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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今日之勢,使我輩處之,唯有一戰(zhàn)” ——抗戰(zhàn)先驅章太炎
    來源:北京青年報 | 肖伊緋  2020年08月28日07:38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不久,時年63歲的章太炎在給弟子孫思昉的信中說:“東事之起,仆無一言,以為有此總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東人睥睨遼東三十余年,經無數(shù)曲折,始下毒手。”

    章氏強調,雖然抵抗未必能勝,但“敗而失之,較之雙手奉送,猶為有人格也。遼東雖失,而遼西、熱河不可不守”。其憂憤之意,其悲慟之情,可謂力透紙背、感人至深。

    “北伐”之后,一直不承認南京政府,始終反對一黨專政并遭到國民黨通緝的章太炎,本來就此閉門研學,久已不問國事。此刻面對日軍悍然入侵,當局軍隊卻“不抵抗”的怪現(xiàn)狀,章氏終于忍無可忍,禁不住拍案而起,痛斥以蔣介石為首的“投降派”,堅決主張奮起抗戰(zhàn)。

    章太炎晚年存照

    師生通信痛斥當局

    寧方則秦檜之,粵方則石敬瑭也

    1931年10月,章太炎收到弟子馬宗霍的贈書《音韻學通論》。他將該書通讀一遍后,于當年12月7日復信馬宗霍,信中大談國事,再一次痛斥了抗戰(zhàn)投降派,對國家現(xiàn)狀深感沉痛。信文轉錄如下:

    宗霍足下,前得《音韻學通論》三冊,略已閱遍,大致不誤。東事起后,當局已不能禁人言論,而老子終無一言者,蓋擁蔣非本心所愿,倒蔣非事勢所宜,促蔣出兵必不見聽,是以默爾而息也。 逮今擬劃錦州為中立區(qū)域,則放棄東三省之志已決。學生群呼打倒賣國政府,亦奚足怪!但聞北來諸生復垂意于粵人夫己氏者,斯可謂暗甚也。陳友仁之東行所談何事,見諸東國報紙,無可揜飾。然則校論寧粵兩方,寧方則秦檜之,粵方則石敬瑭也。秦固屈伏于敵,石則創(chuàng)意賣國者。去秦求石,其愚繆亦太甚矣。此事起時,誤在求聯(lián)盟會。既不敢戰(zhàn),又不敢直接交涉。遷延時日,致敵之侵略愈廣,而袁金鎧輩漢奸政府亦愈鞏固。此后敵雖撤兵,漢奸政府可撤乎?彼以不侵中國領土為名,而假其權于漢奸。乃施肇基輩絕未言及,亦可怪也。今日之勢,使我輩處之,唯有一戰(zhàn)。明知必敗,然敗亦不過失東三省耳。戰(zhàn)敗而失之與拱手而授之,有人格與無人格既異,則國家根本之興廢亦異也。為當局自身計,亦唯有一戰(zhàn)。戰(zhàn)而敗、敗而死,亦足贖往日罪狀矣。然逆計其人愛國不如愛自身,愛自身之人格尤不如愛自身之性命。復何言哉!乃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非虛言也。若夫委過前代、卸罪人民,一人之手,固不可盡揜天下之目矣。此覆。即問起居清勝。

    章炳麟白 十二月七日

    章太炎在這一通信中,明確將蔣介石視為秦檜,又將汪精衛(wèi)視為石敬瑭,認為這些投降派均難以拯救國家于危難之際。他更進一步指出,所有外交努力,所有國際交涉,都應建立在“敢戰(zhàn)”的基礎之上,否則都毫無意義。在當前情勢之下,漢奸與賣國賊大行其道,就正是投降派“不敢戰(zhàn)”的結果。他激奮地宣告,“今日之勢,使我輩處之,唯有一戰(zhàn)”,并且再一次發(fā)出了與致孫思昉的信中相似的感慨,稱即使“明知必敗”,也應當奮勇應戰(zhàn),因為這關系到人格國格。

    章太炎復信弟子馬宗霍,信中抨擊蔣介石、汪精衛(wèi)等投降派

    另一方面,由于時局動蕩、國運彌艱,章太炎在“擁蔣”與“倒蔣”之間,心態(tài)也是極其矛盾的。他自謂“蓋擁蔣非本心所愿,倒蔣非事勢所宜”,但相比汪精衛(wèi)等“創(chuàng)意賣國者”,還是希望能“促蔣出兵”抗戰(zhàn)。在大敵當前的緊要關頭,章氏還是以國家利益為重,衷心期望南京政府能為抗戰(zhàn)發(fā)出統(tǒng)一號召。接下來,章氏更以一系列實際行動,痛斥當局投降派,聲援各地抗戰(zhàn),全力“逼蔣”抗日。

    1932年1月13日,章太炎與熊希齡、馬相伯、張一麐、李根源、沈鈞儒、章士釗、黃炎培等各界知名人士,聯(lián)名通電,痛斥當局,電文說:“守土大軍,不戰(zhàn)先撤,全國將領,猜弍自私,所謂中央政府,更若有若無”,要求國民黨各派首領“立集首都,負起國防責任,聯(lián)合全民總動員,收復失地”,否則“應即日歸政全民,召集國民會議,產生救國政府,俾全民共同奮斗”。

    六天之后,章氏又率張一麐、趙恒惕、沈鈞儒、李根源等,聯(lián)名通電全國。這一題為《請國民援救遼西》的通電,對東北義勇軍的奮勇抗敵予以了高度評價,稱“所謂將軍有死之心, 士率無生之氣者,于此見之”,并嚴斥當局“素無斗志,未聞以一矢往援”。可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久已不談政治,對國事三緘其口的章太炎,終于在憤怒與焦慮中,開始走出書齋,開始打破晚年長期閉門著書的緘默,拿起筆來論政參政了。

    支持淞滬會戰(zhàn)

    協(xié)助夫人創(chuàng)辦第十九傷兵醫(yī)院

    《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從民族情感與國家道義層面上,對“一二八事變”中中國軍隊的奮起抵抗侵略并取得勝利,予以了大力表彰與由衷贊嘆。此文體現(xiàn)著一位革命元勛與國學泰斗的愛國情操,是超越革命與學術之上的崇高人格之體現(xiàn),是章氏晚年極為重要的一篇文章。

    事實上,除了對日軍的侵略行徑口誅筆伐之外,章太炎不僅在精神層面上支持十九路軍抗日,還支持夫人湯國梨創(chuàng)辦第十九傷兵醫(yī)院,用實際行動支持淞滬抗戰(zhàn)。這所醫(yī)院辦至戰(zhàn)事平息才結束,前后歷時近一年,先后接納治療傷員140多人,僅一人因傷勢過重而死亡。

    劉半農所攝章太炎65歲肖像

    《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簽訂后,十九路軍被迫撤離上海,為使陣亡將士遺骨免遭不測和凌辱,章氏又會同滬上愛國人士,發(fā)起了十九路軍陣亡將士遷葬運動。他提議將烈士遺骨遷至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區(qū),與黃花崗起義的七十二烈士并葬,以表彰其抗日功績,垂表萬世而不朽。遷墓完工之后,更親撰《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刻石于墓前,盛贊十九路軍抗戰(zhàn)“功雖未成,自中國與海外諸國戰(zhàn)斗以來,未有殺敵致果如是役者也”,今“度地廣州黃花崗之南,以為公墓,遷而堋之”,他深信“繼十九路軍而成大業(yè)者,其必如武昌倡義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3月11日,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員及學生抗日會,舉行公祭抗日烈士大會,章太炎不顧老邁之軀,毅然北上赴會。出席此次大會的,還有張學良代表郭爾珍、于學忠代表韓玉璞、張煥相、熊希齡等軍政要人,還包括上海各團體代表王造時、東北民眾救國會代表閻寶航等數(shù)十人,到會者共計達1300余人。

    當天上午九時,大會啟幕,哀樂齊奏。主席臺上,染作紅色的中國地圖映入現(xiàn)場千余來賓眼簾,會場上下痛哭涕泣之聲縈繞。章太炎致辭稱,“政府對國防邊防素來即無設備與措施,故上海戰(zhàn)事發(fā)生后,當國者仍不能洞悉國事,只聽德國顧問之言,而不抵抗。”顯然,章氏無比的憤慨之意,仍是指向當局投降派的;沉重的憂憤之情,仍是指向抗戰(zhàn)何去何從之疑問的。次年二月,時年65歲的章太炎又與93歲的馬相伯聯(lián)合宣言,再次公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領土,痛斥日軍侵略暴行,時人稱之為“二老宣言”。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蘇州病逝,享年68歲。時人譽其為革命元勛、國學泰斗,國民政府令以“國葬”,葬杭州西湖畔張蒼水墓側。80余年后,返觀章太炎一生風骨與言行,除卻革命元勛與國學泰斗之“蓋棺定論”,或許在原有“定論”之外還有“新論”,可以再加上一個“抗戰(zhàn)先軀”的榮譽。

    評價“一二八事變”

    “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1932年1月28日,日軍又悍然對上海閘北發(fā)動了突然襲擊。駐守上海的第十九路軍將士在人力物力均處于劣勢的情況,奮起自衛(wèi),頑強抵抗,史稱“一二八事變”,也就此拉開了淞滬抗戰(zhàn)的序幕。章太炎此刻正居于上海,目睹日軍殘暴與我軍英勇,大為感動與激奮,為之撰寫《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

    這篇文章是章氏晚年不多見的,一反書齋論學性質的,有著錚錚鐵骨、血氣方剛的政論文章。當年魯迅所判定的已不問世事的那個晚年章太炎,那個“用自己的手和別人手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的學界宿儒,在這篇文章中脫胎換骨,已然鐵血丹心,將要共赴國難而不再是閉門修習了。且看全文如下:

    章太炎手書《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

    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

    民國二十年九月,日本軍陷沈陽,旋攻吉林,下之,未幾又破龍江,關東三省皆陷。明年一月,復以海軍陸戰(zhàn)隊窺上海,樞府猶豫,未有以應也。二十八日夕,敵突犯閘北,我第十九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令旅長翁照垣直前要之,敵大潰,殺傷過當。其后敵復以軍艦環(huán)攻吳淞要塞,既擊毀其三矣,徐又以陸軍來。是時敵船械精利,數(shù)倍于我,發(fā)礟射擊十余里,我軍無與相當者。要塞司令鄧振銓,懼不敵,遽脫走,乃令副師長譚啟秀代之。照垣時往來閘北、吳淞間,令軍士皆塹而處,出即散布,礟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機關槍掃射之,彈無虛發(fā)。軍人又多善跳蕩,時超出敵軍后,或在左右;敵不意我軍四面至,不盡殲即繳械,脫走者才什一,卒不能逾我軍尺寸。始日本海軍陸戰(zhàn)隊近萬,便衣隊亦三千人,后增陸軍萬余,人數(shù)幾三萬,我軍亦略三萬。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戰(zhàn)三回,小戰(zhàn)不可紀,敵死傷八千余人,而我死傷不逾千。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原其制勝之道,誠由將帥果斷,東向死敵,發(fā)于至誠;亦以士卒奮厲,進退無不如節(jié)度。上下輯睦,能均勞逸,戰(zhàn)劇時至五晝夜不臥,未嘗有怨言;故能以弱勝強,若從灶上掃除焉。初,敵軍至上海,居民二百余萬,惴恐無與為計,聞捷,饋餉持橐,累累而至;軍不病民,而糧秣自足。諸傷病赴醫(yī)院者,路人皆樂為扶輿,至則醫(yī)師裹創(chuàng)施藥,自朝至夜半未嘗倦,其得人心如此。

    章炳麟曰:自民國初元至今,將帥勇于內爭,怯于御外,民間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軍赫然與強敵爭命,民之愛之,固其所也。余聞馮玉祥所部、長技與十九路軍多相似;使其應敵,亦足以制勝。惜乎以內爭散亡矣。統(tǒng)軍者慎之哉!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章炳麟書

    這篇章太炎自撰自書的“雄文”,后來于1937年1月,在《制言》雜志第32期上發(fā)表。該雜志為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會刊,由章氏及其門人于1935年9月創(chuàng)刊于蘇州。

    這篇文章發(fā)表之時,章氏已于1936年6月在蘇州病逝。為什么章氏生前未能刊發(fā)此文,要延至逝世后半年多才予發(fā)表呢?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已呈中日對決形勢之下的上海發(fā)表這樣的“反日”言論,勢多不便,恐被查禁;另一方面,文中有抨擊蔣介石政府及國內軍政的言辭,國內各大報刊恐怕也無法刊發(fā),所以只可待到自己創(chuàng)辦刊物之際,方有發(fā)表之可能。可惜的是,《制言》創(chuàng)刊后不到一年時間,章氏即逝世,門人弟子輩整理其遺著時,方才發(fā)現(xiàn)這篇文章的手稿,才得以整理發(fā)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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