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作家訪談5》的中文版終于問世了。這一期訪談收錄了16位重量級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威廉·福克納、伊夫林·沃、讓·科克托、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伯納德·馬拉默德、詹姆斯·M. 凱恩、田納西·威廉斯、納丁·戈迪默、詹姆斯·鮑德溫、V.S. 普里切特、普里莫·萊維、理查德·福特、伊斯梅爾·卡達萊、莉迪亞·戴維斯、達尼·拉費里埃。

《巴黎評論》雜志的“作家訪談”欄目號稱“世界歷史上持續(xù)時間最長的文化對話行為之一”。這里刊登的絕不僅僅是一篇篇獨立的采訪。只要順著特定的脈絡挖掘，讀者們就會發(fā)現，它們也是作家與作家之間就各類問題進行的隔空討論。正是這種抽象卻言之有物的交流，讓“作家訪談”超越了具體的作家、單一的雜志、語言的隔閡。此次推出的《巴黎評論·作家訪談5》，以結集的形式，將不同作家、不同關懷并置，更加方便了讀者們延續(xù)這種交流，梳理各訪談的內在共性，讓作家們的智慧穿過時空，在中文世界里重現。

作家談評論家

“作家訪談”這個欄目的成功并不是偶然。除了訪談者的精心準備，這個欄目“讓作家自己談論自己”的初衷也很準確地把握了作家們的心態(tài)——他們幾乎一邊倒地對評論家表現出了反感甚至敵意。擁有共同的吐槽對象，可能也是“作家訪談”能夠接觸到這么多精英作家的原因之一吧。

福克納的訪談發(fā)表于1953年，當時他已經獲得了諾貝爾獎，是毫無爭議的文壇泰斗。也許是因為地位尊貴，所以福克納對評論家的態(tài)度毫不客氣：“藝術家可沒有時間聽評論家的意見。想當作家的人才看評論文章，想好好寫些作品的人可實在沒有時間去拜讀……藝術家可要高出評論家一籌，因為藝術家寫出來的作品可以感動評論家，而評論家寫出來的文章感動得了別人，可就是感動不了藝術家。”

具體說來，評論家們觀察、分析、拆解作品的方式，很容易曲解作家的初衷，作家們往往對此保持著輕蔑與警惕。比如，伊夫林·沃的訪談者希望作家聊聊《一抔塵土》和他的創(chuàng)作階段，于是借用了E.M. 福斯特的“平面人物”和“圓形人物”理論。沒想到作家很不給面子：“所有虛構人物都是平面的。”

無獨有偶，訪談者引用某評論家的發(fā)現，詢問理查德·福特：“羅巴德·休斯和薩姆·紐厄爾（均為福特小說中的角色）名字里都有‘ewe’這個詞。有什么關聯嗎？”后者的回答簡直能讓讀者聽到他那嗤之以鼻的聲音：“巧合而已。”

如果說牽強附會的評論無傷大雅，最多只是博人一笑，那么有些惡毒的評論則會真正傷害到文學，給作家?guī)沓林氐呢摀Ｃ舾杏肿允〉恼材匪埂U德溫就曾飽嘗其苦：“完全不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從來不是真的，但你必須把它從腦袋里丟掉……那些貼在我身上的標簽，讓人頭暈。它不可避免地令人痛苦、驚訝，確實也令我備受困擾……”而田納西·威廉斯在談到七十年代的文化現狀時，也對一些戲劇評論家的不負責任深感痛心：“我從沒讀過這么冷酷的劇評……我認為總有辦法能夠表達你對一部戲的負面觀感，而不用這么猛烈、這么殘酷無情。評論家們這樣真的是在害死作家。”

所以，評論家和文學之間應該保持怎樣的關系？普里切特提出了一條中肯的建議：“我認為評論家首先必須清理自己的思想。一個人寫作一本書，有可能需要好幾年才把它出版出來，這樣的人肯定有很多品格。是什么呢？評論家必須理解他，特別是理解他的矛盾沖突之處，尋找他的亮點。我常常尋找作家的真正聲音，因為大多數優(yōu)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特殊的聲音。如果他沒有這個聲音，無論主題有多么突出，這本書都是無趣的。”

既然評論家應當如此，讀者就更應當如此了——閱讀幫助我們理解他人，而不是把自己的偏見強加在別人身上。

作家談作家

如果說各位作家在面對評論家時頗有“一致對外”的團結，那么在談到同行時，他們的語氣和態(tài)度就要復雜曖昧得多。而這些小圈子里的八卦，正是讀者們津津樂道的最亮看點。

莫里亞克和福克納在各個意義上都是《作家訪談5》里最“德高望重”的兩位作家，他們的訪談也相對穩(wěn)重，鮮少對其他作家的批評，提到更多的是對自己影響較大的人物。比如莫里亞克認為，他是個“專注于氛圍的作家”，所以更多地受到了拉辛、波德萊爾、蘭波、蓋蘭、耶麥等人的影響。而福克納視舍伍德·安德森為自己的伯樂，對后者充滿感激：“他可以說是我這一代美國作家的生父，代表了美國文學的傳統(tǒng)，我們的子子孫孫將永遠繼承這個傳統(tǒng)。”同時，福克納對另一位意識流大師詹姆斯·喬伊斯也懷有極深的敬意：“看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應當像識字不多的浸禮會傳教士看舊約一樣：要心懷一片至誠。”

其實，福克納在《作家訪談1-4》中就經常被提及。就像他對喬伊斯那樣，很多晚輩對他也是畢恭畢敬。第五本里，讀者既能看到納丁·戈迪默毫無保留地承認自己深受美國南方作家影響，“比如尤多拉·韋爾蒂和威廉·福克納”，也能讀到理查德·福特的訪談者的判斷：“他（福特）是一個深受威廉·福克納影響的天才小說家。”

不過，也有人很不買賬。伊夫林·沃和福克納年齡相仿，寫作風格卻迥然不同。他直接在訪談者面前開炮：“我覺得福克納實在太糟糕。”至于反感的原因，讀者可以從他對喬伊斯的批判中瞥見一二：“實驗？天吶，怎么可以！看看像喬伊斯這樣的作家，就明白實驗會有什么結果了。他一開始寫得還不錯的，然后你就看著他帶著滿心虛榮，寫瘋掉了。寫到后來他就是個神經病。”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訪談發(fā)表于1963年，而福克納已于1962年逝世，喬伊斯更是在1941年就離開了人間。如果兩位當時都還健在，伊夫林·沃會不會選擇口下積德呢？

話說回來，伊夫林·沃確實有他狂放的資本，這一點可以從晚輩作家的態(tài)度那兒得到側面印證。他的代表作《獨家新聞》就差點改變了戈迪默的人生軌跡。戈迪默對訪談者表示：“讀這本書足以讓任何人想當記者！我絕對喜歡它。”幸好戈迪默沒有真的去做記者，因為普里切特的訪談者偶然揭示了真相的另一面——“伊夫林·沃相信新聞對作家有害，而且要越快擺脫它越好。”（253頁）真是難以想象，一位瞧不上新聞的作家，竟寫出了一部差點讓人投身新聞業(yè)的小說！

作家談寫作

“作家訪談”肯定少不了作家們對自己本職工作的討論，但是就像《作家訪談1-4》中展現的那樣，各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方式、工作習慣等等迥然不同，很難找到什么規(guī)律。拿工作時間來說，伊斯梅爾·卡達萊只會在早上固定寫作兩個小時，鮑德溫更樂意在深夜和稿紙作伴；拿工作環(huán)境來說，戈迪默要求絕對安靜，拉費里埃待在桌上、床上或浴缸里，福特居然可以在飛機上寫作；拿工作計劃來說，伊夫林·沃有條不紊，科克托不受限制，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喜歡隨意和自發(fā)，比如晚上回家后一口氣寫上十幾頁紙……除了一窺作家們的生活之外，這些矛盾又真實的信息似乎在告訴讀者們，寫作的方法因人而異，恐怕很難找到普世性的準則。

至于寫作中最虛無縹緲的部分——靈感，甚至這些大作家也無法解釋。福克納語焉不詳地說，所謂的“神品妙構”，就是“作家只消把磚頭一塊塊整整齊齊地砌起來……因為作家還未著筆，他整部作品從頭至尾每一字每一句，可能早已都成竹在胸了”。緊接著，就在讀者依然捉摸不透之際，福克納立刻解釋道：“我那部《我彌留之際》就是這樣的情形。”好吧，原來福克納只是想說，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田納西·威廉斯的靈感同樣來得莫名：“一個劇本的點子是從哪里來的，這個過程我始終沒辦法明確。一部戲似乎自己會漸漸成型；像一個幻影，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清晰。”（150頁）不過，田納西對這個問題的態(tài)度顯得更為真誠，他一邊琢磨自己的經歷，一邊意識到《欲望號街車》和他想象中看到的一個青春遲暮的女人，似乎有一些很值得挖掘的關系。這是一段對作品孕育過程的很有意思的解釋，有興趣的朋友還是請直接翻到本書的151頁吧！

相比之下，伯納德·馬拉默德有著非常扎實的態(tài)度。他雖然沒有解釋小說的構思如何進入腦海，但是他明確告訴訪談者，從他開始構思到動筆，通常會經過好幾個月的打腹稿時間，對“書里要寫什么，應該怎樣推進，心里會有一個孕育良好的概念”。所以，如果說靈感是腦中的構思，那么馬拉默德的靈感必然是經過千錘百煉的。而這只是開始。接下來，他的每一部小說都要經過反復修改。訪談者問他，一部長篇小說會寫幾遍，他的答案是：“三遍，但有很多超過了三遍。通常，第一遍的最后一稿是讓故事的各要素基本就位。第二遍稿子，聚焦于中心要素，推進故事演化，逐項精細處理。及至第三遍，大部分渣滓糟粕被清除，我的工作是進行語言處理。”（124頁）雖然他立刻補充道，“我喜愛事后思索時靈光突現所帶來的那些花朵”，但是這些靈感只能建立在扎實的、無數次推倒重來之上。馬拉默德對作品的這般投入與責任心，足以成為各位立志寫作者的楷模。

福特也喜歡在動筆之前大量思考，對目標擁有比較清楚的想法，但他不會像馬拉默德那么辛苦，而是會在適當的時候開始動筆，在寫作的同時思考作品。普里切特和福特一樣擅長短篇小說，不過他游歷廣泛，對靈感問題更淡然一些，因為他在生活中就接觸到了足夠多趣人趣事。比如他在愛爾蘭碰見了一位開著靈車的旅行推銷員，就把他寫進了《幽默感》這篇小故事。如此信筆拈來，真是令人羨慕啊。

莉迪亞·戴維斯比上面兩位男作家更擅長短篇小說——如果她那些比詩還短的作品也能叫“短篇小說”的話。風格上的差異在創(chuàng)作之初就體現了出來：“我對提前計劃好怎么寫的小說很警惕。幾乎從無意外，它們都是從一個想法或一個句子開始的，然后我會立刻一頭扎進去開始探索。如果我停下來去想，這個應該是第一人稱復數，或者，這個應該是一個不分段的段落，或者諸如此類的，我覺得我會寫不下去。它們都是直覺式的。”也難怪，戴維斯的小說，如果不依賴作家的天才直覺，又怎么能夠那樣短小精妙呢？

但話又說回來，關于“靈感是什么”“寫作如何進行”這類問題，似乎有越來越多的相反意見擺在了有志寫作的朋友們面前。機智又敏銳的詹姆斯·M. 凱恩干脆下結論道：“我想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我懷疑是否有任何作家能夠回答。”

好吧，既然如此，不如讓我們放下對“技巧”“方法”的執(zhí)念，重新審視一下作為寫作者的自己，再看看馬拉默德對年輕人的這句鼓勵——“把你的內心寫出來！”（“Write your heart out.”）

以此共勉吧！

以上的三個方面，只能說是《巴黎評論·作家訪談5》中比較明顯的三條線索。只要讀者耐心閱讀，必定還能發(fā)掘更多有趣的關聯。這就是《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系列的魅力之一——一群文字的大師，擁有最精妙豐富的語言，這些天才的迥異訪談，還會隨著更多的閱讀，在不同讀者眼中，如同旋轉的萬花筒，不斷呈現出新奇妙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