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作歌劇劇本《蕭紅》是對蕭紅這樣一位命運悲慘，而其文學作品又如此奇瑰的女作家表達敬意。想以戲劇的形象展現(xiàn)她的一生。

上世紀30年代初，新文化運動的年輕一代，尤其是小說家們，帶著大都市產生的新文學視野，看向他們自己的故鄉(xiāng)。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風情、老舍筆下的舊北京蕓蕓眾生、蕭紅筆下黑土地人們執(zhí)著地生執(zhí)著地活等，其實是新文化運動遍野開花的嶄新氣象。直到今天，這批鄉(xiāng)土新文學成果仍然令人愉悅，令人著迷。與此同時，在國破家亡的危機中，這些文學新青年在作品里又發(fā)出愛國主義及反抗專制的強烈呼喊。在這樣一場文學運動中，蕭紅獨具特色，其作品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逐漸占領了中國的大東北。他們吸取當年“拓殖”朝鮮與中國臺灣的經驗，開始了一系列野心勃勃而又陰險惡毒的東北殖民化過程。日語從小學開始就是學生們的必修功課，大力提倡日本文化，同時，大量移民深入到東北的村莊鄉(xiāng)鎮(zhèn)。一些日占時期的資料顯示，當時東北許多村莊的村長、保長、甲長，及一些骨干住戶都是日本人。整個東北，其戶籍制度及行政管理完全日本化。這與后來日軍攻入華北、華中、華南后所實施的政策很不一樣。一句話，東北被日本看作是殖民地，關內被日本看作是戰(zhàn)爭中的占領區(qū)。

對日本侵略者來講，要想在東北全面殖民化，徹底消滅中國人民身上的本土文化，將他們變成不認同中國的人，就成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在中國臺灣，他們就是這樣做的奴化教育。

在如此殘酷的背景下，蕭紅的創(chuàng)作就不再是單純的新文學鄉(xiāng)土化，而是有了極其重要的戰(zhàn)斗意義。作為東北黑土地的女兒，其從哈爾濱開始走上文學道路起，她筆下最有光彩、最具有特色的，都是以東北本根文化為內容的作品。看似拙樸其實內秀的描述將東北人民原生態(tài)的生存狀態(tài)，活生生地端到我們面前。從她的作品里，能聞到黑土地的氣息，能看到生命之河的奔流。那些艱難生活的人們，他們的頑強、他們的質樸、他們的掙扎，甚至他們的蒙昧與混沌，都有著重大的意義。因為那是對黑土地民族文化的發(fā)掘與張揚，是大張旗鼓對東北人民的國家民族屬性的強調，是對殖民者最陰險的文化滅絕的堅決抵抗。那是真正的文化抗戰(zhàn)。而蕭紅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在個人悲慘坎坷的命運遭際中完成的。我們由衷地贊美她，因為她的作品是美的、積極的，是石頭縫里鉆出來的美麗花朵。

隱忍個人命運的不幸，不顧內心情感的傷痛，罔顧顛沛流離的境遇，至死以文化反抗日寇殖民化，進行不屈抗戰(zhàn)的女性作家——這便是劇本塑造蕭紅人物形象的基本著眼點。為了將人物形象以戲劇行動的方式展現(xiàn)出來，我們設計了她與父親、與汪恩甲、與蕭軍、與魯迅先生、與端木蕻良等一組人物關系。這是一個女人與五個男人的戲劇關系。這五個男人切入到她命運與精神的五個不同層面，成為全劇史詩般表達的強烈契機。人物關系的發(fā)展變化，其內涵是人物性格，其外延便是人物的舞臺行動。在蕭紅的戲劇人物關系中，重點是蕭軍、魯迅先生與端木。蕭紅真正最愛的人是蕭軍，卻被他深深傷害。她與蕭軍的關系，是其精神世界里文學與愛情的雙重關系。從上海時期始，她愛情之火窒息的過程，卻是她文學之焰升騰的過程，這中間起重要作用的是魯迅，因為魯迅的精神指引，她的文學創(chuàng)作才上升到自覺的民族文化抗戰(zhàn)新高度。而端木在劇中的存在，是她愛情的殘火，降低到希求平淡家庭生活的再一次重燃。然而深愛蕭紅的端木，由于情感與生活的笨拙，依舊未能給蕭紅安全感。于是蕭紅“總是一個人走路，創(chuàng)傷沿著腳步攀援”……她的寄托，她的生命，便全部放到了創(chuàng)作上。她這一時期的作品燦若云荼，達于巔峰，燃盡了她的激情，也燃盡了她的生命，卻在泥濘中掙脫出了永恒的春天。

劇本還在另外的美學范疇里設計了一組人物關系。那就是蕭紅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在精神世界里的糾纏與碰撞。那些小說中的人物與生活中的蕭紅互文，彼此進行各自的深度解讀，并加強舞臺呈現(xiàn)的生動性。但是從根本上講，蕭紅與自己作品中人物的關系，是一種表現(xiàn)主義色彩的敘事關系。歌劇最不善于講述情節(jié)，因此用蕭紅作品中的人物，作為一種變形歌隊，加強全劇的敘事功能。歌隊的使用也確立了《蕭紅》是一個帶有心理敘事色彩的歌劇。以蕭紅的心理時空展開敘事，使得劇本擷取內容的自由度廣闊，同時可以迅速推進戲劇情節(jié)，進入歌劇抒情情境。

《蕭紅》歌劇劇本寫的是不屈者的命運悲劇，是為民族獨立和自由而戰(zhàn)斗到底的悲壯者之歌。然而蕭紅的不屈與戰(zhàn)斗，都是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來進行的。也就是說，蕭紅是一個文學家。文學就是她的生命、她的生活。于是，對于該劇的唱詞，我們盡最大努力，以一個文學家的語境來呈現(xiàn)，而且要貼近蕭紅的語言風格。同時，更要適合歌劇唱詞本身的審美特性與技術規(guī)范，即歌劇的唱詞應該是詩、歌詞與戲詞的結合體。它們必須要有戲詞的動作性，又要有歌詞的優(yōu)美性及易于上口等特點，還要有詩的韻味。且唱詞追求要與人物形象契合，唱詞的氣質要符合人物的性別、年齡、職業(yè)、性格特點等。

如劇中蕭紅，前一刻剛剛因為耐受不住饑餓，想去拿鄰居門上的面包，表現(xiàn)她處境悲慘、沒落。后一刻當知道自己的《跋涉》出版時，情感立即飛揚、壯闊……蕭紅唱道：

我有了一個新生命，

那就是文學。

貧困與饑餓如刀劍相迫。

只要走入文學，

就只剩下歡樂和自由 流金歲月。

文學為我插上翅膀

帶領我在天地間狂野。

喚起一天明月，

照我滿懷冰雪。

坐地日行八萬里，

滾滾紅塵飛越。

《蕭紅》的舞臺呈現(xiàn)為適應音樂結構的需要，最終由三幕縮減成兩幕。同時一些契合人物的唱詞，調整得更加口語化，造成蕭紅人物定位的偏離，非常遺憾。

在中國歌劇發(fā)展的道路上，音樂與劇本的技術與操作關系仍然是一個應該深入討論的課題。闊別祖國50年的斯特拉文斯基降落在莫斯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肖斯塔科維奇，兩人見面，斯特拉文斯基對肖斯塔科維奇說：我猜你不喜歡普契尼。答曰：是的，我不喜歡普契尼。也許兩位作曲家是迫于環(huán)境的壓力如是表達，但也可以解讀為他們對音樂流派的態(tài)度。歌劇畢竟是音樂的藝術，因此劇作家在深深地傷痛的同時，也只能對作曲家堅守的音樂方式予以理解并釋然。

蕭紅短短31年的生命歷程同樣也是充滿遺憾的。她在離世時，依舊掛懷她有許多的寫作計劃沒有完成，于是發(fā)出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嘆惋。那么今天書寫蕭紅這樣一個用文學作為武器、與命運進行抗爭的女性，在為她欷歔的同時，也令我們在國家富強、民族強大的今天，撫今追昔，珍惜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