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錦榮《伊甸園謀殺案》:破碎的夢
蕭錦榮
在蕭錦榮35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除《天下第一劍》(The First Sword in the World)和《花園中的雕塑》(The Statue in the Garden)外,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有關(guān)秘魯?shù)摹?985年,在遲遲無法獲得秘魯國籍后,他像許多華人移民一樣,選擇了再移民。這一次,他來到了太平洋上的群島夏威夷并加入了美國國籍。也正是在這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處女作《末程》(The Final Stretch)。在敘述了秘魯這么多年后,蕭錦榮突然意識到,他的創(chuàng)作似乎是不完整的。按他的話說,“在創(chuàng)作了這么多有關(guān)古代中國和現(xiàn)代秘魯?shù)淖髌泛螅乙庾R到我忽略了什么東西:我既沒有對現(xiàn)代中國——我所出生的地方——寫下過任何文字,也沒有對夏威夷,這片我生活了30多年的土地留下過任何只言片語。”為此,在完成了他的第二部武俠作品《地圖與劍》(The Map and the Sword)后,他將創(chuàng)作的目光轉(zhuǎn)向了現(xiàn)代中國和夏威夷,開始構(gòu)思一部全新題材的小說。2020年1月,他完成了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并于6月在幾易其稿后完成了小說英譯本的翻譯工作。該小說的西班牙語版將于稍后在利馬正式出版。需要說明的是,該小說西班牙文版本的題目原為《完美的男子》(El varón perfecto),為突顯故事的戲劇性,在英文版中,他特意將其更名為《伊甸園謀殺案》(Murder in Eden)。
在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文學史上,尤其是20世紀最后20年的中國文學史上,要說能夠在日常生活的現(xiàn)實中構(gòu)成一個轟動又極具戲劇性的事件的恐怕非顧城與謝燁在激流島上的悲劇莫屬了。如今,距離這一事件的發(fā)生已經(jīng)過去了將近30年,但自1993年10月8日那個陰郁的日子以來,這對夫妻的離奇死亡似乎就從未在人們的視線中消失過,有人追憶、有人澄清、有人紀念、有人譴責。但無論真相如何,唯一不容爭辯的事實是,這兩個生命就這么神秘地消失了,它不斷激發(fā)著人們的想象力,在真相與虛構(gòu)之間搖擺、徘徊,猶如一座紀念碑高高地卻又突兀地矗立在那里任人憑吊與言說。蕭錦榮和顧城一樣,同屬于上世紀50年代人。對于顧城與謝燁的悲劇,他應該是不會陌生的。于是,就有了他對這樁事件的演繹,有了《伊甸園謀殺案》這部用西班牙語創(chuàng)作的以顧城為原型的小說。
顧城的父親顧工在《尋找自己的夢》一文中寫道:“顧城從誕生、學語、到如今,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夢”。《伊甸園謀殺案》中,以顧城為原型的詩人雷同樣是如此,一生都在尋找自己的夢。雷,原名解放,出生于1949年,五年上山下鄉(xiāng)的生活使他骨子里更加親近自然,同時也賦予了他一雙善于發(fā)現(xiàn)美的眼睛。回到北京后,他參加了一群青年人組織的文學運動并從此聲名鵲起,用他的詩《光》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名聲的日隆是好事,也是壞事。聲名遠播的他變得越來越怪異,性格中潛藏的雙相型精神障礙(bipolar disorder,又作狂躁型抑郁癥)特征愈加明顯。作為名人的雷,時常被邀請到全國各地參加詩歌朗誦會。在一次返京的火車上,雷在因緣際會之下結(jié)識了天生麗質(zhì)的柳斌(英文名為芙洛拉)。婚后,兩人過著神仙眷侶般的甜蜜生活。但藍夢(英文名為辛迪)的出現(xiàn)為他們的婚姻埋下了危機的種子。雷在國內(nèi)越來越大的名氣使他隨后獲得了不少歐美大學的青睞,但由于他性格孤僻、桀驁不馴再加上教學風格的問題,很快,他的歐美之行便以失敗而告終。最終,雷決定同柳斌一道移居夏威夷瓦胡島,去過一種理想化的像陶淵明一樣的隱居生活。不過,這種平靜的日子沒過多久就又被打破了,兒子的出生加劇了夫妻間的矛盾,雷不希望兒子分享妻子對他的愛,同時,藍夢的尾隨而來以及與雷的特殊關(guān)系也增加了他們婚姻的復雜性和三人關(guān)系的微妙性。然而,令雷始料未及的是,就在柳斌陪他一同在法國擔任訪問教授的那一年,藍夢竟然與柳斌和她的英語老師、一個年紀很大的老頭比爾結(jié)了婚并永遠離開了瓦胡島,而柳斌也在法國愛上了弗朗索瓦·張,希望和雷離婚。這時,一無所有的雷再也無法忍受失去的痛苦,就在弗朗索瓦·張抵達瓦胡島的當天,在一家超市的停車場上用一把錘子殺死了妻子并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孤苦伶仃的兒子寄養(yǎng)在鄰居卡瑪諾夫婦家里。
在雷的心中,他的夢一個和女人有關(guān),一個和自由有關(guān)。他終其一生都在不遺余力地追尋著這兩個夢。但遺憾的是,它們并非如他所愿是一場美夢,而是一場鮮血淋漓的噩夢,一個破碎的足以割破生命紐帶的夢。
雷在上山下鄉(xiāng)期間,無意中在圖書館的垃圾堆里撿到了一本《紅樓夢》。他癡迷地閱讀著這本小說,并深深地沉醉在書中所營造的“女兒國”(kingdom of women)中無法自拔。在賈寶玉的身上,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們倆都是才華橫溢、嬌生慣養(yǎng)的少年,相貌清秀、思想脆弱,都固執(zhí)地以為世界是圍繞著他們在轉(zhuǎn)的……解放甚至荒謬地認為他就是賈寶玉的化身。”從此以后,生活在女兒國中就成了他魂牽夢縈的夢想,他渴望像賈寶玉一樣被無數(shù)貌美如花的少女包圍,滿足他不同向度的欲望。藍夢對他的傾慕使雷看到了構(gòu)建他自己的女兒國的可能性。柳斌和藍夢之于他,就如同是紅玫瑰與白玫瑰,滿足著他對女兒國的幻想與憧憬:“他愛他的妻子芙洛拉是出于她敏感的靈魂、天使般的美貌、似水般的柔情和毫無保留的奉獻,而他對辛迪,這個風情萬種的情人的愛則是出于她在床第間給他帶來的洋溢著青春氣息的激情和對他喪失自我的頂禮膜拜。”就在藍夢到來前的兩天,雷還在日記中將自己比作“齊人之福”中的“齊人”。該典故出自《孟子·離婁下》,說的是有一齊國人有一妻一妾,出門后必酒足飯飽而歸,并告訴妻妾是與富貴者飲食。后妻妾尾隨其后伺察,始知其夫乞食于墳間祭祀者。雷在日記中以齊人自況顯然是對即將過上的一妻一妾的美滿生活充滿了憧憬與期待,眼看著,他的夢想就要實現(xiàn)了。然而,現(xiàn)實生活總是具有極強的穿透力。盡管雷希望在瓦胡島上以隱居的方式了卻余生,遠離世俗的生活,但生活的現(xiàn)實卻總是無孔不入,它就這么尾隨著藍夢悄無聲息地占領(lǐng)了雷所建造的世外桃源。藍夢對他的崇拜、對他的獻身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簡單和不求回報。從她踏上這座小島的那一刻起,比爾和柳斌就敏銳地感覺到了她的別有用心和另有所圖,正像柳斌在日記中所記述的,“夢兒并不像她看上去那般單純……打一開始,她就算計好了每一步,她唯一的目的就是來美國。她在北京機場向解放所做的‘愛情宣言’無非是她事先預謀好的與我丈夫……保持聯(lián)系的伎倆和導致我們目前這種生活狀況的誘餌。”果不其然,沒過多久,藍夢就露出了馬腳。雷在與她行房之后,驚訝地發(fā)現(xiàn)藍夢并不是處女。他感覺自己受到了極大的欺騙。而藍夢也利用每周與英語老師比爾一同遠足之便,博取了他的同情和愛情,在雷和芙洛拉奔赴法國后與比爾同居并結(jié)婚,終于達到了自己孜孜以求的目的。藍夢其人,正如她的英文名辛迪(Cindy)所喻指的那樣,具有喜新厭舊的習慣,想象力豐富且目標明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見,蕭錦榮在人物的命名上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與藍夢相比,柳斌對雷的感情更加真摯與真誠。她心甘情愿地為雷打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瑣事,甘愿充當被動的傳統(tǒng)女性的角色,用自己的卑微襯托雷的偉大。但無論她多么溫順、多么無私,她也無法忍受雷對兒子的態(tài)度。雷對兒子的厭惡和排斥成了壓倒柳斌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她在遇到弗朗索瓦·張后下定了與雷離婚的決心。就這樣,雷所心心念念的女兒國的夢想崩塌了。他生活中的兩個重要女性,一個利用了他后棄他而去,一個在母性超越愛情后被他所殺。
除了關(guān)于女人的夢,雷的另一個夢想是自由夢和美國夢,而對這一議題的探討恰恰是蕭錦榮筆下的顧城敘事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所在。固然,在塑造雷時,蕭錦榮是以顧城來作為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的。但這種塑造絕不是簡單的照搬和復制,而是在原型的基礎(chǔ)上對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予以雕琢和重構(gòu)。在《伊甸園謀殺案》中,蕭錦榮故意將雷的出生年份和出國日期予以了微調(diào),將他置身在極具典型性的歷史事件中。上世紀80年代末,正值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盛行的時期,雷作為新詩運動的領(lǐng)軍人物之一,自然也卷入了這一浪潮。努力失敗后,他又懷揣著“絕對自由”的幻想同妻子一道奔赴柏林參加中國現(xiàn)代詩歌節(jié),期待在那里可以收獲絕對的自由,“一個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實現(xiàn)一切的理想,除了個人的才華和聰慧,可以不受任何的束縛”。但在歐美的游歷并沒有賦予他想要的自由,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連串失敗的打擊。于是,不甘心的雷又一次選擇了背井離鄉(xiāng),希望能夠在遠離塵囂的瓦胡島收獲他心儀的自由,實現(xiàn)他理想中的美國夢。但這一次,等待他的依舊是失望和夢想的幻滅。雷在瓦胡島自家房子的后院開辟了一個養(yǎng)雞場。起初,雞的數(shù)量不多的時候,他和周邊的鄰居相安無事,各自過著各自的生活。可隨著雞的數(shù)量的激增,周邊的鄰居紛紛開始向衛(wèi)生部門投訴。因此,衛(wèi)生部門勒令他在限期內(nèi)處理掉所養(yǎng)的200多只雞。無奈和憤怒之下,雷提著刀子一口氣殺光了所有的雞,不僅終結(jié)了他為數(shù)不多的生活樂趣之一,也永遠葬送了他心馳已久的自由夢和美國夢。通過這件事,雷突然意識到,“不受限制的自由只是一個神話。在社會中,個人是受制于一切法律和規(guī)定的主體,社會則是受到政治家的操控的,而政治家的言行,除了滿足富人階層和權(quán)貴階層的利益,別無他意。”從此,雷對自由夢和美國夢再也不抱有任何的幻想和希望,一門心思將精力用在了女兒國的建構(gòu)上。此外,這部小說對美國夢的顛覆還體現(xiàn)在藍夢到達瓦胡島后對生存環(huán)境和生存狀態(tài)的失望和不滿。在來美國之前,她滿心以為“美國可以提供給她更好的生活條件,不僅有她夢寐以求的奢侈享受,還有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自由”。然而,等到了雷和芙洛拉所住的家,看到眼前慘淡的生活環(huán)境,并了解到雷沒有工作,芙洛拉在肯德基打工掙錢后,藍夢對充滿名望、財富和舒適生活的美國夢的幻想徹底破滅了,她瞬間感覺到了一種被雷所騙、被生活所騙的悲凄和無助。
在《伊甸園謀殺案》中,蕭錦榮將主人公置于不尋常的歷史洪流中,重新解讀了特定歷史語境下的自由與對美國夢的盲目追求,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海外華人審視中美兩國歷史與文化的別樣視角,并體現(xiàn)了海外華人群體價值取向的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