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為史家的陳寅恪

在具體討論陳氏的唐史研究的史學構架之前，我們首先需對作為史家的陳寅恪作一些概括性的說明，也就是陳寅恪在近代中國史壇上的獨特性在哪里，其史家之養(yǎng)成過程又受到哪些思想和學術資源的影響。

王永興在總結陳氏的學術特色時，舉出重要的兩點，一是用“宋賢長篇考異之法”，二是“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第二點或許相當于今日史學上所謂的歷史想象力，或者類似于陳氏自己主張的對古人的“了解之同情”。這種描述其實并不能精確捕捉陳氏“神游冥想”的微妙意蘊。現(xiàn)代史學誕生的一個重要標志，用米歇爾?德塞圖（Michel de Certeau）的話說就是“始自于過去和現(xiàn)在的分離”：

歷史編纂學（historiography）假定在它尋求表述的沉默而不透明的“現(xiàn)實”和這一現(xiàn)實產(chǎn)生其自身言語的地方間存在一個斷隙，這一斷隙是由歷史編纂學和它的對象之間的距離來維護的。史學研究主體只有以沉默的方式才得以進入歷史敘述，或者只有通過歷史文獻作為媒介，而這一媒介像是史家在被沖刷過的沙灘上看到的過去的印跡，還有通過那來自遠方的竊竊之語，使人感受到那充滿誘惑又讓人驚嚇的未知巨體。

也就是說，史學研究對象成了一種純粹的客體，研究者清醒地在自身和他的研究對象之間保持距離，后者猶如陳列在手術臺上的尸體，等待著史家來剖解。在這一點上，近代西方史學的奠基者如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等人都是典型。這就使他們迥然不同于傳統(tǒng)的史家。傳統(tǒng)史家的杰出代表如司馬光，固然也能在史學工作（比如《資治通鑒考異》）中呈現(xiàn)某種客觀性和邏輯性，但他絕不懷疑他所處時代與過往的歷史在本質(zhì)上沒有區(qū)別，更無法分割，他對過去的認知帶有價值判斷是天經(jīng)地義的，而且相信帶有價值判斷的敘述將會影響到他正在經(jīng)歷的時代的治亂興衰。在傳統(tǒng)史家眼中，歷史似一條漫長的河流，無法加以切斷，史家對過去發(fā)生的重大事件的敘述和評價，猶如上游的開閘關閘，會影響到中下游水流的大小、河道的壅塞與暢通。司馬光或任何傳統(tǒng)史家的工作，既是通過編纂和敘述保存和了解歷史，同時又在介入和引導當下。他們處于一個綿延不絕的歷史時刻之中，這個時刻可以從堯舜禪讓開始，也可以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晉開始。陳寅恪顯然從屬于蘭克而非司馬光那個群體。

19世紀中期以來的西方史學革命，最終在20世紀前期影響了中國。用王汎森的話來說，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fā)生的民國新史學強調(diào)的價值與事實分離，或者所謂“歷史化”取向已在史學界日漸明顯。陳寅恪無疑深受這一潮流的熏習，只是筆者認為不能完全用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化”來概括他的史學。因為他的歷史意識既具有高度現(xiàn)代性，同時又保存了某些傳統(tǒng)史學的觀照，只是這種觀照不再是出于道德或政治的考量，而是歷史的考量。他面對歷史現(xiàn)象和古代人物時表現(xiàn)出來的出奇的冷靜和客觀，他筆下那種很少為個人情感立場所左右的分析，都說明他實質(zhì)上更合于現(xiàn)代西方史學的稟性。陳寅恪最為人稱道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本質(zhì)上就是西方式的以史學為志業(yè)的展現(xiàn)。他常給人一種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感覺，似乎與他在學術上的超然態(tài)度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其實恰恰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典型表現(xiàn)，也就是一種不為主流觀念的宰制所左右的精神。陳寅恪在紀念被人視為殉清的王國維時提出這一理念，目的是將王國維具體的政治立場加以抽象化，拒絕使其淪為世俗意識的犧牲品，王國維的自沉不再是傳統(tǒng)道德意義上的狹隘的忠節(jié)行為，而是抗拒以趨新為正確的獨立意志的象征。50年代陳寅恪針對這一理念再次作出闡釋，維護學術獨立的立場更鮮明而具現(xiàn)實意義。這與西方中古史大家恩斯特·康托洛維茨（Ernst Kantorowicz）對學術獨立和自由立場的堅持有著驚人的相似（關于恩斯特·康托洛維茨這方面的事跡，尤其是他1950年在拒絕加州大學要求的反共宣誓時的宣言，可參看 Ernst Kantorowicz: A Life）。認為陳寅恪有遺民心態(tài)或士大夫情結恐怕同樣失之于表面，甚至會造成對他的誤解，他并無一種以傳統(tǒng)士大夫自命的群體人格立場，他的立場更接近于西方近代以來的高度個人主義，史學成為一種精神的寄托。

同樣地，陳寅恪在學術分析上的超然和他將古今聯(lián)系起來的那種歷史敏感度（historical sensitivity），形成了醒目的對照。這種敏感度更多具有一種在現(xiàn)代精神影響下產(chǎn)生的個人經(jīng)驗，而不是中國傳統(tǒng)中的朝代觀或古今觀。這種經(jīng)驗和陳氏個人所持的道德文化立場可以說是分離的，他對處于歷史困境中的人物的了解之同情，主要基于史學考察。比如在《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中，陳氏以崇禎朝朝廷舉措的失當導致最終覆滅為例來影射國民政府“九·一八”事件之后的內(nèi)外政策。

這其實和他的政治立場幾乎無關，而是在嚴謹?shù)膶W理基礎上產(chǎn)生的歷史觀照。30年代前期，陳寅恪曾主張對日媾和以保存實力，也是在這種敏感度基礎上的主張，這一主張并不妨礙他所堅持的民族大義立場。又如1937年發(fā)表的《論李懷光之叛》、1951年發(fā)表的《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顯然針對當時的具體事件。他的一些論文有感時而作的因素，但其論點和方法無不在其整體史學構架之中。《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的論點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相關論述思路一致，而且前者明顯是用來補充后者提出而未展開的分析。用古事來解析今事，兩相融合對照，幾乎成為他某種收放自如的學術表達。他在詩歌中也沿用這種成為極具涵攝力的表達，造成文義與現(xiàn)實之間的層累和折射。陳寅恪30年代以后發(fā)表的史學論文，時常有現(xiàn)實的針對性，看起來并非單純的學術研究，似乎帶有影射史學的成分。但筆者認為這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托古喻今，而是出自一種高度自覺的歷史意識。陳氏一方面對歷史持以超然態(tài)度，一方面又把自己視作能時刻經(jīng)驗到歷史巨變的史家，現(xiàn)實中的事件會引起他即刻的共鳴，使他的史學具有強烈的介入感，這種介入感或通過學術論著，或通過用詩作來表達，后者顯現(xiàn)出來的強烈憂郁感和學術論著中的超然反差明顯。

陳寅恪通常并不信從歷史資料提供的表面說辭，而總是努力去找尋史料表面之下在他看來更為真實的意圖和緣由。他對歷史其實有一種強烈的超然和反諷（irony），這種反諷史學也是西方現(xiàn)代史學的重要特質(zhì)。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學》中言道：

歷史學家的反諷來自于他的不信任感，此種不信任感要求他對歷史文獻作批判性的考察。在他的工作的某一刻他必須反諷式地對待歷史記錄，必須假定這些文獻的實際意味不是它們面上所說的意思，或者它們所說的不是它們真要表達的意思，而他可以將表面話語和實際意味作出區(qū)分，否則的話他撰寫歷史也就毫無意義了。

陳寅恪史學的特征和懷特的這段描述可謂合若契符。這種拷問史料的態(tài)度即便在20世紀中國一流史家中都甚為罕見，這恐怕也是他的許多論斷能震動20世紀中國史界的重要原因。

陳寅恪說自己“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xiāng)、南皮之間”，從此種思想自剖可見，他有將一己之學放在某種思想史脈絡之中加以自省的意識。他的思想框架早在成為國學研究院導師之前就已成熟。我們不妨舉出20世紀上半葉西方研究古典時代的俄國史家羅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作為比較。

在一篇充滿睿智的評論中，當代羅馬史名家鮑爾索克（Glen W. Bowersock）認為羅斯托夫采夫的歷史認知已在30歲前定型，此后只是不斷精致化而已。羅斯托夫采夫在俄國革命前后的經(jīng)驗，深刻影響到他日后的學術判斷。在這一點上陳寅恪恐怕和羅斯托夫采夫相當類似。盡管陳氏晚年曾表示“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很少跡象表明他的歷史觀有任何顯著的改變。他在學術上非常早熟，步履領先于絕大部分同時期學者，后來盡管每一步學術轉(zhuǎn)型看起來似乎都有外界環(huán)境的促成，內(nèi)在卻非常自然而且游刃有余。

從30年代起，陳寅恪受中國史界推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史學材料的掌握無論深度還是廣度都超出同時代其他學人。由于客觀原因，不少重要的新資料他未能有利用的條件，比如藏于英法等國的大量敦煌文書，但這一時期的史學資料鮮有未進入他的視野之內(nèi)的。早在30年代，他就注重碑志的史料價值，在討論玄武門之變時采用了藏于巴黎的敦煌寫本《常何墓志》，在討論李唐家族的出身時采用了河北隆平光業(yè)寺碑。他不只關注書寫文獻，還關注物質(zhì)證據(jù)，很早便留意正倉院寶物的史料價值。在中古領域，這種廣度恐怕只有內(nèi)藤湖南這樣極少數(shù)的學人可比。嚴格來說，陳寅恪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獻學家，在更多強調(diào)文獻學意義的今日中國史學界，有些研究者會認為陳的立論不夠謹慎，想象過于大膽，而更注重文獻考據(jù)的學者如岑仲勉，會在論據(jù)的確鑿程度上勝出一籌。這樣的看法自然不難找到依據(jù)，但也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重要方面，即陳寅恪對于史學文獻的復雜性的認識遠遠超出同時代人。他對描述中古制度的典章材料明確作了規(guī)定性（prescriptive）和描述性（descriptive）之區(qū)分。他也十分注意史料所謂真?zhèn)蔚霓q證關系，強調(diào)即便是偽造的文獻中也有真史料。他更善于找尋史撰中存在的敘述斷隙，從而打開通向歷史真實圖景的曲徑。

1932年秋，陳寅恪在“晉南北朝隋唐文化史”開課之初，強調(diào)在研究這一時期的民族精神文化與社會環(huán)境之互動時，只講條件，不輕言因果。筆者認為，陳寅恪經(jīng)常提到的“環(huán)境之熏習”“文化染習”應是這種認知的具體表述。借自唯識的名詞“熏習”是陳寅恪史學中一個極為關鍵的概念，在他的論文中頻頻出現(xiàn)。“熏習”本指儲存于阿賴耶識中的前世的種子和習氣，能產(chǎn)生一切有為法（即現(xiàn)象）之能力。陳寅恪用此來描述深受某種文化環(huán)境或傳統(tǒng)感染而導致的潛移默化的作用，使受到感染的人能在行動過程中化用這種文化傳統(tǒng)的特性，產(chǎn)生出新的制度或文化產(chǎn)品。比如他在《四聲三問》中提到東晉南朝建康的漢僧并不是直接照搬胡人轉(zhuǎn)讀（chanting）梵文佛經(jīng)的方式，而是在轉(zhuǎn)讀漢文佛經(jīng)時創(chuàng)造性地借鑒了那種方法：

建康之胡人依其本來嫻習之聲調(diào)，以轉(zhuǎn)讀佛經(jīng)，則建康土著之僧徒受此特殊環(huán)境之薰習，其天賦優(yōu)厚者往往成為善聲沙門，實與今日中國都邑及商港居民善謳基督教祀天贊主之歌頌者，理無二致。

在討論北魏洛陽城的設計時，他指出主持設計的李沖“為河西家世遺傳所薰習，無意之中受涼州都會姑臧名城之影響，遂致北魏洛都一反漢制之因襲，而開隋代之規(guī)模歟？”陳氏提出的“薰習”這一觀念，實際已接近于藝術史家潘諾夫斯基用intuitus來分析歐洲中世紀哥特式教堂的設計和基督教經(jīng)院哲學之間的關聯(lián)，或者但丁的詩作《新生》（La Vita Nuova）和經(jīng)院哲學之間的聯(lián)系，也接近于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受潘諾夫斯基的intuitus啟發(fā)而提出的重要觀念“慣習”(habitus)。

通過“熏（薰）習”這類表述，陳寅恪倡導一種能擺脫機械歷史因果論以及傳統(tǒng)考據(jù)式的新史學方法，從而極大地拓展了史家的視野和對古代文獻的史學利用空間，使許多表面沒有直接聯(lián)系的現(xiàn)象和記錄都被置于史學的聚光燈下，從而呈現(xiàn)出新的歷史關聯(lián)。這也使他能大量運用間接證據(jù)(circumstantial evidence)來分析歷史書寫中提到的孤立事件或行為背后的歷史潮流，從涓滴起步，將散落在史料中看似無關的信息變成線索，以驚人的想象力貫穿起來，最后構建出一個宏大的歷史圖景。對《桃花源記》的解讀就是他在早期中古史研究中運用這種方法的著名例子。發(fā)表于1956年的《論李棲筠自趙徙衛(wèi)事》，從史籍中對李棲筠家世背景寥寥數(shù)語的描述和李氏個人隱居行為和地點以及最終由科第而出仕這條路徑的選擇，推斷出天寶時代河北的驚人變化。當然對這些研究中涉及的具體問題的認識和文獻的解讀，學界后來都有不同意見，但這種思考方式卻顛覆了古代中國的歷史書寫天生就具有的內(nèi)在限制，從而成為中古史研究中克服史料碎片化的重要手段。今天不少重要的中古史論著中常可以見到陳寅恪這種方法的應用，有些更是直接的模仿，比如唐長孺的《〈晉書·趙至傳〉所見曹魏的士家制度》就是佳例。

二、唐史研究的轉(zhuǎn)向

1931年發(fā)表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的《李唐氏族之推測》，可以說是陳寅恪第一篇嚴格意義上的唐史論文，標志著他在唐史領域展開全面研究的開端。他在此后的十年間發(fā)表了十數(shù)篇富有開拓性的唐史論文，到1940、1941年戰(zhàn)火綿延中相繼完成《隋唐淵源制度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時，他的唐史論說構架已大功告成。此后雖仍不斷有重要作品問世，但基本未超出這兩稿的框架。

至遲到40年代后期，陳氏的唐史貢獻已獲得中外學界廣泛的認可。重要標志之一是在1936年12月日本《東洋史研究》第二卷二號，小野川秀美將陳寅恪列入“現(xiàn)代支那名家著作目錄”，并將陳氏已發(fā)表的35篇文章列出，其中已包括多篇重要的南北朝史和唐史論文。小野川還特別強調(diào)陳氏的年齡是44歲。重要標志之二是顧頡剛在1947年出版的《中國當代史學》，指出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兩個領域做出的貢獻均為最大。他提到魏晉南北朝史處于“荊榛滿目”的狀態(tài)，端賴陳氏的精湛研究才呈現(xiàn)出面目。1947年8月13日，上海《大公報》刊登了一篇書評，不僅同意該書對陳寅恪貢獻的評價，更指出：

晉唐之史，荊榛未辟，陳先生創(chuàng)見甚多，后二書（指《隋唐制度》和《唐代政治》）尤為偉制。

可見書評比該書更強調(diào)陳寅恪在唐史方面的開拓之功。毫無疑問，至40年代后期，陳寅恪作為中古史大家的地位已牢固確立。

陳氏的這一史學轉(zhuǎn)向是如何產(chǎn)生的？最明確的發(fā)軔應是從1929至1930年間開始。在陳寅恪生涯中，1929年是至關重要的年份。此前，他的學術工作是以歷史語言文獻學為基礎的東方學和印度中亞佛教在中土的接受演變史為主，此后這方面的工作并沒有完全終止，但已漸成絕響。他的精力開始全面投入嚴格意義上的史學研究，盡管在諸多層面仍可以看到前后的學術關注點和取徑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和清晰的過渡。我們須從多個方面著眼來探尋轉(zhuǎn)向的緣由。就個人生活而言，1929年的陳寅恪是安定而愉快的，新婚不久的他，“形態(tài)豐采，煥然改觀”，并私下表示要“專心著述”。但兩個外緣因素應該給了他的這種愿望重要的驅(qū)動力，即清華學堂變?yōu)槊朗骄C合教學研究型的清華大學和史語所的建立。前者導致清華研究院的終結和以新型西方學科分類為標準的人文科系的建立，陳寅恪也隨之成為歷史、中文兩系的合聘教授。當今學界和社會對陳寅恪學術神話的想象往往也定格于他在國學研究院的歲月，實際假若沒有20年代末清華大學新學術體制的建立，則未必會有我們今天所了解的陳寅恪。1929年之后的變化在造就作為史家的陳寅恪的作用，恐怕遠大過國學院。

清華大學人文科系建立時，以西方的學科概念為基礎，這或許對于強調(diào)打通文史的中國古典之學會造成某些遮蔽和割裂，但各系的建立帶來的不僅是教育體制的變化，也是學術理念的變化，也就是遵循一種以問題和方法為導向的教學研究模式的確立。這種模式對長期留學歐美的陳寅恪而言，固然不會陌生，但制度的力量在于能對其中之人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型塑作用。1929年，作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碩果僅存的主要導師，陳寅恪有義務也有壓力成為新的學術帶頭人。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清華歷史系的負責人是深受美式學術訓練的蔣廷黻，蔣廷黻鮮明的學術理念和近乎專斷的行政風格使他成為類似于傅斯年一般的學術組織者。

1931年6月，蔣廷黻在介紹清華大學歷史系概況時，明確指出研究中國的歷史已成為一種國際的學術，而中國傳統(tǒng)的史學研究雖在考據(jù)校勘方面可以與西洋史家比擬，但在史學方法的綜合方面卻“幼稚極了”。次年他撰文介紹清華歷史研究所的研究重點時，特別指出晉至唐是其中國史研究的兩大重點之一，而且“清華幸而有一位中外公認為第一等學者在此擔任講席”。雖然沒提具體名字，無疑是指陳寅恪。這篇報告發(fā)表時陳寅恪在中古史方面的諸多傲人撰作尚未問世。可以想見的是，面對如此學術安排與期望，有絕大抱負的陳寅恪會不順勢而動？他對中古很多歷史問題的觀點固然早在此前已開始醞釀，環(huán)境卻能促使他往更為系統(tǒng)的方向努力。從1929年開始，陳寅恪的研究專題可以說都和他講授的課程有密切的關聯(lián)，且課程本身也如蔣廷黻要求的那樣，越來越趨向綜合性分析。除了歷史系，我們也不應忽視任教中文系對陳氏研究的影響。他在中文系的課程偏重中古文學和文人經(jīng)歷的介紹，這使他的中古史研究具有鮮明的文人視角，和通過解讀中古正史和典章等官方資料獲得的視角形成互補，給予他的歷史分析以感性的一面。

1928年底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導致陳氏史學轉(zhuǎn)向的另一個重要因素。1930年6月，陳寅恪兼任史語所第一組即歷史組組長，這一身份使他必須擔負起一些重要的史學項目的指導工作。比如1930年歷史組工作就包括編定《金石書目錄》《敦煌劫余錄》等目錄、整理明清內(nèi)閣大庫檔案等，同時歷史組成員也須隨各自興趣而確定研究課題。該年陳寅恪發(fā)表的8篇論文中，有6篇刊載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自此之后，這一刊物成為陳寅恪發(fā)表其中古史研究最為重要的陣地。

當然學術環(huán)境變化的因素只能解釋為何陳寅恪必須致力于歷史研究，卻不足以充分說明他為何選擇中古史尤其是唐史，作為學術上安身立命之領域。余英時先生對于這個問題已提供了富啟示性的論說，他指出陳寅恪史學工作可分作三個階段，包括唐史在內(nèi)的“中古已降民族文化之史”屬第二階段，這一階段和以“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為重點的第一階段的最大區(qū)別在于，其創(chuàng)獲由點而線，由線而面，形成一個有系統(tǒng)的整體。在接受這一分析的基礎上，筆者想作進一步說明。1929年5月，陳寅恪贈詩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yè)生，“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一聯(lián)便出于其中。該年1月，新史學的開山者梁啟超去世，此時的陳寅恪，雖尚未開始轉(zhuǎn)型后的清華大學的執(zhí)教生涯，但在意識上已明顯轉(zhuǎn)向史學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種危機感并非針對他接受訓練的西方東方學界，而是針對日本的東洋史界，說明他對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有敏銳的認知。自19世紀末開始，中國新的史學類著作中不少深受日本影響，比如影響巨大的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在結構上即深受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影響，書中有關三國與兩晉疆域沿革部分也是抄錄重野安繹《支那疆域沿革圖》。文化史的代表柳詒徵的《歷代史略》也是據(jù)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改寫。在1930年11月19日的日記中，顧頡剛記道：

予作《太一考》，自謂創(chuàng)見，今日潤孫持大正十四年出版之《白鳥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論叢》來，其中有津田左右助之《太一》一文，則固余之所欲言者也。雖材料不及余所集之多，而早余五年發(fā)現(xiàn)此題，殊為可畏。

受近代化影響，日本學者在新材料與新問題的拓展方面，很多地方早于中國學者，且對中國一流學者的成果了如指掌。縱觀陳寅恪的唐史研究，他對日本學者的相關著述甚為留意，也多加采納和回應，遠較同時期其他中國學者為多。倘若結合史語所成立和陳寅恪承擔的學術指導工作，那么陳氏的此種寄語不妨視作他的史學轉(zhuǎn)向內(nèi)在驅(qū)動力的宣示。

其次，陳寅恪選擇唐史并非純粹超然，而是在此前提到的那種歷史敏感度之下，他很早就認識到清代與唐代的諸多相似性，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間，這可以說是一種視域的融合。兩個時代都存在種族、胡漢、黨爭、邊疆和外來威脅等問題。在其著名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陳寅恪大量引用唐代故實，其中“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之句，常令當代論者感到不解，認為光宣時代豈能與開元天寶的盛世相比。其實陳氏此處所言，并非史實意義上的開元盛世，而是晚唐的相對承平時代。筆者曾指出恰恰在晚唐清流文化宰制的時代，出現(xiàn)了不少追憶開元天寶時代的筆記，其目的就包含對晚唐承平時代的形象建構。假如我們結合陳氏的另一首詩作來看，對此種聯(lián)系會有更清晰的了解。同樣是在1929年，陳寅恪讀到文廷式《讀〈韋端己集〉》后，題詩一首：

無端端己費題箋，此意追思一泫然。隔世相憐彌悵惘，平生多恨自纏綿。金輪武曌時還異，石窟文成夢已仙。莫寫浣花秦婦障，廣明離亂更年年。

關于此詩的本末和意蘊，學界已有論說。胡文輝指出：“陳氏此處實際上將文氏所詠的對象與文氏本人的心事打成一片，表面上是寫晚唐事，實質(zhì)上是寫晚清事。”這固然不錯，惟稍嫌籠統(tǒng)。學界的爭論焦點在于：陳詩中顯然將武曌比附慈禧，但武則天時代是唐代盛世，若以慈禧統(tǒng)治時代相配，似乎比擬不倫。就目前筆者所見，坊間對此問題的解說均未達一間，原因即在于對韋莊這樣的晚唐文士眼中的晚唐時代比較隔膜。如果我們聯(lián)系《挽詞》中唐代故實的使用，就能領悟到陳寅恪此處的表達，恰恰基于他對唐代歷史變化的敏感。翻覽韋莊詩作，我們會發(fā)現(xiàn)韋莊對唐代從大中、咸通的承平到乾符的大亂的急轉(zhuǎn)直下的變局有生動的描述，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即為七律《咸通》：

咸通時代物情奢，歡殺金張許史家。破產(chǎn)競留天上樂，鑄山爭買洞中花。諸郎宴罷銀燈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華。

陳寅恪獨具只眼，領悟到正是韋莊的這首詩引發(fā)了文廷式的感慨。對文廷式而言，韋莊的那種由承平而入離亂的經(jīng)驗和他對晚清從同光的承平到光緒后期危機的經(jīng)驗吻合，而這也是引起陳氏共鳴的經(jīng)驗。這一特定的相似性很可能是引發(fā)陳寅恪致力于唐代盛衰研究的深層原因之一。這一問題看似瑣細，實際對理解陳寅恪唐史觀的構成是很有幫助的，對此下文再進一步展開。

三、兩“論稿”與20世紀世界唐史學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下簡稱《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以下簡稱《述論稿》）是陳寅恪最重要的兩部唐史論著。這兩部著作，表面看似乎是陳寅恪唐代政治和制度概觀的一體之兩面，前者涵蓋隋唐國家的制度的結構及其來源，后者關注唐代政治進程之脈絡及其統(tǒng)治集團之構成糾葛。但在筆者看來，這兩部著作的視角和取徑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說，這些不同的視角和取徑來自不同的史學立場，相互之間存在著某種斷裂。《略論稿》從南北朝綿延不絕的漢魏傳統(tǒng)的展開來揭示隋唐國家支配體制的構成，眼光冷靜，然而到了《述論稿》，《略論稿》中的視角雖仍延續(xù)，卻在討論唐代中期以后的政治變化時，切換成了受宋代史觀影響的視角，且將陳氏自身經(jīng)驗中的晚清政治投射到唐后期政治的分析中，從而呈現(xiàn)強烈的主觀性。50年代初，陳寅恪發(fā)表了著名的《論韓愈》，其中提到“唐代之史可分前后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后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于政治社會經(jīng)濟者如此，關于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這一表述中的兩種視角，恰好分別適用于兩稿。

就影響而論，兩稿中《述論稿》的論說更廣為人知，至少對今天中國學術界的唐史研究是如此，其將復雜多元的政治文化簡化為長時段的政治集團之對立，易于讓人把握，從而使大家對“關隴集團”“關中本位政策”“胡化”等概念耳熟能詳。但筆者認為《略論稿》的學術觀點更具有原創(chuàng)性，也更經(jīng)受得住時間的考驗，堪稱近代史學之空前杰作。《略論稿》討論的是隋唐國家支配體制的形成，但著眼點卻首先放在了禮儀這一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趨新的中國史界已屬于“陳舊”的層面上，而且這部分篇幅占了全著的一半。在該著緒論部分，陳氏提示性指出他仿照的是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之體例，即羅什將《大智度論》中解釋《大品經(jīng)?初品》的部分全部譯出，其他部分則從略。陳氏的意思就是《略論稿》中“禮儀”部分之關鍵地位，一如《大智度論》中解釋初品的部分，故而力求詳盡。在“禮儀”部分的開頭，他委婉地否定了《新唐書?禮樂志》和歐陽修等宋儒視禮儀制度在唐為紙上之空文的觀點。陳寅恪不僅將隋唐禮制視為統(tǒng)攝國家律令體制的精神核心，而且認為這一核心建立在經(jīng)過三個不同的渠道傳承下來的漢魏傳統(tǒng)的基礎之上，而非一般認為的來自于“以周官古禮飾胡俗之宇文周”。《略論稿》一個卓越的貢獻，也是迥然不同于當時中外史學界眼光之處，是將北齊置于承先啟后的關鍵位置，漢魏禮制傳統(tǒng)經(jīng)三種不同的渠道在北齊形成結集。今日由于大量考古發(fā)現(xiàn)和史學視野的拓展，學界對北齊文化的多元和豐富有了相當深入的了解。陳寅恪強調(diào)北齊經(jīng)學和文學之深厚以及與河北世家大族之關系，這一點新出墓志提供了更多的證據(jù)。但在陳寅恪的時代，北齊在中古史的大敘事中幾乎沒有存在感，留給人們的印象恐怕也是胡化導致的宮闈之亂。陳氏將北齊從傳統(tǒng)的史觀中拯救出來，賦予其特殊的地位，這一創(chuàng)見在方法上可謂反直覺（counter-intuitive）的，需要極強的洞察力。陳寅恪的這部論著發(fā)表時，唯獨錢穆對北齊的重要性有類似的見解。或許因為陳氏的這一概觀（perspective）與常規(guī)之見是如此相違，以至于在此后很長時間內(nèi)并未得到中國學界的重視甚至理解。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魏晉南北朝通史類著作中，北齊仍不占有任何關鍵性位置。但知音并非不存在，宮崎市定和黃永年屬于能充分認識到陳寅恪的這一貢獻的極少數(shù)學人。宮崎明確說《略論稿》是“一本論述隋唐制度多起源于北齊的好書”。陳氏的這一判斷對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是有清晰影響的。盡管黃永年在中古史一些重要問題上經(jīng)常修正陳氏的觀點，卻給予陳寅恪的北齊觀高度評價，并沿此路徑繼續(xù)研究。

陳寅恪深慨于東鄰中國史研究之先進，《略論稿》可以說最能體現(xiàn)他在唐史這一領域里超越日本當時一流東洋史家的用心。稿中討論都城布局和兵制時，陳寅恪選擇的對手方分別是日本的那波利貞和岡崎文夫。此著雖草成于日軍肆虐中華之際，文中卻能心平氣地引用這些學人的觀點并加以評析，體現(xiàn)了陳氏慣有的冷靜和自信。但此種史學上的冷靜不等于《略論稿》就是單純的學術工作。在國家危難之際，陳氏拈出漢魏禮制傳統(tǒng)作為強大的隋唐政治文化之淵源，其實有深意存焉。他舉出的漢魏禮樂傳承的三個渠道中最令人動容的，是從史料中辨析出漢晉大亂之后保存于河西一隅之華夏衣冠文化，輾轉(zhuǎn)而最終進入北齊的系統(tǒng)。陳氏向來以關注胡化著稱，而北齊又是胡化甚深之政權，《略論稿》卻強調(diào)漢魏形成的禮制框架才是中華帝國的基礎所在，而胡化甚深之北齊竟是傳遞這一制度框架的樞紐。《略論稿》顯然暗示只要這一核心得到繼承，則中華必不至于消亡。因此《略論稿》實際也是陳寅恪對他面臨的歷史困境的史學回應。

筆者的這一看法可以從日本學者佐川英治近年有關中古都城建制的重要研究中獲得進一步支持。陳寅恪在《略論稿》“禮儀”部分所附的都城建筑部分，是對于隋大興城（即唐長安城）城市布局模式來源的討論。陳氏的討論從反駁那波利貞的觀點入手。那波利貞的研究認為，漢都長安是按照《周禮?考工記》的宮城“面朝背市”之理念構筑而成，隋代大興城的布局卻截然不同，這應該是受到鮮卑胡化影響，背離了華夏傳統(tǒng)的宮城居中的做法，采用了宮城皇城居北、市場居南的布局。那波進一步認為，這一布局與“商業(yè)合理主義”有關，而且來源于“自由的鮮卑族想法”。陳寅恪則認為隋代大興城格局承襲北魏洛陽城到北齊鄴都而來，且北魏洛陽城的布局理念非如那波所言是鮮卑化的結果，而是受到來自河西涼州都城的影響。涼州文化雖與原先漢長安城不同，卻仍是漢化模式。陳氏不否認北魏洛陽城的設計有商業(yè)考量，但這一考量與其說是鮮卑化的結果，不如說是來自有河西文化背景而又主持洛陽設計的士人李沖的構想更符合實際情況。這一模式先影響了平城，隨后又在北魏洛陽得到延續(xù)。佐川指出，陳寅恪得出的漢魏制度通過“河西系”得到保存的觀點，其實也是一種需要論證的假說，但這種假說的背后恐怕有特定的時代因素。陳寅恪刻意強調(diào)這一影響來自粟特系的“西胡”，而不是像那波利貞認為的那樣來自“東胡”（鮮卑）。陳氏在抗戰(zhàn)最艱難時的西南中國完成《略論稿》的撰寫，佐川推測“東胡”在陳寅恪的特定語境里，有可能影射當時的日本；而對河西系漢人作如此高的評價，或許可以說是陳氏的自我期許。

相較于《略論稿》，對《述論稿》學術貢獻的評估更費斟酌。這部被楊聯(lián)陞稱為實際是三篇概論性文章的著作，既有極為宏大的視角和敏銳的長時段觀察，又暴露出相當機械和粗糙的一面。由于篇幅限制，這里只能略作分析。整體而言，《述論稿》闡述了一個由不同種族與文化交融后產(chǎn)生的特殊統(tǒng)治集團，如何通過上層政治的手段來維持其統(tǒng)治地位，內(nèi)部的斗爭造成中央政治的變局和統(tǒng)治階層構成的變化，從而最終造成這一統(tǒng)治集團自身的崩壞，代之而起的是所謂的新興階級。有以社會史研究著稱的學者就指出，《述論稿》雖然以“政治史”為名，“實為半個世紀以來唐代（或中古）社會史研究的典范”。這部著作提出的“關隴胡漢集團”至今仍是描述唐帝國締造精英（founding elite）最具解釋力度的概念，雖然對其具體內(nèi)涵，如今的學界的看法已和陳氏不盡相同。陳氏由“關隴集團”引申出“關中本位政策”，并以此來解釋終唐之世國家的種種策略及其面臨的困境，仿佛宋史中的“祖宗之法”。這部論著能同時關照幾條大的線索，比如南北朝以來族群的遷移與融合，內(nèi)亞和中亞文化的漸次影響，隋唐等中華政權與亞洲其他政權的依存關系，華夏不同區(qū)域的社會傳統(tǒng)及其精英的組成，交錯而構成唐代統(tǒng)治的歷史大敘事（grand narrative），這在20世紀前期中國史研究中堪稱獨步。稿中具體的卓識也不少見，特別是將高宗武后之世定為唐代根本變化出現(xiàn)的年代，也就是“關隴集團”崩壞的開始，這一時期的變化最終導向天寶的局面，其中出現(xiàn)一個關鍵的制度性因素是科舉。但《述論稿》在史學方法上的問題同樣很多，比如將某一群體和某種文化取向的聯(lián)系加以本質(zhì)化（essentialization）。為了論證此種本質(zhì)化的情況在唐史上的作用，陳寅恪在史料證據(jù)上不得不做主觀性選擇，在論證過程中也時常出現(xiàn)時代錯置（anachronism）。

若從國際學術的角度評估陳寅恪的唐史研究，那么首先必須和同時期的日本相比照。從30年代開始，日本的唐史研究也開啟了全新的時代。在研究條件上比中國更勝一籌的日本學者的目光也開始全面掃向唐代的各個領域。日本學界涉及唐代的最具為人所知的歷史論斷無疑是內(nèi)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變革論。

內(nèi)藤湖南的這一概說其實主要是一種圍繞國家政治和社會形態(tài)變化而展開的論述。雖然唐宋之際出現(xiàn)重大變化的看法并非內(nèi)藤湖南所獨有，他的論斷的特色在于強調(diào)從中世到近世不僅是從貴族社會到平民社會的轉(zhuǎn)向，更是近代意義上君主獨裁形成的時期。內(nèi)藤將身份日漸趨向平等的社會、加速的階層流動和君主獨裁的加強這看似悖反的現(xiàn)象結合在一起，相互支撐，這是內(nèi)藤時代其他持唐宋變革說的學者所不具有的眼光，就方法層面而言甚至比學界普遍推崇的內(nèi)藤的時代區(qū)分更具前瞻性，這恐怕也是為何內(nèi)藤的唐宋變革論對此后宋史界的吸引力甚至大過唐史界。陳寅恪雖早在20年代后期就已視內(nèi)藤虎次郎為東洋史界的無冕之王，而內(nèi)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也在1920年（大正九年）刊出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中公諸于世，卻沒有證據(jù)顯示陳寅恪對這一假說有所了解。在實證的學術趣味籠罩之下，當時即便中國學人有機會接觸到以印象式的概說提出的唐宋變革，一時恐怕也難引起反響。唐宋變革論反直覺的史學思路其實和陳寅恪一些重要論斷的風格接近。但是內(nèi)藤徹底跳出了傳統(tǒng)中國史觀之中的君權意識，引入了近代西方的君主獨裁概念，而且已隱約意識到宋代以來的君主獨裁其實在唐中期就已露端倪。這一點在那波利貞的唐史論述中就已經(jīng)相當明確，只是那波把關注的重心從頂層下移到庶民社會。上文已經(jīng)談到，深具反諷史學特色的陳寅恪卻在他的著述中從未深入討論過唐代皇權的形態(tài)問題，這無疑是他在討論唐代政治變化時的一大缺陷。但是陳寅恪有關唐代前期政治的論說和內(nèi)藤有關貴族政治的論述，以某種程度在戰(zhàn)后就在布目潮沨的隋唐政治史研究中被結合起來了。

二戰(zhàn)結束前的日本唐史學界，和陳寅恪關注方面類似但卻提供了截然不同解釋框架的是日野開三郎。日野的唐史研究涵蓋亦甚寬廣，其核心貢獻在于對唐五代藩鎮(zhèn)體制的分析，這足以使他成為唐史研究中另一位“曾經(jīng)與永恒之王”（Rex quondam, Rexquefuturus）。上文提到，對藩鎮(zhèn)的權力結構和基礎的探究恰恰是陳寅恪唐史研究中完全空缺的，也是導致他對唐后期政治變化的分析不再具有說服力的關鍵原因之一。1942年，日野開三郎出版《支那中世的軍閥》，揭示了唐后期職業(yè)軍人集團的特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藩鎮(zhèn)的雙重性格。

從這一視角出發(fā)，日野指出了藩鎮(zhèn)體制的不確定性以及難以徹底獨立于唐朝權力體系之外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礎上，重新評估了9世紀唐廷針對藩鎮(zhèn)所作的一系列財政和制度改革，指出唐廷之所以能重獲主動權，并在相當程度上恢復了對藩鎮(zhèn)的權威，原因在于能成功地在軍事力量和財政兩方面制約藩鎮(zhèn)，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州的地位。在日野看來，唐帝國最終衰亡并非因為藩鎮(zhèn)的強大，而是藩鎮(zhèn)體制實際弱化的結果。日野開三郎這一頗為宏大的框架也有過于相信唐代官方記載以及將后期復雜的權力變化處理得過于簡單的弱點，同時并未像陳寅恪那樣，注意唐后期精英文化的變化及其重要性。但他的洞察力在于并不簡單將唐后期看作是一個直線型的衰落過程，而是認為有重要變化，且這些變化之間充滿了辯證關系。

相比于陳寅恪的胡化說，日野開三郎的職業(yè)軍人說對唐中期以后地方支配體制的變化更具有解釋力度，特別是河北藩鎮(zhèn)和朝廷的復雜關系。日野一方面將軍事體制的組成作為唐后期重大轉(zhuǎn)型的重要地方因素，一方面又對唐后期的權力變化的走向作出了遠比陳寅恪積極的描述。因此之故，他的分析在戰(zhàn)后成為日本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唐史解釋框架。在其論說的基礎上，堀敏一對藩鎮(zhèn)親衛(wèi)軍的權力結構作了更為細膩深入的說明。對于擴展日野開三郎論點的影響而言，堀敏一之貢獻猶如宮崎市定之于內(nèi)藤湖南，從而使這一框架的影響范圍遠不限于日本學術圈。早在70年代，美國唐史學者查理?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就深受日野開三郎的影響，將他的觀點融入了包括《劍橋中國史?隋唐史卷》在內(nèi)的諸多有關唐后期藩鎮(zhèn)的論述中。筆者早年的研究工作也是包括對日野有關唐憲宗時期藩鎮(zhèn)體制改革論說的重新評估。正是由于日野開創(chuàng)的這一視角，日本學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在唐后期藩鎮(zhèn)的研究上遙遙領先。近年以中國大陸中青年一代學人引領的唐后期藩鎮(zhèn)研究可以說是在日野開三郎框架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之下展開的，而逐漸遠離陳寅恪的論說。然而在筆者看來，陳氏的胡化說本身仍具有生命力。隨著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以粟特、沙陀等為核心的胡人群體在唐代社會和政治中的作用重新引起學界高度關注，榮新江、森部豊等學者的關注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修正并推進了陳寅恪的胡化觀點。未來唐史學者需要探討的課題恐怕是胡化和軍人職業(yè)化這兩種現(xiàn)象在何種層次上產(chǎn)生了關聯(lián)。

將陳寅恪的唐史研究放置到20世紀前期整個世界唐史的研究潮流中，會使我們對他的史學的意義產(chǎn)生全新的理解，這也是筆者試圖從另一重角度進行學術史挖掘時的考量之一。當今的學人，無論如何看待陳寅恪在唐史方面的論斷，依然有必要先了解他的史學本身。他的唐史研究的學術思想資源的構成，他對唐代歷史輪廓既感性、又超然的勾勒，他對作為一種志業(yè)的歷史學的尊嚴的維護，他在研究時在歷史場景和現(xiàn)實場景之間建立的自然聯(lián)結，都使人認識到他不僅是徹底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史家，更是一位不應該被簡化的史家。陳氏在兩“論稿”中對隋唐復雜多元的政治文化所作的卓越的觀察，無論粗糙還是精致，都包含著他個人的寄托。在對他的史學遺產(chǎn)進行汲取之時，也許需要體味其史學洞察力究竟是建立在何種史學前提之下，其反直覺的史學取徑又輾轉(zhuǎn)著指向何種可能。不同時段、不同背景的歷史視域之融合，是陳寅恪這樣的史學家在嘗試打通某種歷史的“間距”。假若我們不能穿過這種歷史的“間距”，那么更為豐富、也更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唐史視角和解釋框架就無從建立，未來的研究于是也會失去突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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