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次的《雅座》，由蔡駿老師帶領讀者朋友們品讀《悲慘世界》。這部由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在一八六二年發(fā)表的長篇小說，多次被改編為歌劇、電影，廣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喜愛和歡迎。

在創(chuàng)作日趨成熟之后，小說家們常常會有意識地對寫作技巧和寫作理念進行總結。作為中國最受歡迎的懸疑作家之一，蔡駿也完成了這種自我總結，在過去半年內(nèi)接連出版了《蔡駿24堂寫作課》《故事寫作》兩部與寫作相關的書籍。

通過閱讀本篇文章，我們可以感受到蔡駿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思想脈絡，以及他對當前閱讀環(huán)境的反思。當下種種新的媒體形式日益興起，人們的注意力被不斷切割。在海量的信息之間，在無數(shù)“爽感”的沖擊之下，什么才是更應當被不斷反芻的？愿與讀者共同反思。（修新羽）

一

今年冬天，全中國人困于疫情，足不出戶的時光里，我寫了一部中篇小說《戴珍珠耳環(huán)的淑芬》。這小說基本是我的半自傳，其中一段，是我小時光真實的閱讀經(jīng)歷——

我家里藏書，多是我媽媽老早買的小說，文學期刊如《收獲》《當代》《人民文學》，華師大中文系自學考試教科書如《古漢語概論》《中外比較文學》，還有我爸爸的養(yǎng)花指南，他當兵時的防核武器跟生化武器手冊，統(tǒng)統(tǒng)藏了壁櫥底下，被我一本本翻出來，攤開來曬太陽，家里洋溢了反帝反修、批林批孔、儒法斗爭、傷痕文學、先鋒文學、尋根文學、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豐富且吊詭氣味。曾經(jīng)讓我如癡如醉的三百本連環(huán)畫，已被它們的小主人束之高閣。這是我一生當中的青銅時代，等于古埃及在尼羅河，古巴比倫在兩河流域，古印度在印度河，商朝人在殷墟的甲魚殼上刻字的階段。《水滸傳》宋江招安后征遼國討田虎平王慶擒方臘后三十回，我讀了十遍；《悲慘世界》第二卷滑鐵盧戰(zhàn)役，我讀了二十遍；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我讀了三十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讀了四十遍。我外公常常攤開文稿紙，捏了狼毫筆，抖抖豁豁抄寫，不是佛經(jīng)，不是唐詩宋詞，而是蒲松齡《聊齋志異》，不是原著文言文，而是后人譯的白話文，這樣外公才看得懂。《聊齋》故事，三分之一美艷女鬼，三分之一仙俠狐妖，三分之一市井無賴，我歡喜看打打殺殺，比方《田七郎》，我外公抄過三遍，田七郎為好兄弟報仇，殺了御史阿弟，再自殺，再尸變，殺了縣官，看得我汗毛凜凜。

而給我印象最深，至今都難忘懷的，還是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書中一個叫冉阿讓的男人。坦率而言，十八歲以前的孩子是無法看懂這本書的，哪怕你長到二十八歲，恐怕也只是在字面意義上讀懂了《悲慘世界》，若要從靈魂層面深入到本書，三十八歲或者四十八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理解的世界，你所經(jīng)歷的生活。盡管，我們無從再經(jīng)歷一遍十九世紀，但在我們身邊依然可以看到芳汀，看到珂賽特，看到馬呂斯，甚至沙威警長與德納第夫婦。

可你見過冉阿讓嗎？

二

《悲慘世界》是這樣開始的：一八一五年，冉阿讓從被關押了十九年的苦役中釋放。他來到狄涅城中，沒人愿意收留他過夜，哪怕狗窩都進不去，主教米里哀先生收留了他，邀他共進晚餐，還為他鋪了一張潔白的床過夜。這是冉阿讓十九年來第一次睡床。半夜里，冉阿讓卻偷走了主教家里一套值錢的銀器，剛逃出去不久便被警察抓住。警察帶著冉阿讓來到主教家，米里哀卻說，那些銀器是他送給冉阿讓的，還說冉阿讓忘了帶走一對銀燭臺，警察只得將冉阿讓釋放。主教對冉阿讓說：“不要忘記，您拿了這些銀子，是為了去做一個誠實人”。

為什么，一個堂堂的主教（法國是天主教國家，主教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與權力），要為拯救一個剛從監(jiān)獄里放出來的小偷而向警察做偽證？因為他知道，如果為了法律的正義，要把小偷交給警察，冉阿讓必然又會坐牢。或許，雨果寫得過分美好，過分強調(diào)人類棄惡從善的天性——法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比法律更有效的約束是道德，比道德更有效的約束是信仰，法律只能約束一個人的行為，但不能改變一個人的內(nèi)心，法律可以把一個罪犯關進監(jiān)獄讓他不再危害社會，但法律不會保證這個人被放出監(jiān)獄以后不再危害社會。當時法國的司法制度，不可能感化一個罪犯，只可能使罪犯在坐牢過程中更加危險和仇恨社會，結果是毀滅一個人而不會拯救一個人。道德有可能做到這一點，但道德的力量有些薄弱，最有效的力量則是信仰，只有信仰才能深刻影響一個人的心靈，從心靈深處約束人的行為。

主教選擇了信仰，選擇了道德，拋棄了法律，他為了信仰和道德做了偽證，不僅僅是拯救了冉阿讓不再被關進監(jiān)獄，更重要的是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若沒有米里哀主教做的這個偽證，芳汀可憐的女兒珂賽特也不可能獲救，或許這個小女孩將永遠在小旅館里暗無天日地長大直到無聲無息地死去。米里哀不但救了一個人，而且間接地救了好多人。

主教拯救冉阿讓并非隨意地施舍，因為自己也要付出代價。因為天主教徒，尤其是天主教的主教，撒謊和不誠實是一樁很大的罪過，主教寧愿由自己來承擔罪過，也要拯救并改變一個人的靈魂。他以違背某種信仰的代價，來實現(xiàn)了信仰中的一個更高的準則，那就是犧牲自己拯救他人。

可是，現(xiàn)代人已經(jīng)無法理解十九世紀，更無法理解雨果筆下的《悲慘世界》。我們只看到自己的生活，也只關心自己的生活，看不到自己身邊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看不到一個雖然殘酷卻近在眼前的現(xiàn)實，雨果所說的十九世紀三大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

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這三大問題真的解決了嗎？暴力可以暫時壓制暴力，但無法永遠控制暴力，因為千千萬萬人的暴力，相加起來永遠會超過少數(shù)人的暴力。所以，米里哀主教放棄了警察的暴力，而選擇了他自己的方式，用寬恕對待仇恨，用給予對待竊取。我們可以說他是婦人之仁，也可以說他會姑息養(yǎng)奸，但不能懷疑他有一顆虔誠善良的心。

暫且不把米里哀主教歸入圣賢一列，只當他仍然是個和我們一樣的平凡人，那么看看我們這些平凡人會怎么處理這件事。冉阿讓是個身無分文之人，一套偷來的銀器是他全部的財產(chǎn)，米里哀主教想必衣食無憂，一套銀器可能只占據(jù)他的財富的千分之一，損失自己的千分之一，來拯救一個人全部的命運，對自己來說無關痛癢，對那個人來說卻是生死攸關。米里哀主教用自己的千分之一換來了另一個人生命的全部。

三

《悲慘世界》是一部充滿“閑筆”的巨著。

每次中國城市內(nèi)澇成災，就會有人提出雨果老爹的名言“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沒錯，這確實是雨果在《悲慘世界》中的一章“利維坦的肚場”中所說。譯本中卻不是下水道，而是“陰渠”（因為這兩個字，網(wǎng)上許多版本是被和諧的）——

陰渠，就是城市的良心。

人類的歷史反映在陰渠的歷史中。古羅馬罪犯尸體示眾場敘述了羅馬的歷史。巴黎的陰渠是一個可怕的老家伙，它曾是墳墓，它曾是避難所。罪惡、智慧、社會上的抗議、信仰自由、思想、盜竊，一切人類法律所追究的或曾追究過的都曾藏在這洞里；十四世紀巴黎的持槌抗稅者，十五世紀沿路攔劫的強盜，十六世紀蒙難的新教徒，十七世紀的莫蘭集團，十八世紀的燒足匪徒都藏在里面。一百年前，夜間行兇者從那兒出來，碰到危險的小偷又溜了回去；樹林中有巖穴，巴黎就有陰渠。乞丐，即高盧的流氓，把陰渠當作圣跡區(qū)，到了晚上，他們奸猾又兇狠，鉆進位于莫布埃街的進出口，好似退入帷幕之中。

對巴黎下水道的展現(xiàn)，在許多個電影版的《悲慘世界》中都是最精彩的段落之一。以至于我小時候認為每個城市的下水道都如此宏大，密如蛛網(wǎng)，在我們的腳底下還有另一個世界，也許還生活著另外一群人。我在二〇一九年寫完的長篇小說《春夜》中，便有一個在巴黎的夢，來自雨果筆下的巴黎下水道。

童年時第一次閱讀《悲慘世界》，我津津有味地讀完了關于滑鐵盧戰(zhàn)役的那一段（估計寫了五六萬字）——幾乎跟小說主要情節(jié)毫無關系，沒有冉阿讓，沒有芳汀，沒有珂賽特，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歷史學。我讀到雨果事無巨細地描述戰(zhàn)爭細節(jié)，紀錄片一般重返戰(zhàn)場甚至在殘垣斷壁上找尋累累彈痕，描述戰(zhàn)爭雙方的拿破侖與威靈頓公爵，描述法國胸甲騎兵呼喊“皇帝萬歲”，氣吞萬里如虎，視死如歸地沖向那道致命壕溝，頃刻間千萬須髯男兒，在英軍的鉛彈、刺刀面前化為一腔英雄血……

那是任何電影鏡頭都無法表達的效果，值得在我腦海中重演無數(shù)遍。哪怕日后我看了邦達爾丘克導演在一九七〇年拍攝的《滑鐵盧戰(zhàn)役》那史詩般的沖鋒畫面，在電影界幾乎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也許電影版《戰(zhàn)爭與和平》能與之比擬，據(jù)說《滑鐵盧戰(zhàn)役》就是用了《戰(zhàn)爭與和平》剩余的道具物資拍攝的），但比之雨果老爹留下的文字，那也不過是九牛一毛。然后是滑鐵盧戰(zhàn)役后的那一夜，作為神的拿破侖轟然倒塌，在戰(zhàn)場上偷竊死人財物的德納第出場，死里逃生的馬呂斯的爸爸出場……

今天的小說家，如果寫上這么大段數(shù)萬字，并與主線故事無關，大概要被讀者罵作騙字數(shù)騙稿費，也會被評論家貶為無意義的“閑筆”吧。

去年，我跟一位如今活躍的純文學作家認真討論過這個問題，達成的共識是：今天的小說家不是不能這樣寫，而是沒有能力這樣寫。也不是今天的小說家喪失了這種能力，而是我們所處的語境剝奪了我們的這種能力。

四

不但作家被剝奪了能力，就連讀者的能力都被剝奪了。

再舉雨果的另一部歷史巨著《九三年》，有這么一段——

炮隊里一尊二十四磅重彈的大炮滑脫了。也許這是海上事故中最可怕的一種。對于一只正在大海中行駛的軍艦，沒有更可怕的事變了。這尊掙斷了鐵鏈的大炮，突然變成了一頭形容不出的怪獸；也就是說，一架機器變成了一只怪物。這件沉重的物體用它的滑輪走著，像一只彈子球似的滾來滾去，船身左右搖動的時候就側下來，船身前后顛騰的時候就沉下去，滾過去，滾回來，停頓，仿佛沉思一陣，又繼續(xù)滾動，像一支箭似的從船的一端射到另一端，旋轉，閃避，脫逃，停頓，沖撞，擊破，殺害，殲滅。這是一只撞城槌在任性地沖撞一垛墻。還得加上一句：這只撞城槌是鐵制的，這垛墻卻是木頭的。這是物質(zhì)獲得了自由，也可以說這是永恒的奴隸找到了復仇的機會；一切仿佛是隱藏在我們所謂無生命的物體里的那種惡性突然爆發(fā)了出來；它那樣子像是發(fā)了脾氣，正在進行一種古怪的神秘的報復；再也沒有比這種無生命物的憤怒更無情的了。這個瘋狂的龐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靈巧、斧子的堅硬、波浪的突然、閃電的迅速、墳墓的癡聾。它重一萬磅，卻像小孩的皮球似的跳彈起來。它旋轉著的時候會突然轉一個直角。怎么辦呢？怎樣解決呢？暴雨可以停止，臺風會吹過去，斷掉的桅可以換一根，一個漏洞可以堵上，火災可以撲滅；可是對這只龐大的青銅獸怎么辦呢？用什么方法來制伏它呢？你可以馴服一只惡狗，嚇唬一頭牡牛，誘騙一條蟒蛇，威脅一只老虎，軟化一只獅子；可是對這樣一個怪物——一尊脫了鏈的大炮——卻沒有辦法。你不能夠殺死它，它是死的。同時它也活著。它的不祥的生命是從無限里來的。它的底下有甲板在搖動它。它被船搖動，船被海搖動，海被風搖動。這個破壞者只是一只玩具。船、波浪、風，這一切在玩弄它；這就是它的不祥的生命的來源。

你能讀完嗎？

你可能在上班的地鐵上，在工作和讀書的間隙，在飯局刷手機的時候，或者在馬桶上，看到前三句話就放棄或者跳過。

你也可能在漆黑的深夜，或在陽光燦爛的午后，在幽冥與炫目之中，一字一句地讀完這段文字，少一個字不行，多一個字也不成，比如——前進，后退，撞到右邊，撞到左邊，逃避，沖過……

你仿佛來到兩百年前的歐洲，一七九三年的英吉利海峽（法國人叫拉芒什海峽），那是海軍提督納爾遜的年代，那是青年拿破侖在土倫血戰(zhàn)的年代。

這是你的三生有幸。

這不僅是小說，不僅是歷史。你就像看到一張張照片，看到一段用視覺、聽覺、嗅覺甚至味覺與觸覺構成的虛擬現(xiàn)實游戲，或者一場主題樂園的冒險，乃至于乘坐時空穿梭機的旅行。

這是《九三年》，雨果的巔峰之作，比起《悲慘世界》只高不低，相比較那個時代的巨著們，并不算長。

你能讀完嗎？

時至今日，我并不覺得二十世紀或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巨匠們能超過雨果老爹。

尤為悲劇的是（正如《悲慘世界》之名），我們失去了有能力的作家，失去了有能力的讀者，也失去了有能力的主人公，無論在小說還是在現(xiàn)實中。

五

二〇一五年，我寫過一部短篇小說《眼淚石》。故事來源于一個真實新聞，某個少女能流出石頭般的眼淚，后來送到醫(yī)院檢查，確認是某種眼結石。我便把這少女寫成一個農(nóng)村留守兒童，母親也像芳汀一樣在東莞從事某種行業(yè)，她孤苦伶仃地來到上海投靠舅舅一家開的四川麻辣燙小店。女孩沒怎么讀過書，唯一讀過的便是城里人捐獻給鄉(xiāng)村小學的一套《悲慘世界》。這本書她讀過無數(shù)遍，無論是否能讀懂，她已把自己當作了珂賽特，把舅舅和舅媽開的麻辣燙小店，當作德納第小酒館，把媽媽當作芳汀，把街對面小區(qū)的保安當作沙威警長，把停在上海街頭的汽車當作歐洲的四輪馬車，把二十一世紀初的上海當作十九世紀的法國……而她唯一的朋友是作家“我”。每次當她悲傷或者思念媽媽，便會流出珍珠般的固體眼淚。有一回，有人拍攝了會流寶石眼淚的女孩的視頻傳到網(wǎng)上，她迅速成為網(wǎng)紅，人們高價求購她的眼淚，認為是某種稀世珠寶。舅舅與舅媽還把她的淚水放到網(wǎng)店售賣，甚至加以虐待逼她落淚以獲得寶石。經(jīng)過一番風波，“我”終于解救了女孩，帶她去醫(yī)院做了眼結石切除手術，從此再無眼淚石，也再無珂賽特。若干年后，等到作家“我”與女孩重逢，她早已被世風同化，遺忘了《悲慘世界》的故事。她等待了一生的冉阿讓，始終未曾出現(xiàn)過。

這篇小說后來獲得了郁達夫小說獎入圍獎。還有評論家說過《眼淚石》與《悲慘世界》的互文性，老實說，我并不懂何為“互文性”。我僅僅把這故事當作一個都市童話，當作《悲慘世界》的同人文。我既是故事中的作家“我”，何嘗不是那個尋覓著冉阿讓的珂賽特？

請原諒我，毫不諱言，我依然深愛著雨果老爹，深愛著《悲慘世界》，深愛著那個叫珂賽特的小女孩，深愛著那個叫冉阿讓的男人。

世間已無冉阿讓！

原載本刊2020年第8期“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