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丁是記錄18-19世紀之交英國鄉(xiāng)村生活的小說家，這一身份已經(jīng)得到了大眾的廣泛認可。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崔碩庸通過對奧斯丁的六部小說進行深入細致的解讀，認為奧斯丁同樣是遠超時代的博弈論者。新近翻譯出版的《簡·奧斯丁的謀略》一書獨辟蹊徑、娓娓道來，為奧斯丁研究增加了精妙絕倫的一筆。

博弈論研究博弈中個體或者團隊的預測行為和實際行為，是現(xiàn)代數(shù)學的分支，也是運籌學的重要學科。1928年，美籍匈牙利數(shù)學家約翰·馮·諾依曼在德國《數(shù)學年刊》上發(fā)表論文《社會博弈理論》，奠定了博弈論的數(shù)學基礎。1944年，諾依曼與摩根斯特恩合寫《博弈論與經(jīng)濟行為》一書，創(chuàng)立了博弈論這門學科。之后，共有六屆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與博弈論的研究有關，博弈論在現(xiàn)代社會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應用。

奧斯丁生于1775年，卒于1817年，其生活的年代比博弈論這門學科的出現(xiàn)早了一百多年。但是，本書作者崔碩庸認為，奧斯丁有意識地在小說中建立了策略思維的理論，并且成果豐富，對現(xiàn)代博弈論貢獻頗多，值得任何對人類行為感興趣的人進行閱讀。

所謂的 “人情練達”與“世事洞明”，恰是奧斯丁在小說中對于博弈論思想的構建及運用

作者的這一觀點并非空穴來風。熟悉《傲慢與偏見》的讀者一定記得，在小說的開頭，貝奈特太太鼓勵簡冒雨前往內(nèi)瑟菲爾德莊園，并且提到這是“神機妙算的”好安排；在小說的結尾，當彬格萊先生前來拜訪時，貝奈特太太又設法將其他人都支使開，只讓他和簡待在一起——她在為這一對戀人創(chuàng)造求婚的環(huán)境，這是非常明顯的決策行為。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亨利對范妮展開猛烈的追求時，托馬斯爵士、克勞福德小姐、埃德蒙，都以自己的角度和立場進行理解、溝通和策劃，以促成這一對年輕人的聯(lián)姻，而范妮則深信亨利并不能給她帶來幸福，于是獨自頂著巨大的壓力去應對各種局面，從而委婉地拒絕亨利的求婚，也確保自己在莊園繼續(xù)生存下去。如果以博弈論的角度去考察前因后果，這一事件絕非表面的平靜如水，而是刀光劍影、暗流涌動。類似的例證可謂俯拾皆是。此外，正如作者所言，在奧斯丁的小說中，“洞察” “預見”“機靈” “方案” “設法”等詞匯的應用，無一不閃爍著策略思維的光芒。

而在作者的研究之下，奧斯丁構建的博弈論體系不僅僅是碎片化的例證，而是完整的理論體系。奧斯丁的謀略框架包含了對于選擇的探討，如范妮在參加舞會時猶豫佩戴埃德蒙贈送的鏈子還是瑪麗贈送的鏈子是選擇行為；包含了對于偏好的研究，如《勸導》中的安妮羨慕默斯格羅夫姐妹的幸福，但是她“不想放棄自己那更優(yōu)雅、更有教養(yǎng)的心靈”；包含了對于親密關系的研究：“兩個人有如協(xié)奏曲一樣和諧地進行策略思考并相互呼應，才能構建出最親密的人類關系。” 《愛瑪》中的愛瑪和奈特利先生以策略伙伴的形式多次合作，這為他們成為戀人鋪就了最可靠的道路；包含了關于自我策略的研究，即一個人對于“監(jiān)督的、覺知的自我” 和“難以駕馭的、欲望的、無意識的自我”的管理，《理智與情感》中的兩姐妹運用不同的策略，對自我的行為進行調整，最終達到自己的目標。

奧斯丁的博弈論體系不僅包羅萬象，而且新穎獨到。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沒有沉迷于運用博弈論解讀奧斯丁。作者認為，盡管策略思維有別于 “詭計”或者“狡猾”，策略思維仍然有被他人的需求所累、錯過他人的幫助、令自己感到痛苦、令別人難以信任等缺陷。相較而言，天真簡單的人顯得誠懇而可愛，別具一番魅力，典型例證即是《愛瑪》中迷人的哈蕊麗特。作者的這一討論體現(xiàn)出一位學者精微而周到的思考。

在該書的解讀之下，浪漫的愛情故事充滿了偵探小說式的迷思，小說中諸多看似不起眼、實則蘊藏著巨大信息量的細節(jié)浮出了水面，令人不禁反復玩味；奧斯丁不僅僅是18世紀英國鄉(xiāng)間生活的觀察者、記錄者，不僅僅是是熟稔小說技巧的創(chuàng)作者、實踐者，她更是人性的洞察家與思考家。我們再次看到，奧斯丁無比精通人性中可笑與荒誕的部分，又以悲憫之心體察生命本身的偉大與艱難之處，最終，她的智慧化作敘事的精巧布局、人物的精彩設計、思想的精微呈現(xiàn)。人情練達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學問，所謂的 “人情練達”與 “世事洞明”，恰是奧斯丁在小說中對于博弈論思想的構建及運用。

看似平淡無奇實則充滿質感，奧斯丁本人的一生也可視作她對自己天賦的才華所采取的策略思維

當然，這是我讀完此書才有的感受，閱讀之前，我很難想到奧斯丁可以是博弈論研究的絕佳范本。奧斯丁本人的形象看似如此古典，博弈論又如此現(xiàn)代；奧斯丁的小說看似如此細膩，充滿了人文特質，博弈論又是如此硬朗，是典型的科學理論——即便我認為奧斯丁的現(xiàn)代性和廣博性是她得以廣泛流傳的重要原因，我也從未設想，現(xiàn)代的經(jīng)濟學理論可以運用于奧斯丁小說的研究。在作者的解讀之下，小說中看似簡單的行動有了策略思維的加持，小說的各個場景成為策略情境，原本充滿古典氣息的小說即刻擁有了現(xiàn)代的立體感。每一個人物似乎都是我們身旁活生生的現(xiàn)代人，在“最優(yōu)” “次優(yōu)” “最差” “次差”的徘徊中審時度勢，尋求著最優(yōu)解。奧斯丁的作品與現(xiàn)代學科千絲萬縷、如齒輪一般契合的聯(lián)系，讓人不得不驚嘆于奧斯丁的現(xiàn)代性。正如作者所言，奧斯丁的博弈論思想“領先她的時代有150年之久”，甚至，“200年后，我們?nèi)宰汾s不上她的見解”。

不僅關于博弈論的觀點讓我們看到奧斯丁的現(xiàn)代性，作者關于女性的討論，同樣讓我們看到了奧斯丁的現(xiàn)代性。首先，作者提到了奧斯丁對于女性選擇權的捍衛(wèi)。奧斯丁小說中女主角的一大閃光點就來自于她們對于自我選擇權的堅定捍衛(wèi)。不論是《傲慢與偏見》中伊麗莎白在面對凱瑟琳夫人無理要求時的宣言：“我不過是打定主意，怎么讓我覺得幸福就怎么來，你管不著，與我無關的任何人都管不著”，或是《勸導》的女主人公安妮在默默堅守之后的清醒：“假如我嫁給一個對我無情無意的人，那就可能招致種種風險，違背一切義務”，都折射出一種現(xiàn)代式的堅決與果敢。當然，奧斯丁推崇的自我選擇權，并不是隨心所欲、獨斷專行，也不是忽晴忽雨、人云亦云，而是極具理性思維的堅定的選擇，女性只有擅長作出這樣的選擇，才能夠確保自身的幸福。

除此之外，通常令女性倍感煩惱的家務瑣事，令女性感覺束縛的規(guī)約與承諾，在作者看來，完全可以成為有助于提升女性策略思維的優(yōu)勢。作者的這一觀點令人耳目一新。反觀奧斯丁的作品和生平，作者的觀點再一次得到了論證。盡管奧斯丁一生經(jīng)歷了諸多的磨難與波折，在奧斯丁的字里行間中，我們從來讀不到一點苦大仇深、顧影自憐、孤芳自賞的痕跡，我們能讀到的，永遠是對于生活的熱忱和對于他人的關心；奧斯丁生活中的奔波與挫折，她將其視為觀察生活的絕佳視角。的確，再高明的男性小說家，也不可能如她一般在女性的世界中生存，具有絕佳的視角去觀察、記錄女性，這樣看似劣勢的視角，成為奧斯丁寫作生命的優(yōu)勢，由是，奧斯丁的一生看似平淡無奇，實際上滿是分量與質感。因此，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這是奧斯丁在禮教繁重的18世紀，對于自己天賦的才華所采取的策略思維呢？

作者在后記中指出， “堅硬與柔軟，數(shù)學與人文，甚至男性與女性之間的藩籬，都被打破”。在這本書中，科學精神在人文學科領域大放異彩，這不僅體現(xiàn)了奧斯丁小說強大的生命力，體現(xiàn)了作者對于奧斯丁小說研究的創(chuàng)新，更令人看到，文學研究在科學的滋養(yǎng)之下再次煥發(fā)出生機與活力。在“文學是否有用” “文學學科是否會死亡”的爭論時不時興起的今天，科學為文學注入了一劑強心劑。而這樣古典與現(xiàn)代、文學與科學的巧妙聯(lián)姻，也許可以說明，并非文學失去了未來，而是我們對于文學頑強的生命力可能需要更深刻的認知與更強大的信念。那么回到奧斯丁，如此兼具古典與現(xiàn)代魅力的一位作家，是否還會呈現(xiàn)出更為驚人的廣博性與現(xiàn)代性呢？對于她的批評，是否還會出現(xiàn)更多運用現(xiàn)代科學理論的例證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文學博士、首都師范大學大學英語教研部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