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冠病毒肆虐，已經(jīng)超過半年。記憶中，2020年春節(jié)前后，情況最為嚴重，然后情況一路好轉。讓我最沒有想到的是，在中國基本控制病情蔓延的態(tài)勢之后，病毒的海外傳播開始了，在全世界造成了極為可怕的染病規(guī)模。每天看看當日病毒感染情況的通報新聞，似乎成了一種習慣。在我置身的廣州，時有感染者在海關被發(fā)現(xiàn)，然后隔離。尤其是所謂的“無癥狀感染者”字樣，讓不明醫(yī)學機理的大眾感到了恐懼。

但是，無論如何，對中國人來說，似乎最艱難的日子已經(jīng)過去。猶記1月22日，我乘高鐵去洛陽，路過武漢之際，仍有人上下車，并且還有人坐在我身邊，我對那個人的形象至今難忘。她戴著N95口罩，安靜輕盈地上車坐下，然后掏出手機來看，全程一動不動，在下一站安陽就下車了。讓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她沒有任何行李，雙手空空。第二天，1月23日，武漢封城了。情況比預想的要嚴重太多。原本還計劃去西安看父母，隨著各地紛紛封城封路，行程也取消了。這些年來，我與父母每年也幾乎只是春節(jié)一見，今年因此變故，還不知何時能見。

春節(jié)后，我坐飛機回廣州，全程不敢摘口罩。到了白云機場，也不敢乘坐的士或滴滴，只能乘坐地鐵，據(jù)說地鐵的消毒密度比較大。地鐵上，每節(jié)車廂零零散散只有五六個人，戴著口罩，低頭盯著手機一動不動，宛如雕塑。曾以每日人流量達到四十萬人次而“稱霸”世界第一的體育西站，也只有寥寥數(shù)人上下車，恍然有種乘坐深夜末班車的錯覺。和我一樣有外出接觸史的，都得在家隔離。

我一開始囤積了大量的糧食和蔬菜，但蔬菜經(jīng)不起放，發(fā)黃變質，隔幾天還是得出門購買。廣州的商業(yè)秩序還是不錯的，小區(qū)門口的幾家超市正常營業(yè)，紙巾、雞蛋和水果被放置在門口的顯眼處。隨著疫情的持續(xù)，出門所能見到的人越來越少，包括冒著風險在小區(qū)散步透風的人也越來越少。小區(qū)門口的保安對每次出入的人用紅外體溫器測量體溫，那姿勢猶如近距離射擊。人們被分隔，焦慮在蔓延，恐怖在激增。廣東的感染人數(shù)在持續(xù)增長，確診人數(shù)僅次于湖北，成為全國感染位列第二的省份。常規(guī)的時間流逝被裝上了剎車裝置，空間的封閉更是加劇了這一點。我們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不斷地閱讀著關于疫情的每一篇報道，朋友們會發(fā)信息、打電話，交流關于本次疫情的復雜感受，嘆息和沉默不時出現(xiàn)，那是屬于個人的不可溝通的部分，是這個部分在建構著一個人的真實存在狀態(tài)，而非那些說出來的部分。

隔離時期的生活，幸虧有網(wǎng)絡才得以保障日常所需，可也正是因為有了網(wǎng)絡，讓這場瘟疫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呈現(xiàn)在我們的眼前。發(fā)達的信息網(wǎng)絡，讓我們迅速知道疫情的狀況，大到每天的確診人數(shù)，小到我們周圍隨時暴露出來的疫情位置，我們都可以迅速掌握。我們手持手機，GPS或北斗鎖定了我們的位置，在電子地圖上，距離我們最近的疫情爆發(fā)紅點連成一片，如同噴濺的鮮血。假如距離我們一百四十八米的地方有了疫情，我們的心臟一定會緊縮起來。當我們說黑死病曾經(jīng)殺死兩到三千萬人的時候，根本沒有我們的鄰居突然被殺死了更驚悚。網(wǎng)絡延伸和擴大著我們的視野，這就像是望遠鏡的發(fā)明，讓人類的歷史視野發(fā)生了本質性的改變。伽利略把望遠鏡對準月球，發(fā)現(xiàn)上面布滿了環(huán)形坑，月球便從人類的想象中跌出，我們不得不意識到，像地球這樣的行星，不是唯一的，而是遍布宇宙。如今，我們通過網(wǎng)絡，把目光探進了瘟疫的內部，每個人都像是我們的鄰居一般。

哲學家齊澤克便提醒我們，這次瘟疫帶來的危機是三重的：“醫(yī)療危機（流行病本身），經(jīng)濟危機，外加（切勿低估的）心理健康危機。”他以自己為例，訴說著痛苦：“這些天來，我有時真盼著自己染上這種病毒——如此一來，至少那個令人惴惴不安的不確定性會消失……有清楚的跡象表明，我越來越憂心忡忡。這個跡象就是我與睡眠的關系。直到大約一個星期前，我一直熱切地等待夜幕降臨：最終，我能逃入夢鄉(xiāng)，忘記日常生活中的恐懼……現(xiàn)在的情形幾乎是完全相反：我害怕入睡，因為一入夢鄉(xiāng)，即為噩夢所困，并在一團慌亂中驚醒。”齊澤克的這種心理絕對具備普遍性的體驗。現(xiàn)代生活越來越同質化了，但瘟疫時期的生活，才讓我們領略到什么叫真正的同質性。我們都被裹挾進去了，無論身體是否染病，我們的精神都是病態(tài)的，都已經(jīng)感染了病毒釋放出的恐怖信息。我在年初的時候，每晚也是要看完當天全部的疫情新聞才能睡去，似乎瘟疫有一種巨大的魔力將人卷入，即便你的生理尚未感染，但你的心理注定要感染。如果遇見心理沒有感染的人，我可能還會不習慣，覺得此人怎么可以如此冷漠呢？如今沉下心來想，這真是一種病態(tài)心理。我們得允許人們與這場瘟疫完全無關，我們得向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學習。當然，超然度外與蒙昧無知完全是兩回事，我在這里說的顯然是前者。

二

新冠病毒的肆虐重新喚醒了我對“非典”時期那些快要遺忘的記憶，我由此重新閱讀了SARS的傳播情況。一個感染者就可以導致一座城市的崩潰，那樣的例子有太多。對SARS的恐懼徹底被喚醒，疊加進了本次的恐懼當中。我想，恐懼的記憶總是比防治的經(jīng)驗更加持久和深刻。“非典”與這次新冠病毒的季節(jié)非常類似。

2002年底，“非典”起源于廣東河源；2003年初，在廣州、香港和北京等地擴散開來。我當時是一名大三的學生，所在的宿舍樓有同學是疑似病例，被送往校醫(yī)院隔離，我們宿舍樓也被隔離，幾個穿著一身白色防護服的醫(yī)護人員來消毒。當時心中的恐懼還是極為鋒利的。因為當時已有網(wǎng)絡，知道這種病的致死率極高。不過那是學生時代，朋友們一起插科打諢，胡編亂扯，時間就過去了。現(xiàn)在居然都淡忘了期間的細節(jié)，比如當時是如何吃飯的？難道頓頓都是外賣嗎？當時叫外賣，還得打電話，電話下面放著一沓子外賣單。按理說，這樣的非常經(jīng)驗，應該會進入我的小說，但是沒有。我想可能是因為我潛意識里認為“非典”的發(fā)生依然是一次“非典型”事件，不會再有第二次，至少不是那樣可怕的規(guī)模。但事實證明，我錯了。

不僅是“非典”，不僅是這次“新冠病毒”，我進一步搜刮記憶，發(fā)現(xiàn)瘟疫其實從來都沒有消停過，其密度比我們想象中的要高得多。比如2014年的時候，廣州蚊蟲泛濫，暴發(fā)了登革熱，印象中僅廣州一地，便有一萬五千人染病。但是由于登革熱的死亡率較低，才沒有引發(fā)恐慌，只是掀起了全民滅蚊運動。登革病毒通過蚊蟲的叮咬而傳播，蚊蟲比起空氣中懸浮的氣溶膠來說，要具體可感，這也降低了恐懼的指數(shù)。我的祖父若干年前就感染過登革熱，當時他在陜西，已經(jīng)是八十多歲高齡了，高燒長時間不退，令人揪心。所幸，他的身體硬朗，救治及時，才挺了過去。

“非典型性肺炎”的命名便隱藏著人類的某種僥幸，多多少少在暗示那是一次常態(tài)下的意外。可事實上，“非典”并非“非典型”的，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是典型的：未來不知道人類還得遭遇多少“非典型”的未知病毒。我也徹底明白，“新冠病毒”瘟疫不會是我們遭遇的最后一次。“不是最后一次”這樣的想法令人壓抑和絕望，但同時對此刻陷入的困境也多了謙卑的理解。

這種收縮起來的敬畏狀態(tài)，才應該是人類面對世界所應有的狀態(tài)。“新冠病毒”的超強傳染性，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生活開始加速向“云端”轉移。這段日子里，我先是參加各種“云研討”，然后是領受了一次“云頒獎”。最近看新聞，已經(jīng)連續(xù)舉辦了一百多屆的“廣交會”，也放在云端舉辦。盡管中國的疫情情況緩和了許多，但境外輸入病例幾乎每天都有，這也讓“新冠病毒”成為了一種“典型”的全球化疾病，只要這個病毒還在世界上某處蔓延，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放松警惕，獨善其身。

三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病毒是否也在跟人類一起進化？當然不是指的跟任何生物一樣在經(jīng)歷漫長的自然選擇，那是確定無疑的；而是說，病毒是否跟人類所取得的科技能力在較勁？病毒被人類真正認識不過才一百多年，在那微小的結構中，隱藏著難以置信的狡黠，甚至不得不承認，那其中有著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智慧”。病毒并沒有因為對它的種種認知（比如基因序列，感染方式）而降低它的神秘色彩，它反而展現(xiàn)出了更加強烈的神秘性。這個簡陋的蛋白質大分子結構，完全稱不上生命，但它怎么能像生命一般富有某種“智力”？它逼迫著我們思考，究竟什么是生命？也許生命比我們所理解的要廣闊得多？

有人說病毒是地球免疫系統(tǒng)對于人類的攻擊，這樣的說法里邊不僅僅有隱喻，而且有著一種新的神學話語。這讓我們對生命這個概念有了更真切的反思，對生命所潛藏的尺度也有了更寬闊的想象。比如“蓋亞假說”就把地球比作一個自我調節(jié)的有生命的有機體，生命體與自然環(huán)境——包括大氣、海洋、極地冰蓋以及我們腳下的巖石——之間存在著復雜連續(xù)的相互作用，生命體在維持地球可居住性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換句話說，地球上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構成了一個更大的生命，地球就是一個生命。

因此，那種穩(wěn)固而傳統(tǒng)的生命觀念，是到了重新思考的時候了，我們應當持有一種更加包容的“大生命觀”。那些被我們停留在口號中的“生態(tài)”，是如此真切地和每個人的性命息息相關。生態(tài)并不僅僅是關于遙遠的巴西雨林的傳說，生態(tài)就在我們的身體內部，就在我們的呼吸當中，無數(shù)的微生物包括病毒將我們和巴西雨林緊密相連。要知道，我們的身體就由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微生物構成，如果失去這些微生物，我們的生命機能就會遭到破壞，無法延續(xù)。宏觀層面的生態(tài)觀講究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相處，保持生物鏈的穩(wěn)定；而在微觀層面上，人甚至沒有辦法讓自己從自然生態(tài)中抽身而出，人的生命只不過是一個更大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下面的子系統(tǒng)，我們要接納這樣的有限性。以這樣的思路來理解科學技術，那高科技便是不斷地拓寬人類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從而讓人類擁有更大的生命能力。反觀文學，文學幾乎是以人類的本能就感知到這一切的，人類與自我、人類與世界的關系，是文學的永恒母題。即便科技取得再大的突破，人類依然要面對文學的永恒母題，所以說，文學并非科技的對立面，文學是要以感性的方式容納科技的進步及其現(xiàn)實結果。

作為寫作者，肯定會思考瘟疫與文學之間的深層關系。首先，本次疫情讓我們再次發(fā)現(xiàn)疾病對于文學敘事的重要性。疾病對文學來說是百分之百的隱喻與象征，文學不可能將疾病作為疾病本身而接納，正如沒有將疾病作為疾病本身而接納的人生。疾病會在任何層面上改變人生，正如疾病在文學的敘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擔闡釋和轉變的功能。在這個語境下，思考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也頗有意味，桑塔格作為一個批評家所解構的恰恰是疾病的隱喻性。那么，我們不能認為她要否定疾病的隱喻性，我們要認識到，她恰恰是想重建疾病的隱喻性，讓疾病與道德脫離關系，回歸到生命的本質當中。其次，我認為未來的文學話語面臨著變革，科學話語會替代抒情話語，文學必須得容納這樣的話語方式，因為文學并非等于抒情話語，文學是一套復雜的藝術機制，是足夠讓科學話語在新的敘事與抒情中，呈現(xiàn)出新的文化可能性。

新冠病毒肆虐帶來的末日感，也讓一些人詢問：荒誕的筆法、先鋒的精神、想象的狂歡，是否會在浩瀚的現(xiàn)實素材面前失去繼續(xù)的意義？這個問題，其實有很多種變體。比如，每當有個極為離奇的新聞出現(xiàn)的時候，作家就會被問：你看看，你們作家都編不出這么離奇的故事吧？還有一些災難出現(xiàn)的時候，作家也要接受靈魂的拷問：作家為什么就沒有書寫這樣的困難？文學怎么又缺席了？實際上，這些問題多多少少都誤解了文學，文學的荒誕跟現(xiàn)實的荒誕，本來就是兩回事兒。那種現(xiàn)實永遠比小說荒誕的說法是一種巨大的誤讀。文學的荒誕是一種條件的設定，一種反思和探尋的路徑。而現(xiàn)實的荒誕則是人類盲目和短視的表現(xiàn)，是文學反諷、反思的對象。當然，一個好的作家應該從現(xiàn)實的荒誕當中獲得足夠的智慧，從而呈現(xiàn)在文學的荒誕當中。一個好作家需要的不是編造離奇故事的能力，而是發(fā)現(xiàn)復雜意義的能力。他講述一個故事，不是因為這個故事離奇，而是因為這個故事是他基于他的生命經(jīng)驗而想要表達的，他賦予這個故事以獨特而又普遍的意味。他的寫作，便是一次話語藝術的建構。

在這里，福柯意義上的“話語”再一次凸顯于眼前，不能回避。面對疫情，“話語”的方式成為文學以及人文社科領域的主要表征。如果說，科學話語顯示出我們這個時代的認知程度，那么，社會話語則顯示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延續(xù)性。文學的取景器需要將形形色色的話語都納入到視野當中，才能獲得一種近似整體性的觀察。

疫情和社會的關系自然是很復雜的，從個人防護、醫(yī)療水平到社會組織，每一個細節(jié)都會遭受考驗，關于疫情的社會話語也改變著人們的觀念乃至行動。比如說，這次的新冠病毒的命名就能看出端倪，美國某些政客別有用心稱之為“中國冠狀病毒”，而世界衛(wèi)生組織命名為中性化的COVID-19。這樣的例子其實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比如死亡人數(shù)巨大的“西班牙大流感”更具有戲劇性，最初的爆發(fā)地并非西班牙，而是美國，感染人數(shù)最多的也不是西班牙，只是西班牙透明地報道了疾病的大規(guī)模傳染情況，反而被安上了“西班牙流感”的惡名，當然在西班牙國內，他們又將其稱為“法國流感”。

對病毒的恐懼，人們需要將它具體化為現(xiàn)實世界中能夠對應的具體敵人，那么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其成為自己群體之外的另一群人的責任。因此，無論是客觀上，還是在話語層面，傳染病的特征都要求著某種群體的關聯(lián)性。傳染病的攻擊途徑完全是借助于人性中的溫情行為，比如交談、聚會、撫摸、親昵，因而防治病毒的方式是與人性的特質完全相反的，這也是人們對于“隔離”談虎色變的原因。所以，有一點是可以預測的，就是在病毒的陰影下，除了生物學方面的探索研究，未來的人類社會肯定會加速向虛擬世界的發(fā)展和轉移。人們的身體愈加遠離彼此，但人們的情感與思想會離得更近，更近并非意味著親密，甚至會v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彼此裹挾的困境。

四

相較于病毒本身，四處蔓延的社會話語其實影響力更大，幾乎每個人都被那些話語所裹挾。甚至全世界的格局與走向也反映在話語的立場與講述中。許多驚天動地的大故事，構成了人們對于疫情認識的基本背景。我在這里想講幾個真實的小故事，它們在我心中一直揮之不去，構成了我個人的記憶光譜。

第一個故事的結局我至今無從知曉。豆瓣網(wǎng)上有個網(wǎng)名叫小雨的年輕人，在武漢，疫情爆發(fā)以來，她便開始記錄周圍親人的得病情況。都是些零零散散的文字，當時關注的人也并不多，后來，一家微信公眾號將小雨的這些文字匯總整理后發(fā)出，激起了巨大的反響。原來，小雨的父母也患病去世了，而在發(fā)布當天，小雨也檢測出了陽性。我記得那天晚上我讀完這個匯總的日記，心如刀割，久久不能入眠。朋友圈里邊好幾位朋友也在轉發(fā)這篇文章，我知道，大家被一個遙遠的陌生人的痛苦連接在了一起。第二天，這篇文章打不開了，原來這家公眾號并未獲得小雨的授權，而小雨因為這次發(fā)布而備受打擾，有些網(wǎng)友以關愛的名義頻繁聯(lián)系，若不能取得預期反饋，則忽然變臉大罵，人性之扭曲和丑惡讓人出離憤怒。小雨選擇了沉默，從豆瓣網(wǎng)銷號了，就此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但我一直記得她，希望她早已痊愈，并開始了新的生活。

第二個故事的結局倒是幸運的。3月初，一則命名《河南一貧困戶女兒因無法在家上網(wǎng)課吞藥物自殺》的新聞刷屏。老李有三個兒女，大女兒上高一，二女兒讀初三，兒子讀小學六年級。老李是個修鞋匠，左腳跛行，妻子患有精神病，為了生存，他已經(jīng)耗盡了力氣和尊嚴。他在苦熬，若是再撐幾年，只要有一個孩子步入社會，有了收入，家庭條件就會大為改觀。可惜，遇到了新冠瘟疫，三個孩子爭唯一的一部手機上網(wǎng)課。二女兒既沒有姐姐年長懂事，又得讓著年幼的弟弟。老師問她為什么不上課，同學們在直播群里找不到她，她一氣之下，服毒自殺。經(jīng)過長時間的搶救，這個孩子才保住了性命。她名字中有個“敏”字，我們權且叫她阿敏吧。阿敏的行為肯定是過激的，也許還有很多別的原因，但是，她讓我們看到了科技社會的門檻成本。盡管這個門檻成本越來越低，越來越低，但終究還是有一個門檻的，總有些人會被阻攔在這個門檻之外。就像另外一則新聞報道的，有個老人家沒有智能手機，因此沒法出示證明自己健康的“綠碼”，故而沒法乘坐交通工具和住宿，只能風餐露宿，走了幾天才回到家。

第三個故事是關于一個叫“松鼠”的網(wǎng)友。新冠病毒剛剛爆發(fā)之際，根本不知道什么藥物有效，各種老藥新試。2020年1月26日，國家衛(wèi)健委發(fā)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三版），其中對于口服藥物治療一覽中，增加了推薦使用“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片”，又叫“克力芝”。對這個藥，松鼠一點兒也不陌生，他是個艾滋病患者，這種藥他已經(jīng)服用好幾年了。當時，武漢的藥物資源很快就不夠用了，很多醫(yī)護人員感染，松鼠開始聯(lián)系別的病友，大家一起想辦法捐藥給武漢的醫(yī)護人員以及急需用藥的患者，前前后后有很多人得到了他們的救助。松鼠說：“如果這次捐藥活動能夠扭轉大眾對于艾滋病患者這一群體的偏見，當然好。如果不能的話，我們也不強求。我們其實就是想救一個人，盡一份力。”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非常不容易，跟各個方面交涉，有些人還污蔑他們“發(fā)災難財”，他也無從辯駁。

第四個故事發(fā)生在我身邊。我自讀大學起，就時常出沒于中山大學旁邊的學而優(yōu)書店，在那里購書不少。后來，網(wǎng)上購書很方便，但我還是喜歡去那里走走，買個一兩本。成為作家后，在那里做過新書的宣傳活動。今年瘟疫爆發(fā)后，學而優(yōu)書店經(jīng)歷了創(chuàng)業(yè)以來最嚴重的經(jīng)營困難，書店不得不暫時關停了大部分店面。據(jù)一份對一千余家實體書店的問卷調查分析報告，超過百分之七十的書店在疫情中撐不到三個月便倒閉了。北京有名的單向街書店還在網(wǎng)上發(fā)布了一封求助信，希望以眾籌的形式征集書店資金，保證書店的持續(xù)運營。也有一些書店用線上售賣儲值卡的方式，在艱難時刻尋求書友們的支持。學而優(yōu)書店一直堅持著，每天都開門，做好消毒工作，即便來的人只有一兩個。我知道，有些行業(yè)同樣慘烈，比如旅游業(yè)、餐飲業(yè)、影視業(yè)，但隨著疫情的好轉，這些行業(yè)會逐步恢復的。可書店的倒閉也許是沒有復原的那一天了，病毒加速了紙媒的衰敗與轉型。

第五個故事和我有關。我有個成都的朋友，他在辦一個教學培訓機構，因為疫情的影響，這個機構只能暫時關閉了。他為了早日開學，便從俄羅斯網(wǎng)購了一千個口罩，想作為禮物送給學生。他問我要不要，在那個時候，口罩是最為緊俏的物資，街上所有的藥店門口都貼著一張紙：口罩已售完。我不知道疫情還要持續(xù)到什么時候，便厚著臉皮說：“給我二十個就好。”并夸贊他是“雪中送炭，疫中送罩”。幾天后，我收到口罩了，他居然寄了一百個，我在為他的友情感動之際，也發(fā)現(xiàn)這個口罩的包裝盒上印著Made in China，有懂俄語的朋友還發(fā)現(xiàn)這個口罩的生產(chǎn)基地是湖北仙桃。其中的關聯(lián)不免令人唏噓一番，而這只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個小細節(jié)。今后，全球化的浪潮會退縮嗎？有很多人說，此次疫情會阻礙全球化的進程，我對此并不認同，阻礙人類走近的從來都不是病毒或疾病，而是人類自己的觀念。換句話說，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只是什么觀念意義上的全球化罷了。

這幾個小故事，可以獲得多種多樣的解讀。但無論如何解讀，我意識到自己一直都處在這樣的境地：各種話語始終在引導著我們。我們從各種話語中得到了建構主體的養(yǎng)料，但同時也必須要跟各種話語作斗爭，這便是主體的判斷與選擇在持續(xù)影響著主體的生成。一個人認為自己成熟了，成長與己無關了，這是最為可怕的想法。人的境況竟然是如此的復雜、多變和琢磨不定，文學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

五

有好幾次，在漆黑的深夜，我閉上眼睛，朦朧的意識中浮現(xiàn)出來的竟然是戴著口罩的人群。他們沒有面孔，只有一模一樣的白色口罩，像是幽靈一般安靜矗立在空間深處。他們用口罩的獨眼在凝視這個世界，我感到了詭異的驚悚。在這里，我引述兩位詩人的詩：

別人認不出戴口罩的我，我因戴口

罩也認不出自己。

我在心里一遍遍確認我是誰，但總

被口罩堅決否認。

但其實我摘下口罩時，它什么也不

是。

——西川《口罩頌》

是時候對偉大的口罩說出這句話了

我愛你

我的至愛

我的小監(jiān)獄

封好我的嘴巴

——于堅《至愛》

口罩的意象被兩位詩人敏感捕捉，并賦予復雜的況味。相對于直接表達的話語，由景觀建構出來的話語是比較幽微的，但其豐富性實際上一點兒也不遜色。黑死病肆虐時期就出現(xiàn)了詭異的鳥嘴醫(yī)生，他們身穿泡過蠟的亞麻或帆布衫，頭頂戴著黑帽，戴上可過濾空氣、狀如鳥嘴的面具，眼睛由透明的玻璃護著，手戴白手套，持著長長的木棍，用來接觸病人的物品。鳥嘴醫(yī)生至今仍然是很多藝術家在表達的意象。鳥嘴面具、防毒面具、口罩，構成了一系列人類對于他者的恐懼景觀。

從口罩和面具延伸到更大的具象，受疾病影響最大的物理景觀非建筑莫屬。人類從洞穴走出，開始搭建簡陋的窩棚，便是基于保護身體的種種認知。這種觀念隨著歷史進程越來越鮮明化。比如在達·芬奇的速寫本中，解剖學圖紙旁邊出現(xiàn)了建筑體內部的剖面圖。他從建筑學的角度理解著大腦和子宮的內部，只有將身體剖開才能洞察其中的秘密。也就是說，建筑與身體有著類似的結構特質。人們借助身體理解建筑，也借助建筑來理解身體。

建筑不僅僅抵御烈日、暴雨與颶風，也承擔著抵御疾病的功能。在結核桿菌被發(fā)現(xiàn)之前，人們認為肺結核的病因包括：不好的氣候，久坐的室內生活，通風不良和光線不足。1907年建成的達沃斯療養(yǎng)院，就按照這樣的理解來規(guī)劃建筑。托馬斯·曼因為夫人患肺病住在達沃斯療養(yǎng)院，他前往探望，結果一個星期之后，他的上呼吸道被感染，持續(xù)咳嗽。醫(yī)生對他進行了檢查，發(fā)現(xiàn)他的肺部有塊“濕斑”，建議他也留在療養(yǎng)院，和夫人一起治療六個月。托馬斯·曼拒絕了，后來，他說：“我用寫小說代替了。”這部小說就是《魔山》，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他筆下的漢斯·卡斯托爾普代替他在療養(yǎng)院里住下去，住了整整七年。《魔山》充滿了疫病話語，展示了為了抵抗瘟疫而形成的空間形態(tài)，其中專門有一節(jié)介紹二十世紀初的生物學和醫(yī)學，這對今天的寫作具有極大的啟示：早在一百年前，文學對人的認識已經(jīng)納入了生物學和醫(yī)學的內涵，而不只是來自于古典的人性觀念。

從莎士比亞到托馬斯·曼，從《紅樓夢》到《白鹿原》，中西文學里邊都浸染著疫病的陰影，這絕不是偶然的，文學要比傳統(tǒng)的歷史編纂學更加緊密地置身于人類日常生活的核心地帶。從托馬斯·曼的《魔山》再到加繆的《鼠疫》，瘟疫越來越成為人類生存狀況的一種根本性隱喻，這其中包涵著現(xiàn)代性的精神焦慮。

其實，疾病的陰影早已被固化和強化到了驚人的地步，它不再停留在虛無的隱喻中，而是成為堅固的混凝土本身。現(xiàn)代建筑跟醫(yī)學圖像之間的關聯(lián)度越來越鮮明。X射線的人體透視圖與玻璃摩天大樓的結構圖如出一轍。CT掃描圖像出現(xiàn)后，當代建筑也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類似景觀。我們終于可以這樣說了：“疾病塑造著我們。我們生活在疾病的塑造中。疾病是我們生存的重要結構。”

在所有的疾病中，瘟疫是最為殘酷的。我們可以把疾病（不包括物理性傷害）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內在系統(tǒng)的衰敗，每個人因為各自體質罹患不同的疾病；一類是無差別的外在攻擊，主要是細菌和病毒入侵人體。傳播力與致死率極強的病毒才能稱之為瘟疫，其最可怕之處在于攻擊的普遍性，跟個人體質幾乎無關。病毒所過之處，只有極少數(shù)人能夠幸免，這與戰(zhàn)爭的暴力極為相似。而感染者像極了不自知的奸細，不斷給病毒提供補養(yǎng)、繁殖和傳播的途徑。

美國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不無偏激地認為，無論是雅典的衰落荒蕪，還是羅馬帝國的轟然倒塌，甚至整個美洲文明的徹底消失，都是因為瘟疫。確實，我們知道，作為“黑死病”的鼠疫曾致死過數(shù)千萬人，動搖了歐洲的中世紀，讓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的出現(xiàn)成為可能。結合中國歷史，比如明代的覆滅，就不僅僅因為崇禎皇帝的剛愎自用，還因為席卷了北京的那場“大頭瘟”，李自成率領了一支拼湊而成的農(nóng)民軍隊，幾乎沒有遭遇像樣的戰(zhàn)斗就攻陷了京師，改寫了歷史的走向。

新冠病毒讓我們再次深刻地發(fā)現(xiàn)人類歷史的生物學基礎。這是被過去的歷史學有意無意忽視的部分。實際上，人類作為一種生物，必定受制于生物學的很多特征。這在過去由于生物學技術的不發(fā)達，而未能進入歷史演變的視野之內。今天的歷史學，理應獲得這種生物學的自覺意識。人類的歷史建構在人類這脆弱的血肉之軀上，本應是常識。在量子世界當中，之所以會“測不準”基本粒子的軌跡，就因為人類作為觀察者會干擾微觀粒子的運動。我們在文化層面也是同樣，我們得理解我們自身作為觀察者跟承受者的雙重角色和身份。人類由血肉之軀構成，人類的歷史便同樣由血肉之軀構成。我們觀察歷史，不能覺得歷史是遠離了身體的抽象之物，這種觀念才是危險的。

從文明演進的大尺度來看，這次的新冠瘟疫其實算不得什么新鮮事，但是，由于交通技術的發(fā)達，讓染病規(guī)模在極短時間內就遍布全球，帶來的沖擊是史無前例的。也是由于科技的發(fā)達，讓我們認為人類來到了許多關鍵技術即將突破的前夜，新紀元即將開始了，沒想到被原始的瘟疫襲擊到如此狼狽的境地，故而挫敗感也相應有點大。硅谷的庫茲韋爾就大膽預言：2045年人類將實現(xiàn)永生。他這樣說，并沒有受到多少嘲笑，因為他過去的許多預言都一一應驗了。人類基因組計劃就是很好的例子。1990年，二十世紀最宏大的生物學研究項目之一啟動了，計劃用十五年時間完全破譯人類基因密碼，繪制出基因組圖譜；可直到1997年，僅有百分之一的基因被破譯，很多人便開始質疑，但庫茲韋爾說：“只要每年完成雙倍的突破，從百分之一開始，七年之后，就能達到百分之百。”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時間證明了庫茲韋爾的預言是正確的。因此，當庫茲韋爾預測人類永生之際，帶給人們的更多是一種震撼。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個天堂的門檻在云端若隱若現(xiàn)。但是，新冠病毒橫空殺出，帶著古老的野蠻敵意，似乎遮蔽了通往那個門檻的路徑。

我們還是得承認，面對宇宙和自然的法則，人類還是非常愚昧的。無比原始的病毒，隱藏著對人類的限制。我們要理解我們每天都在使用的身體，必然伴隨著對整個世界的深入理解。通過宇宙奧秘的道路，與通往生命奧秘的道路，是同一條道路，這條道路是壯麗的。對此，人類應當懷著無比謙卑的信心。

在科學認識的道路之外，科學倫理與社會倫理的問題，也許需要更加迫切地解決。科學倫理與社會倫理的沖突帶來了混亂，它們無疑不可能完全貼合，總會存在著大大小小的罅隙。這種罅隙表現(xiàn)在今天就是人們的健康與自由（包括隱私權）之間的沖突。每個人不得不成為潛在的“嫌疑犯”，病人既是受害者，又像是施害者，關于行蹤與接觸等隱私信息被不斷公布開來，并進行追蹤。健康與自由變成一道相互對立的選擇題，給人們留下了一種負面的印象：仿佛為了健康，就要放棄自由。因此，便也有試圖選擇自由的，那就是“適者生存”（群體免疫）的論調，這又涉及到了文明底線的問題，一個拋棄老弱病殘的世界是沒有希望的。健康與自由真的不能兼顧嗎？也許，這只是眼下階段的暫時性困局，我希望一種新型的世界秩序會由此脫穎而出。在這個新的世界秩序當中，健康與自由不再成為對立的選項。

六

蘇珊·桑塔格晚年患病后，在一次訪談中真誠地說出自己的感受。她的話深深打動了我，我覺得應該跟每一個經(jīng)歷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人分享。

“人們的確會對疾病抱有負罪感。人們說我寫《疾病的隱喻》是一種超脫，實際上我一點都不超脫。除了身體上的痛苦之外還有害怕和恐懼，我嚇壞了。我經(jīng)歷了不折不扣的動物性的恐慌，但是也經(jīng)歷了無與倫比的狂喜。愿意迎接死亡絕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蘇珊·桑塔格點燃了一根煙，癌癥也阻攔不了她抽這支煙，她緩緩地吸了一口，吐出來，煙霧后邊是她智性的眼神。她盯著你，用少有的遲疑語調說：

“你不能對大自然憤怒。你不能對生物學憤怒。我們都會死，雖然很難接受，但我們都要經(jīng)歷這個過程。”

王威廉，作家，現(xiàn)居廣州。主要著作有《獲救者》《內臉》《非法入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