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40年代在西南聯(lián)大，汪曾祺曾選修過沈從文先生的幾門課，他回憶起那時的情形說：“沈先生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套用這句話，如果說人物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核心，無論是謀篇布局還是敘事修辭，作家心里都要始終裝著人物、貼著人物寫；那么，批評家的作品評論就要始終貼著作品寫、圍繞作品本身展開。

作品論“貼著作品寫”看似理所應當，但在今天老調(diào)重彈卻并非無稽之舉。當下的太多作品評論充斥著與作品無關的雜質(zhì)需要剔除，“貼著作品寫”儼然成為一種奢侈。如何真正做到這一點既關乎批評的有效性，也與形成良好的批評生態(tài)密切相關，或許還有助于擺脫泛媒介場中，專業(yè)作品評論式微的局面。

貼著作品寫不是掠過作品寫，自己在那里自說自話，卻把所評對象落在后頭。批評家首先要剔除的就是與作品無關的大量背景知識。有的作品論開篇動輒從天邊談起，仿佛要從盤古開天、三皇五帝一路說來，拉拉雜雜一大堆，就是不進入主題，不談作品如何。文章的切入角度大而無當，如此一來，自然會讓讀者耐心不足。有的作品論把作家的前世今生挖個底掉，儼然一部微型作家傳記。或是把作家的創(chuàng)作歷程一一羅列出來，一大串書名號排排坐，十分扎眼。還有的歷數(shù)作家的獲獎履歷，好像創(chuàng)作出這么多佳作的作者，這次寫的一定也是好作品。更有甚者，寫作品論卻大談自己與作家的個人交往、私人感情，不知這與作為評論對象的文本有什么關系。

掠過作品寫的另一種表現(xiàn)是把宣揚自己的文學觀念、文學立場、理論信仰作為作品論的核心。有點類似于敘事學理論中作者的“搶話”，批評家繞開作品開始夸夸其談，而忽略挖掘作品本身的內(nèi)在特質(zhì)。所評作品本該是作品論關注的焦點，是主角，卻淪為了評論家觀念的注腳。千萬別忘了，作品論不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有些本不該是作品論解決的問題最好不要過多羼入其中。譬如對一些文藝理論的闡釋，評論對象不該淪為證明某個理論（尤其是西方理論）正確性的工具，相反，理論的意義在于讓我們更好地找到理解作品的鑰匙，感知作品的魅力，享受共鳴的快感。如果不能擺正理論與作品的關系，必然會造成理論空轉(zhuǎn)或是驢唇不對馬嘴。以我淺薄的經(jīng)驗所見，不少作品論都有大段刪除的余地。只有擠出水分，才能留下干貨和精華。

貼著作品寫不是照著作品寫。一些作品評論變成了作品的內(nèi)容提要或是故事大綱、故事梗概，仿佛到劇院看話劇拿到的節(jié)目單、宣傳冊。誠然，對作品內(nèi)容的提煉、概括、歸納、總結(jié)是作品論必須涉及的內(nèi)容，也是闡發(fā)觀點不可缺少的論據(jù)，但大篇幅的引用，大段的概述不僅會損傷評論文章的結(jié)構完整性，也容易讓真知灼見淹沒在故事情節(jié)復述的汪洋大海中。從另一方面說，如果是專業(yè)人士來讀，心中早已明了作品內(nèi)容，自然用不著評論家大費口舌“拾人牙慧”；若是未看過作品的一般讀者，即使讀了作品論里的復述，也難以從中窺見作品全貌，況且枯燥乏味的復述怎比得上元氣淋漓的原著？倒不如留下一點“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拋磚引玉，引發(fā)讀者找來作品一讀的興趣。

貼著作品寫也不是鉆到作家肚子里寫。批評家與作家、作品論與作品的關系應該是一種平等對話的關系，有時候甚至是博弈、對抗、較量的關系，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文學生態(tài)。正如李健吾所說，“批評不像我們通常想象的那樣簡單，更不是老板出錢收買的那類書評。它有它的尊嚴。猶如任何一種藝術具有尊嚴；正因為批評不是別的，也只是一種獨立的藝術，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據(jù)。”（《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但現(xiàn)在的文藝評論中，“說好”與“說壞”的比例已經(jīng)失調(diào)，文學批評似乎變成了“文學表揚”，其中的原因很多，也與批評家的評論動機有關。網(wǎng)購東西不滿意時，消費者的傾訴欲強、留言寫差評的概率大，相比之下，文學評論正相反，批評家更樂于評價自己喜歡和欣賞的作品。面對自己青眼有加的作品，就更需要拉開一定的視距，警惕挖空心思迎合作家的心理。比如，在評論作品的過程中，應該冷靜看待作家的創(chuàng)作談等諸如此類對作品的自白，理性檢視“創(chuàng)作談所宣揚的”與“文本所呈現(xiàn)的”之間的關系。這樣說不是否認創(chuàng)作談和作家“夫子自道”的意義，相反，它們很可能是讀者（包括評論家在內(nèi)）解開作品密碼的關鍵；也不意在弘揚英美新批評那種割裂文本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做法，相反，“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傳統(tǒng)文論觀依然煥發(fā)著現(xiàn)代光輝。這里強調(diào)的只是，作品論要貼著“作品”而不是“作家”，意在防止批評家在作品論中成為作家的傳聲筒，過于信賴或者依靠作家自己對作品的“權威”解讀。批評家不是作家肚里的蛔蟲，也不是作家的應聲蟲、跟屁蟲，而是外在于作家的作品研究者，應該有獨立的批評人格與“文格”。再者說，創(chuàng)作談何嘗不也是一種“文本”呢？

說了這么多“不是”，“貼著作品寫是什么呢？我以為，是挖掘出一部作品最內(nèi)在的本質(zhì)和最突出的特點，進而在廣闊的文學史坐標中對其進行定位。現(xiàn)實主義文論強調(diào)文學創(chuàng)作要創(chuàng)作出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套用到作品評論上，一篇優(yōu)秀的評論就是要挖掘出作品的典型特質(zhì)。批評家要有能力撥開作品語言的迷霧，拆解閱讀的重重障礙，層層闖關，穿透故事、情節(jié)、修辭的迷霧，解除作家的“武裝”，與作品的靈魂相遇。在這一點上，李健吾有著精辟的論述：“一個批評家，與其說是法庭的審判，不如說是一個科學的分析者。科學的，我說是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說要獨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靈魂的深處。”（《〈邊城〉——沈從文先生作》）唯有貼著作品寫，才能實現(xiàn)批評家與作家和作品靈魂的相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