令便被砍伐殆盡。而塞爾家的人長年與印第安原住民通婚，精神上也與少數族裔同化。由于印第安人古老的生活方式已被顛覆，心靈上不復安寧，很多人非但沒有學到西方的知識和技術，反而學會了酗酒，靠救濟度日；也有一些人試圖找回逝去的舊式生活，卻最終認識到潮流不可逆轉。從塞爾本人開始，家族每一代中都有一兩個伐木天才，但等待他們的命運幾乎無一例外，總是顛沛流離、不得善終。

直到四五代以后，與迪凱家聯(lián)姻的德國移民迪特爾建立了旨在重新種植森林的“幼樹苗圃計劃”，再到他的孫子繼承了這項種植計劃，迪凱家族才有細細的一脈從嶄新的視角看待與家族世代代代相關的這片森林。而在小說結尾，塞爾家的兩個年輕人拿到了植物項目的獎學金，這個項目的前身正是迪特爾的種植計劃。至此，兩個家族里終于有少數人殊途同歸。

安妮·普魯在一次采訪中表示：“即使人人都知道為時已晚，我們還是不會改變。這仿佛是人類心智中根深蒂固的某種東西。”盡管如此，在小說中她還是對人們寄予了希望，相信他們有亡羊補牢的智慧。

《樹民》在美國出版于2016年，安妮·普魯在2017年即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終身成就獎，其中應有它的功勞。美國文學評論界和讀者紛紛給予肯定，卻又有所保留，想來是書中描寫的殖民時期對印第安原住民的血腥掠奪及“美國精神”在某種程度上的幻滅，令一些人感到不適。這也從側面印證了安妮·普魯在情節(jié)設置上的魄力、再現歷史時的真誠、書寫時的冷靜和細致。假如歷史不由人類書寫，而是萬物有靈、各自講述，也許就是這部小說的模樣——《樹民》對其中人物不加道德評判；是非功過，讀完它的人自有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