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雖然是網絡文學，但卻以現實主義手法，以蘇明玉的原生家庭日常生活為敘述中心，將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聚集在一起，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及人生軌跡，進而揭示當下社會生活存在的問題。這讓大眾們以冷靜的旁觀者的身份將自身的生活經驗、體驗與作品碰撞，從中發(fā)現自身面臨的困境，并不斷地進行反思。《都挺好》從家庭倫理、人性、孝文化等方面，借生活“小家”的生活日常折射出當下存在的新舊文化沖突、女性需要減負、老人需要精神陪伴等問題，是一部良心之作。

一、錯位的長子身份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曾說：“中國文化既不是個人本位，也非群體本位，而是將重點放在人際關系上，以倫理或關系為本位”[1]。中國的倫理是在父權、夫權的基礎上形成的，而家庭本位的存在使家庭成員之間形成了嚴格宗法等級制度，這些在儒家思想中都得以體現。儒家非常重視家庭倫理，尤其是“孝悌”觀，孔子在《論語》中曾明確地提出了“孝悌”的主張，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這將對父母尊敬孝順與對兄長敬重并重，“長兄如父”是最直接的詮釋。由于上述家庭倫理的存在及封建統(tǒng)治階級對于長子繼承制的認可，長子被稱為“家督”，擁有較高的家庭地位與權力，與此同時，也需承擔長子的責任與義務。

縱觀現當代文學史，長子形象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巴金《家》中的高覺新，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這些長子在傳統(tǒng)文化的熏染下，保持著孝順長輩、愛護自己兄妹的優(yōu)良品質。然而，當為了維護家族的平衡時，他們甘愿犧牲自我的夢想，回歸樊籠，以便讓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軌道中正常的運行。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長子”身上所具有的品質與承擔的家庭職能發(fā)展了變化。《都挺好》以蘇明玉一家的“一地雞毛”為敘述內容，以現實主義的手法，通過碎片化的生活片段，表現出當代家庭中的“長子”的新形象。

在《都挺好》中，對于“長子”形象的書寫，阿耐與其他作家不同。阿耐以蘇明哲、蘇明成、蘇明玉三者在家庭中的位置以及彼此之間的矛盾關系線索展開書寫，由此而引發(fā)出到底誰是真正意義上的“長子”的問題，而在這問題背后實際上是傳統(tǒng)的倫理文化在當下這個以物質利益為主的社會中出現分裂。

細讀文本，阿耐將矛盾的中心集中在蘇明成的身上，通過他與大哥，與小妹之間對長子位置的爭奪展開敘述，出現了長子錯位的現象。“長子”本是家中年齡最大的孩子，這本來毋庸置疑的概念，為何會出現長子錯位的現象？這個問題可以從阿耐給人物安排的生活背景、生活環(huán)境、個人經驗、家庭關系等方面得到答案。

阿耐將蘇明哲定位于傳統(tǒng)意義的長子（按年齡大小排序），這位蘇家長子與高覺新、祁瑞宣不同，他只享受長子身份帶給自己的各種資源，一味地索取而未盡長子應盡的責任，只享受身份而不履行義務是讓他難以服眾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作者還給他安排出國留學、在國外結婚生子的情節(jié)，這讓傳統(tǒng)意義上的長子在家庭的場域里缺席，不僅失去了話語權，而且其長子的身份淪為象征血緣關系符號，無實在意義，這種安排為長子錯位提供了先決的條件。真正長子的缺席讓蘇家只剩下蘇明成、蘇明玉兩人，身為次子的蘇明成卻理所當然的將自己看作是家中的長子，心安理得地占據家中資源，欺負自己的妹妹，對自己的兄長不尊重，啃老而不思進取。不被傳統(tǒng)倫理認可的“長子”蘇明成卻依仗長子的身份占據一切資源引起蘇明玉的強烈不滿，這導致兩者關于“長子”身份的論爭。對于蘇明玉，作者賦予了她商界“老大”的身份，她依靠自己的勤奮與努力獲得現在的財富與地位，將這樣的蘇明玉放回到蘇家之中，矛盾沖突更加明顯，也為長子身份的爭奪提供了充足的物質條件。除此之外，蘇明玉也具備了承擔長子責任的條件，這里可以通過兩個家庭片段進行例證，如蘇母去世，兩個兒子都沒有盡心盡力的操辦母親的喪事，反倒是蘇明玉出錢出力；對于蘇大強與蔡根花結婚問題，兩個兒子也沒有拿出很好的處理方案，反而將責任推給沒有在家中享受資源的小妹進行處理。

作者將蘇明玉塑造成長子的形象得以成立的原因在于，在當下以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為主的社會中，金錢成為人們安身立命的基礎，也是掌握話語權的先決條件。憑借于此，蘇明玉與蘇明成放在同一個維度下進行對比是具有合理性的，作者將蘇明玉的優(yōu)點與蘇明成的缺點對比書寫，表面上書寫出蘇明成的無恥、蘇明玉的勤勞，實際卻書寫出傳統(tǒng)的倫理文化在當下出現了分裂，傳統(tǒng)長子文化的優(yōu)點沒有得到發(fā)揚，如長子富有責任心、孝敬父母等等，反而將倫理中的等級順序放大，違背當下倡導男女平等的思想。除此之外，作者也觀察到當下處于物質文明的社會，家庭結構由傳統(tǒng)的大家族變成小家族，而以小農經濟為藍圖發(fā)展起來的傳統(tǒng)文化在當下也應發(fā)生改變，不應盲目照搬。對待孩子，父母不應以權威壓制他們，或寵溺他們，不應以陳舊的“重男輕女”思想來對待自己的孩子，而應公正的對待。如果不如此，孩子很有可能會像蘇一樣成為啃老族和媽寶男，不能完成自我分化的過程。

自我分化是由Murry Bowen提出的，是家庭系統(tǒng)理論的核心概念，它是指“一種能夠辨別和管理個人的情緒和理智，并將自我獨立于他人之外的能力”。[2]而自我分化的核心是個體與原生家庭的分化，在個體分化出成熟的人格時，個體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減少對家庭的情感的依附。蘇明成無法將感情與理智做區(qū)分以完成精神上的分化，從而導致其被感情所控制，沒辦法做理性的思考。處理問題也比較極端，如自己面對投資失敗的問題時，他為了釋放自己的壓力，不計后果的與周經理產生沖突，導致失業(yè)。沒有母親的庇護，他變得焦慮、抑郁、迷茫，正如Bowen認為的那樣，“沒有獨立個體身份的人容易陷入緊張的人際關系中，周圍的環(huán)境也能輕易影響他們的情緒，導致他們長期處于高度焦慮的狀態(tài)，容易出現心理問題和疾病病癥”。[3]

反觀蘇明玉在沒有傳統(tǒng)思想的的干涉下，順應時代的規(guī)律，在現代文明的熏染下，逐漸成長為社會精英，與蘇明成成為鮮明對比，這充分證明現代社會的發(fā)展需要人們走出舊思想的圍城，積極探索與社會發(fā)展相適應的倫理道德，因為道德是“由一定社會經濟關系所決定的特殊意識形態(tài)，是以善惡為評價標準、依靠社會輿論、傳統(tǒng)習慣和內心信念所維系的調整人們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guī)范的總和”[4]，因此，改變傳統(tǒng)的倫理思想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作者在作品中不僅僅傳達出倫理文化需要改變的信息，還揭示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都挺好》體現出中國人的代際關系，在這其中展現出了“殺子文化”。為何這樣說？家庭是充滿權威的地方，父母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威，減輕下一代對自己的威脅，他們會用“乖”或“聽話”來選出符合自己條件的孩子，這導致孩子對其依賴性加強，使孩子喪失主體性，“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則是最好的詮釋，在此情況之下，孩子成為父母為滿足自己權威的犧牲品，蘇明成就是那個犧牲品。

除此之外，文本還傳達出人是工具，還是目的的疑問？作者通過蘇家展現出中國文化傾向于把人當成工具，而不是目的的思想。蘇母對兩個兒子傾盡所有，用這種方式牽制自己的孩子，以便孩子為自己養(yǎng)老。這種行為實際上就是通過投資的方式將自己的孩子工具化，已達到自己養(yǎng)老的目的。為了更好的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們會設計自己的孩子，如讓蘇明成成為媽寶男等等，就如孫隆基曾說：“在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程序中，由于一人之“身”被設計而成的單薄感、缺乏安全感、依賴感、開展自己生命的理性之微弱，在其處于能‘設計’下一代的位置上時，為了使對方不會過分的與自己分離，也會勢必在其成長的過程中‘做手腳’，去培養(yǎng)下一代的依賴感，以及‘后天性的無助感’”。[5]

以上顯示出中國文化對人的個體性的抹殺，通過蘇明玉的自強自立則映射出作者希望大眾能像西方人那樣有自我的意識，而不是通過“‘仁者，人也’，亦就是用‘二人’才能去定義任何一個人”[6]定義自己。

阿耐塑造的人物是真實、立體的，沒有誰絕對好，亦沒有誰絕對是壞人，蘇明玉雖有優(yōu)點，但亦有缺點。對于自己的哥哥蘇明成，她采取鄙視、不尊重的態(tài)度，這違反了孝悌的傳統(tǒng)文化，頗有在物質上弒兄的行為，這點不可取，作者意在指明優(yōu)良的傳統(tǒng)的文化還是不可以拋棄的。

作者對兄妹二人的矛盾書寫揭示出，在多子家庭中，親情傾斜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映射出，在當下二胎政策放開的時代，二胎家庭所面對的困境，為人們提供了一條參考的道路。

二、對女性生活的關注

自古以來，中國是以男性為主導的父權制社會，男性成員在家庭、政治、經濟等方面占據著權威，女性則淪為邊緣中的他者，成為男性們彰顯自己地位與財富的附屬品。在此種情況下，女性沒有自主意識，她們遵循著“三從四德”的封建思想，心甘情愿地將自己囿于深宅大院，扮演著賢妻良母的角色。長期的與世隔絕，不但讓她們失去自我，喪失了話語權，而且還讓她們失去了在歷史舞臺上展現自我的機會。直到20世紀初，西方的女權思想經由馬君武等人譯介進入中國，“男女平等”、“男女平權”的思想在中國傳播開來，女性們開始尋找自我價值，倡導男女平等，秋瑾、呂碧城等新時代的女性就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之后，勇敢地從深閨中走出，站在了歷史的舞臺上。她們還積極地用詩歌、雜文的寫作來喚醒女性群體的女性意識，期望女性群體能逐漸擺脫被動的局面，從而真正地走向獨立自主的道路。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男女平等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女性不再做男性背后的小女人，而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走上社會舞臺的中心。但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經在人們的心中根深蒂固，在短短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是很難徹底被扭轉的，加之女性先天性的生理因素，如體力不如男人、還要面臨著生育等問題，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男女不平等的觀念依然存在。

為了能讓平等的天平盡量保持平衡，恩格斯曾說：“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7]。當下的女性不僅回歸社會勞動，還料理家庭事宜，照顧孩子等等，女人在做好自己本職的事情的同時，還做了男人的事情，能者多勞使女性在經濟上、生活上獲得自信和獨立，由此而進入“她時代”。進入“她時代”的女性基本上可以稱之為“大女人”，“大女人并不是指悍妻惡婦，主要是指女性在學歷、收入、個人能力等綜合素質上都強于男性”[8]，成為大女人的女性雖然可以與男性媲美，但自身的特性、性格等會產生變化。弗吉尼亞·沃爾夫在《一間自己的屋子》里提出“雙性同體”思想，認為“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是由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適宜的境況就是在這兩個力量一起和諧地生活、精誠合作的時候。”[9]大女人身上的女性力量顯然被身上的男性力量遮掩，她們變得強勢、果斷，女性的獨有的溫柔氣質被她們自己掩蓋，展現出“男人婆”的氣質。

女性氣質的強大、自信、獨立雖然讓自己脫離了男性附屬品的標簽，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人生，這種現象的出現本是可以看作男女平等的象征，但實際上是一種虛幻的假象。真實的情況是女性還是處于弱勢，她們?yōu)榱瞬槐簧鐣蕴瑺奚颂啵缬械呐詾榱嗽诼殘錾险加幸幌兀齻冞x擇當不婚主義者，丁克族，有的女性會犧牲陪伴自己孩子的時間。與此同時，她們承擔的責任也比男性多，讓她們處于被壓縮的狀態(tài)，而為女性解壓減負是迫在眉睫之事。

《都挺好》雖然展現出大女人掌權的風光，如蘇母掌握著家中的大權，蘇明玉在公司中掌握大權，營造出“女尊男卑”的現象，但實際上蘇氏母女還是沒有逃脫弱勢的定位。蘇母雖然掌權，承擔的責任遠比蘇大強要多，最主要的是要忍受與蘇大強不幸福的婚姻，女性自古以來就是處于被呵護的個體，她們渴望美好的愛情，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說：“沒有愛，人類一天也不可能存在”[10]。當諸多壓力壓在女性身上時，她們會采取其他方式進行減壓或者彌補自己未曾得到的溫情，蘇母對明哲的溺愛在一定程度是對自己情感的一種補償，蘇明成的甜言蜜語滿足了她被呵護的愿望，尋找到感情的慰藉，而這也是導致母子關系過于親密的原因。

蘇明玉雖在職場上叱咤風云，但與蘇母一樣，在感情上也是處于弱勢地位，因父母之愛的缺失導致對情感的抗拒，導致自己孤身一人，孤獨、痛苦是其長久的一種狀態(tài)。

通過蘇母與蘇明玉，作者寫出當下的職業(yè)女性生活在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兩種現實狀態(tài)。在公共場域時大家都為了面子不斷地偽裝自己的窘迫的一面，到處充滿著虛假。西美爾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里寫到：“也許這就是大城市的象征，充滿了假面人和假面后面轉動的眼睛。城市本來就是一個巨型的假面舞會，在這里，一切的游戲規(guī)則被重新規(guī)定，你必須學會假笑、哭泣、熱愛短暫的事物、追趕時髦。你必須要以冷漠的態(tài)度對待一切事物，因為這里的一切都轉瞬即逝，再沒有了永恒和停止不動的事物。連哭泣都成了游戲，以喪失了哭泣本身的深刻內涵。”[11]當公共空間對人的感覺、記憶造成侵占與控制時，“人們?yōu)榱吮３忠稽c點自我的經驗內容，不得不日益從‘公共’場所縮回到室內。”而回歸室內[12]，女性們還要面對家中的許多事情，如蘇母不僅要面對自私的蘇大強，還要處理各種復雜人際關系，這些足以讓其崩潰。因此，個體的私密空間（這里指擺脫家庭的私密空間）變得尤為重要，文中的蘇母則是通過打麻將營造的麻將世界來營造自己的私人空間。

而私人空間并不是每個人都苛求，這是阿耐文中提到的另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對于蘇明玉這種情感缺乏的女性來說，公共空間與私密空間于她們而言都是痛苦的存在，她們渴望得到第三種空間——即兩性和諧發(fā)展的溫馨空間，如同蘇明玉與石天冬那般，兩者雖然不處在真正平等的狀態(tài)上，但是卻使女性的內心之處得到真正的安放，都有獨立的人格，而在情感上又能得到滋潤，是對當下女性最好的狀態(tài)。

阿耐通過現實生活中蘇氏母女的境遇折射出當下女性的現狀，這可以讓讀者冷靜地思考問題，這比單純的女尊文更有意義。女尊文是網絡作者在架空的女尊男卑的環(huán)境中，以女性的視角來構建故事，她們可以安排各種對自己有利的情節(jié)，如讓男性生育、女婚男嫁、或者沒有婚姻制度等等，這些給女性讀者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精神上的“烏托邦”，讓她們在虛構與想象的烏托邦里發(fā)泄自己的苦悶，但這種方式只能讓女性在感官上釋放，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作為一部反映現實的現實主義作品，《都挺好》寫出了現實的深度，“通過細節(jié)和總體感觸及歷史的真實面，觸及生活表象之下的‘規(guī)則’”，[13]改變了人們對網絡文學難以出精品的認知，對網絡現實主義文學的書寫起到榜樣的作用。

三、對孝道文化的重新審視

自古以來，中國受儒家文化影響頗深，孝文化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要的部分，孔子在《論語》中曾明確地表達自己對孝的看法與認識，如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孔子·里約》），再有《論語·為政》中的“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為能養(yǎng)。至于犬馬，皆能有養(yǎng)，不敬何以別？’”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孝文化在當代社會發(fā)生了變化，“色難”成為一種奢望，大多說數人只能做到“供養(yǎng)”，由此出現了養(yǎng)老不敬、棄老不養(yǎng)、啃老、虐老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存在的原因有多種方面，首先是經濟的快速發(fā)展。經濟的發(fā)展使人們的生活發(fā)生了變化，人們?yōu)榱俗非鬂M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實現自己的價值，忙于在職場中拼搏，沒有時間顧及自己的父母；其次，人們沒有充足的金錢來支撐父輩的養(yǎng)老費用；再有，家庭結構的重心從傳統(tǒng)的縱向親子關系轉向橫向的夫妻關系，上述原因削弱了傳統(tǒng)的孝道文化。

孝道文化的消退會引起老無所依的恐慌，尤其是在當下中國的養(yǎng)老體制不夠完善的情況之下。《都挺好》將視角轉向老人這個年長群體，雖然通過蘇大強反映出當下老人的生活只能通過兒女贍養(yǎng)的狀態(tài)，但是作者在敘事問題時，并沒有一味地同情蘇大強，而是站在中立的程度上闡述問題，并就以下問題產生思考：

一、父母對孩子未盡撫養(yǎng)的職責，在道德層面上孩子不盡贍養(yǎng)義務可以嗎？

二、孩子未對父母進行贍養(yǎng)義務，一定是孩子自己的錯誤嗎？

三、什么樣的盡孝方式才是適合當下社會的？

針對第一個問題，作者在掙扎與矛盾中，最后給予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中國家庭倫理中，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是“雙向反饋的模式”，[14]即父母撫養(yǎng)了子女，子女會贍養(yǎng)老人。基于此，作者在文章中寫出蘇明玉因蘇氏父母未盡贍養(yǎng)義務，所以在道德上不想與蘇家有任何關聯的情節(jié)，作者為什么在文章最后放棄這種想法？原因在于蘇大強夫婦給予孩子的創(chuàng)傷，在短時間內無法消除，為了使心理達到某種平衡，她會采取某種辦法幫助自己，而這種方法就是報復。在這里，作者將蘇明玉的缺點暴露出來，將其處在人性的陰暗面。她明知是父母對自己的做法是錯誤的，還要將自己的辛酸史在父親身上上演，對父親不聞不問。雖然明玉的做法情有可原，但是于大環(huán)境而言，尊老愛幼的傳統(tǒng)文明源遠流長，此舉有背人倫，不利于和諧家庭的建設；于人而言，不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網上網友曾將蘇母的做法視為不仁義的做法，卻將她的做法視為情有可原，這種一邊倒的評價遠不如作者客觀。

作者給蘇明玉安排了自我反思的過程，意在指明她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并不僅僅是網友所認為的想要放下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傷害，而是想要保持人性的良善，唯有如此，人才不至于被仇恨妖魔化，喪失自我。

對于第二個問題，作者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在孝道退化的大環(huán)境中，老人的不安很正常，但是，像蘇大強那樣花式作妖的父母本身也是加速孝道消退的因素。傳統(tǒng)的和諧家庭倫理關系是父慈子孝，而父不慈一味地要求子孝，是作者不贊同的地方。作者通過蘇大強寫出了“弱者道之用”現象，老子在“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勝強，柔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15]，阿耐將蘇大強身上的那種中國人自我壓縮的性格展現得淋漓盡致，尤其在逆來順受方面。在蘇母強勢的壓制之下，他學會了如何裝柔弱來適應復雜的環(huán)境，在此時強大的子女面前，他懂用“曲則全”的方法保身。他在國外生活的兒子面前裝柔弱，讓多年在外漂泊因愧疚感想要盡孝的兒子更加自慚形穢，想盡一切辦法進行彌補。而“人是一種不斷需求的動物，除短暫時間外，極少達到滿足的狀態(tài)”[16]，得到兒子供養(yǎng)的承諾，卻自私地想要得到更多，如買房子、買冰箱、還做假賬騙錢，蘇大強還在用傳統(tǒng)的倫理來要求自己的孩子，而不知當下時代與以往不同，當下的新中產階層雖然“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yè)聲望資本，以從事腦力勞動為主，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具有謀取一份較高收入、較好工作環(huán)境及條件是職業(yè)就業(yè)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閑暇的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對象，擁有一定的支配權；具有公民、公民意識及相應社會關懷的社會地位群體。”[17]但在社會這個熔爐中，他們經歷著各種磨難，如升職、養(yǎng)家、租房子等等，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需要同情的弱者，但自己的父母卻一味的索取的話，對孩子而言，亦是一種傷害，要求他們做到供養(yǎng)也是很難的事情，猶如蘇明哲對父親的要求由原來的滿足，到最后的置之不理，以顯示出像蘇大強這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阿耐從雙方的角度呈現出要營造和諧的家庭關系，長輩應減少對孩子的依賴，能自力更生的情況下，應學會獨立。作者說明此問題其實暗含在文本中，那就是蘇母在世時，一切都挺好原因基于老人經濟獨立的基礎上，而蘇母去世則展現出來，通過這種悲劇的方式才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具有極大的諷刺作用。

對于第三個問題，作者的回答是滿足基本所需，但不能縱容，盡量關注精神世界。儒家提出的“色養(yǎng)”并不是無節(jié)制的聽從父母的要求，對父母不合理的要求可以予以不滿足，因為當下人處于各種關系中，人的倫理關系由縱向的父子關系轉向夫妻關系，對自己的小家負責也與實行孝道是一樣重要，對于蘇明哲的愚孝，作家也采取不贊同的方式。但是，作者卻反映出當下老人處于孤獨的狀態(tài)，陪伴是盡孝的最好方式。文本中，作者安排蘇大強與蔡根花結婚的情節(jié)，像蘇大強這樣對錢極為重視的人，明知道對方在欺騙自己，卻心甘情愿被騙。蘇大強在作者面前雖然并不是令人喜歡的角色，但他的生活折射出當下老人需要陪伴的迫切性，就如格奧爾·齊美爾認為“即使最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態(tài)，也是對更為普通的社會和文化秩序的表達”[18]。

阿耐雖然在最后沒有像文本潛藏的訴求那樣與蘇大強相處，而給蘇大強放任自流，眾叛親離的悲慘結局，這是以“悲劇”的效果將隱藏的現實撕裂給人看，讓人為之深刻，能對現下的家庭生活建設進行思考，這也符合習主席在2015年春節(jié)團拜年會上重要講話提出的“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19v]的明確要求。

《都挺好》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當做寫作的主體，在人物塑造上，它改變了傳統(tǒng)現實主義文學對人物進行“典型化”與“神秘化”的塑造，而是將普通人原來的生活面貌進行真實再現，以表現了人的生存與社會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進而表現出當下社會所出現的問題，作者以點及面的書寫方式，體現出“人本主義”的思想。阿耐的創(chuàng)作帶人們進入日常審美的狀態(tài)，將人們從枯燥、壓抑的現實生活中解脫出來，體現文化的民主性質。

然而，當下的網絡文學接受“世俗化”的觀念影響較深，作家們會浸入日常生活的瑣碎描寫中而不能自拔，這樣導致他們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太近，而缺少自省意識，只為描寫生活而進行創(chuàng)作，不利于網絡文學在日后的發(fā)展，這點應引起人們的關注。

注釋：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中國文化要義》，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頁。

[2]央泉，周荷風：《原生家庭的創(chuàng)傷——Bowen理論視域下的<奧利芙，基特里奇>》，外語與翻譯，2018年第4期。

[3]央泉，周荷風：《原生家庭的創(chuàng)傷——Bowen理論視域下的<奧利芙，基特里奇>》，外語與翻譯，2018年第4期。

[4]王秀華：《經濟發(fā)展與家庭倫理》，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5]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257頁。

[6]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130頁。

[7][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恩選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頁。

[8]魯魯：《大女人來了》，溫州人，2010年第19期。

[9][英]沃爾夫：《一間自己的屋子》，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20頁。

[10][美]埃里希·弗洛姆：《愛的藝術》，趙正國譯，國際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11]謝納：《空間生產與文化的表征——空間轉向視域中的文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頁。

[12][德]本雅明：《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德萊爾（張旭東 魏文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2頁。

[13]周志雄：《網絡文學的現實主義形態(tài)》，中國圖書評論，2019年第7期。

[14]馬瑾，李兆福：《夫妻與親子的關系：中西方文化家庭倫理觀比較研究》，沈陽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15]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232頁。

[16][美]亞伯拉罕·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許金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頁。

[17]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頁。

[18][英]戴維·英格利斯著，張秋月、周雷亞譯：《文化與日常生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

[19]王常柱，蘭燕妮：《新時代面臨的孝道問題及其應對機制建構探析》，云夢學刊，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