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是享譽世界文壇的巴西作家若熱·亞馬多196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該小說問世后立刻風靡巴西，僅僅12年間便重印了30次，上世紀70年代被搬上銀幕后（又譯《銷魂三人組》）更是家喻戶曉，創(chuàng)下巴西電影史上賣座記錄，此外，以弗洛爾形象為主題改編的音樂舞蹈節(jié)目在巴西狂歡節(jié)上常演常新，深受巴西人民的喜愛。80年代中旬，這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國出版后，更是屢次加印，賣出了15萬冊。然而，從90年代開始，隨著拉美文學出版在中國的整體衰退，中國研究界對亞馬多的關(guān)注越來越少，《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也像蒙塵的珍珠，漸漸被人淡忘。

這部小說情節(jié)并不復(fù)雜，就像一棵樹，女主弗洛爾是樹干，所有細枝末節(jié)的故事都是圍繞這株美麗的樹干展開的。從樹干兩側(cè)岔出的兩條主要枝干，就像女主的左膀右臂，權(quán)當看作她的兩個丈夫。這幅畫面的生動性在于“兩條枝干”在品相上形成鮮明的反差：作為流浪漢的瓦迪尼奧嗜賭成性，放蕩不羈，而女主再醮的特奧多羅博士，富有、斯文、循規(guī)蹈矩，是個有頭有臉的體面人物。照理說，弗洛爾從此應(yīng)該過上寧靜祥和的生活，誰知，死鬼前夫突然還魂，重返枝頭，進而使她左右為難，一邊享受博士丈夫帶來的溫和、疼愛和尊重，一邊渴望放浪的前夫重新點燃她的激情。

這幅香艷離奇的畫面似真似幻，若不仔細觀察，很容易產(chǎn)生誤讀，以為作者旨在表達類似于張愛玲《紅玫瑰和白玫瑰》“每一個男人全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的主題，即女人擁有兩個迥然不同又互為補充的丈夫才會感到完全滿足。當然，這種解讀無可非議，然而若是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無疑會落入俗套，是一種精神營養(yǎng)的浪費，尤其低估了亞馬多的思想深度和文學才華。

作為巴西本土作家，真正使亞馬多在世界文壇占有一席之地，除了深受巴西國內(nèi)外讀者喜愛之外，主要在于他對巴西民族的寫實主義描寫，對巴西民俗的理解以及對巴西混血文化的發(fā)掘，因此，有必要從社會學、人類學或廣義的文化研究角度來解讀其作品深層次的主題思想。

實際上，作者塑造兩個在社會地位、性格品性上天差地遠的丈夫形象，并非出于浪漫主義傾向只是為了滿足婚姻中人隱秘的、完美主義的心理需求和情結(jié)，而是讓“小人物”身上被遮蔽的真善美閃爍光芒，既張揚人類原始的生命力，又歌頌人間熾熱的愛情。

亞馬多筆下的“小人物”時常展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能夠喚起人們對生命的熱愛和激情。《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中的流浪漢丈夫瓦迪尼奧就是這一類型的典型人物。小說中，作者并不回避世俗的眼光是如何厚此薄彼將弗洛爾的兩個丈夫進行比較論斷的。與高貴富有、彬彬有禮的特奧多羅博士相比，作為流浪漢的瓦迪尼奧必然甘拜下風。然而，作者并沒有站在世俗一邊，而是通過弗洛爾可靠的敘事聲音展示小人物瓦迪尼奧身上的閃光點——善良、快樂和男性魅力。

小說中瓦迪尼奧魅力十足，他死后，很多人打亂了自己的狂歡節(jié)計劃，夤夜前來為他守靈，“川流不息”。大人物們在笑聲中回憶著他那些令人開心的舉止，還有他那善良的心地，他那殷勤禮貌，他那不求報答的慷慨大方。許多女人，甚至上流社會的女人也被他迷住了。在弗洛爾眼中，這個流浪漢丈夫，臉上洋溢著無邪、熾熱和真誠的神情，是“何等地漂亮，何等地富有男人特征，對上床以后的事又是何等地精通呀！”他能征服弗洛爾的謹慎，攻破她的純貞防線，他那狂風暴雨般的激情使弗洛爾心醉神迷，如癡如狂。

需要注意的是，小說中小人物的閃光點并非亞馬多隨心所欲的主觀臆造，而是作者思想傾向和多元文化的產(chǎn)物。亞馬多曾經(jīng)強調(diào)：“我尊重生活，絕不胡編亂造，從來沒有生硬地圖解一種政治理論。”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亞馬多表示“我搞的就是傳統(tǒng)文學”，不止一次聲稱“我是寫人民的小說家”，并以“平民作家”而聞名。不僅如此，當有人說他是“娼妓們的作家，是流浪漢們的作家”時，他不以為然，認為“這不是什么攻擊，這是一種頌揚”。這種人道主義的平等意識，亞多馬從不否認是受到狄更斯的影響：“從狄更斯的作品中我開始明白，就是世上最微不足道的人總還有其閃光點，哪怕只是一個小光點。從狄更斯那里我學會愛流浪漢，愛生活無著落者。”

亞馬多的一生歷盡滄桑，足跡遍及巴西，熟悉人民的喜怒哀樂及其生活狀況，所以能真實而準確地描繪出巴西社會的各個層面。關(guān)于巴西人的善良和熱情，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巴西：未來之國》里的贊美之詞可以作為一種旁證：“巴西人善良高尚，天真與熱情。不同階級的人們真誠坦蕩、禮貌相待——像最早到達巴西的探險者一樣，我們詢問的每一個人都在重復(fù)相同的答案：他們非常善良。”

另外，談到巴西的民族性，無論如何繞不開巴西的狂歡節(jié)。對于巴西人民來說，狂歡節(jié)是大眾的節(jié)日，與茨威格在《巴西：未來之國》中的觀察十分吻合：“階級的界限消失了，互惠的激情漸漸高漲，喧囂已經(jīng)近乎瘋狂。”狂歡節(jié)使得這片土地散發(fā)著熱烈的氣息，人們盡情地縱酒狂歡，盡情地沖破世俗成規(guī)的界限。

根據(jù)巴赫金的“狂歡化”詩學理論，所謂的狂歡化，就是狂歡節(ji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轉(zhuǎn)換為文學的語言。亞馬多所做的，只是成功地將巴西的狂歡精神——平等、熱情、歡樂和民俗傳統(tǒng)等因素雜糅起來，以生動的語言塑造出混血的、飽滿的人物形象。亞馬多也因此被譽為巴西狂歡精神的終極書寫者。

最終再回到小說《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對于弗洛爾來說，“一文不名”浪蕩漢的猝死，并沒有像周遭的人所認為的那樣“就像是一個奴隸獲得了解放證書”，而是日日相思夜未眠，即便后來嫁給高貴善良的博士丈夫，她對前夫依然是苦苦盼著能相見。這又是為什么呢？

想必在實用主義者眼中，弗洛爾真是個傻女人，只是他們不明白，也不愿意相信，這就是愛情，比金錢更寶貴。弗洛爾懷念那無與倫比的活潑的生命力，瓦迪尼奧那男性的狂熱曾讓她飽嘗夫妻生活的樂趣與甜美，“失去了瓦迪尼奧的風趣、歡樂和瘋狂的陪伴，生活便全然失去了意義。”結(jié)果呢，思之，思之，鬼神來之，死鬼丈夫前來與她會面。

這里，死人還魂的“魔幻”情節(jié)顯然不符合亞馬多一貫遵循的“傳統(tǒng)”寫作風格，那么，亞馬多為什么筆鋒一轉(zhuǎn)玩起了“魔幻”？惟一的可能就是將這種“魔幻”歸因于“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畢竟亞馬多和馬爾克斯都同屬拉丁美洲，將他歸入“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家陣營毫無違和感。

然而，葡萄牙語寫作的巴西文學與西班牙語寫作的“拉美文學”不一樣。北京大學葡語系學者閔雪飛曾撰文談到，中國讀者熟悉的“拉美文學爆炸”與“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并沒有在巴西發(fā)生，“魔幻”在巴西文學中也幾近于無。在亞馬多《弗洛爾和她的兩個丈夫》中，顯示出了“魔幻”，但這是亞馬多對巴西土生宗教與坎東布雷中得出的靈感。

每個人都無法回避對民族文化的記憶和詮釋，亞馬多也不例外，他將巴西的混血民俗融入到文學作品中，真實反映出巴西文化的混血特色。眾所周知，巴西民族主要是由殖民者葡萄牙人、當?shù)赝林⒎侵藓谌藰?gòu)成的，來自歐洲、非洲和美洲的三種文化不斷融合、不斷同化，經(jīng)受著混合與鑄煉。

所謂巴西土生宗教和坎東布雷，前者是土著人的宗教，后者是黑人從非洲帶到巴西的宗教。土著人是如何理解“生者與死者”的關(guān)系？對此，法國結(jié)構(gòu)主義創(chuàng)始人列維·斯特勞斯在《憂郁的熱帶》中給出了確鑿的答案。據(jù)列維·斯特勞斯的考證，在土著民俗中，死者回到生者身邊，都是在特定的時間之內(nèi)。死者的回來是受敬重的，因為透過他們的影響，四季才如期循環(huán)，農(nóng)作物和婦女才能生育豐收。生者與死者的短暫會面都以關(guān)心生者的利益為原則與目標。

由此不難理解小說中死者為什么要回到弗洛爾身邊，理由很簡單，弗洛爾與文明、富裕的博士丈夫日復(fù)一日單調(diào)的婚姻生活，使她感到厭倦，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死者像是體察到她的苦衷，便偷偷回到她的身邊。

回來是為了重新煥發(fā)生命的活力，也是為了讓愛失而復(fù)得。亞馬多54歲時完成這部小說，人過五十知天命，原始生命力日漸衰退，荷爾蒙愈發(fā)枯竭，隱約可見死亡的陰影。亞馬多將死者還魂的“魔幻”揉進無奈的人生現(xiàn)實，表達了他對生命的眷戀，對愛情的頌贊，明知是一種虛妄，仍然執(zhí)拗地讓逝去的愛死而復(fù)生。雖然閃耀著生命之光的歡愉和力量像滾滾的暗流繞過現(xiàn)實的險灘，宿命般消逝在遙遠的天際，卻給讀者留下一抹甜蜜的滋味，也許短暫，夾雜著一種淡淡的哀傷，但甜蜜不容抹殺。這是頑強生命力與衰老和死亡的搏斗，是不老的思念發(fā)出的尖利吶喊，或許正是作者內(nèi)心最真實的圖景。

蘇格拉底說得沒錯，好人無論生前死后都不吃虧，我們仿佛看見已在彼岸的亞馬多正隔著時空，一邊扮著鬼臉，一邊朝我們呼喚：“我還會回來的，只要生與死之間有一座愛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