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立足2019年，通過縱向回顧“六〇后”“七〇后”作家的創(chuàng)作歷程，勾勒出阿根廷文學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的發(fā)展趨勢及現(xiàn)狀。整體來看，“六〇后作家”活力不減，繼續(xù)推陳出新，不斷嘗試文學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七〇后”作家佳作迭出，涉獵多種類型小說，多部作品斬獲西班牙語文壇重要獎項。

關鍵詞 阿根廷年度文學研究 “六〇后作家” “七〇后作家” 哥特小說

2019年是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收尾之年。回想1999年，一部部佳作展現(xiàn)出阿根廷新生代“六〇后”作家充沛的文學活力。同年，一批“七〇后”青年參加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展組織的討論會，主題為“第一屆書展時我們還不識字，而如今我們已是作家”；面對新世紀，他們難掩激動之情，期待在而立之年迎來自己立足文壇的“重磅作品”。二十年彈指一揮間，“六〇后”“七〇后”作家已成為當下阿根廷文壇的中堅力量。本文在勾勒2019年阿根廷文學概貌時，試圖通過對上述兩代作家“此刻—彼時”的閃回，縱向觀察其創(chuàng)作歷程，一窺阿根廷文學二十年來的發(fā)展流變。

一、阿根廷“六〇后作家”：探索文學的多樣性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已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六〇后作家”被評論界分為兩大陣營。一派以文學雜志《巴別塔》為基地，認為作家不應被“政治承諾”所捆綁，也不應創(chuàng)作擁抱市場的作品。“巴別塔派”強調文學的實驗性，致力于元小說、學院派文學創(chuàng)作，也被稱為“實驗派”。另一派以行星出版社為中心，創(chuàng)作深受大眾傳媒，尤其是電影和新聞的影響，強調作品的敘事性，多使用平實、不晦澀的語言，也被稱為“敘事派”。誠然，這種派別的劃分難免有些簡單機械，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兩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趨勢。進入二十一世紀后，隨著“六〇后作家”作品的日益豐富和多元，“實驗派”“敘事派”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

弗雷桑在創(chuàng)作初期擅長將音樂和電影元素加入小說創(chuàng)作，屬于“行星派”作家。但此后他逐漸轉向“實驗派”。近十年來，弗雷桑用《虛構部分》（2014）、《夢境部分》（2017）和《回憶部分》（2019）三部作品來回答何為作家、何為創(chuàng)作、何為閱讀等問題。在這些作品中，故事情節(jié)被弱化，關于文學的思索則被無限放大。《回憶部分》以福克納、普魯斯特、納博科夫、平克·弗洛伊德等作家和歌手關于回憶的引文開篇，營造了濃郁的“說吧，記憶”的氛圍，旋即進入主人公“作家”的意識流，用綿延的思維碎片和回憶瞬間呈現(xiàn)他關于創(chuàng)作、做夢和回憶的文學感悟，如“所謂創(chuàng)作，不過是一場趨向未來的回憶；所謂做夢，不過是一場向上或朝下延伸的回憶；所謂回憶，不過是一場關于過往的創(chuàng)作”，“我們不是夢的‘作者’，而是夢的‘讀者’。同理，我們也不是記憶的‘作者’，而是記憶的‘編輯’”。在“三部曲”中，弗雷桑嫻熟地將小說與散文體裁混雜交融，在虛構中嵌入大量哲學思考和文學評論。在阿根廷的文學傳統(tǒng)中，不乏如博爾赫斯、科塔薩爾、皮格利亞等創(chuàng)作富含哲思的文學作品的大家。2019年，這個名單又增添了弗雷桑的名字。通過“三部曲”，弗雷桑試圖獲得“作家的三相”，即納博科夫提到的“講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師”。回顧其文學創(chuàng)作，多年來他如同一個擅長講故事的魔法師，熱衷于花樣翻新，寫作技巧和寫作題材層出不窮。在“三部曲”中，他完成了“教育家”的實踐，試圖通過對作家心靈世界的呈現(xiàn)，喚醒人們對閱讀和書寫的重視。

與求變求新的弗雷桑相比，吉列爾莫·馬丁內斯可謂執(zhí)守初心，幾十年來在偵探小說領域深耕不輟。畢業(yè)于數(shù)學專業(yè)的馬丁內斯文理兼長，擅長在創(chuàng)作中加入大量邏輯推理和科學知識，2003年的長篇小說《牛津謎案》是其代表作，講述了牛津大學數(shù)理邏輯學泰斗塞爾登教授和連環(huán)殺人兇手斗智的故事。2019年馬丁內斯榮獲西班牙納達爾文學獎的新作《愛麗絲謎案》如同《牛津謎案》的續(xù)篇，不僅故事發(fā)生于牛津大學，前作中多位主要人物也再次登場，只不過在這部新作中，數(shù)學元素減弱，文學元素一躍成為中心。罪行與謎團都圍繞《愛麗絲夢游仙境》的作者劉易斯·卡羅爾的日記展開。那些殘缺的書頁就像一個“兔子洞”，隱藏著巨大的秘密，等待讀者踏上冒險之旅。無論是故事背景、情節(jié)主線，還是謎團設置，該書都充滿濃郁的“英倫風”。

偵探小說在阿根廷文學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在博爾赫斯、比奧伊·卡薩雷斯等作家的推動下，注重推理和智力元素的解謎小說成為創(chuàng)作主流。七十年代開始，注重現(xiàn)實性與批判精神的硬漢派偵探小說逐漸成為阿根廷偵探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要類型。九十年代以后，阿根廷偵探小說呈現(xiàn)多元化發(fā)展趨勢。馬丁內斯的文學創(chuàng)作被視為解謎小說的復興。對他而言，這一小說類型是他最為熟悉的實驗室，他用不同比例的文學、數(shù)學邏輯和罪行，調配出多樣的情節(jié)張力，制造出無限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馬丁內斯，很多“六〇后”作家都對偵探小說情有獨鐘，如巴勃羅·德桑蒂斯、克勞迪婭·皮涅伊羅和迭戈·帕斯科夫斯基等。

2019年，已處于知天命年齡的“六〇后”作家對人生和文學創(chuàng)作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繼續(xù)探索著文學的多樣性，但有的作家卻不幸英年早逝，布里蘇埃拉就于是年5月14日病逝，但他留給世間的卻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學記憶。布里蘇埃拉從小就展現(xiàn)出非凡的文學稟賦，但真正讓他聲名鵲起的是榮獲阿根廷號角最佳小說獎的《英國：一個寓言》（1999）。小說始于一批在火地島發(fā)現(xiàn)的文獻，但作家憑借豐富的想象力引入莎士比亞、王爾德等人真假難辨的故事，構建了野蠻的南美土著和西方文明之間的對話。其另一部重要作品《同一個夜晚》（2012）則探討阿根廷軍政府獨裁時期的暴行并反思人們應該如何面對從未走遠的強權和暴力。

布里蘇埃拉留給阿根廷文學的記憶是豐富多元的。長時間以來，同性戀題材在阿根廷文學創(chuàng)作中是一個禁忌。而布里蘇埃拉編選的《欲望故事：二十八部阿根廷當代小說中的同性戀情欲》在當時引起了強烈反響，被視為阿根廷乃至拉美最重要的同性戀題材小說選集之一。評論家奇弗認為，該書的出版體現(xiàn)了社會對同性戀這一問題看法的轉變，以及文學對這一題材處理手法的變化：“從最初的只字不提，到后來充滿美學意味的隱晦含蓄、閃爍其詞，直至對其完全接受，可以毫無禁忌地肆意描寫。”此外，布里蘇埃拉還致力于挖掘被人們忽視或輕視的作家，讓他們的作品重回閱讀視野或再次獲得評估，令莎拉·加亞爾多、瑪麗亞·埃倫娜·沃爾什等作家的作品重煥光彩。布里蘇埃拉還參與了國家圖書館的作家檔案修復工程，搜尋整理了大量鮮為人知作家的文檔和手稿，為完整阿根廷當代文學版圖做出了積極貢獻。布里蘇埃拉去世后，人們深切緬懷這位“精益求精、追求極致的語言工匠”，以及“孜孜不倦的阿根廷文學推廣者，尤其是對年輕作家及被遺忘的作家的宣傳推廣”。

二、阿根廷“七〇后作家”：尋找自己的聲音

如果說阿根廷“六〇后作家”在而立之年面臨的是被評論家貼上“巴別塔派”或“行星派”的標簽，“七〇后作家”則選擇在而立之年主動亮相。2009年出版的《青年近衛(wèi)軍：阿根廷文學新生代》，被視為“七〇后作家”的第一次集體登場，標志著他們在文壇已由個體擴展為群體。該書收錄的作品題材多樣，風格迥異，但又擁有一些共性，如阿根廷多種文學傳統(tǒng)在此兼容并蓄，和諧共存；漠視文學的“弒親”；直接影響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歷史事件不再是馬島戰(zhàn)爭或是1976至1983年的軍政府獨裁統(tǒng)治，而是2001年爆發(fā)的經濟危機；作品中頻繁提及的網絡構成了作家創(chuàng)作、出版和作品傳播的新平臺，尤其是博客。十年后，當年的“青年近衛(wèi)軍”絕大部分依舊在文壇閃亮，如佩德羅·邁伊拉爾、薩曼塔·施維伯林、瑪麗安娜·恩里克斯、帕特里西奧·普隆等，且有多位在2019年貢獻了精彩作品。

邁伊拉爾1998年就憑借長篇小說《與莎布麗娜·洛弗的良宵一夜》獲得首屆號角最佳小說獎。作品講述了一個十七歲青年在電視抽獎中成為幸運觀眾，贏得與色情電視秀主持人莎布麗娜共度一夜的機會。青年一路搭車前往首都，經歷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奇遇。小說充滿了各種大眾文學元素，集中體現(xiàn)在對公路電影的戲仿和電視語言的運用上。邁伊拉爾在1999年就高呼“我們是看著電視長大的一代”，借此突出大眾文化對他這一代作家的影響。2019年，邁伊拉爾用短篇小說的形式繼續(xù)講述愛情、欲望和旅行的故事，推出《短暫的永恒愛情》。這本書像是作家三十多年來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總結，上篇“短暫的永恒愛情”收錄新創(chuàng)作的故事，下篇“今天早些時候”則全是舊作。新舊作品展現(xiàn)了其不同時期的創(chuàng)作風格，清晰勾勒出一位“七〇后作家”的文學成長史。

無獨有偶，普隆也在2019年推出了以愛情為主題的長篇小說《明天我們會有其他的名字》。普隆擅長用文學思考，其代表作《我父母的精神仍在雨中升騰》（2011）探討了家庭關系，尤其是兩代人之間斷裂的代際關系。獲得西班牙旺泉小說獎的新作《明天我們會有其他的名字》主人公沒有名字，只是簡單的“他”和“她”。他們在馬德里相遇，陷在愛里，也陷在各種不確定中。普隆并不想在書中講述一個傳統(tǒng)的愛情故事，而是借此思考愛情與生活的關系。世界變化越來越快，愛情的位置又在哪里？生活越來越便捷，但人類是否越來越孤獨？社交軟件的普及對人和人之間的親密關系有何影響？小說對當代社會人際關系的思索富有見地，耐人尋思。

“青年近衛(wèi)軍”中有六位女性作家，其中施維伯林和瑪麗安娜·恩里克斯如今已躋身最受關注的西班牙語作家之列。在阿根廷當代文壇，恐怕很難找出比恩里克斯更癡迷“黑暗”的作家了。恩里克斯自幼就是哥特文學、吸血鬼文化、恐怖電影的愛好者，熱愛科塔薩爾和奧拉西奧·基羅加等本土作家，以及雪莉·杰克遜、斯蒂芬·金、雷·布雷德伯里等歐美作家的作品。從處女作《最糟糕的是墮落》（1995）開始，恩里克斯就著魔般沉溺于黑暗世界，嗜此不疲地挖掘那些蟄伏在社會、歷史和人性褶皺中的殘酷與形式各異的惡。她筆下那些或長或短的作品組成了一張哥特風格的專輯，縈繞其間的死亡、恐懼、神秘、奇幻、陰郁和殘酷，令人驚悚又令人沉迷。在恩里克斯筆下，傳統(tǒng)哥特文學中恐怖的森林變成了阿根廷的城鎮(zhèn)和街巷，神秘的古堡換成了普通的住宅和公共場所，而吸血鬼和女巫則被很多源自本土鬼怪傳說的形象替代。可以說，恩里克斯更多是借用哥特文學的“外殼”，以剖析制造黑暗與暴力的社會根源。這種專注現(xiàn)實的哥特風格或可稱為“哥特式現(xiàn)實主義”。

2019年，恩里克斯推出新作《我們屬于黑夜的部分》。故事背景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處于軍政府獨裁統(tǒng)治下的阿根廷，但奇幻元素很快就如鬼魅在文字中浮現(xiàn)。主人公胡安從小就擁有超自然能力，其妻羅莎里奧的家族與擁有上千年歷史的英國秘密社團“黑暗之神”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羅莎里奧神秘失蹤后，胡安帶著兒子加斯帕爾踏上了漫長的旅行，希望掙脫秘密社團的控制，改變加斯帕爾成為靈媒的宿命。恩里克斯在小說中構建了一個較之以往更為龐雜的哥特世界。現(xiàn)實與奇幻，八九十年代的阿根廷與六七十年代的英國，南美民間文化里的“死亡圣神”和英國神秘學者阿萊斯特·克勞利，這些看似對立或不協(xié)調的元素在書里相互交織，和諧共存。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和奇異詭譎的故事不過是一種隱喻，作者真正想描繪的是阿根廷歷史中“屬于黑夜的部分”，即軍政府獨裁統(tǒng)治時期。正如胡安父子竭力抗爭，試圖拒絕繼承源自家族血緣的“使命遺產”，恩里克斯反思的是人們是否能做到拒絕繼承歷史和社會留下的政治遺產，以及如何對抗那無所不在的黑暗勢力。作為歐美文學的經典類型之一，哥特小說在阿根廷常與極受本土作家推崇的幻想文學融為一體。雖然基羅加、博爾赫斯、科塔薩爾等作家的不少作品都帶有哥特元素，但哥特小說在阿根廷的文學版圖中始終只是若隱若現(xiàn)。是恩里克斯多年不懈的耕耘，才使哥特小說終于在阿根廷文壇有了清晰的在場。《我們屬于黑夜的部分》也成為2019年度阿根廷最受關注的作品之一，并榮膺西班牙埃拉爾德小說獎。

除了上述在多年前就成名的作家外，還有一些大器晚成的“七〇后作家”。如瑪麗亞·甘因薩，多年從事文化和藝術評論，直至2011年才出版第一部文學作品《視神經》。2018年，甘因薩帶著第二部作品，長篇小說《黑色的光》深入阿根廷神秘的藝術家世界，探尋藝術品的真與假，人性的善與惡。小說于2019年獲得以墨西哥著名詩人索爾·胡安娜·伊內絲·德拉克魯斯命名的文學獎。1978年出生的多洛蕾絲·雷耶斯于2019年推出處女作《吃土姑娘》后受到廣泛關注。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無名無姓的女孩，她只要閉上眼睛，抓起泥土咽下，就能看到那些失蹤的人的去向。這部帶有奇幻色彩的小說，是獻給慘死于社會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女性的一曲挽歌，簡短詩意的語言像是被暴力擊碎的玻璃，折射出人間的黑暗與血腥。

阿根廷作家、文學評論家皮格利亞曾言：“創(chuàng)作是一條漫漫長路，作家循路而行，漸行漸遠，直至找到屬于自己的聲音，找到他獨有的敘述故事和感受現(xiàn)實的方式。”可以說，到了四十不惑之年，處于文學創(chuàng)作盛年的“七〇后作家”，仍在尋找自己的聲音，仍在文學中“解惑”。

二十一世紀這二十年的圖景，對于作家個體而言，無疑是清晰而深刻的。但對于阿根廷文學而言，這二十年的作家作品不過是其漫長歷史中的一個章節(jié)而已。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已經開啟，作為文壇主力的“六〇后”和“七〇后”作家，將與其他年齡段作家一起，筆耕不輟，繼續(xù)描繪阿根廷文學新的圖景，書寫阿根廷文學新的記憶。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tài)研究》2020年第4期“年度文學研究專輯”，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