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路遙在陜西作協(xié)有過五年的工作時間。路遙那時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作家，作品影響也很大。那段時間，我們的關系說起來也還比較密切，但那時我比較年輕，三十出頭，對他這個人，對他的作品，還有一些問題等等，都缺乏獨立和深入的認知。他去世以后，這許多年來，我經常想起路遙，回望路遙。我是把路遙當作一個研究對象，把他放在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過程中，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來觀照，陸續(xù)記了一些感想。

路遙的文化心理結構：走出去，在路上

現(xiàn)在看來，路遙九歲那年，從榆林清澗走到延安延川，是他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節(jié)點。九歲，對生命已經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有了深刻的記憶。這種記憶，已經永遠地積淀為路遙的一個心理定勢，那就是，盡管無限依戀，但他還是不得不離開那個貧苦不堪卻又是溫馨的清澗老家，衣衫襤褸，徒步走向一個未知的卻是可能活口的遠方。

九歲的路遙第一次出門，一百多里外的延川，對他來說，那里就是遠方，就是天邊外。

一個人的某種心理定勢，往往源于童年或少年的某個體驗特別深刻的經歷。

走出去，在路上，走向未知的遠方。這種生命體驗應該就是從這次出走起始并扎根，后來又被無數(shù)次重復，鑄成了路遙內心深處的文化心理結構和心理定勢。他的所有情感和思想，都是沿著這個心理結構或心理定勢而成長和發(fā)散開來的。九歲那年，路遙這個名字還沒有誕生。后來叫路遙的那個人這時叫王衛(wèi)（“衛(wèi)兒”）。為什么后來會叫路遙？路漫漫其遙遠兮，就是從這一次走出清澗萌生的。最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從王衛(wèi)國（這個名字是1958年他上小學時定的）改成了路遙。

路遙，應該是從九歲那一年的出走和遠行，就已經誕生了。

從清澗老家到延川新家，路遙走了兩天，但依他當時的心理體驗應該就是一輩子。路遙后來的生命歷程，不過就是無數(shù)次地重復九歲這次的生活體驗和記憶。他后來所寫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代表作，也就是對他這一次生命體驗的回憶和以復調的形式進行的改寫。《人生》把路遙一生要表達的都表達了，它是路遙關于生命、關于情感、關于世界的全部體驗和思考的濃縮，《平凡的世界》不過是展開罷了。

而《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作品的最深層，回環(huán)往復的那個思想主題和情感調子，路遙——準確地說是王衛(wèi)——在九歲那年就已經在心底里完成了。

1992年10月，生命垂危的路遙回憶這一段往事時說：

我小時把罪受盡了。九歲那年，因我家窮，弟妹又多，父親便把我領到延川的伯父家。我和我父親走到清澗城時，正是早晨，那時我早就餓了，父親便用一毛錢給我買了一碗油茶，我抓住碗頭也沒抬就喝光了，再抬頭看父親，我父親還站在我眼前。于是，我就對父親說：“爸，你咋不喝？”我父親說：“我不想喝。”其實，并不是父親不想喝。我知道父親的口袋里再連一分錢也掏不出來了。唉……

——航宇：《路遙在最后的日子》

路遙的不滿、反抗和追求

人的性格的最終形成，與人和現(xiàn)實、人和時代的關系極為密切。

低頭是現(xiàn)實環(huán)境，抬頭是時代，仰頭是天道。這一切，構成了一個人的命運境遇。

路遙對現(xiàn)實肯定是不滿的。理想遠大，現(xiàn)實艱難。“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人與時代的關系是：面對自己的處境，因為性格的原因，或者不滿、反抗，或者妥協(xié)、投降。

路遙的性格是剛硬的。他有過不滿，也有過反抗。有的反抗讓人驚心動魄，有的反抗令人回味無窮。

創(chuàng)作其實也是一種反抗。

1967年，初中畢業(yè)剛剛十八歲的路遙，在家鄉(xiāng)延川，就當上了造反組織“紅四野”的司令，率眾“造反”。這就是反抗。

1986年，他挑頭與中國作協(xié)陜西分會舊格局對抗，與當時一批較為年輕的作家在《西安晚報》和《陜西日報》簽名發(fā)表公開宣言。由于他的運籌帷幄，他和陳忠實、賈平凹在陜西作協(xié)非換屆期間，都當上了陜西作協(xié)的副主席。

一位作家當《延河》主編期間，為了掙錢，以三毛贊賈平凹的信為由頭出了一期《延河》號外。路遙大罵那位作家，并通過上層，停止了《延河》號外的銷售。

已經內定當陜西作協(xié)主席的路遙，天不假年，不幸倒在了前行的路上。如果他如愿以償，當上主席后，會不會戀棧，一直不讓位？會不會排斥異己、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中國的文化往往造就這樣的獨裁者。路遙未必例外。

路遙有他自身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在他的身上，集體人格與個體人格時時發(fā)生沖突。

路遙有一定的自由精神，也有一定的專制思想。當年，陜西作協(xié)換屆前夕，有傳言說，作為副主席的評論家王愚能上主席位。那時，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個圖書征訂單，將王愚的身份印成“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路遙聽說了，認為這是王愚為上位制造輿論，竟然威脅要讓人打斷王愚的一條腿……

蘇聯(lián)文學那種集體意識，那種歌頌、優(yōu)美、憂傷，對路遙的影響很大。他也喜歡俄羅斯文學，但骨子里似乎還是少了一些俄羅斯文學那種批判的、自由的、個性的意識和精神。

路遙在八十年代：三十而立，創(chuàng)造的十年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回頭來看，那真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一個充滿理想和創(chuàng)造激情的時代。八十年代，路遙過了而立之年，思想成熟，激情勃發(fā)。他的兩部代表作，都創(chuàng)作于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可以說是路遙“創(chuàng)造的十年”——

1982年5月，《人生》在《收獲》發(fā)表，震動文壇，轟動一時。

1985年8月，中國作家協(xié)會陜西分會于延安、榆林召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促進座談會。會后，路遙留在榆林，開始寫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

1986年11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第6期發(fā)表。12月，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出版單行本。

1988年4月，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1989年10月，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1990年，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將《平凡的世界》拍攝成十四集電視連續(xù)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獲中國作協(xié)第三屆茅盾文學獎。

路遙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農村有志（有才華、有思想）青年遭遇普遍的人生問題：城鄉(xiāng)二元對立，農村人進不了城。他們有一個夢想：走出鄉(xiāng)村，走向城市。

《人生》以生動的人物形象、尖銳的矛盾沖突提出了這個問題，在當時顯得非常尖銳。那是整個農村青年的出路問題。小說主人公高加林的形象總體上是反抗的，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走出去。

《平凡的世界》是回答出路問題。在這部作品中，路遙基于他對現(xiàn)實和生活的理解，似乎冷靜多了，主體高揚的理想精神向強大的現(xiàn)實有所妥協(xié)。高加林執(zhí)著的走出無疑是一種堅韌的反抗，而孫少安則留在了農村，他是妥協(xié)的；孫少平走出去了，這看似不妥協(xié)，但最終還是妥協(xié)了。按孫少平的性格，他的結局，不是死在路上，就是還在路上；不是死在理想與現(xiàn)實的劇烈沖突中，就是還在追求遠方理想的路上。他不應該是現(xiàn)在這樣歸宿：安于當一個礦工，娶一個寡婦。他的性格應該與哥哥形成反差。

站在今天的歷史節(jié)點來看，煤礦被關閉，孫少平將向何處去？他跟寡婦結婚，日子過得幸福嗎？這一切，難道就是孫少平最終要追求的？我總覺得，小說最后所寫的孫少平對自己工作和婚姻的選擇，既不符合這個人物的性格邏輯，也削弱了這個人物的力量和意義。

孫少平上過高中，而且讀過許多書，雖然是農民出身，卻也可以算作小知識分子。《平凡的世界》刻意提到，孫少平讀過的文學作品，既有蘇聯(lián)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柳·科斯莫杰米楊斯卡婭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 欽吉斯·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尤里·納吉賓的《熱妮婭·魯勉采娃》，有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有中國作家羅廣斌、楊益巖的《紅巖》和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也有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馬丁·伊登》《熱愛生命》，英國作家狄更斯的《艱難時世》，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愛爾蘭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歐也尼·葛朗臺》、司湯達的《紅與黑》，還讀過《馬克思傳》《斯大林傳》《居里夫人》這樣的傳記作品，讀過《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及《各國概況》，而且喜歡看《參考消息》，等等。讀書豐富了孫少平的精神世界，使他知道了在雙水村、黃原城之外還有更為廣闊的世界，他也因此要走向外面的世界，看看外面的世界，走向遠方，尋找屬于自己的人生。這說明，孫少平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農村青年，他其實是一個知識比較豐富、視野相當廣闊，因而對人生有夢想、對生活有追求的小知識分子。這樣的人，他怎么可能甘心于當一個在黑暗的地下掘煤的礦工呢？他與田曉霞這樣的知識女性談過戀愛，他對知識女性是有認識的，他怎么可能滿足于娶一個沒有什么文化的寡婦惠英呢？

如果說，孫少安是為生存而戰(zhàn)，追求的是生活的溫飽，那么，孫少平除了為生存而戰(zhàn)，還有超越生活溫飽之上的追求，還有更高的光亮照耀著他，更高的存在召喚著他。孫少安是腳踏實地的人生，孫少平則應該是風雨路途的人生。

小說的結局——人物結局的安排，是人物最終的選擇，也是作者要表達的意義最終的顯現(xiàn)；人到何處去，安于何處，就是對意義的揭示。《平凡的世界》對孫少平命運的安排，既反映了路遙的道德理想主義創(chuàng)作思想，也反映了他心中的某種現(xiàn)實顧慮，給人的感覺是，他似乎刻意地扭曲了孫少平的性格，為這個人物設置了這樣一個令人詫異的結局。

《平凡的世界》反映了路遙思想的矛盾性和不徹底性：少安留在農村，還是集體主義的想法和做法；少平走了出去，但不徹底，當他停下走向未來和遠方的腳步時，他的意義就終止了。

現(xiàn)實主義文學，要有真實性，真實、深刻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要有典型性，選擇能反映現(xiàn)實的本質特征和生活主流的人物和故事；還要有問題性和傾向性，敏銳地發(fā)現(xiàn)時代的普遍性問題和生活中的尖銳問題，在提出問題的同時，在作品中融入作家對問題的思考以至解決方案。同時，我認為現(xiàn)實主義文學還應該具有永恒性，因為它畢竟是藝術，藝術必須有超越一個時代的久遠性乃至永恒性。

這就是我要特別強調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既要有時代性，還要有永恒性。《人生》《平凡的世界》反映了一個時代，中國改革開放前那個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的時代；但作品提出的關于人生的問題，守望鄉(xiāng)土還是走出鄉(xiāng)土，走出鄉(xiāng)土以后走向哪里，這個問題是永恒的。

永恒性在于：時代遠去，但問題還在。問題，永遠讓人思考。

以人的典型生存狀態(tài)和生命形態(tài)而言，農耕文明的人習慣于“在家里”，而信息文明的人則向往著“在路上”。“在家里”對應著穩(wěn)定的倫理秩序，屬于傳統(tǒng)觀念；而“在路上”卻體現(xiàn)著對未知領域的冒險與開拓，是一種現(xiàn)代意識。

路遙在他那一代作家中，他的“進步”和“超前”的地方，在于他有一定的“個人”和“自由”的意識。然而歷史地看，他在思想的深層，還是少了“個人”的意識和“自由”的意志，而多了一些某種“規(guī)范”的意志。從這個意義上說，路遙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民”意識的局限，他仍然是一個渴望現(xiàn)代但仍然處在前現(xiàn)代的人。這是路遙的局限，也是他思想的悲劇。他勇敢地挑戰(zhàn)著他那個時代，但并沒有完全超越他的時代。

路遙的經驗

為誰寫？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

路遙說：“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shù)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

寫什么？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勞動人民，重點是農村中的青年人。他們的現(xiàn)實生活，他們對生活的態(tài)度，他們的理想和追求。

路遙在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發(fā)言，回答了“為誰寫”和“寫什么”的問題：

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shù)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歷史壯麗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養(yǎng)育了作家藝術家。人民是我們的母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常青，我們棲息于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而歌唱。只有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們才有可能把握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無數(shù)胼手胝足創(chuàng)造偉大歷史偉大現(xiàn)實偉大未來的勞動人民身上領悟人生大境界、藝術的大境界，應該是我們畢生的追求。

怎樣寫？路遙的創(chuàng)作，秉持的是現(xiàn)實主義的精神和方法。一方面，真實地描寫生活的貧窮、人生的苦難、現(xiàn)實的殘酷和普通人的卑微；另一方面，路遙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對這種生活和現(xiàn)實又持有一種詩意的態(tài)度，不是冷眼旁觀的書記員，也不全然是居高臨下的批判者——有批判，但批判與詩意并存。

路遙講，作家的創(chuàng)作也是一種勞動，作家要保持“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所以，他筆下的人物，既是客觀的平凡世界中的普通勞動者，也是他的兄弟姐妹，同學，伙伴，愛人。他與這些人是站在一起的。這樣，他對筆下的人物，就傾注了深深的理解和愛。

在路遙看來，貧窮，既是生活，也是對人的一種磨練；苦難，既是人生的遭遇，也是生命的一種體驗。青年人就是在這種體驗和磨練中，人格得以成長，精神得以升華。所以，路遙把年輕人的貧窮和窘迫，寫得那么無辜，那么純潔，那么可愛，這是路遙的不同凡響之處，也是路遙對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的一種詩意的態(tài)度。他要超越活著本身，超越這種卑微和辛酸去挖掘人生的詩意。

路遙的啟示

創(chuàng)作需要生活。

什么是生活？像路遙那樣，作者經歷過的、帶有深刻的生命體驗和情感體驗的，才是生活。聽別人講的、間接得來的故事、傳說和素材，只是事象，在創(chuàng)作中，嚴格說來，還不能算是生活。作者經歷過的生活，帶有生活的原始質感，是毛茸茸的，是血淋淋的；最重要的是，這樣的生活中，天然帶有作者的情感體驗，而這種情感體驗只有作者自己能夠真切地感知，別人是無法體驗的。文學創(chuàng)作最為重要的，是在寫出事象的同時，真實、準確、毫發(fā)無損地寫出作者曾經體驗過的那種情感，而這種情感，又天然地融入在事象之中。文學作品最終打動人的，看起來似乎是事象，其實是事象背后的情感力量。

文學作品的深度，當然也有思想的深度，但最主要、最深刻的，是情感的深度。沒有情感的深度，所謂生活的深度、歷史的深度、思想的深度，都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