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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人類是一種實踐 ——當文學遭遇虛無及其他
    來源:文學報 | 郭艷  2020年08月31日14:51

    資本、權力、身體、欲望、科技、信息乃至現代生活方式本身等等都成為新的“趨魅”的路徑和方式,現代自我在“去魅”的同時又被“新魅”所遮蔽。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代文學向內轉最根本的動力是回答現代性的經典問題:我是誰。那句“我是我自己”的回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然是現代文學為自己立法的根據。由此,現代自我、個體、私人經驗敘事成為現代文本的敘事基調。從近百年的人類社會發(fā)展狀況來看,高科技和豐裕物質生活帶來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然而人類在文學、藝術、審美、道德、倫理乃至人性維度上卻并未因這種“進步性”而有著長足的發(fā)展和提升。現當代文藝對于個體經驗的發(fā)現、認知和呈現是依據人類自身現代性認知而不斷演繹和變化的,這里并非是否定現代文學藝術自身,而是相對于古典傳統的經典文藝來說,現代的哲學、社會科學乃至人文藝術行走在一條越來越逼仄的路徑上。自我在碎片化、欲望化和板結固化的現代體制中日漸衰敗而亡,“我是我自己”漸漸演變成了“我自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現代和后現代在解構古典傳統的同時,陷入多元的價值混亂,而非多元價值共生。去魅的同時,消解崇高、優(yōu)美之后,審美碎片化,肉身、欲望、媚俗連同權勢在時尚前衛(wèi)的包裝下,成為新經典、新風尚乃至新古典主義。原本“我是我自己”,大多演變成為“我無法把握我自己”。由此可見,現代人的痛苦在于:現代社會標榜“我是我自己,自己為自己立法”,然而現代社會高度發(fā)達的科技、經濟乃至信息技術本身,卻帶來了板結和固化的社會運行模式和高風險、高壓力的現代生存模式。“我”連自己的肉身和欲望都無從把握的時候,“我是我自己”就成為一個非常可笑的回答。資本、權力、身體、欲望、科技、信息乃至現代生活方式本身等等都成為新的“趨魅”的路徑和方式,現代自我在“去魅”的同時又被“新魅”所遮蔽。

    人是被拋入歷史之中的,現代個體無法回避被捆綁在機械復制社會的生存樣態(tài)。由此,無論我們聲稱自己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都是那個永遠走不出城堡的“K”。因此割裂性、碎片化、板滯化等等無疑和傳統時代的固化價值認知一樣成為新的固化認知。與此同時,現代在更大程度上與傳統的斷裂關系,全球化又帶來價值認知的世界性趨同,這些都在一個貌似更迭的層面造成了自我與他者、現實與歷史之間的深度切割。一方面苦難、饑餓和貧窮作為部分現實和遙遠的新聞存在,另一方面更多人進入物質生存基本滿足之后的現代生活。在這樣一個溫飽的現代生存時空中,如果現代人無法在一個螺旋式上升的維度去重新體認自我、他者和世界之間的復雜關系,那么無法饜足的欲望和肉身終將讓現代人面對更大的虛無。因為在普遍的物質主義和強勢的功利主義思潮中,貌似新觀念、新時尚和新體驗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往往只是在單向度的欲望體驗中走向非理性的偏執(zhí),零度寫作、消解價值和宏大敘事、烏托邦寫作一樣,因為自我肉身和靈魂的無處藏身而陷入價值倫理和審美的虛妄。在以金錢權勢為成功標志的功利主義思潮中,退隱、佛系和臣服于現代體制的沉默庸眾一樣,不再是對于現實的異質性存在,每一個現代個體似乎都成為絕望的失敗者。由此,現代個體的自由、尊嚴和價值如何在機械復制時代重啟,這應該成為現時代文學藝術重新思考的問題。

    現時代作家和文本都深陷這種現代性情境中難以自拔。文學寫作原本應超拔和穿透現代生存的本質真實,而當下文學卻恰恰和這種單向度的生存形成了互為印證的關系。這種無力超拔的狀態(tài)更多源自于現代人的平庸本質,大眾化、娛樂化和功利化的生存模式席卷每一個現代人的神經末梢,作家無論以怎樣的姿態(tài)和面目出現,大多會被時代的總體情境所裹挾,由此現時代寫作更多是無數時代庸人對于時代庸人的平鋪直敘。時代庸人是現時代文學敘事中的 “新人”,然而,如何摹寫時代庸人或者說敘述現代人在機械復制時代的私人經驗、歷史境遇、人性面相等等,這些無疑是當下文學寫作值得進一步反思的問題。

    在一個整體平庸的現代社會中,私人經驗在何種意義上是有效的?或者說現代文學“向內轉”之后,對于現代個體私人經驗的文學敘事在當下是否還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先鋒性?

    進入高科技信息時代以來,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社會樣態(tài),落后、發(fā)展、發(fā)達國家形態(tài),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等等,現時代幾乎是過去所有時代社會生活的歷史性累積。現代個體面對的是一個全息圖像、三維度立體和即時在線的人類生存圖景的冪次方疊加,然而在個體生活被高度機械復制的現代社會,現代個體已然無法真正深入到復雜社會文化語境內部,去切實認知和體驗多層面的生活經驗。相反,現時代的人們似乎更以一種粗暴而淺陋的方式回應復雜的時代語境。種種現象的出現,無疑也是現代性自身的后果。現代人和傳統斷裂之后,物質主義和功利化生存模式帶來高度同質的生存體驗,這種體驗導致現代人更愿意將和自己擁有相同私人經驗、情感傾向和價值取向的人引以為同類。被時代價值裹挾的現時代寫作,私人經驗敘事幾乎在同等程度上顯示出了對于復雜現代社會語境膚淺粗陋的觀察和體驗,文本中所呈現的同質化私人經驗敘事幾乎是無效的。也就是說,當下寫作的文本敘事根本無法達到巴爾扎克現實主義文本所呈現的當時法國社會所有社會生活總和,私人經驗敘述恰恰因為個體視角的碎片化和單向度,在某種意義上已經無法真正體現現代生存的普遍真相和本質真實。由此現代作家個體寫作所觀照的個人生活史、群體或階層的生活史僅僅是部分同質化現代生存的表象。與此同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這種表象化的對于現代生存浮光掠影的敘事恰恰遮蔽了更多他者的生活真相和本質真實。

    對于現時代中國漢語寫作來說,有三種關乎中國現代生存的本質真實在不同程度上被當下寫作所疏漏和遮蔽。

    第一,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以來的現代性進程中,大多數中國人的行為規(guī)范依然在人之為人的基本準則和價值底線之上,這些人又是平庸而沉默的大多數,而這些底線之上時代庸人的生存經驗被符碼化,從而無法表達常態(tài)中國人現代生存經驗的主體性和獨特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因為現代社會豐裕的物質生活和高科技的信息、通訊和交通方式,現代人的日常生活恰恰比以前任何時代的人們都更為便捷和安逸。大多數人在城市里朝九晚五工作、年節(jié)休假、上學求學,結婚生子、購物消費等等,他們的日常生活大多循規(guī)蹈矩。同樣,鄉(xiāng)土嬗變中,農民從土地中出走,在城鄉(xiāng)流動中轉換著身份,在城市謀求一份養(yǎng)活自己和家人的工作,農民以最基本的生存欲求改變著自己和現代中國的面貌。絕大多數的時代庸人在認同世俗生活一地雞毛的同時,有著最起碼的生活原則和認知邏輯,他們的日常和生活是常識意義上現代中國人的人生選擇。然而,在當下寫作中,往往關注新聞報道中各類社會驚悚事件,將其轉換成文學虛構,這些人物被放置在道德倫理底線之下,文學描寫這樣的個體在權力、欲望、金錢乃至基本生存博弈中蠅營狗茍的各種伎倆,這些人物的行為缺乏基本生活邏輯和倫理認知能力。當一堆這樣的人成為文學作品表現對象的時候,底線之下扭曲變形的中國現代人和現代生存樣態(tài)成為被放大的文學象征符碼,中國人的現代日常生活被符號化,從而遮蔽了更多底線以上的具有常識認知的日常經驗和倫理風尚的文學敘事。中國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并非沒有常識認知和理性判斷,尤其在城鄉(xiāng)廣闊的世俗生活空間里,在權勢和金錢罅隙中,在高科技和資本壟斷的縫隙里,中國人的現代人生選擇和智識水準依然有著令人驚異的獨特性,相當多的獨異個人依然創(chuàng)造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現代性敘事。對于更多中國人來說,當下整體性社會情感特征是庸常磨損中堅硬的生活和日常固化逼壓下向上的掙扎,這種向上向善又合乎倫理道德基準線的努力可能僅僅只是獲得了溫飽之后的知足常樂,然而中國式人生觀照和倫理價值無疑正是體現在這些時代庸人身上。中國近半個世紀的長足發(fā)展,并非建立在邊緣變態(tài)人生的愛恨情仇上,而是建立在常態(tài)現代個體的堅韌前行上。文學則應在審美維度上呈現出時代日常經驗更為深層次的內在精神圖景和情感特質。

    第二,中國現代道德倫理建構秉持現代社會公民的基本法律道德修養(yǎng),同時承繼中國人重視家庭親情的倫理價值觀念,主流人群依然保有穩(wěn)定的社會價值和倫理判斷。然而在文學寫作中,中國式倫理價值浸潤的精神氣質和情感經驗在很大程度上被邊緣灰色敘事所遮蔽。中國人倫理道德的裂痕盡管前所未有地擴大,但是中國社會運行的基調依然是現代法律規(guī)約下的熟人社會法則,同時以家庭為單元的人倫價值認知體系。大多數中國人所面對的是日常性的平庸生存面相。因為這種平庸生存缺乏曲折的故事性、驚悚的情感特征和吸引眼球的欲望抒寫,所以當下寫作鮮有對于這種平庸生存本質真實的深度敘事。

    當下寫作更多呈現掙扎在欲望情境中的眾多灰色人物,文本著力敘述各色人物的身體欲望,并以特寫的方式摹寫扭曲的情色經歷和變態(tài)的情感特征。

    邊緣人群值得關注、同情和理解,但是當寫作凸顯和聚焦這些邊緣群體而幾乎無視常態(tài)家庭婚姻倫理的時候,非常態(tài)的人生經歷和扭曲的精神情感樣態(tài)恰恰遮蔽了更多具有常識認知的現代中國人真實的價值判斷和倫理選擇。而文學恰恰應表達常態(tài)現代人以及他們庸常生活情境中所面臨的新的精神、情感和倫理困境,呈現他們在現代性價值倫理困境中的茫然、困惑和掙扎,正是這些堅硬日常中的糾結與抵抗體現了中國人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現代性生長。

    第三,自現代社會以來,中國人的現代人格一直在嬗變中進行著艱難的建構,而這種建構性努力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則往往被略寫,以至于當下文學作品中中國人的現代人格呈現出空心化特征。即當下寫作中的文學人物非但不是具有審美意蘊的獨異個人,也不是極具象征性的圓形人物,反而大多是心智發(fā)育不良、見識淺陋的各種人物。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和整體社會文化情境疏離的原因。然而,中國社會現代人格建構的真正的現實在于,自近代社會以來,無數的智識者都在尋求自身現代身份的合法性,致力于中國人現代人格的建構。無論是選擇西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傳統中華文化的現代承繼等等,無一例外都是要給時代前行中的中國人一個安身立命的理由。中國人自近現代社會以來對于自身現代人格的建構性實踐從未停止,并且以一種隱形的方式在沉默的時代庸人之中產生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中國人的現代人格成長是以風俗倫理嬗變的方式呈現的,即如中國社會近百年來各種思潮、主義和價值觀念對于社會風氣和世道人心的濡染,看似平淡無奇的社會風尚和時代人心的變化,其實昭示著中國現代性過程中人的質變(當然也包括異化)。從傳統到現代,從傳統的人到現代的人,在這個過程中,無數的中國人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堅韌跋涉。這些時代庸人是沉默的大多數,只有這些人才能被稱為這個時代具備常識認知和常態(tài)生存方式的現代中國人。中國社會的這些人群無疑也會沾染時代共名特征的功利主義色彩,然而正是他們以自身艱難建構的現代身份意識和現代人格去抵抗傳統因襲的重負和現代性的負面后果,以無名的時代庸人形象堅守著最基本的道德倫理底線和個體的尊嚴,這一部分群體才真正體現了中國現代人格建構的當下性。

    總而言之,中國人以上三個維度的現代生存面相和本質真實在相當大程度上被文學創(chuàng)作所疏漏和遮蔽,而他們這些人的私人經驗才是真正有效的現代性體驗。文學敘事對于建構現代人格的時代庸人的常態(tài)生存經驗的遮蔽,導致了當下文學寫作中諸多現代性元素的缺失。由此盡管很多文學作品寫的是當下生活,可是呈現在文本中人物形象、情感邏輯和精神特質恰恰在很大程度上背離現時代的本質真實(在這個維度上,優(yōu)秀的網絡文學和電視劇作品對于上述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樣態(tài)、民間生活智慧和世俗倫理風尚有著切近當下的表達)。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保有中國現代基本價值倫理底線、具有常態(tài)人生選擇、具備現代智識和常識水準的“時代庸人”們是沉默的,然而他們的私人經驗卻無疑具有文學敘事的有效性。時代庸人們作為人類的實踐恰恰是當下沉默的主流和被遮蔽的本質真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下文學有著突破自身現代性困境的可能性。

    卡夫卡城堡之于現代的生存情境,“K”之于現代人的命運遭際,二者是對于現代社會絕好的隱喻和象征。物質欲望和功利主義的城堡將現代的K們困在其中,城堡中的“K”們大多數是無法逃離的,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當所有的人都明白無法逃離城堡的時候,文學描寫K無休止逃離城堡的企圖還有意義嗎?反過來,是否要反思何以城堡變成了現在的樣子,好的城堡應該是什么樣子,作為個體的K如何在城堡中以一個具體的人的樣子存在?現代失敗癥患者無法逃離,只能直面虛無。無論是反抗絕望,還是尋求無意義生存中的意義,都是同一個問題的一體兩面。小說作為近現代最為繁盛的文體,即是在文學的維度上提供了眾多反抗無意義生存的“K”們,小說之虛構和想象也正是在這樣的層面獲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由此”文學不會消亡“并非僅僅是一句蒼白的安慰語,而是面對現代性的虛無和絕望,人類決絕的孤勇和堅韌的反抗。

    盡管將文學功用提升到抵抗虛無的孤勇,依然無法回避文學自身被現代社會同質化和單向度降冪的現實。而文學實際上僅僅是文學本身,讀者選擇閱讀文學作品,多是看看別人的故事,消解自己日常生存的無意義感,娛情養(yǎng)性、增廣見聞是普遍的心態(tài)。尤其在遭遇多媒體影像視聽沖擊的時候,閱讀文學更像是獨語般的私密行為。在中西方敘事傳統中,文學的孤勇一直在時代的經典文本中流傳承繼。當一個時代的人們遙望另外時代的人們以及他們的生存的時候,文學讓歷史和真相敞亮:時代庸人們的日常是如此相似地輪回著,帶著深深的人性之殤,在時光中抵達人之為人的幽暗與光亮。作為實踐的人類在精神、情感、倫理和審美的維度上不斷攀援生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下漢語寫作之所以在私人經驗敘事上無法抵達生存的本質真實,依然在于無法厘清自己在中國現代性發(fā)展中的主體意識和文化身份認同。我們在談論寫作的時候,更愿意文本的人物像菲茨杰拉德筆下的蓋茨比,是《鐵皮鼓》中的奧斯卡,或者如麥克尤恩血腥加荷爾蒙式的人性陰暗面的精雕細刻,或者是庫切知性寫作互文性的鋪排。同時,強悍的馬爾克斯依然是我們最心儀的模仿者之一,魔幻的馬貢多和失眠的老祖母游蕩在中國的鄉(xiāng)土敘事中……問題的關鍵恰恰在于這樣一個悖論中,雖然同為現代性寫作,東西方文化的獨特性讓中國敘事和歐美敘事在構建無意義生存之意義(或曰反抗絕望)的時候,二者之間有著相當大的異質性。

    我們讀漢語白話小說,放不下的往往是快意恩仇的俠義故事,歷經磨難的神魔世界,魅行幻化的狐仙鬼怪,循環(huán)往復的歷史傳奇。漢語敘事中,花妖狐媚必是在荒冢古墓中出入,寶黛釵需是簪纓世家的少男少女們,翠翠儺屬于肅穆純凈的桃花源,木蘭是儒釋道文化濡染的奇女子,高老太爺、吳蓀蒲只能是夜上海中的幽靈,阿Q屬于唱社戲的未莊,落魄的呂緯甫須是暗夜的酒樓上……漢語白話小說即便是講故事,也要在妥帖契合的意境中傾訴,在茶樓酒肆、市井里巷、高門大戶的世情中穿越,朝堂權謀、江湖道義、舞榭勾欄和終南隱逸可以溶于一體,士大夫經國之大略與販夫走卒的街談巷議并行不悖。人物是在世情中被凸顯、被穿透,被淬煉,一餐一飲、一顰一笑、一動一靜帶著山川地域的姿態(tài)和口音,從性格到命運無不沾染著漢文化獨特的風俗倫理氣息,愛恨情仇和淺斟低吟都浸潤著東方審美的詩意特質。

    我們在回溯漢語白話小說經典的時候,往往落腳處在于唐傳奇、明清白話小說和若干現代經典文本。而對于當代小說而言,往往會覺得有很多好小說,卻很難放置到白話小說經典的層面來談論。但是汪曾祺的漢語敘事恰恰是當代寫作中的異類,他對于中國現代社會的漢語敘事的確有著某種超乎時代的“異秉”。汪曾祺經歷了戰(zhàn)亂天災等,然而他落筆處卻是世情的人間煙火,傷痕累累的現實并非被粉飾,而是在人間煙火中被消化和理解。以審美的遠觀和靜穆的凝神來反思生活的煙熏火燎,從而消解現代性自身帶給人性的戕害。在世情的層面寫人的日常,打量一個時代人性可能具備的寬容、理解和慈悲,從而在風俗倫理和審美的意義上提供文學所能提供的孤勇和反抗。同樣,另一部歷來只被提及一個片段的漢語小說也值得回溯和借鑒。《老殘游記》的價值遠遠不在于白妞黑妞大明湖唱詞,而恰恰在于寫出了老殘這樣的中國式人物。劉鶚寫這部小說的心態(tài)是: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可見其在清末風雨飄搖時局中身世遭際的頹敗與傷感。一種文化和文明方式衰亡之際,身在殘局中的中國人是如何體認現實生存的?在《老殘游記》中,游方郎中鐵英雖然身處末世,身上卻充斥著中國文化充沛飽滿的元氣,身在江湖卻心系廟堂,行醫(yī)濟世又人情練達,冷眼看末世亂象,卻有熱血和真性情。作者筆墨老辣酣暢,筆下各色人物的描摹刻畫,都帶著濃厚的世情色彩和冷眼旁觀的洞察能力。老殘游記呈現了近代社會中國智識者反觀社會世道人心的心路歷程,傳統人文情懷和俠義精神同儒家經世致用、道家修身避禍在虛構文本中完成了文學的審美觀照。

    由此可見,中國人的人性深度并非僅僅是縱向肉身和靈魂的糾纏,更多的是網狀的人的復雜關系的纏繞、選擇與判斷,中國人人性之深廣度是與世情練達和世事洞明的程度互為表里的。從文化身份認同角度,漢語白話敘事從來都有著自己的獨特的路徑和風格,老殘的豐富性遠遠大于在物欲和情色之間掙扎的幼稚的蓋茨比,受戒中小和尚對于情愛的理解絲毫不亞于霍亂時期的沉溺于情愛中的弗洛倫蒂諾·阿里薩,鏡花緣中極具象征意味的白民國、無腸國、兩面國、結胸國、翼民國呈現出的詭異魔幻和嘲諷色彩絲毫不亞于時空顛倒的馬貢多。與此同時,中國文化倫理中的順勢、樂天、知命又和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的人生命題水乳交融。漢語白話敘事在生存無意義的意義建構中更多風俗倫理化傾向,在文本層面呈現出詩意化審美特征。

    與此同時,對于西方文學敘事來說,卡夫卡小說作為現代生存無意義的象征性符碼,昭示著西方敘事文學從史詩傳統中進入現代主體性的自我反思。在此之后的相當長的時間段,人性的陰暗面和人性之惡的書寫占據著現代小說的主體地位,貝克特《等待戈多》更以無望等待的隱喻顯示出現代生存本身的虛妄,西方現代小說以各種字母文字傾訴了人性在靈肉兩端的歧路彷徨,人性的深度模式在一系列的西方現代經典中疊加,呈現出了不同時期現代城堡中K的樣子。于連-索雷爾和蓋茨比代表著歐美文學中野心勃勃卻內心保有純真情感的奮斗青年們,《布魯克林有棵樹》《殺死一只知更鳥》在理性主義和種族文化層面呈現了屬于現代歐美中等收入群體精英的勵志人物,麥克尤恩至暗人性的摹寫,庫切對于歷史、當下和人性的深刻互文,厄普代克兔子系列對于美國社會的全景式敘事等等,無不以文學的解構方式映射西方現代性的后果。

    解構的目的是要將人性陰暗和人類的罪惡呈現在歷史和當下的人類記憶當中,可是任何一種對于苦難、罪惡和黑暗的承載都需要消化吸收,更需要超越和升華的勇氣和力量。如何在解構的同時對于生存之意義有著更為清晰的認知,而非徹底陷入混亂、虛無和絕望?由此,在這里需要提及的是,在上述現代敘事文本被廣泛閱讀傳播的同時,歐美現實主義文學經典一直以景深和文化息壤的方式存在著,西方文學和影視創(chuàng)作對于莎士比亞的不斷重新闡釋即是最好的例證。最后想提及菲利普·羅斯的《美國牧歌》,這部小說是以挽歌的方式提供了歐美社會現代性困境中的人是如何清醒而絕望地走向虛無和毀滅的。瑞典人最終意識到,生活教了他最令他不快的一課——生活并沒有意義。而菲利普·羅斯之所以要敘述這個瑞典人的故事,無疑是要在絕望和無意義中建構生存的意義。正如索羅塔洛夫所說:“羅斯屬于猶太道德主義者的行列,但他卻以猶太性的獨特思維方式和渾厚的猶太道德經驗邁向人類內心世界普遍存在的兩難境地。”

    當一個時代的人們遙望另外時代的人們以及他們的生存的時候,文學讓歷史和真相敞亮:時代庸人們的日常是如此相似地輪回著,帶著深深的人性之殤,在時光中抵達人之為人的幽暗與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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