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chuàng)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chuàng)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fā)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tǒng)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xiàn)的現(xiàn)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xiàn)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xiàn)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文章陸續(xù)推出，敬請關注）

有必要說明一下：“東歐”更多的是個政治概念和歷史概念。東歐劇變后，情形發(fā)生變化。蘇聯(lián)解體，華沙條約組織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離，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相繼獨立，所有這些都在不斷改變著“東歐”概念。今日，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家都不再愿意被稱為東歐國家，而更愿意被稱為中歐或中南歐國家。不少作家也在竭力抵制和否定這一概念。在他們看來，東歐是個高度政治化、籠統(tǒng)化的概念，不適于文學定位和評判。但我們之所以依然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談論和研究，是因為它們有著太多的共同點：都是歐洲弱小國家，歷史上都曾不斷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異族統(tǒng)治，都曾把民族復興當做最高目標，都是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才相繼獲得獨立，或得到統(tǒng)一，二戰(zhàn)后都走過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會主義道路，1989年后又相繼變更政權，走上了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東歐”之外，我們還找不到更合適的概念來指涉這些國家。

歷史，創(chuàng)傷，無盡的礦藏

歷史之重和時間之痛，成為東歐作家們取之不盡的文學礦藏。東歐劇變后，不少東歐作家都將再現(xiàn)歷史和書寫苦難當作自己創(chuàng)作的首選。而有些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這樣書寫的東歐作家，在新世紀伊始開始收獲榮譽和成果。在此，我們不得不提及兩位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Kertesz Imre）和納達什·彼得（Nadas Peter）。

200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凱爾泰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在宣布凱爾泰斯獲獎理由時說，他的寫作“支撐起了個體對抗歷史野蠻的獨斷專橫的脆弱的經歷”。評委會高度評價了他的自傳體小說《命運無常》，認為對作者而言“奧斯威辛并不是一個例外事件，而是現(xiàn)代歷史中有關人類墮落的最后的真實”。其實，凱爾泰斯早在1965年就完成了此作，但因種種原因直到十年后才得以出版。小說敘述者是個名叫久爾吉·克維什的猶太少年。他在納粹大搜捕中稀里糊涂地被關進了集中營，完全不知什么樣的命運在等著他。但他卻學會了生存和適應，因為他忽然意識到“人們無法開始新的生活，你只能繼續(xù)現(xiàn)在的生活”。因此，他決心要“繼續(xù)過那沒法過的生活”，并且把它當作一種正常生活。在這樣的生活中，除了殘酷，除了恐怖，他居然還能時不時地找到一些快樂。凱爾泰斯的文字極為樸素、自然，不加任何修飾，語調也十分平靜，甚至平靜到能和殘酷的大屠殺形成一種不太協(xié)調的強烈對比的程度。這種風格貫穿了他創(chuàng)作始終。

實際上，凱爾泰斯的所有作品都在書寫同一個主題：大屠殺。“每當我考慮寫一部新的小說時，我總會想起奧斯維辛。”他說，“每位作家都有一段決定性的成長經歷。對我來說，大屠殺就是這樣的經歷。”大屠殺的陰影變成了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光亮，凱爾泰斯也因此被人們稱作“從奧斯維辛走出來的作家”。

納達什·彼得于2005年出版了歷時18年創(chuàng)作完成的三部曲小說《平行故事集》：《無聲的王國》《黑夜的深處》《自由的呼吸》。小說情節(jié)圍繞著匈牙利和德國的兩個家庭展開，內容極為豐富，涉及肉欲、陰謀、大屠殺、貧困、種族主義、猶太人身份、仇恨、復仇、恐懼等話題。小說中，時空不斷轉換，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德國到六十年代初的匈牙利，展現(xiàn)出一幅歐洲現(xiàn)當代歷史畫卷。全書共有三十九章，每一章的故事、背景和人物都截然不同，彼此平行，因此，每一章都可被視為一部獨立的小說。“世界的全球化意味著我們在認識和理解他者的歷史時，只能接受多個平行的世界”，納達什強調，小說標題的寓意即在于此。

《平行故事集》在匈牙利國內和歐美世界均獲得了顯著的關注和反響。贊美和批評皆有。不少讀者將它當做一部迷宮般的里程碑式的杰作。《匈牙利民族報》稱贊它為“二十一世紀的《戰(zhàn)爭與和平》”。而英國書評家蒂博爾·費舍則在《衛(wèi)報》發(fā)表文章批評這部小說過于松散、隨意，猶如“一塊巨大的歷史肥皂，隨處冒出一些泡泡”，并指責作者濫用色情描寫。此前，納達什于1986年出版長篇小說《回憶之書》，以高度細膩的史詩性描寫表達了對歷史的叩問：到底是我們講述歷史，還是歷史在講述我們？該書為納達什帶來了巨大的國際聲譽。

同樣在2005年，波蘭猶太裔傳記作家阿佳塔·圖申斯卡（Agata Tuszynska）出版了傳記小說《被告維拉·格蘭》。這部傳記更多地呈現(xiàn)歷史和人性的幽深和復雜。小說主人公維拉·格蘭是猶太人，二戰(zhàn)期間曾在華沙猶太區(qū)一家高檔酒吧當歌手。出入酒吧的既有猶太貴族和知識分子，也有被納粹收買的猶太線人。格蘭的一名伴奏演員沃拉迪斯拉夫·斯皮爾曼后來寫出一本《幸存者回憶》。波蘭裔法國導演羅曼·波蘭斯基將之改編成電影《鋼琴家》。戰(zhàn)后，格蘭覺得斯皮爾曼欠她人情，就去斯皮爾曼就職的華沙電臺找他，請他幫自己找份工作。但斯皮爾曼卻對她板下臉來，冷冰冰地說了句：“我聽說你曾與蓋世太保合作。”從此，整整一生，格蘭都被這一謠言糾纏，謠言影響并破壞她的生活和工作，甚至使她不斷陷入各種受難幻覺。三番五次的審問，都沒能證明她有罪，但格蘭還是難以自證清白。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事情漸漸地被人遺忘。但格蘭卻不能忘卻和原諒。1980年，她自費出版一本回憶錄，將矛頭指向斯皮爾曼，指責他曾當過猶太警察。她曾見過他穿著制服，拽著女士的頭發(fā)，迫害她們。圖申斯卡承認，格蘭的這一指控沒有任何證據。也許，她只是想以此方式來反擊斯皮爾曼。作者在敘述中有意識地將各種事實和情節(jié)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幅幅模糊、幽深、真假難辨的畫面。面對這一幅幅畫面，讀者很難對歷史作出結論。歷史之重，有時恰恰在于它的糾結和復雜，難以澄清、難以描述。歷史可靠嗎？歷史會不會有著眾多的空隙，無意中摻入誤解、冤屈和仇恨？維拉·格蘭迷人而又悲劇的一生，無疑是對歷史和人性最有力的追問。

捷克女作家拉德卡·德內瑪爾科娃（Radka Denemarkova）于2006年出版長篇小說《希特勒金錢》。小說女主人公吉塔·勞希曼諾娃是生活在捷克的德裔猶太人。她逃出集中營后，曾六次試圖重回故土，卻始終未能如愿。作者擅于烘托氛圍，并通過挖掘人物心理來塑造人物形象。小說時間跨度大，空間卻有限，在同一個鄉(xiāng)間舞臺，通過激烈程度不同的戲劇沖突，靈活運用插敘、閃回、白描、切換視角等藝術手段，讓小說散發(fā)出沖擊力和感染力。這部作品內涵豐富，驚心動魄又意味無窮，涉及人性、正義、清算、記憶、良知等主題。我們也完全可以將它視為對法西斯的有力控訴。

探究，反思，作家的勇氣

耐人尋味的是，大多數(shù)東歐讀者更加敬重和喜愛那些始終沒有缺席的作家。進入21世紀之后，很多東歐作家的創(chuàng)作仍然與愛國心、民族自尊、民族認同和同甘共苦等微妙的情愫聯(lián)結在了一起。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ima）就是這樣的作家，他始終將見證與反思當作自己的責任。他原本有機會移居國外，卻在祖國危難之時回到了布拉格。他坦陳，選擇歸來，主要是因為自己的文學生命難以離開母語和故土。2009年，克里瑪出版了回憶錄《我的瘋狂世紀》。身為猶太裔作家，克里瑪曾經歷過戰(zhàn)爭、集中營、解放、教條主義時期、“布拉格之春”等等，對世界變幻和人性莫測有著深刻的體驗和洞察。正如他所說，“有過極限經歷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和那些沒有類似經歷的人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一個人往往要花很多年才能懂得，極限經歷會將他引向智慧之路。還有很多人，永遠也不會懂。”因此，及時的反思、自省和清理，防止極限、荒謬和罪惡重現(xiàn)，防止悲劇重演，為人心注入更多向善的力量，尤為重要。作家的親身經歷和細節(jié)使得該書生動、有力，豐富而意味深長。克里瑪在書寫這部作品時，內心充滿著道義感和責任感。這種道義感和責任感恰恰是許多東歐作家的最感人之處。

阿爾巴尼亞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Ismail Kadare）在新世紀推出的《接班人》（2003）、《石頭城陷落》（又譯《錯宴》，2008）和《事故》（2010）都在探究真相，反思歷史，這是他眾多小說的主題。在《接班人》中，政府指定的接班人在新居離奇死亡。一時間，傳言四起，難辨真假。一個又一個嫌疑人進入警方的視線，一個又一個迷局又隨之出現(xiàn)。真相在哪里？小說并沒有給出答案。《事故》中，歐洲議會官員Y先生和情人羅薇娜在一起交通事故中遇難。出租車司機對事故原因閃爍其詞。由于遇難者的特殊身份，東歐多國安全部門介入此案，但調查毫無結果。唯有一名警官鍥而不舍，通過分析目擊者的證言、兩位遇難者的手記和羅薇娜朋友的回憶，抽絲剝繭地理出了事故背后隱藏的故事。《錯宴》中，戰(zhàn)爭擾亂甚至顛倒了一切。主人公大古拉梅托大夫曾經的異國同學以占領者的身份出現(xiàn)。關鍵時刻，為了拯救無辜同胞，大夫宴請了這位同學。可宴會中，他們到底說了些什么，達成了什么協(xié)議，始終是個謎，也成為大夫后來蒙冤的直接緣由。愛國者最終卻背上了叛國者的罪名，這是歷史的玩笑和誤會，還是時代的荒誕和悲哀？由此，一個看似簡單的故事便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了一種深刻的探究和有力的叩問：對人性、對存在、對專制、對政治、對社會。

卡達萊是個復雜的作家，他的小說精致，寫作路徑多元。在藝術手法上，一貫表現(xiàn)出樸素、簡練、濃縮的風格。在主題上挖掘，在細節(jié)上用力，巧妙而又自然地調動起各種寫作手法，兼具深刻性和可讀性。

波蘭詩人亞當·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究、追問和反思。他于2000年出版的隨筆集《另一種美》是一部跨文體作品，將回憶錄、人物速寫、書摘、沉思片段、小品文以及詩論等融為一體，形式靈活，時空多變，話題豐富，仿佛引領讀者參與了一場場心靈之旅，又仿佛邀請藝術同歷史和現(xiàn)實進行了一次次對話。桑塔格評論說：“《另一種美》是沉思的，準確的，狂想的，悲傷的，謙恭的，容易引起驚奇的。整部書，無時無處不在強烈的對比之中跌宕起伏。一切都散發(fā)著獨特、韻味、啟示和隱喻。”

開拓，創(chuàng)新，后繼的力量

進入新世紀，東歐文壇已涌現(xiàn)出不少視野開闊、底氣十足的中青年作家。他們具有開拓和創(chuàng)新精神，文學成就顯著，展示了東歐文壇新生代的實力和魅力。

匈牙利小說家巴爾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憑借長篇小說《寧靜海》（2001）在歐洲文壇一舉成名。小說最表層的故事圍繞著母親和兒子展開。“我”同母親居住在布達佩斯老城內一套舊公寓里。曾是話劇演員的母親，自尊心和虛榮心都極強。在女兒叛逃到西方后，她的事業(yè)嚴重受挫，前途無望。在此情形下，她決定將自己關在塞滿家族遺產和舞臺道具的公寓里，整整十五年，足不出戶，直至死亡。“我”是一名青年作家，本應有自己的生活，卻被母親牢牢拴住。母親不僅在生活上完全依賴兒子，還想在心理上徹底控制他，甚至反對和破壞他的私人生活。就這樣，家變成了地獄，兒子成為了囚徒。但外部環(huán)境在急劇變化：冷戰(zhàn)結束，匈牙利社會進入全新發(fā)展時期，可無論外部環(huán)境如何變化，家庭專制依然如故。小說涉及從母子關系到人性深處，從外部環(huán)境到內心世界，從家庭故事到社會景象的方方面面；寫得密集，濃烈，大膽，極致，猶如長久壓迫后的一場爆發(fā)，極具沖擊力和震撼力。

在匈牙利文壇，托斯·克里斯蒂娜（Toth Krisztina）作為詩人的成就已相當引人注目。2013年，她又出版了長篇小說《魚缸》，獲得評論界和讀書界的廣泛認可。這是部關于女人，尤其是匈牙利女人的小說，語言極為細膩，充滿了動人的女性色彩。小說中的女人都有著母親和女兒的身份，歷經生育、領養(yǎng)、墮胎、被遺棄……這又是部關于孤獨的小說，小說中幾乎所有人物都是孤兒。她們的磨難和痛苦又與社會和時代有著深刻的聯(lián)結。因此，講述這些女人的故事，也就是在講述時代的故事。

東歐曾經高度政治化的現(xiàn)實，以及多災多難的痛苦經歷，恰好為文學和作家提供了特別土壤。如果沒有經歷過波黑內戰(zhàn)，波黑作家伊斯梅特·普爾契奇（Ismet Prcic）就不可能寫出《碎片》（2011）這樣的優(yōu)秀小說。小說中的主人公就叫伊斯梅特·普爾契奇，他離開飽受戰(zhàn)爭磨難的波斯尼亞到美國生活，但卻怎么也忘不了過去，于是，他開始記日記，書寫回憶。整部小說正是由那些日記、回憶和故事碎片組成。它們常常相互糾纏、呼應、遮蔽，最終融匯于一體。現(xiàn)在常常蒙上過去的陰影，過去常常讓現(xiàn)在面目模糊；而生活恰恰是由各種碎片組成的，其中過去和現(xiàn)在有時實在難以分辨。

米爾恰·格爾特雷斯庫（Mircea Cartarescu）是羅馬尼亞當代詩歌的代表詩人。進入21世紀后，格爾特雷斯庫主要致力于小說創(chuàng)作，出版了《炫目》三部曲等作品。小說創(chuàng)作顯然為他提供了更加廣闊自由的天地。存在中的一切都能激發(fā)起他的創(chuàng)作熱情：日常，情感，歷史，欲望，性，內心，宇宙，未知世界，童年記憶，個人經驗等，呈現(xiàn)出讓人炫目的豐富性、內在性和多元性。很難用一個標簽來界定他的創(chuàng)作，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日記體，魔幻，神話，小品，科幻等手法和門類都可以在他作品中讀到。憑借超凡的想象，豐富的詞匯、飽滿的寓意和哲思，以及多變的手法和文體，他仿佛掌握了一套小說藝術點金術，讓平凡的題材和古老的主題煥發(fā)出耀眼的光澤。目前，這位“充滿好奇、激情、想象的存在的勘探者”已成為羅馬尼亞國內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作家。

捷克小說家雅奇姆·托博爾（ Jachym Topol）是當代捷克中生代代表作家，在新世紀，已寫出好幾部精確描述捷克社會狀況和人們心理的作品。2013年，他憑借小說《魔鬼作坊》引起了世人關注。小說主人公生長的特雷津小鎮(zhèn)有一段恐怖的歷史。主人公利用各種途徑，搜尋歷史片段。經歷了離開又重返小鎮(zhèn)，敘述者在不久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逃到了白俄羅斯。那里，新的恐怖讓主人公感覺離自己一直希望擺脫的魔鬼更近了。小說具有濃郁的憂患意識和警醒意味，尤其能引發(fā)曾經歷法西斯恐怖的人們的共鳴。

2015年，保加利亞作家杰奧吉·戈斯鮑迪諾夫（Georgi Gospodinov）的長篇小說《悲傷的物理》為歐美文壇所矚目。小說看似內容散亂，但結構復雜別致，內涵豐富，不到三百頁的小說涵蓋了家族歷史、成長經歷、鄉(xiāng)村故事、世界末日，以及“我是誰？”等人類基本問題。總體而言，小說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段特殊歷史時期中南歐人民的生活境況。在偏遠的保加利亞鄉(xiāng)村，敘述者及其家人長期居住于地下室。這既是真實寫照，又具隱喻色彩。作為一部關于悲傷、喪失和離棄的小說，《悲傷的物理》卻并不沉重，反倒因視角的變幻、語調的控制和細節(jié)的講究給讀者帶來輕松有趣的閱讀體驗。但輕松有趣背后發(fā)人深思的部分，才是它思想分量和藝術價值的所在。

近些年，旅居美國的波黑作家亞歷山大·黑蒙(Aleksander Hemon)在歐美文壇十分活躍。他主編的《最佳歐洲小說》以寬闊的視野和平等的觀念獲得廣泛好評。2013年，他出版了回憶錄《我的生活之書》。黑蒙1964年出生于薩拉熱窩，27歲到美國芝加哥旅行時，恰好趕上波黑內戰(zhàn)爆發(fā)。他只能遙遙關注。父母和妹妹不得不背井離鄉(xiāng)，遠走他方，而黑蒙本人此時也已無家可歸。然而，《我的生活之書》并不僅僅停留于講述這些人生經歷：它既是獻給兩座城市的情歌，也是謳歌家庭紐帶的贊歌。旅美愛爾蘭小說家科倫·麥凱恩評價《我的生活之書》——“讀讀《我的生活之書》的題詞，你就會意識到它真的值了：‘獻給伊薩貝爾，她永遠在我的胸口呼吸。’ 他如此寫道，于是，她也將永遠在我們的胸口呼吸。這就是故事的功效：抵達那最終興許會讓我們心碎的事物的本質。這就是這樣一本書，如同亞列克山大·黑蒙的所有書一樣，它是我們時代的詠嘆調。”

事件，關注，邊緣的光芒

歷史進程中，某個事件興許會使東歐某個或某些國家暫時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但總體而言，在世界格局中，東歐國家大多在邊緣或被邊緣，經常處于被忽略甚至被遺忘的狀態(tài)。文學的聲音在這時就顯得尤為可貴。事實上，以文學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存在，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已成為許多東歐國家的策略。文學獎項特別是諾貝爾文學獎這種國際性獎項顯然是有效的方式。

對于相對弱小的東歐國家，文學常常被提升到民族驕傲和民族自尊的高度，東歐作家似乎特別看重國際文學獎項。獎項期待，在相當程度上已成為一些東歐作家的文學動力。東歐好幾個國家的政府和作家組織也積極配合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力推自己國家的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無疑是目前影響較大的世界性文學獎。但我們也絕不要天真地將它當作文學評判的唯一標準。它常常是文學和政治、經濟、世界格局等因素微妙的平衡。

嚴格說來，迄今已有9位東歐作家先后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新世紀20年中，諾貝爾文學獎曾三次授予東歐作家：2002年，頒給了凱爾泰斯·伊姆雷；2009年，頒給了赫塔·米勒（Herta Muller，1953— ）；2018年，頒給了奧爾加·托卡爾丘克（Olga Tokarczuk，1962— ）。赫塔·米勒雖已是德國作家，但她在羅馬尼亞生活過34年，而且專門書寫專制下的羅馬尼亞，因而也完全可以算作東歐作家。

波蘭女作家托卡爾丘克寫作路子寬廣、觀念先進，絕不停留于一種傳統(tǒng)、主義或者方法、手段。她的創(chuàng)作也確實具有鮮明的混合特質。她善于在作品中融合民間傳說、神話、宗教故事等元素，善于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始終關注波蘭的歷史命運與現(xiàn)實生活，同時也關心自然、環(huán)境以及世界和人類的發(fā)展動向。她的小說注重故事，強調意義，靈動，輕盈，精準，內在，富于想象和變幻，具有打通現(xiàn)實和非現(xiàn)實、形而下和形而上、自我和多重自我的超強能力，意蘊豐富。她曾如此表達她的寫作意圖：“我們是否可能找到一個新型故事的基礎，這個故事是普遍的，全面的，非排他性的，植根于自然，充滿情境，同時易于理解。”她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太古和其他的時間》《雅各布之書》等長篇小說以及不少短篇小說基本上實現(xiàn)了這一寫作意圖。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稱贊她“運用觀照現(xiàn)實的新方法，糅合精深的寫實與瞬然的虛幻，觀察入微又縱情于神話，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散文作家之一”。實際上，在獲諾獎之前，托卡爾丘克已是享譽國際的波蘭作家。相對于米沃什、昆德拉、卡達萊、馬內阿、哈維爾等比較“政治化”的東歐作家，托卡爾丘克顯然更加文學化。托卡爾丘克代表了新一代的東歐作家——他們逐步擺脫了歷史的重負和意識形態(tài)的糾纏，可以以相對純粹、自由和輕松的方式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

此外，死亡也是另一種重要事件，會像一道強光照亮某個作家，并讓人們關注其所代表的國家。在新世紀20年里，波蘭詩人米沃什、辛波斯卡和魯熱維奇，捷克作家盧斯蒂格和哈維爾，斯洛文尼亞詩人薩拉蒙，匈牙利小說家凱爾泰斯和艾斯特哈茲等享有世界聲譽的東歐作家先后離世。幾乎每一位的離去都引發(fā)了世界范圍內紀念的浪潮，而最好的紀念方式就是閱讀他們的作品。

不管怎樣，文學，一次又一次讓邊緣發(fā)出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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