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回望路遙
我和路遙在陜西作協(xié)有過五年的工作時間。路遙那時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作家,作品影響也很大。那段時間,我們的關系說起來也還比較密切,但那時我比較年輕,三十出頭,對他這個人,對他的作品,還有一些問題等等,都缺乏獨立和深入的認知。他去世以后,這許多年來,我經常想起路遙,回望路遙。我是把路遙當作一個研究對象,把他放在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過程中,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來觀照,陸續(xù)記了一些感想。
路遙的文化心理結構:走出去,在路上
現(xiàn)在看來,路遙九歲那年,從榆林清澗走到延安延川,是他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節(jié)點。九歲,對生命已經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有了深刻的記憶。這種記憶,已經永遠地積淀為路遙的一個心理定勢,那就是,盡管無限依戀,但他還是不得不離開那個貧苦不堪卻又是溫馨的清澗老家,衣衫襤褸,徒步走向一個未知的卻是可能活口的遠方。
九歲的路遙第一次出門,一百多里外的延川,對他來說,那里就是遠方,就是天邊外。
一個人的某種心理定勢,往往源于童年或少年的某個體驗特別深刻的經歷。
走出去,在路上,走向未知的遠方。這種生命體驗應該就是從這次出走起始并扎根,后來又被無數(shù)次重復,鑄成了路遙內心深處的文化心理結構和心理定勢。他的所有情感和思想,都是沿著這個心理結構或心理定勢而成長和發(fā)散開來的。九歲那年,路遙這個名字還沒有誕生。后來叫路遙的那個人這時叫王衛(wèi)(“衛(wèi)兒”)。為什么后來會叫路遙?路漫漫其遙遠兮,就是從這一次走出清澗萌生的。最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從王衛(wèi)國(這個名字是1958年他上小學時定的)改成了路遙。
路遙,應該是從九歲那一年的出走和遠行,就已經誕生了。
從清澗老家到延川新家,路遙走了兩天,但依他當時的心理體驗應該就是一輩子。路遙后來的生命歷程,不過就是無數(shù)次地重復九歲這次的生活體驗和記憶。他后來所寫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代表作,也就是對他這一次生命體驗的回憶和以復調的形式進行的改寫。《人生》把路遙一生要表達的都表達了,它是路遙關于生命、關于情感、關于世界的全部體驗和思考的濃縮,《平凡的世界》不過是展開罷了。
而《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作品的最深層,回環(huán)往復的那個思想主題和情感調子,路遙——準確地說是王衛(wèi)——在九歲那年就已經在心底里完成了。
1992年10月,生命垂危的路遙回憶這一段往事時說:
我小時把罪受盡了。九歲那年,因我家窮,弟妹又多,父親便把我領到延川的伯父家。我和我父親走到清澗城時,正是早晨,那時我早就餓了,父親便用一毛錢給我買了一碗油茶,我抓住碗頭也沒抬就喝光了,再抬頭看父親,我父親還站在我眼前。于是,我就對父親說:“爸,你咋不喝?”我父親說:“我不想喝。”其實,并不是父親不想喝。我知道父親的口袋里再連一分錢也掏不出來了。唉……
——航宇:《路遙在最后的日子》
路遙的不滿、反抗和追求
人的性格的最終形成,與人和現(xiàn)實、人和時代的關系極為密切。
低頭是現(xiàn)實環(huán)境,抬頭是時代,仰頭是天道。這一切,構成了一個人的命運境遇。
路遙對現(xiàn)實肯定是不滿的。理想遠大,現(xiàn)實艱難。“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人與時代的關系是:面對自己的處境,因為性格的原因,或者不滿、反抗,或者妥協(xié)、投降。
路遙的性格是剛硬的。他有過不滿,也有過反抗。有的反抗讓人驚心動魄,有的反抗令人回味無窮。
創(chuàng)作其實也是一種反抗。
1967年,初中畢業(yè)剛剛十八歲的路遙,在家鄉(xiāng)延川,就當上了造反組織“紅四野”的司令,率眾“造反”。這就是反抗。
1986年,他挑頭與中國作協(xié)陜西分會舊格局對抗,與當時一批較為年輕的作家在《西安晚報》和《陜西日報》簽名發(fā)表公開宣言。由于他的運籌帷幄,他和陳忠實、賈平凹在陜西作協(xié)非換屆期間,都當上了陜西作協(xié)的副主席。
一位作家當《延河》主編期間,為了掙錢,以三毛贊賈平凹的信為由頭出了一期《延河》號外。路遙大罵那位作家,并通過上層,停止了《延河》號外的銷售。
已經內定當陜西作協(xié)主席的路遙,天不假年,不幸倒在了前行的路上。如果他如愿以償,當上主席后,會不會戀棧,一直不讓位?會不會排斥異己、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中國的文化往往造就這樣的獨裁者。路遙未必例外。
路遙有他自身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在他的身上,集體人格與個體人格時時發(fā)生沖突。
路遙有一定的自由精神,也有一定的專制思想。當年,陜西作協(xié)換屆前夕,有傳言說,作為副主席的評論家王愚能上主席位。那時,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個圖書征訂單,將王愚的身份印成“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路遙聽說了,認為這是王愚為上位制造輿論,竟然威脅要讓人打斷王愚的一條腿……
蘇聯(lián)文學那種集體意識,那種歌頌、優(yōu)美、憂傷,對路遙的影響很大。他也喜歡俄羅斯文學,但骨子里似乎還是少了一些俄羅斯文學那種批判的、自由的、個性的意識和精神。
路遙在八十年代:三十而立,創(chuàng)造的十年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回頭來看,那真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一個充滿理想和創(chuàng)造激情的時代。八十年代,路遙過了而立之年,思想成熟,激情勃發(fā)。他的兩部代表作,都創(chuàng)作于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可以說是路遙“創(chuàng)造的十年”——
1982年5月,《人生》在《收獲》發(fā)表,震動文壇,轟動一時。
1985年8月,中國作家協(xié)會陜西分會于延安、榆林召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促進座談會。會后,路遙留在榆林,開始寫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
1986年11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第6期發(fā)表。12月,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出版單行本。
1988年4月,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1989年10月,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1990年,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將《平凡的世界》拍攝成十四集電視連續(xù)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獲中國作協(xié)第三屆茅盾文學獎。
路遙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農村有志(有才華、有思想)青年遭遇普遍的人生問題:城鄉(xiāng)二元對立,農村人進不了城。他們有一個夢想:走出鄉(xiāng)村,走向城市。
《人生》以生動的人物形象、尖銳的矛盾沖突提出了這個問題,在當時顯得非常尖銳。那是整個農村青年的出路問題。小說主人公高加林的形象總體上是反抗的,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走出去。
《平凡的世界》是回答出路問題。在這部作品中,路遙基于他對現(xiàn)實和生活的理解,似乎冷靜多了,主體高揚的理想精神向強大的現(xiàn)實有所妥協(xié)。高加林執(zhí)著的走出無疑是一種堅韌的反抗,而孫少安則留在了農村,他是妥協(xié)的;孫少平走出去了,這看似不妥協(xié),但最終還是妥協(xié)了。按孫少平的性格,他的結局,不是死在路上,就是還在路上;不是死在理想與現(xiàn)實的劇烈沖突中,就是還在追求遠方理想的路上。他不應該是現(xiàn)在這樣歸宿:安于當一個礦工,娶一個寡婦。他的性格應該與哥哥形成反差。
站在今天的歷史節(jié)點來看,煤礦被關閉,孫少平將向何處去?他跟寡婦結婚,日子過得幸福嗎?這一切,難道就是孫少平最終要追求的?我總覺得,小說最后所寫的孫少平對自己工作和婚姻的選擇,既不符合這個人物的性格邏輯,也削弱了這個人物的力量和意義。
孫少平上過高中,而且讀過許多書,雖然是農民出身,卻也可以算作小知識分子。《平凡的世界》刻意提到,孫少平讀過的文學作品,既有蘇聯(lián)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柳·科斯莫杰米楊斯卡婭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 欽吉斯·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尤里·納吉賓的《熱妮婭·魯勉采娃》,有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有中國作家羅廣斌、楊益巖的《紅巖》和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也有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馬丁·伊登》《熱愛生命》,英國作家狄更斯的《艱難時世》,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愛爾蘭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歐也尼·葛朗臺》、司湯達的《紅與黑》,還讀過《馬克思傳》《斯大林傳》《居里夫人》這樣的傳記作品,讀過《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及《各國概況》,而且喜歡看《參考消息》,等等。讀書豐富了孫少平的精神世界,使他知道了在雙水村、黃原城之外還有更為廣闊的世界,他也因此要走向外面的世界,看看外面的世界,走向遠方,尋找屬于自己的人生。這說明,孫少平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農村青年,他其實是一個知識比較豐富、視野相當廣闊,因而對人生有夢想、對生活有追求的小知識分子。這樣的人,他怎么可能甘心于當一個在黑暗的地下掘煤的礦工呢?他與田曉霞這樣的知識女性談過戀愛,他對知識女性是有認識的,他怎么可能滿足于娶一個沒有什么文化的寡婦惠英呢?
如果說,孫少安是為生存而戰(zhàn),追求的是生活的溫飽,那么,孫少平除了為生存而戰(zhàn),還有超越生活溫飽之上的追求,還有更高的光亮照耀著他,更高的存在召喚著他。孫少安是腳踏實地的人生,孫少平則應該是風雨路途的人生。
小說的結局——人物結局的安排,是人物最終的選擇,也是作者要表達的意義最終的顯現(xiàn);人到何處去,安于何處,就是對意義的揭示。《平凡的世界》對孫少平命運的安排,既反映了路遙的道德理想主義創(chuàng)作思想,也反映了他心中的某種現(xiàn)實顧慮,給人的感覺是,他似乎刻意地扭曲了孫少平的性格,為這個人物設置了這樣一個令人詫異的結局。
《平凡的世界》反映了路遙思想的矛盾性和不徹底性:少安留在農村,還是集體主義的想法和做法;少平走了出去,但不徹底,當他停下走向未來和遠方的腳步時,他的意義就終止了。
現(xiàn)實主義文學,要有真實性,真實、深刻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要有典型性,選擇能反映現(xiàn)實的本質特征和生活主流的人物和故事;還要有問題性和傾向性,敏銳地發(fā)現(xiàn)時代的普遍性問題和生活中的尖銳問題,在提出問題的同時,在作品中融入作家對問題的思考以至解決方案。同時,我認為現(xiàn)實主義文學還應該具有永恒性,因為它畢竟是藝術,藝術必須有超越一個時代的久遠性乃至永恒性。
這就是我要特別強調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既要有時代性,還要有永恒性。《人生》《平凡的世界》反映了一個時代,中國改革開放前那個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的時代;但作品提出的關于人生的問題,守望鄉(xiāng)土還是走出鄉(xiāng)土,走出鄉(xiāng)土以后走向哪里,這個問題是永恒的。
永恒性在于:時代遠去,但問題還在。問題,永遠讓人思考。
以人的典型生存狀態(tài)和生命形態(tài)而言,農耕文明的人習慣于“在家里”,而信息文明的人則向往著“在路上”。“在家里”對應著穩(wěn)定的倫理秩序,屬于傳統(tǒng)觀念;而“在路上”卻體現(xiàn)著對未知領域的冒險與開拓,是一種現(xiàn)代意識。
路遙在他那一代作家中,他的“進步”和“超前”的地方,在于他有一定的“個人”和“自由”的意識。然而歷史地看,他在思想的深層,還是少了“個人”的意識和“自由”的意志,而多了一些某種“規(guī)范”的意志。從這個意義上說,路遙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民”意識的局限,他仍然是一個渴望現(xiàn)代但仍然處在前現(xiàn)代的人。這是路遙的局限,也是他思想的悲劇。他勇敢地挑戰(zhàn)著他那個時代,但并沒有完全超越他的時代。
路遙的經驗
為誰寫?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
路遙說:“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shù)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
寫什么?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勞動人民,重點是農村中的青年人。他們的現(xiàn)實生活,他們對生活的態(tài)度,他們的理想和追求。
路遙在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發(fā)言,回答了“為誰寫”和“寫什么”的問題:
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shù)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歷史壯麗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養(yǎng)育了作家藝術家。人民是我們的母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常青,我們棲息于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而歌唱。只有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們才有可能把握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無數(shù)胼手胝足創(chuàng)造偉大歷史偉大現(xiàn)實偉大未來的勞動人民身上領悟人生大境界、藝術的大境界,應該是我們畢生的追求。
怎樣寫?路遙的創(chuàng)作,秉持的是現(xiàn)實主義的精神和方法。一方面,真實地描寫生活的貧窮、人生的苦難、現(xiàn)實的殘酷和普通人的卑微;另一方面,路遙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對這種生活和現(xiàn)實又持有一種詩意的態(tài)度,不是冷眼旁觀的書記員,也不全然是居高臨下的批判者——有批判,但批判與詩意并存。
路遙講,作家的創(chuàng)作也是一種勞動,作家要保持“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所以,他筆下的人物,既是客觀的平凡世界中的普通勞動者,也是他的兄弟姐妹,同學,伙伴,愛人。他與這些人是站在一起的。這樣,他對筆下的人物,就傾注了深深的理解和愛。
在路遙看來,貧窮,既是生活,也是對人的一種磨練;苦難,既是人生的遭遇,也是生命的一種體驗。青年人就是在這種體驗和磨練中,人格得以成長,精神得以升華。所以,路遙把年輕人的貧窮和窘迫,寫得那么無辜,那么純潔,那么可愛,這是路遙的不同凡響之處,也是路遙對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的一種詩意的態(tài)度。他要超越活著本身,超越這種卑微和辛酸去挖掘人生的詩意。
路遙的啟示
創(chuàng)作需要生活。
什么是生活?像路遙那樣,作者經歷過的、帶有深刻的生命體驗和情感體驗的,才是生活。聽別人講的、間接得來的故事、傳說和素材,只是事象,在創(chuàng)作中,嚴格說來,還不能算是生活。作者經歷過的生活,帶有生活的原始質感,是毛茸茸的,是血淋淋的;最重要的是,這樣的生活中,天然帶有作者的情感體驗,而這種情感體驗只有作者自己能夠真切地感知,別人是無法體驗的。文學創(chuàng)作最為重要的,是在寫出事象的同時,真實、準確、毫發(fā)無損地寫出作者曾經體驗過的那種情感,而這種情感,又天然地融入在事象之中。文學作品最終打動人的,看起來似乎是事象,其實是事象背后的情感力量。
文學作品的深度,當然也有思想的深度,但最主要、最深刻的,是情感的深度。沒有情感的深度,所謂生活的深度、歷史的深度、思想的深度,都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