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米蘭·昆德拉認為，現(xiàn)代的奠基者不僅有笛卡爾，還有塞萬提斯。竊以為，還應該加上米歇爾·埃康·德·蒙田（1533年2月28日－1592年9月13日）。作為現(xiàn)代隨筆的創(chuàng)立者（隨筆的源頭可以追溯至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蒙田的地位就如塞萬提斯之于現(xiàn)代小說。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就說過類似的話：“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塞萬提斯）是蒙田再世，不過是在另一種文體中。”事實上，相較塞萬提斯之于小說，蒙田對于隨筆的影響更為深遠。甚至可以說，他是現(xiàn)代隨筆的立法者，1580年蒙田《隨筆》前兩卷的出版，標志著現(xiàn)代隨筆元年的確立。這位“用手思想”的偉大啟蒙者以六卷本的《隨筆集》，繪制了現(xiàn)代隨筆的精神地圖，并與塞萬提斯一同開啟了探索人的存在可能性的偉大征程（這解釋了現(xiàn)代小說和隨筆在精神源頭上的親緣性）。

17世紀上半葉，蒙田的懷疑論幾度讓笛卡爾陷入沉思，更讓帕斯卡爾幾近瘋狂，現(xiàn)代隨筆在誕生伊始即迸發(fā)出它巨大的思想能量，這也讓《隨筆集》被禁長達55年。在這個意義上，蒙田的隨筆、笛卡爾的哲學、帕斯卡爾的信仰構成了現(xiàn)代性的三大源頭。它們代表了一個人面對自我和世界時的三種態(tài)度：我懷疑，我知道，我相信。在這三者之中，蒙田又是源頭的源頭，因為正是他的普遍懷疑的精神對后二者構成了有力的挑戰(zhàn)。作為回應，笛卡爾試圖以“我思故我在”找回確定性（只限于科學世界），并構建了理性主義為人類的知識大廈奠基；帕斯卡爾則在深深地顫栗中皈依上帝的懷抱，面對蒙田的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他以“我相信”從宗教層面同樣找回了確定性。但事實上，帕斯卡爾對于蒙田始終懷抱著既敬重又厭惡的曖昧態(tài)度，他的短暫生涯為蒙田的懷疑論思想深深籠罩。甚至有人猜測，帕斯卡爾寫作《沉思錄》時，面前可能正攤著一本蒙田的《隨筆集》。

三百年多后，英國著名小說家、批評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為其偶像蒙田“繪制”了一幅肖像畫，惟妙惟肖地向世人展示了這位隨筆作家根深蒂固的懷疑論氣質：“……若想從那個捉摸不定、半含微笑、半顯憂郁、眼簾重垂、面帶一副夢幻般探詢表情的人那里得到簡明扼要的答案，簡直比登天還難。”在這段精妙的文字中，一個短語牢牢地抓住了我們的眼球——夢幻般探詢表情，“夢幻般”暗示了一種自我探索的內傾氣質，“探詢”則意味著一種努力嘗試的行動傾向，正是這兩個關鍵詞，孕育了蒙田《隨筆集》的整個世界。伍爾夫輕描淡寫地寥寥數筆，一幅光影交錯的印象派杰作便告完成。試想，面對伍爾夫如此冷靜、客觀而精微的描述，我們可憐的帕斯卡爾先生會作何感想呢？

二

作為蒙田的“精神之子”，現(xiàn)代隨筆是幸運的——在其誕生之日便有了一個絕妙的名字。蒙田在命名其作品集時，信手拈來一個法語詞——Essai。在此，循著天然近似的精神氣質，思索性的法語和懷疑論的品格彼此吸引，互相注解。蒙田看似隨意的舉動，其實大有深意。Essai至少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指稱量、探尋和嘗試。蒙田繼承了蘇格拉底的精神衣缽，后者的格言是“我唯一知道的是自己無知”，而蒙田的口頭禪則是“我知道什么”，這是一種基于懷疑的探詢，這種精神令他不懼權威。即便是古希臘智者普羅泰戈拉，蒙田照樣祭出其招牌式的反諷：他給我們編了個難以置信的故事，把人當作萬物的尺度，卻從來不曾量量自己。而終其一生，蒙田都在試著稱量自己的靈魂，探詢周遭的世界，面對自己的口頭禪，他的解答是“我探詢，我無知”——探詢后仍有無知，復又探詢，如此反復不已。因此，現(xiàn)代隨筆的精神不是下結論，而是敢于質疑，勇于嘗試，勤于思索，樂于探詢，這與“源于好奇”的古希臘哲學精神一脈相承，難怪蒙田曾在《隨筆集》中如此感嘆：最好的哲學是以隨筆的形式得到表現(xiàn)的。

據說，蒙田有一枚心愛的徽章，上面刻的圖案是一架天平。有趣的是，法文Essai的另一個含義正是“平衡”。在此，蒙田將平衡的思想引入現(xiàn)代隨筆，乃是要在這種獨特的文體中創(chuàng)造一種平衡的藝術，它和基于懷疑的探詢構成了“隨筆美學”的雙核。就其內涵，隨筆講究智性與審美的平衡，一篇好的現(xiàn)代隨筆是理性和靈性的交通，是科學與藝術的聯(lián)姻，是智慧與技術的調和，它糅合了謹慎、精微、幻想、考據、反諷、幽默等諸多元素，是中世紀復調音樂與巴洛克建筑的奇異融合。在后世不計其數的崇拜、仰慕和追隨者中，很少有人比伍爾夫（是的，很少有人比伍爾夫更懂蒙田）對蒙田及其隨筆藝術的評價更精妙的了：“這種議論自己，根據自己的異想天開繪出人物全貌、重要性、色彩和周界，描繪出其迷亂、多姿和瑕疵——這種藝術只屬于一個人，即蒙田。……通過不斷試驗，通過對最微妙事物的觀察，他最終成功并神奇地調節(jié)了所有組成人類靈魂的這些難以捉摸的成分。他竭盡全力抓住了世界之美，獲得了幸福。”可以說，對于那種穿越時空的深刻洞察、體悟與理解，伍爾夫之于蒙田，恰如巴赫金之于拉伯雷，T.S.艾略特之于但丁，蕭伯納之于易卜生。

談及主旨和篇幅，隨筆又是宏大和精微的平衡。隨筆能涵蓋的內容可謂千變萬化，“你可以高論上帝和斯賓諾莎，也可以漫談海龜和契普賽大街”，你可以長篇大論，也可以要言不煩。蒙田以其長達二十年的隨筆創(chuàng)作向世人表明，無事無意不可入隨筆——從書籍到信仰，從撒謊到害怕，從氣味到飲酒，從大拇指到畸形兒，乃至說話的快慢、賽亞島的風俗……鴻篇巨制如煌煌十萬言的《雷蒙·塞邦贊》，片語只言如千把字的《公事明天再辦》，以上種種皆謂之“隨筆”。可以說，蒙田以其驚人的博學、深邃的思想、親切的文風為現(xiàn)代隨筆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法國的狄德羅、英國的培根、德國的尼采，乃至美國的愛默生……被譽為“美國文明之父”的愛默生在談及蒙田的《隨筆集》時坦誠：“從來沒有哪一本書對我有如此重大的意義。”

可惜的是，中國人的隨筆觀受了周作人等人“美文”觀念的荼毒，其流弊影響甚深。他在1921年發(fā)表的《美文》一文中，先是把“批評的、學術性的”從隨筆的范圍內剔除，且又只“分出敘事和抒情”，獨缺議論，卻大談英國的隨筆傳統(tǒng)，不免可笑。看看培根字字珠璣的論說、約瑟夫·艾迪生冷眼看潮的旁觀、斯威夫特尖銳辛辣的諷刺、彌爾頓氣格高邁的演講、哥爾斯密“世界公民”的觀照、蘭姆“含淚微笑”的幽默等等，難道這些只有敘事和抒情，只是給人以美的享受？從此，隨筆似乎成了一種小資情調，在中國人眼中幾乎是閑適、輕逸、短小、幽默的代名詞，大半遺失了其嚴肅、探詢、批判、厚重、深刻的一面。只有他的哥哥是清醒的，大先生以一貫的辛辣筆調寫道：“雜文中之一體的隨筆，因為有人說它近于英國的Essay，有些人也就頓首再拜，不敢輕薄。”

隨筆之為隨筆，還在于其獨特的風格，尤其表現(xiàn)為嚴肅與幽默的平衡，或曰：沉重與輕盈的平衡。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昆德拉拈來巴門尼德的格言并引申道：“輕者為正，重者為負……重與輕的對立是所有對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其實，過去兩千年間，存在的重與輕劃出了一條令人眩暈的曲線，奧古斯丁曾在《沉思錄》中感嘆“人真是一個無底的深淵”，而后，人便從這個深淵中一點點上升，看似越來越輕盈，實則越來越沉重。笛卡爾背叛了蒙田的遺囑——《隨筆集》中對人的發(fā)現(xiàn)，將人上升到“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卻沒料到人反而成了一些超越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歷史力量）的掌中之物，人的生活世界——那個蒙田《隨筆集》中每一頁都在描述的世界，被全然遺忘了。作為對這種外部歷史的回應，現(xiàn)代隨筆以思想的厚重與筆觸的輕盈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它包蘊了或大或小的價值判斷卻不陷入教條式書寫，又在看似閑適的筆調中娓娓道來，去觀察、思考和探詢一些切近生命存在的命題。

與小說的藝術近似，現(xiàn)代隨筆同樣講究音樂性。輕，則快，隱喻思想自由靈動；重，則慢，象征詩意棲居大地。蒙田所開創(chuàng)的這種文體與風格需要思想推進的速度，卻又不能太快，要不斷地在傾聽中觀察，在矛盾中辨識，在悖論中反思，一如奧古斯都的座右銘：“Festina Lente”，這意味著行進方式的悖論：“慢慢地，快進”，亦即從容不迫地行進。當快則快，當慢則慢。快時，以目光的迅疾橫掃萬物，憑雷霆萬鈞之氣勢開拓與創(chuàng)造，直指天空的方向；慢時，以指尖的柔板呢喃沉思，借一字不茍之精神沉潛與深耕，重回大地的懷抱。例如，蒙田的妙作《探討哲學就是學習死亡》一文中的大部分篇幅，都以一種輕快的步伐徐徐前進，散布其間的前賢格言猶如“大珠小珠落玉盤”，令人心神蕩漾。在此，蒙田故意以一種輕盈的筆觸、輕松的趣味來探討沉重的死亡主題，卻又在結尾的數段持續(xù)加碼，通過這一輕與重、快與慢的雙重對比，將全部的思想和情感力量集中于結尾處強烈迸發(fā)，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三

在蒙田看來，所有的平衡都來自一對根本的平衡，即內傾與外向的平衡，也就是一只眼睛審視自我，另一只眼睛觀察世界。內傾，源于自我意識的覺醒，這是蒙田的偉大功績。就連言必稱莎翁的布魯姆都不得不承認：“蒙田的《隨筆集》具有經典的地位，足以和《圣經》、《古蘭經》、但丁和莎士比亞等一比高下……人的自我意識從未被表現(xiàn)得如此充分和完美。”自此，蒙田讓個人進入文學世界，由此奠定了現(xiàn)代文學的開端。這就不難理解，在超過一百萬字的《隨筆集》中，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一個字就是“我”，正如他的自白“我描畫我自己”。現(xiàn)代隨筆的魅力就在于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的鮮明個性——隨筆是一種自我袒露，是對自我的探索和個性的張揚，包括精神、感覺和身體。

不過，蒙田的狡黠在于他的《隨筆集》中充滿了諷刺和反語，暗藏著隱喻和悖論。例如，在卷首的《致讀者》一文中，蒙田寫道：“讀者，這是一本真誠的書。我一上來就要提醒你，我寫這本書純粹是為了我的家庭和我個人，絲毫沒有考慮要對你有用，也沒有想得到榮譽。……我自己是這部書的材料：你不應該把閑暇浪費在一部毫無價值的書上。”對此，蒙田的另一位現(xiàn)代知音、日內瓦學派的讓·斯塔羅賓斯基（J.Starobinski）評論道：“作者的欲推故就的姿態(tài)十分明顯：沒有什么比要求放棄閱讀更能激起閱讀的欲望了。”真是一語中的。不過，在將自己作為寫作材料這件事上，后世似乎沒有人比蒙田做得更好了，因為蒙田完全把自己和《隨筆集》融合無間，達到了“人文一體”的境界，正如中國的偉大詩人陶淵明所達到的“人詩一體”的境界。

這不經讓人想到，在對待自我的問題上，西方歷史上長久回蕩著的兩個振聾發(fā)聵的聲音。一是鐫刻在古希臘德爾菲神廟上的箴言“人啊，認知你自己！”，二是哲人尼采在而立之年發(fā)出的生命感嘆“他應當聽從良知的呼喚：成為你自己！”其實，早于尼采三百多年，蒙田就以一己之力將兩者完美融合于一身，即使放在整個西方歷史上也極為罕見，正如中國歷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偉大人物亦屈指可數一樣。《隨筆集》遠不止是一部傳記，蒙田的生命與《隨筆集》的生命平行前進，他的豐富多彩的人生閱歷，與《隨筆集》中紛繁多變的主題交相輝映，猶如一曲夢幻式復調的巴洛克音樂，令人想起巴赫晚年的巔峰之作《賦格的藝術》。因為蒙田要探詢的不是人的表象，而是要深入漆黑一團的心靈角落，正如他的動人告白“我要寫的不是我的一舉一動，而是我和我的本質。”正是在此意義上，后世的一眾天才都對蒙田極為服膺，一向口出狂言的尼采竟也罕見地吟起了頌歌：“有這樣一個人寫過的東西，可以增加我們在塵世生活的興趣。”

向內探索的愈深，往往意味著向外延伸的愈遠，蒙田總是留著一只眼睛冷靜地觀察著世界。在《隨筆集》中，他一手沉思生活，一手塑造生活，雖然他口口聲聲說隨筆只是寫給朋友和家人看的，但他心里始終裝著讀者——“話有一半是說者的，有一半是聽者的。”因此，現(xiàn)代隨筆不僅是自我省思，更是一種公共批評，有著自覺的介入性和鮮明的公共性。這意味著隨筆不只做涓涓細雨、春風和煦之態(tài)，也有金剛怒目、劍拔弩張之勢。曾在波爾多最高法院擔任過法官的蒙田，對法國司法制度的批評可謂生猛直截。他強調“沒有東西比法律的過錯更為嚴重更為充分”，他請求讀者“仔細想想統(tǒng)治我們的司法形式”，他斷定那是“人類蠢行的真實明證”。他著名的控訴是：“我所見比犯罪更罪惡滔天的判決何其多也！”他堅決反對刑訊逼供，理由是：“審判者折磨人是為了不讓他清白死去，而結果是他讓那個人受盡折磨后清白死去。”我們當然記得，蒙田寫這些話的時候，正是歐洲宗教戰(zhàn)爭頻繁、羅馬宗教裁判所動輒處死異端的時期，蒙田去世八年后，布魯諾被燒死于鮮花廣場。

以隨筆作為公共批評之利器，蒙田的影響無遠弗屆。在他身后，英國的斯威夫特和中國的魯迅分別是18和20世紀最有影響、也最為犀利的兩位作家。同為諷刺大師，斯威夫特以《布商信札》（Drapier's Letters）、《一個微小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等一系列政論隨筆行世，辛辣的諷刺和徹骨的冷嘲在其筆底化為風雨雷電，以力掃千鈞之勢向惡勢力宣戰(zhàn)；魯迅則對隨筆藝術的理解更深，他最早翻譯、引進了日本學者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其中《Essay》、《Essay與新聞雜志》二文對其隨筆觀的影響甚大，并逐漸發(fā)展出一種雜文藝術（和隨筆在本質精神上是一致的，在M.H.艾布拉姆斯所著的影響廣泛的《文學術語詞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中，Essay一詞即譯為“雜文”），成為后世社會批判與文明批評的典范形式。

時至今日，無論報刊專欄，還是網志微博，抑或公眾訂閱號，隨筆在我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似乎人人都是隨筆寫手。可惜的是，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隨筆卻是鳳毛麟角，大多數文章或是大放厥詞，或是不置可否，要么斗爭，要么逍遙，在一陣陣哭哭啼啼或吵吵鬧鬧之后，剩下的只是一地雞毛。我們的隨筆實在缺少一份理性的覺悟，一種啟蒙的精神，一個深耕的姿態(tài)。近日，看到徐賁先生的《經典之外的閱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在序言中猛然讀到一段文字：“思想隨筆是一種自由自在的寫作，理性、持平、不矜不伐。它不是自娛自樂，更不是孤芳自賞，而是力求信而有征、發(fā)蒙起蔽。它離不開彌久常新的人文內容和貼近現(xiàn)實的問題意識，也需要教育良好、樂于思索的讀者。我希望自己的閱讀思考能聚焦于這樣的內容和問題，我更希望，來自我自己閱讀的一些重要東西能夠在讀者們的體會和思考中生發(fā)出新的意義。”這正是蒙田隨筆精神的當代延續(xù)，對于當下的隨筆閱讀和寫作，這段話不啻為一場及時雨、一劑清涼散、一塊針砭石。

四

在一切文體中，隨筆無疑是最自由的文學形式，代表著獨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自16世紀蒙田創(chuàng)立現(xiàn)代隨筆，直到20世紀的羅蘭·巴特，乃至尚在世的讓·斯塔羅賓斯基（1984年歐洲隨筆獎得主），現(xiàn)代隨筆的問題意識、批判性思考和自由精神一直傳承有序，延續(xù)至今。在西方世界，批判性閱讀和寫作（Critical Reading & Writing，以下簡稱CRW）是每位公民必須接受的基本訓練，CRW是整個高中和本科教育的核心組成部分，因為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被視為一個公民所應具備的關鍵素養(yǎng)，而隨筆正是承載批判性寫作的首選文體和代表形式。因其強調思想的原創(chuàng)性，而在根本上不同于中國古代的隨筆作品（1184年，南宋學人洪邁在其《容齋隨筆》一書中最早使用了“隨筆”一詞），后者主要是過去知識和掌故的匯集，而缺乏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xiàn)代隨筆乃是社會發(fā)展和文明進步的源動力之一，正如蒙田隨筆之于法國，培根隨筆之于英國，叔本華和尼采隨筆之于德國，愛默生隨筆之于美國，魯迅隨筆（雜文）之于中國。當然，他們的影響力早已超越一國一民族的范圍，而成為人類文明的菁華。

毋庸諱言，如今的精神氣候與蒙田的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人文社會科學廣泛而巨大的存在幾乎占據了所有的精神領域，在“為論文而論文”的學術化浪潮中（中國科協(xié)2018年的報告顯示，93.7%的科技工作者承認發(fā)表學術論文是為了職稱），作為最自由文體的現(xiàn)代隨筆依然大有可為，因為較之于態(tài)度可能功利、語言相對晦澀、讀者偏于狹小的學術論文，現(xiàn)代隨筆以其鮮明的問題意識、自覺的啟蒙擔當、自由的探詢精神、平衡的文體藝術而卓然獨立，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一座燈塔。20世紀下半葉，法國天才作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將索緒爾的符號學理論引入文藝和社會批評，并以“絮語”、“斷片”的格言式寫作入文，如其批評隨筆集《寫作的零度》《戀人絮語》《明室：攝影札記》等，展現(xiàn)了一種極具原創(chuàng)性的現(xiàn)代隨筆景觀，是法國隨筆繼蒙田、拉羅什福科、拉布呂耶爾、盧梭、薩特、加繆等人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對于老師的創(chuàng)造性成就，巴特的學生帕特里齊亞·隆巴多（Patrizia Lombardo）深諳于心，她在《羅蘭·巴特的三個悖論》（The three Paradoxes of Roland Barthes）中談及批判性寫作的理想，極具洞察力地概括了現(xiàn)代隨筆的內涵：“通俗易懂、能夠駕馭知識、構建一個論點，它是熱烈的，能夠被打動的，因而它的情感才能滲透出來。雖然可以允許它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色彩，但應該像古典建筑一樣明朗、和諧。它應該反映并且吸收思想、解釋以及情感后面的生命力。”隨即，她又將這一切歸功于其師巴特的創(chuàng)造：“羅蘭正是在其生命末期創(chuàng)造出這個形式，我相信，它將作為過去二十多年里最有趣、最美麗的一種文學表現(xiàn)形式之一，并超越脆弱不堪的學術風尚而繼續(xù)存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隨筆是一場知識的冒險，一門平衡的藝術，一段生命的鏡像，一種自由的精神。究其根本，自由精神乃是隨筆的本質特征，也是不斷地探詢和平衡的條件與保證。讀者諸君請別忘了，蒙田的《隨筆集》曾長期被列為禁書。1640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首先宣布其為禁書；1676年，梵蒂岡教廷也正式把它列入了禁書目錄，據說這條禁令至今仍未撤銷。《隨筆集》在17、18世紀之交曾銷聲匿跡長達半個世紀。因此，在現(xiàn)代隨筆的深處，有著一種與身俱來的反極權精神。換言之，一個犬儒主義的作者是無法真正駕馭隨筆這一文體的，因其往往流于膚淺或油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讓·斯塔羅賓斯基對蒙田推崇備至，乃是因為蒙田出于公民的義務和人類的責任，高聲、清晰地說出了關于介入民眾的抵抗和寬容的忠告，這讓人想到博采蒙田智慧的梭羅（H.D. Thoreau）和他的《論公民的不服從》（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一篇杰出的隨筆所蘊含的思想力量，并不比喬治·奧威爾的《1984》或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yī)生》要低。順著蒙田的“我探詢，我無知”，斯氏犀利地寫道：“唯有自由的人或者擺脫了束縛的人，才能夠探索和無知。奴役的制度禁止探索和無知，或者至少迫使這種態(tài)度轉入地下。……這與隨筆無緣。”

因此，蒙田可以被視為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人，一位榮格意義上的“感知最現(xiàn)代”的人。是的，真正的現(xiàn)代人倒不妨是一位四百多年前的古人，而一個熱衷于自拍、喜歡刷朋友圈，或沉迷于抖音的當代人，卻可能只是個“偽現(xiàn)代人”。不需多言，只消在各類評論區(qū)多看上兩眼，隨筆精神的反面現(xiàn)象可謂比比皆是。面對隨便哪一條熱點新聞，留言區(qū)總是一副鬧騰騰、亂哄哄的景象——罵人者有之，對罵者有之，高高掛起者亦有之；高談闊論者有之，以偏概全者有之，危言聳聽者亦有之，唯獨缺少那種理性、平和、熨帖的聲音，因為真正的獨立思考和自由精神太稀缺了。從某種意義上說，現(xiàn)代隨筆映射出的是個體的教養(yǎng)、公共的理性乃至文明的層次。對于無數喜歡讀點或寫點東西——無論是刷朋友圈、玩豆瓣還是寫專欄——的當代人（其中許多人已然輕盈地飛入云端），伍爾夫在《現(xiàn)代隨筆》（The Modern Essay）一文中的結語都值得反復回味：

我覺得寫作藝術正是以對某種思想的強烈執(zhí)著為其支柱的。……只有它才能將短暫人生的聲音透過個人語言所構成的煙霧迷蒙的領域，提升到永恒聯(lián)合、永恒融合的國度。一切定義都是含混不清的，但是，一篇好的隨筆必須在我們身邊拉下一道帷幕，不過這帷幕一定得把我們圍在當中，而不要將我們擋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