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航》（The Voyage Out）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第一部小說，講述一個商人的女兒瑞秋·溫瑞斯坐船來到南美洲殖民地某個虛構的度假勝地時所發(fā)生的故事。在船上、在南美洲，她結識了形形色色的人，逐漸擺脫了她在小說開始時所處的蒙昧狀態(tài)，對廣闊的人生有了初步體驗。小說的英文標題“The Voyage Out”精妙地把握住了主題：既指一個人初識世界，又指小說所描述的這一群英國人離開英國，離開歐洲——“舊的世界”（The Old World），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源地——來到“新大陸”。伍爾夫這樣描述出航時的情境：“他們離開坐落在泥土之上的倫敦??他們不受路的束縛，不受人類的束縛，一種共同的為自由而喜悅的感覺傳遍了他們中的每個人。”“歐洲變小了，亞洲變小了??”這一段去往新大陸的航程，是在與既有的文明保持一段距離的地方，重新審視過往的生活，探索現(xiàn)代生活新的可能性。同時，作為伍爾夫的第一部小說，“The Voyage Out”也仿佛象征著她作為為小說形式帶來極大革新的藝術家，踏上尋找自己獨特的領域與才能的旅程。

從文類的角度來看，《遠航》有些類似于一部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因為表面上情節(jié)的重心是瑞秋遇到的各種人給她帶來的精神成長。敘述一個年輕女孩如何步入社會的小說十分常見，但通常情況下，成長小說不會以主人公的死亡作為結尾。而在《遠航》中，瑞秋與休韋特訂婚，幾個星期后突然發(fā)起高燒，生病死去。對于此處的情節(jié)陡轉，有學者根據(jù)伍爾夫的早年經(jīng)歷給出解釋：由于她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遭受過同母異父的哥哥們的侵犯，身體上的親密對她而言充滿矛盾，婚姻有污穢的一面，所以瑞秋充滿幸福的訂婚引向她的死亡是符合邏輯的。她擁有了愛情的親密，而免受污穢的一面。而本文試圖從文本本身出發(fā)解釋這個結尾，從而獲得對瑞秋這個人物更深刻的理解。弗吉尼亞·伍爾夫

弗吉尼亞·伍爾夫

瑞秋是一個難以被定義的主人公，缺乏明確的性格特質(zhì)。實際上這部小說里幾個主要人物，如瑞秋的姨母海倫·安布羅斯、瑞秋遇到的愛人特倫斯·休韋特、休韋特的朋友圣約翰·赫斯特等都是如此，他們就像你在現(xiàn)實世界中遇到的復雜的人（實際上，根據(jù)伍爾夫的書信，他們在現(xiàn)實中也都有原型），雖然你大致清楚他們的脾氣性格，但你猜不透他們在某一特定的時間或者環(huán)境會有什么想法，當你以為你很了解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心理活動卻會使你感到驚訝。《遠航》里幾乎沒有傳統(tǒng)小說中類型化的人物，在閱讀過程中，你仿佛走進這些人物組成的一個小圈子，生活在他們中間，更確切地說，是游走在“現(xiàn)實”與各個人物的意識里，觀察現(xiàn)實，也體驗他們所體察的現(xiàn)實。正因為小說對這些人物的刻畫是流動而非靜止的，所以閱讀——獲得他們的生命體驗——永遠有新的可能性。在一封寫給利頓·斯塔奇（Lytton Strachey）的信里，伍爾夫試圖解釋《遠航》：“我想做的是使人感到一種宏大的混亂，這混亂就是生活本身，盡可能多元和無序，這種生活的感覺會在某一時刻被死亡打斷，然后會再次繼續(xù)——并且這個整體會有一種規(guī)律而受到控制。”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創(chuàng)作理念，小說充滿各種各樣的支線情節(jié)，或者說，作者不惜筆墨帶讀者走進一些次要人物的意識，規(guī)律就隱藏在許多人的生活、他們各自獨特的生命體驗之中，讀者不是被動地接受某個特定人物的故事，而是努力在這許多經(jīng)驗所匯集而成的生活的海洋里，尋找到規(guī)律與價值。

讓我們從瑞秋開始。她跟隨父親搭乘他的一艘貨船前往南美洲，她父親的生意涉及歐洲與南美洲之間的貿(mào)易，此行是為了做生意。她的姨夫姨母安布羅斯夫婦也受邀搭乘這艘船，去往南美洲一個虛構的小鎮(zhèn)圣瑪麗娜度假，在那里他們會租住一間屬于姨母海倫的兄弟的別墅。瑞秋的母親在她小時候就去世了，父親忙于工作，打造了一個擁有許多艘遠洋貨船和工廠的商業(yè)帝國，最終目標是走入政界。她與她的兩個姑姑住在里士滿，過著規(guī)律而一成不變的生活。她讀的書全部經(jīng)過父親和姑姑們的審查，沒有任何潛在顛覆保守觀念中一個淑女的“道德”的書能進入她的視野。海倫發(fā)現(xiàn)，由于父親思想極為保守，瑞秋受的教育簡直荒誕可笑，以至于她24歲尚完全不知男女之事。她決定把瑞秋帶到圣瑪麗娜，自己接手瑞秋的教育，讓瑞秋知道怎么做一個有理性的人。

小說前半段的一個小高潮，也是第一件改變了瑞秋的生活與她對生活的看法的事，是一個來自中年政客達洛維先生的吻。達洛維先生失去了在議會的席位，于是帶著妻子在外游歷，尋找能夠為國家出力的機會。達洛維夫婦搭了一程瑞秋父親的船，在船上住了幾天，來去匆匆，之后這兩撥人再也不會見面。瑞秋喜歡聽達洛維先生談天說地，他也愿意跟她聊天，甚至向她推薦了愛德華·伯克的《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講話》。一次偶遇，達洛維先生來到了瑞秋的房間，對瑞秋說：“做一個女人是多奇怪的事啊！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能讓整個世界臣服在她腳下。這是真的，溫瑞斯小姐。你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善良的或是邪惡的。你為什么不能——”他沒說下去。“什么？”瑞秋問道。“你有美貌。”他說。船突然往前沖了一下，瑞秋也有點往前沖，達洛維先生于是把她攬入懷中，吻了她。吻畢，達洛維先生說：“你誘惑了我。”

在海倫看來，那個吻是很自然的事，因為男人對女人有欲望是很自然的事，沒必要為一點小事大驚小怪。海倫對瑞秋說，她必須接受事情就是這樣；要想跟男人交朋友，必須承擔一定風險，不過她笑著表示，她覺得承擔風險是值得的，她并不介意被親吻，雖然達洛維先生使她感到很無聊。但對瑞秋而言，這段經(jīng)歷給她帶來了很大沖擊：她第一次意識到，原來這是她不能單獨散步的原因，她第一次感到她只有一次的生命仿佛是一個躡手躡腳的、被樹籬保護起來的東西，在高墻之間謹慎地行走，在這里轉到旁邊，在那里一頭扎進黑暗中，被弄得永遠沉悶、殘缺不全。她不禁叫起來：“男人都是野蠻人！我厭惡他們！”

瑞秋第一次發(fā)現(xiàn)自己成為了男性欲望的對象，她雖然不反感被親吻，還曾經(jīng)覺得達洛維先生極為有趣（有必要指出，更有閱歷的海倫覺得達洛維沉悶又自命不凡），但她本能地抗拒著男性欲望給女性帶來的封閉處境。瑞秋的這個發(fā)現(xiàn)，從表面上看只能說明她之前極為幼稚無知，往深處想，卻揭示了幾百年來中上層女性的生存境遇——為了躲避男性欲望，或者說因為統(tǒng)治她們的男性要將她們隔離于普遍的男性欲望之外，她們只能被封閉、隱藏起來；又因為男性為她們制定了所謂的“道德”，出于她們的“道德”考慮，對文化中有顛覆性的內(nèi)容進行控制，同樣走向封閉的還有女性自身的欲望。

這個吻和由此而來的關于兩性的討論，卻為瑞秋和海倫的溝通打開了一個契機。以此為開端，瑞秋在海倫的幫助下踏上了理解自己、成為自己的旅程。海倫認為達洛維夫婦不是一流的人，但要想有識人之明，必須靠自己去找答案。她問瑞秋：“你覺得我缺少同情心嗎？”瑞秋想，海倫難以理解的點主要來源于她們之間差了將近二十歲，于是她說，海倫并不缺乏同情心，不過有些事情她不能明白，這也是當然的。海倫說：“當然。所以你現(xiàn)在可以做你自己。”這句話仿佛為瑞秋打開了一扇門。書里對瑞秋的覺醒的描寫十分動人：她對自己性格的想象——她作為一個永存的、與其他事物都不同的、不會被其他事物吞沒的東西，像海洋，像風一樣——在腦海中閃現(xiàn)，使她為活著這件事而非常激動。她結巴著說：“我可以做我??.我??.我自己，不用管你，不用管達洛維夫婦，不用管我父親，我的姑姑們，不用管所有這些？”“這些都不用管。”海倫嚴肅地說。接著她向瑞秋建議，她可以跟他們夫婦一起去海邊的小鎮(zhèn)住一陣。

在南美洲，瑞秋與海倫和她的丈夫住在一幢別墅里，度假小鎮(zhèn)還有一座酒店，也住了不少來自英國的旅客。于是一個小社交圈就由一座酒店和一幢別墅組成。海倫和瑞秋認識了兩個住在酒店的年輕人，特倫斯·休韋特和圣約翰·赫斯特。休韋特是個紳士的兒子，沒有固定的職業(yè)，正在寫一部名叫《沉默》的小說。瑞秋和休韋特相愛并訂婚的原因，似乎是他們兩個在一起總有說不完的話，一旦分開就覺得談話受到了打斷。

他們都喜歡觀察人，而且這種觀察不帶任何功利色彩，卻有對普遍接納的事實的批評精神。他們的第一次對話，發(fā)生在一次野餐時。休韋特在觀察其他人，他的目光落在瑞秋身上，瑞秋盯著她面前的一排人，眼神有點憂傷，卻不十分專注。他感到她有可能正有和他一樣的想法。他拿著一片面包來到她身邊，問她：“你在看什么？”她有些驚訝，卻直接答道：“人類。”休韋特的特殊之處，在于他能夠從女性的視角觀察世界，他說自己和其他必須強擠猛撞來掙錢養(yǎng)家的男人不一樣，他每年有六七百英鎊的收入，并且“感謝上帝，沒人把一個小說家當回事”。他對男性的世界有一種批判性的眼光——“男性對生活的概念簡直是個奇跡——法官、公務員、陸軍、海軍、議會、市長大人——我們造了一個怎樣的世界啊！看看赫斯特，他每天都會跟我討論他到底應該留在劍橋還是去成為一名律師。那是他的職業(yè)——他神圣的職業(yè)。如果我聽這個聽了二十次，我確信他的母親和姐妹總聽了有五百次。你能不能想象，他的姐妹被叫出去喂兔子，因為圣約翰必須一個人坐在書房里——‘圣約翰在用功’，‘圣約翰想要他的茶被端過去’。難怪圣約翰認為他的事至關重要。確實，他需要掙錢養(yǎng)家。但圣約翰的姐妹，沒人把她當回事，可憐的人。她喂兔子。”瑞秋說：“是的，我喂了二十四年的兔子；現(xiàn)在想起來感覺有點奇怪。”在這里，熟悉伍爾夫的讀者仿佛能瞥見《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里著名的莎士比亞的妹妹的影子。

正如小說中另一個年輕女人說的，休韋特“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在這段對話里，他本能地采納了女性的視角，從而激發(fā)了瑞秋對自己過往生命的審視。他問瑞秋如何度過一天，于是瑞秋向她描述了自己的生活，還有她的姑姑們的生活。小說通過瑞秋之口敘述了長長一篇屬于中產(chǎn)階級老處女和未婚女孩每天規(guī)律而瑣碎的日常事項，還有她們居住的沉悶而沒有個性的屋子。難得的是，休韋特說自己從未對什么事情如此感興趣過。他說，他經(jīng)常沿街走，街上是一排住人的房子，那些房子每一間都長得一模一樣，他非常好奇女性在屋子里做些什么。“想想看，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二十世紀初了，直到幾年前還從沒有女人自己站出來說過話。好幾千年來，在背景里一直持續(xù)著這奇特的、沉默的、未被表現(xiàn)的生活。”“奇特的、沉默的、未被表現(xiàn)的生活”——這個短語說出了伍爾夫作為小說家的野心。從《遠航》開始，她的作品展現(xiàn)出女性不受關注的生活，也展現(xiàn)出傳統(tǒng)的文學形式所難以表現(xiàn)的、人類復雜的內(nèi)心世界，以及獨屬于個體的生命體驗。

此前，瑞秋與達洛維先生也談起過平凡女人以及她們的喜怒哀樂。達洛維先生說，他從不讓他的妻子談政治，是因為人“不可能同時進行戰(zhàn)斗和保持理想”。他能保持他的理想，是因為他能夠在晚上回到家，看到他的妻子在一天中走親訪友、跟孩子們玩、處理家中瑣事，她所擁有的幻象沒有被打破。她因此給他勇氣，從而能繼續(xù)在政治生活中勞心勞力。女性，精致而富有高雅趣味，日日閑暇——達洛維夫人成為了達洛維先生腦海中象征父權社會所謂“理想”的符號。而瑞秋卻向他描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場景：“某個地方有個老寡婦呆在她的房間里，讓我們假設是在利茲的城郊。你在倫敦將生命花在講話、寫東西、使議案通過這些事情上，卻錯過了看上去很自然的事。最終的結果是，她能在櫥柜里找到更多一點兒的茶，多幾塊糖，或是少一點茶和一份報紙。我承認整個國家的寡婦都在這么做。但還有這個寡婦的思想——她的情感；這些你不去觸碰。但你卻浪費了你自己的。”瑞秋指出了達洛維對自己、對他人的情感世界徹底的忽視，達洛維卻回答說，他想象不出有比做帝國的公民更高尚的目標了，他將帝國描繪成一個龐大復雜的機器，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個零件。“要將一個精瘦的黑衣寡婦朝著窗外凝望、渴望著有人說說話的形象，和一個龐大的砰砰作響的機器的形象結合起來，是不可能的。”瑞秋和達洛維先生的交流失敗了。帝國機器的齒輪看不到人還有充滿情感與渴望的世界，而瑞秋和休韋特則由于共同的對普通人情感世界的關注、對現(xiàn)實的反思而走到了一起。

在一場去往叢林深處尋訪原始村落的旅程中，瑞秋和休韋特吐露心聲并訂婚了。如果伍爾夫僅僅想講述一個女孩的成長歷程、一對志同道合的戀人的愛情故事，那故事完全可以在瑞秋和休韋特訂婚時結束；但緊接著，伍爾夫描寫了這一隊歐洲人在原始村落中的情境：村民們先是盯著他們看，但很快就不再注意他們了，他們被吸收了進去。唱歌的聲音響起，調(diào)子上升了一點又下降了一點，停留在相同的低而憂郁的調(diào)子上。這情景使他們感到非常冷而且憂愁。休韋特說：“這使我們顯得無足輕重，對嗎？”瑞秋表示同意，她說，這些坐在樹下的女人、樹、河流，這情景會一直進行下去，直到永遠。瑞秋和休韋特走了沒多久就開始再次向對方保證，他們彼此相愛，非常幸福而滿足，但“為什么陷入愛河是這么痛苦的事？為什么幸福中有這么多的痛苦”？海倫也暴露在對災難的預感中，走在樹林中的人看上去很小，他們的肉體與高大的樹木和深深的水流相比顯得非常脆弱，輕易地就會破損，讓居于其中的生命逃逸出來。她將目光焦灼地集中在那對戀人身上，仿佛這樣做她就能在他們的命運面前保護他們。

除了命運無常之外，瑞秋和休韋特的感情也不是完滿的。僅僅擁有休韋特的愛，對瑞秋來說是不夠的，她還渴望很多東西——“大海，天空”。小說多次將瑞秋描述為自由的：她與休韋特講起女孩子的處境和她的感受：“沒有人在意她做什么...但這正是我喜歡的。我喜歡走在里士滿，對自己唱歌，知道這對任何人都無關緊要。我喜歡旁觀事情如何發(fā)生，就像那個晚上我們看得見你，你卻看不見我們——我愛這種自由——這就像成為風或者海洋一樣。”

瑞秋對生活的興趣本質(zhì)上不是作為一個參與者，而是作為一個旁觀者。這一點在她訂婚之后的一個瞬間也變得非常清晰：她和休韋特坐在酒店的大廳里等著即將一同喝茶的其他人，休韋特半夢半醒，她坐在休韋特身邊，觀察著來來往往的人，她想到：“或許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事物組成某種樣式不僅僅是為她，而是為了他們，在這個樣式里蘊含著滿足感與意義。”當她回首往事時，她能夠看到在姑姑們的生活中、達洛維夫婦短暫的拜訪中、父親的生活中，顯然有某種意義。她看大廳里來來往往的人都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們的確定性也讓她充滿了舒適的感覺。在那一瞬間她游離在生活之外，仿佛生活再沒有她那一份了，她想她能接受任何發(fā)生在她身上的事。由此，瑞秋的教育達到了完滿，她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義，也發(fā)現(xiàn)了其他人生活的意義并不依賴于她而存在，他們的完滿卻也能使她感到滿足。

圣約翰說，愛似乎能解釋這一切。不過瑞秋認為，這不是男人對女人的愛，不是休韋特對她的愛。盡管她即將嫁給他，與他共同生活好幾十年，與他爭吵，與他親近，但她依然是獨立于他之外的，獨立于一切之外。“是愛讓她明白這一切，因為她在與他墜入愛河之前從未體會過這種獨立、平靜和確定性，或許這也是愛。”伍爾夫開辟出了新的一種“愛”，在以往的文學作品中，“愛”的主體往往是男性，因為亞當需要伴侶，所以上帝創(chuàng)造出夏娃。但這種愛的主體卻是女性，不帶占有的欲望，也不局限于她的戀人——戀愛中的瑞秋將對一個男人的愛延伸到了整個世界。

回到本文開始時的那個問題：為什么結尾時，瑞秋會連發(fā)好幾日高燒然后死去？她死前的各種幻覺象征著什么？首先需要指出，對于休韋特而言，在瑞秋臨死的時刻，他感到極大的平靜，他和瑞秋似乎在一起思考，他似乎既是瑞秋又是他自己，當死亡到來時他覺得這是幸福、完滿的幸福，“因為他們現(xiàn)在擁有了他們一直想要的，一種在他們都活著的時候不可能完成的結合。”“他們擁有了永遠無法被奪走的東西。”直到他意識到在這個世界上將再也見不到瑞秋時，他才痛苦地叫喊她的名字。

瑞秋死前的幻覺是非常難解的一段。在被達洛維先生親吻之后、在與海倫談論這段經(jīng)歷之前，瑞秋做了一個夢：她夢見自己沿著一個長長的隧道走下去，隧道逐漸變窄，直到變成了一個地下室，她發(fā)現(xiàn)自己被困在了里面，無論轉向哪個方向，四周都是磚頭。與她關在一起的是一個小小的、畸形的男人，蹲在地上絮絮叨叨地說著話，他背后的墻上，潮氣結成水珠滑下來。這個夢之后在瑞秋重病時又重新出現(xiàn)了，這次她夢見自己走在泰晤士河底的一條隧道里，有一個小小的畸形的女人一直坐著玩牌。墻壁滲透著潮氣，那潮氣凝結成水珠沿著墻壁劃落。

如果畸形的男人的意象與達洛維所代表的父權社會和殖民體系存在某種聯(lián)系，那么我們或許可以將畸形的女人與覺醒后的女性的自我意識聯(lián)系起來。小說中的另一個年輕女性，伊芙琳，一直對過去伊麗莎白時代殖民者的生活心懷向往，渴望能夠建功立業(yè)，而不僅僅被認為只是個好看的年輕女子。然而她的雄心總是伴隨著困惑與迷茫，小說對她的描寫有時甚至能讀出反諷的色彩：一旦落實到實際行動，她所能想到的就只有“發(fā)起一個俱樂部”，一個為了“做事”的俱樂部，“確確實實做事”。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比婚姻更多，可能也做不到在意一個人到愿意嫁給他的地步，并且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卻還是許多次被求婚、被失落的求婚者親吻。更令人憂慮的是，即使伊芙琳真的有非凡的行動力，能打破環(huán)境對女性的束縛，后果可能也不十分完美——她在思想上也非常接近殖民者，十分天真地想著如果她是男人，她要召集起一支軍隊，征服一片偉大的領地，然后使它變得十分輝煌燦爛。如果說瑞秋本質(zhì)上是生活的觀察者和思考者，像作者伍爾夫一樣，那么她夢里的畸形女人很有可能代表了她和作者對女性命運的焦慮。作為旁觀者的瑞秋的一生已經(jīng)達到了完滿，作為潛在的行動者的伊芙琳該怎么辦？想要做事情的女性，是否能擺脫教育、社會環(huán)境帶來的種種限制，真的做些什么？她們所做的事情，是否有意義？是否可能淪為父權社會和殖民體系的幫兇？瑞秋死去這一幕，向讀者展開了駛向未知航程的許多可能性，不乏令人恐懼之處。尾聲，則是一場暴風雨后，勞累許久的圣約翰·赫斯特在酒店大廳里沉沉睡去，他的眼前走過一系列人影，是收拾起隨身物品、準備睡覺去的人們。不管人有怎樣的喜怒和悲歡，日常生活的河流依然流淌。

參考文獻

1.Frye, Joanne S. “The Voyage Out: Thematic Tensions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26, no. 4, 1980, pp. 402-423

2.Sellers, Susa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Cambridge UP, 2010

3.Woolf, Virginia. The Voyage Out, edited by Lorna Sage. Oxford UP,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