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多青年學子的“北大記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9月10日，陳鼓應先生乘坐的航班降落在上海虹橋機場。次日，我們通話時，他已制定好了隔離期間的工作安排。14天滿，陳先生受邀出席了兩岸文化座談會。27日，他回到北京。此時距離他春節(jié)以前返回臺北和家人團聚，已過去9個月的時光。而這也是陳先生近年離京時間最久的一次。

自2010年受聘出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并參與主持道家研究中心以來，陳鼓應先生的絕大多數時間都在燕園度過。只有寒暑假時，他才會回臺北家中或者美國伯克利的寓所。但假期也幾乎全被他用來搜集研究資料，以及為北大道家研究中心拓展國際合作。

1984年至1997年間，正值盛年的陳先生曾在北大哲學系任教，并以中國文化書院為陣地積極推動文化復興。他結合自己的學思經歷，開設了尼采與莊子的有關課程。其時的他，一手擺渡“新知”，一手轉化“舊學”，融會東西文化，引發(fā)了大批求知者的神往。在燕園，陳先生作育校內外人才眾多，尤其是為賡續(xù)與接引道家文化學脈做出了突出貢獻。而作為北大教授的他，也在這時出版了《悲劇哲學家尼采》《老莊新論》《易傳與道家思想》《黃帝四經今注今譯》與《周易今注今譯》（與趙建偉合作）等重要著作。1989年，陳先生發(fā)表《論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正式提出“中國哲學道家主干說”，引發(fā)巨大反響，堪為中國現代哲學史上“成一家之言”的標志性論述。他早年的經典著作《老子注譯及評介》與《莊子今注今譯》的簡體本更在這一時期問世，風行海內。

13年后，陳先生重回北大。“發(fā)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論語·述而》）是他近十年來的精神寫照。盡管已逾古稀，但他在學問上的銳意及教育上的熱情卻絲毫不減當年。晚年的陳先生依舊筆耕不輟。2012年，他出版新著《道家的人文精神》；2017年，另一部新作《莊子人性論》又與讀者見面。從2015年起，收錄其思想精粹的20卷本“陳鼓應著作集”由中華書局相繼推出。而他主編的《道家文化研究》集刊也在2016年出滿30輯（1992年創(chuàng)刊，迄今仍在編輯發(fā)行）。依托北大哲學系與道家研究中心，陳先生還發(fā)起了“嚴復學術講座”與“道家學術講堂”兩大演講系列，邀請湯一介、李學勤、杜維明、余敦康、施舟人與汪榮祖等當代一流人文學者主講。他自己開設的專題課程、相關演講，以及策劃的國際會議，更是每每成為燕園中的學術風景線，備受歡迎。甚至他每日在未名湖邊散步或者騎車的身影，也已然成為眾多青年學子的“北大記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準備以“從臺大到北大”來命名自己的回憶錄

陳先生曾不止一次談到，準備以“從臺大到北大”來命名自己的回憶錄。而他此次回京的一項重要計劃，便是啟動回憶錄的撰寫工作。之前，陳先生作為1970年代臺灣民主運動的重要推動者，曾就此接受過口述歷史訪問。近年，他也參加了國家圖書館“國家記憶”工程的錄制，講述了親歷兩岸若干歷史事件的經過。但一部以其學者生涯為主線的系統(tǒng)的個人回憶錄，卻始終在他的構思當中。而今，經過長期醞釀，陳先生決定在疫情過后的故都正式開筆。

北上求學不久，我便與陳先生相識。數年之間，常有機會請業(yè)請益。而此次由于疫情，我們已許久未能見面。其間雖通話多次，但終不比當面交流暢快與透辟。9月28日，即陳先生回京的第二天，我見到了久違的他。一見面，陳先生就興味盎然地說起回憶錄的事情。

在陳先生看來，盡管一生經歷豐富，也曾一度站上歷史潮頭，但與之相比，他更為看重的還是自己的學者身份，特別是臺大與北大兩所大學和自己的生命聯結。

1956年，陳先生入讀臺灣大學，1963年從臺大哲學研究所畢業(yè)。在臺大期間，他深受哲學家方東美與殷海光的影響，逐漸形成了將哲學思辨與家國情懷熔鑄一爐的學術風格。畢業(yè)后，他先到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任教，但因殷海光遭到當局迫害，他也在1967年被作為“殷黨”解聘。后來他又轉任臺大教席，由于投身“保釣運動”，在當局壓力下，復被臺大解聘，并引發(fā)了著名的“臺大哲學系事件”。但在困厄中，他卻不墜青云之志。正是從1967年開始，他發(fā)奮注譯老莊，歷時數年完成了一代名著。在《我的學思歷程》一文中，陳先生回憶道：“上世紀60年代，在臺灣當局白色恐怖的政治環(huán)境下，儒學之道統(tǒng)說與威權體制的統(tǒng)治相互溫存。”而他選擇在詮釋道家思想上用力，闡幽發(fā)微，一如其內心對于尼采學說格外親近一樣，“未嘗不是對政治上道統(tǒng)說和學術上道統(tǒng)說的回應”。

陳先生1972年曾短暫赴美交流，1979年再次赴美后，便受阻無法返臺北。在杜維明教授的介紹下，他到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qū)專事道典研究。此后他又到芝加哥大學，參與了著名政治學家鄒讜教授主持的為期三個學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項目。而在“五四”一代風云人物中，他最為欣賞的是時任北大文科學長與《新青年》主編的陳獨秀。

陳先生說，無論是在臺大讀書時，還是畢業(yè)以后，親炙的師長中有不少出身北大或者“抗戰(zhàn)”時期的西南聯大。在當時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中，臺大成為北大學脈的一道余緒。他高度認同這一傳統(tǒng)。只不過那時的陳先生還不曾想到，自己此后的人生舞臺會伴隨著劇烈的歷史變動而轉向北大，為這一學脈再譜新篇。

就在陳先生赴美的同年，中美建立外交關系。1935年出生于福建長汀的陳先生，1949年和父母一同赴臺。此后他在臺灣接受教育，并嶄露頭角，但他的視野與關懷卻從不以臺灣自限。相反，在精神深處，他始終與故土保持著血肉聯系。赴美以后，陳先生得以更多了解來自大陸的信息，同胞的命運時刻牽動著他。經由政治學家趙寶煦先生與袁明教授引介，陳先生逐漸與北大走到了一起。

在海外募得20萬美元，重修了治貝子園

1984年，陳先生應邀到北大任教，繼續(xù)其學術道路。如果說他赴美之前的著述大都具有濃郁的現實關懷的話，那么移師燕園以后的他則更趨沉潛。彼時的媒體上時見陳先生為兩岸關系解凍奔走，但他投注到學術研究中的精力實則更多。1970年代以來，適逢各類出土文獻面世，陳先生敏銳地將之與自家的道典詮釋工作結合起來。他表示北大教學相長的時光令自己“在文獻和學術論著方面打下基礎”（《陳鼓應著作集·總序》）。此時的他一面著述新說，同時也修訂完善了自己的早年著作。他不僅在更為開闊的視野中對于中國文化前途與人類文明出路展開探尋，而且也著力為腳下的這片土地付出心力。

北大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國文化書院在1990年代之后曾坐落于北大校內的治貝子園。諸多中國文化研究學者于此講學，促成了至今方興未艾的“國學熱”。但陳鼓應先生與這座清代皇家園林的因緣，卻長期鮮為人知。1952年，北大遷入燕園以后，僻居一隅的治貝子園長期未得修繕。究竟是存是廢，校方一直舉棋不定。1995年，是陳先生在海外募得20萬美元，方才重修了治貝子園。歷史遺跡由是重新啟用，而北大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等學術機構也藉此得以安身。陳先生從未張揚此事。20余年過后，樂黛云先生鄭重撰寫了《美麗的治貝子園》一文，向外界披露了這則佳話。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再造治貝子園的陳先生并未在園中謀求過一間研究室。湯一介先生為感念陳先生的協助，當治貝子園有機會為先賢塑像時，他決定首先樹立起一尊老子像，向道家文化學者陳先生致意。如今園門外矗立的老子像，即是陳、湯二位先生數十年交誼與一代學人的文化情懷的見證。而此類事跡，陳先生在執(zhí)教北大期間其實還有許多。

我問陳先生，為何他很少主動提及這些？他說，知識分子容易沉湎自我，與其講述做了什么，還是把事情本身做好更加重要。如果非要說，他更想記錄下來的是師長、同道與學生對于自己的幫助。后者我深有體會。

陳先生80歲時，我曾起意為他做點什么。他得知后和我說，不必為他公開祝壽，我們可以合作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從2015年開始，我協助陳先生口述懷念殷海光先生的長文（《追憶殷海光先生的晚年境遇》），并重編了《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后的話語》一書。其間他遙想先師，幾度泣不成聲。陳先生說，老師在極其艱困的條件下依然對于中國文化保有信心，而老師的老師們更是在烽火連天的“抗戰(zhàn)”歲月中堅持弦歌不輟，這些都是他莫大的精神力量。

晚年的精神追求是“站在地球村的視角思考問題”

1997年，臺灣當局為“臺大哲學系事件”平反，陳先生返回臺灣大學任教，延伸其在北大時期的學術志業(yè)。而臺灣社會在世紀之交出現的諸多新現象與新問題，也促發(fā)他的思考。1979年離開臺灣之前，陳先生是名副其實的公眾人物，在“白色恐怖”一片肅殺的氛圍中，他不畏強權，屢屢發(fā)聲。但1997年返臺以后，面對殊榮，他卻毅然遠離政壇，棲身校園。因為在他看來，文化涵育才是更為根本的事業(yè)，也是他余生的真正寄托。此中貫穿的，正是他在北大沉淀所得的結晶與洞見。

2010年再度回到北大，陳先生以莊子的“任其性命之情”與“安其性命之情”夫子自道。他說自己晚年的精神追求是“站在地球村的視角思考問題”。他認為“中國哲學儒、墨、道、法各家，傳承數千年而蘊含著中國文化的內涵，各有其普世的價值”，而“這種普世價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莊的思想都散發(fā)出普世的情懷，即老子的貴柔及其寬容心態(tài)、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倫理、墨子的兼愛與非攻思想、莊子的藝術人生和齊物精神”（《陳鼓應著作集·總序》）。為此，他在深耕與廣播道家文化之外，還致力論述孔子、老子對話的時代意義，并身體力行，倡導“異質文化的對話”。陳先生說，這是莊子給予他的啟示。

陳先生曾以莊周與惠施“濠梁觀魚”的故事為例，講到無論不同個體，還是不同文明，都應當“承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智能才性，要張揚個體的優(yōu)點長處”，“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需要相互溝通，既能用惠施的理性去研討論文，又能用莊子的情懷，彼此發(fā)揮更多的‘同’與‘通’精神”（《我讀〈莊子〉的心路歷程》）。在新近發(fā)表的《莊子“齊物論”與中國文化精神之重建》一文中，他更從自身心路歷程出發(fā)，寫道：“我出生于大陸、求學于臺灣，從臺大校園到北大校園，走遍兩岸三地、造訪歐美各國的五十年間，所到之處，我特別留意各國的校園與博物館，深刻體驗到不同地域的文化各有千秋，也才更加感覺到包容性文化、多元文化的可貴。”

言及當前沖突與分歧愈演愈烈的國際形勢，陳先生主張學人應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由此說到自己的導師方東美先生。方先生早年曾是“少年中國”學會成員，但終其一生沒有直接介入過現實政治。1948年赴臺以后，他在臺大哲學系長期講授中西哲學課程，對于中華文化的傳揚厥功甚偉。陳先生提示我去讀方東美晚年的最后一部講稿《新儒家哲學十八講》，指出書中可見其學問背后的批判意識、家國精神與現實關懷。這在方東美的其他著作中并不多見。

方東美示范的學者人格，無疑是陳先生十分心儀的。而方東美畢生未與其他學人爭斗，也令陳先生感慨良多。陳先生說，縱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即便聯合起來，也未必斗得過有權勢者，但知識分子內部的互相傾軋從來最為慘烈，這讓人格外痛心。對于學人而言，既需要一份自知之明，還應當具備一種自我修養(yǎng)。

令陳先生感到溫暖的是，他兩度執(zhí)教北大期間，與幾代學人締結形成學術共同體。他認為，學術研究應當“有容乃大”，而學人之間能否團結與共，是一個時代學術興衰的重要標志。2010年重回北大以來，陳先生與王博、鄭開、王中江等學者通力協作，以北大道家研究中心與《道家文化研究》集刊為平臺，已經凝聚了一支極具水準的道家文化研究隊伍。同時，他們還十分注重與其他大學以及研究機構的學術交流。疫情來臨之前，陳先生每個學期都要到外地講學，促進不同學術群體之間的相互合作。

疫情這半年，屏除外務，專心著書

“從臺大到北大”，既是陳先生的人生軌跡，也是他的學術進路，還是他2020年生活與寫作的真實記錄。當陳先生春節(jié)之前返臺時，新冠疫情未至。原本以為春季開學即可重返北大的他，不想一下便延宕了半年之久。平心而論，即便在病毒初歇的金秋時節(jié)回京，以陳先生85歲的高齡而言，仍是冒著一定風險的。他的抉擇，與其說是一位哲學家的“智者”之舉，倒不如說是一位將中國文化道成肉身者的“勇者”之為。跨越海峽的飛行，帶來的有他作為學者與師者的使命感與責任心，更有他從2020年出發(fā)的最新思考。

重逢時刻，陳先生這段時間的生活與思考，特別是他在疫情背景下對于未來的展望，自然是我企盼了解與求教的。

陳先生在臺北的寓所位于臺大校園中。疫情暴發(fā)以后，他密切關注事態(tài)發(fā)展。當確知短期內回京無望，他馬上調整了自己的工作計劃。這半年，他屏除外務，專心著書，先是著手起草新論張載哲學思想的長文，這是即將告成的“陳鼓應著作集”的收官之作《道家哲學主干說》的最后一章；后又在臺灣商務印書館接連推出《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后的話語》與《莊子淺說》的繁體本，這兩部著作均系他為“陳鼓應著作集”新編的作品。其中，后者臺版易名為《莊子思想散步》。陳先生在序言中寫道，之所以如是，乃是希望“更貼近莊子‘游于心’的核心思想和氛圍”。這兩本新書，一闡揚殷海光先生的自由意志與家國情懷，一發(fā)凡莊子的開放精神與通達態(tài)度，雖語語無涉當下，卻又在在關乎未來。陳先生的良苦用心，由是實可見一斑。而在此以外，他還籌劃了《老子》《莊子》與《周易》普及本的編寫，并基本完成了《老子》一種。陳先生認為，疫情過后，深培厚植中華文化根基在兩岸皆為亟需。他希望這一系列普及本可以面向年輕世代，在兩岸三地同時發(fā)行。

7月30日，陳先生的老友、與他同為“臺大哲學系事件”主要當事人的思想史家、臺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先生病逝。陳先生懷抱悲痛，參與料理了昔日學侶的后事。9月3日，王曉波先生的追思會在臺北隆重舉行。陳先生出席并致辭。他稱贊王曉波在兩岸文化界與學術界發(fā)揮的橋梁作用，建議成立基金會，系統(tǒng)整理其學術思想，出版《王曉波全集》。一周過后，他帶著對于亡友的深切懷念啟程返京，繼續(xù)他的精神行旅與文化征程。

陳先生只身北來，但他并不孤單。莊子穿越千載的啟迪，先師半個世紀前的感召，以及故交未竟的熱望，無時無刻不在他的左右，陪伴與激勵著他向前。

我問陳先生，疫情過后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他答復道，一路走來，不少師長與友朋都已在不同階段先他而去，也許是上天眷顧，讓他還能思考，還有機會實現自己的一些想法。現在既然回到了北大，那就繼續(xù)按部就班地從事研究與出版工作，爭取盡早把行前在臺大啟動的計劃完成。除此之外，便是回憶錄的寫作以及力所能及地做些教育實踐。說到這里，他抬頭望向遠方，目光篤定而澄明。這就是陳先生，他從來沒有一句高調，但步步踏在實處。

2020年9月30日，寫畢于山東濱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