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新時代的“創(chuàng)業(yè)史” ——在全國新時代鄉(xiāng)村題材創(chuàng)作會議上的講話
2020年已經過去一半，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都會在我們的記憶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也一定會深刻地銘記在共和國的歷史中。現在，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2020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
2020年剛剛過去的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并造成世界性危機。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黨中央統(tǒng)籌全局、果斷決策，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全力以赴，采取最嚴格、最全面、最徹底的防控舉措，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zhàn)取得重大戰(zhàn)略成果。這有力地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政治優(yōu)勢，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展現了全國各族人民同舟共濟、眾志成城的強大力量。 2020年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具有特殊意義。今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zhàn)脫貧攻堅之年，也是“十三五”規(guī)劃收官之年。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qū)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向人民、向歷史作出的莊嚴承諾。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要求出發(fā)，把扶貧開發(fā)工作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任務，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zhàn)。脫貧攻堅力度之大、規(guī)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決定性進展，顯著改善了貧困地區(qū)和貧困群眾生產生活條件，譜寫了人類反貧困歷史的新篇章。
無論是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zhàn)脫貧攻堅的偉大歷史進程中，還是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戰(zhàn)爭中，中國作家從未缺席，中國作家是在場者、參與者，是滿懷激情的書寫者。這也是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學薪火相傳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一代又一代中國作家一直立于時代潮頭，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與人民一道前進。特別是在歷史發(fā)展的重要關頭和民族的危急時刻，中國作家以筆為旗，書寫了眾多反映人民心聲、凝聚人民力量的優(yōu)秀作品，為人民的奮斗、民族的奮進留下熾熱而凝重的記錄。
今年2月下旬，疫情還異常嚴峻，對未知病毒的恐懼情緒還在蔓延，一支作家小分隊就接受了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處布置的任務，毅然決然地踏上了開往武漢的列車。我們的五位作家：李春雷、李朝全、紀紅建、曾散、普玄，他們深知，歷史發(fā)生的地方就是作家的戰(zhàn)場。他們要到最前線去，到人民中間去，把與病毒抗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記下來，傳出去。那段時間里，好幾次，我給他們打電話，希望能為他們做點什么。每次通話，我都強烈地感受到，這些平日看來是書生的朋友們，此時有著戰(zhàn)士的慨然之氣。他們早出晚歸，奔走于戰(zhàn)斗中的武漢，傾聽戰(zhàn)斗者們的心聲，然后，就在連一張書桌都放不下的旅舍房間里，他們寫下了大量的武漢故事，鼓舞人們士氣，產生了廣泛而積極的社會影響。不僅僅是這支作家小分隊，疫情期間，全國各地的作家們都在行動，禮贊奮戰(zhàn)在抗疫一線的英雄，謳歌一個時代不屈不撓的精神。在這樣的時刻，文學記錄著歷史，我們的廣大作家也在參與創(chuàng)造著歷史。
與此同時，在全國各地，還有許許多多作家奮戰(zhàn)在決戰(zhàn)脫貧攻堅的前沿。前不久，我們痛失了李迪同志。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時間就是在戰(zhàn)斗中度過的。去年11月，他去湖南十八洞村采訪，今年，他忍受著巨大的病痛，寫完了《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寫完十三個故事，他已經坐不起來了，他躺在病榻上，對著手機那一邊的速記，講完了另外五個故事。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支撐著他，發(fā)生在十八洞村、發(fā)生在中華大地上的偉大變革激勵著他，在離開人世前向人民奉獻了一個作家最后的能量，光榮地完成了時代賦予一個作家的使命。十八洞村的鄉(xiāng)親會記得他的音容笑貌，我們會記住他筆下的故事，歷史會銘記一個作家的傾力奉獻。
到人民群眾中去，到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偉大實踐中去，在人民的創(chuàng)造中實現藝術的創(chuàng)造，這是中國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共同追求。中國作協(xié)重點作品扶持工程專門設立“決勝全面小康、決戰(zhàn)脫貧攻堅”主題專項，實施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工程，在定點深入生活項目中大力支持脫貧攻堅題材、鄉(xiāng)村題材創(chuàng)作。各地作協(xié)也采取各種方式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從河北張北、貴州遵義、內蒙古赤峰、山東章丘、山西岢嵐、陜西梁家河、江西贛州、河南蘭考到雪域西藏、南疆大漠，中國作家奔赴全國各地，和人民一起，感受著決勝的豪情，記錄著決戰(zhàn)的歷程。近年來，反映脫貧攻堅偉大斗爭、反映新時代鄉(xiāng)村面貌的文學作品正在形成創(chuàng)作潮流，一大批優(yōu)秀報告文學領風氣之先，《經山海》《戰(zhàn)國紅》《海邊春秋》等一批小說獲得廣泛關注。此時此刻，就有許多作家正在奮筆疾書，用從心靈中流淌出來的滾燙文字描繪時代的宏偉氣象，到今年年底前，一批反映全面小康、脫貧攻堅的作品將集中面世，這是中國作家向這個奔涌著力與美的時代所交出的答卷。但這并不意味著告一段落了，恰恰相反，對于脫貧攻堅的書寫，對于新時代中國鄉(xiāng)村的書寫，對這個偉大的新時代的書寫，還僅僅是開始，更高的山峰等著我們去攀登。正因為如此，有必要召開全國新時代鄉(xiāng)村題材創(chuàng)作會議，靜下心來，深入思考，由鄉(xiāng)村思考中國，以鄉(xiāng)村為例認識新時代，探索鄉(xiāng)村題材創(chuàng)作和新時代現實題材創(chuàng)作的廣闊空間。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南
認識新鄉(xiāng)村、書寫新時代，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立足時代之基、回答時代之問的科學理論。它為我們提供的，是認識世界、理解生活、分析時代問題的根本的立場和方法，既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今天的中國作家，要做到對現實有總體的、歷史的、全面的把握和思考，就必須從黨的最新理論入手、出發(fā)，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深、悟透。面對新時代新鄉(xiāng)村，只有深刻領會“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深刻領會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理念，深刻領會“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和鄉(xiāng)村振興的重要論述，我們的整體視野才能夠提升，寫作的根基才能牢固，下筆的方向才能明確；才有能力由樹木看到森林，穿過生活世界紛繁交錯的表象，牢牢把握主流，在巨大的歷史運動中認清時代的本質。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代中國文藝的理論綱領和行動指南。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讓我們的前輩作家們獲得了認識時代的思想武器一樣，今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就是我們這一代作家認識我們這個時代、理解我們的生活的思想武器。古往今來，那些偉大的、在歷史洪流中大浪淘沙、披沙揀金存留下來的文藝作品，無一不是建立在對時代的更深洞察、對生活的更深領悟之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捷徑，必須要讓自己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學習領會，不斷往更實里走、往更深里去，真正入腦入心、指導創(chuàng)作。
習近平總書記勉勵我們：“不斷掌握新知識、熟悉新領域、開拓新視野，增強本領能力，加強調查研究，不斷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一個作家，要對這個時代的鄉(xiāng)村有更深刻、更準確的認知把握，就必須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這個過程中錘煉“四力”。這既是一個態(tài)度問題、責任問題，也是一個能力問題、方法問題。在去年中國作協(xié)召開的博鰲論壇上，一位青年批評家談到了農民的“賬單”。她舉了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例子，說梁生寶的賬單幫助我們觸摸到那個時代的肌體。我在想，今天我們的作家還有沒有能力替農民這樣算出一筆一筆的細賬呢？寫一個在鄉(xiāng)的農民，寫一個外出務工的農民，我們是否能夠對他們的收入支出了如指掌？事實上，我們對人的理解、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可能恰恰建立在這些看上去枯燥乏味的細節(jié)上。長期以來，深厚的鄉(xiāng)村題材書寫傳統(tǒng)在我們頭腦中形成預設的、定型的認知模式，使得我們在面對鄉(xiāng)村時，往往輕率地、想當然地展開想象和抒情。精神和心靈無疑是文學所要處理的最重要的領域，但是，只有當我們對精神和心靈所據以出發(fā)和形成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具有深刻而準確的認識，我們的想象才是有力的而不是粗暴的，我們的情感才是真切的而不是虛浮的。
新時代的新鄉(xiāng)村，召喚著我們邁開雙腳走進去，但走進去不是單向的觀看，作家也不是游客，我們要在這個過程中更新我們的知覺結構，要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樣，“不斷掌握新知識、熟悉新領域、開拓新視野”。我們大家都是以文學為志業(yè)，我們熱愛文學，但是，我們決不能畫地為牢，把自己限定在象牙塔中，對文學以外的理論、知識，概無興趣。殊不知，即使書寫的只是一個小小的村莊，你所面對的也是整個世界，這意味著，政治的、經濟的、歷史的、科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各種各樣的知識都要進入我們的視野，都要成為我們的有機養(yǎng)分，來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牧歌或挽歌的方式，獵奇化、景觀化的方式，都不足以真實全面地表現中國鄉(xiāng)村正在發(fā)生的巨大變化。我們必須用不斷更新的眼力、腦力重新認識鄉(xiāng)村，寫出巨變。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除了身入，更要心入、情入。真正偉大的作家，他的力量正在于其個性的寬闊，他有能力愛自己，更有能力、有熱情去愛他人，能夠在情感上深刻地貼近人民。在這方面，前輩作家為我們做出了光輝榜樣。柳青在陜西長安縣生活了十四年，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談到，“因為他對陜西關中農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筆下的人物才那樣栩栩如生。柳青熟知鄉(xiāng)親們的喜怒哀樂，中央出臺一項涉及農村農民的政策，他腦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農民群眾是高興還是不高興。”這段話包含著豐富的內容，柳青經歷過長期革命斗爭的鍛煉，從北京到了長安縣，這樣的經歷、這樣的位置，使得他在巨大的歷史運動中獲得了獨特的力量，他是胸懷全局的，他又是接地氣的、具體而微的，他知道黨中央在想什么，也知道一個農民在想什么，正是在這個作家身上，黨和人民“心心相印”。今天，時代變化了，深入生活的方式也與柳青那時有所不同，但是，柳青的根本經驗沒有過時，一方面胸懷全局、胸懷大勢，另一方面身入、心入、情入地深入人民生活，新時代的鄉(xiāng)村召喚著新的柳青。
丁玲曾在第二次文代會上談到過深入生活的體會，她說，“在那里要有一種安身立命的想法，不是五日京兆，而是要長期打算，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天地，要在那里找到堂兄、堂弟、表姐、姨妹、親戚朋友、知心知己的人，同甘苦，共患難。”不是幾日游，不是走馬觀花、浮光掠影，而是找到親戚朋友，找到知心人。丁玲是這么做的，柳青是這么做的，在新時代，一個有擔當、有作為的作家，也應該這么做。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付出全部的感情，我們才能和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建立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鄉(xiāng)村里的人們才會真正走入我們的筆下，才是活生生的，才能神采煥發(fā)。
認識新時代的鄉(xiāng)村巨變
鄉(xiāng)村，究竟意味著什么？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文明的高度認識鄉(xiāng)村，強調“中華文明根植于農耕文明。從中國特色的農事節(jié)氣，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態(tài)倫理；從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奪天工的農業(yè)景觀；從鄉(xiāng)土氣息的節(jié)慶活動，到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從耕讀傳家、父慈子孝的祖?zhèn)骷矣枺洁徖锸赝⒄\信重禮的鄉(xiāng)風民俗，等等，都是中華文化的鮮明標簽，都承載著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碼，彰顯著中華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我理解，鄉(xiāng)村以及鄉(xiāng)村社會，之于中華文明的存續(xù)，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對于鄉(xiāng)村，文學界的朋友們大概是非常熟悉、非常親切的。即使是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作家，都在心靈深處珍藏著田野和村莊。我們在現代以來的文學作品里與許多村莊相遇,這些地理位置不同，自然條件、風俗文化各異的村莊，成為我們心中鄉(xiāng)村的典范，豐富了我們關于鄉(xiāng)村的想象和認識，以至于有評論家斷言，鄉(xiāng)村題材是中國作家表現最為優(yōu)異的場域。何以如此？為什么眾多優(yōu)秀作家要為鄉(xiāng)村畫像？為什么廣大讀者如此珍愛鄉(xiāng)村題材的小說？一言以蔽之，中國的根在鄉(xiāng)村。費孝通先生曾經提出“鄉(xiāng)土中國”，也就是說，在我們心目中，文學作品里的一個個鄉(xiāng)村，其實就是中國的縮影，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歷史所證明的一個根本道理，就是不懂得中國農民就不懂得中國。一代一代中國作家，包括我自己，都是通過鄉(xiāng)村，通過農民，開始對中國、對時代有了深入的體會，都從或長或短、或直接或間接、或來自親身或來自書本的鄉(xiāng)村經驗中獲得了豐厚的滋養(yǎng)。
然而，依靠過去的經驗去想象和書寫今天的中國鄉(xiāng)村，是否夠用呢？在不少作品里，我們也常常看到，作者嚴絲合縫地踩在前輩作家的腳印上，述說一個記憶中的、幾近凝固的鄉(xiāng)村。白云蒼狗、滄海桑田，而鄉(xiāng)村似乎是不變的，似乎一直停留在、封閉在既有的文學經驗里。這樣的寫作即使不能說完全失效，起碼是與我們的時代有了不小的距離。
歷史的磅礴運動正在改變和塑造著社會與生活，準確把握時代發(fā)展的大勢，對每一位中國作家都是一個根本的考驗。當下整個中國正在進行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zhàn)脫貧攻堅就是一場改變中國鄉(xiāng)村面貌的偉大社會實踐，對中國、對全人類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作為世界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將提前10年實現聯(lián)合國消除極端貧困、讓所有人的生活達到基本標準的減貧目標。2020年，這個年份將永載史冊，《詩經》里說，“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在我們這個古老的農耕文明社會，被渴盼了幾千年的夢想將在這一年實現。古今中外，沒有哪一次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為目的的國家行動，有如此之大的規(guī)模、涉及如此廣泛的群體、取得如此之多的卓越成果，中國的成功實踐為人類消除貧困的艱巨斗爭貢獻了寶貴的智慧和經驗。
這幾年，我也去過一些鄉(xiāng)村，去年去了內蒙古和新疆的農村，也去了湖南的十八洞村，我的感受固然是匆忙的，但也是深刻的、震撼性的。這些鄉(xiāng)村召喚著我們的鄉(xiāng)愁，從經驗和情感上讓我們意識到與祖先、與傳統(tǒng)的深刻聯(lián)系，但同時，在村子里，在正為脫貧攻堅而戰(zhàn)斗的村民和干部中間，我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的辛勞和自豪、他們的心勁兒和向往，中國大地上無數個這樣的村莊是面向未來的，正在向著新的歷史前景展開著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創(chuàng)造。作為作家，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所面對的，是變革中的、內涵豐富且外延廣袤的新時代的鄉(xiāng)村世界。無論從人員的流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去分析，還是從觀念意識的變化、生活風尚的更新來觀察，一種新的鄉(xiāng)村，在我們過去的歷史和想象中從未有過的鄉(xiāng)村，正在這個時代形成和崛起。
塑造新時代的新人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真正解決“我是誰”的問題。作家在深入生活的過程中，通過參與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新生活的實踐，獲得對自我與世界的新的認識，從理性和情感上認同人民的事業(yè)，從而完成自我的鍛造、主體的重塑。這樣的作家，深刻地扎根于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進程之中，就能從歷史發(fā)展的大勢、從民族復興的大局看待現實和未來，就會對我們的事業(yè)充滿信心，而不會僅僅盯著某個局部、盯著暫時的困難，陷入消極悲觀的情緒；就能敏感于時代的大潮，對社會進步與發(fā)展?jié)M懷熱情，而不會自我隔絕，滿足于同行之間的互相唱和、滿足于小圈子的內循環(huán)。這樣的作家，就會把個人的命運同祖國的命運、人民的命運緊緊聯(lián)系起來，把民族的復興、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安居樂業(yè)作為自己奮斗終生的目標。
只有當作家在歷史的洪流中成長為強健的主體，他才能夠真正地寫好“新人”。馬克思說，“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chuàng)造出這樣的人物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zhàn)脫貧攻堅的偉大斗爭正在億萬民眾中創(chuàng)造著無數新的英雄人物，書寫、塑造這樣的“新人”是新時代中國文學的光榮使命。
文學創(chuàng)作歸根結底落實在人。這樣的“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充分精神化、價值化的，能夠成為時代和歷史的人格化形象。習近平總書記說：“典型人物所達到的高度，就是文藝作品的高度，也是時代的藝術高度。只有創(chuàng)作出典型人物，文藝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塑造典型，書寫“新人”，就是要在人物身上挖掘出歷史前進的總體脈絡與內在必然，呈現出新時代的精神特質與精神高度。柳青曾說，“《創(chuàng)業(yè)史》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要發(fā)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這個“回答”，柳青不是憑空論述出來的，而是通過梁生寶這個活生生的新人形象，呈現給一代代讀者。《創(chuàng)業(yè)史》問世二十多年后，同樣是在陜西農村的土地上，我們又看到了路遙筆下的孫少安、孫少平。改革開放的歷史大潮、城鄉(xiāng)結構的深刻變革、昂揚奮進的時代精神，從孫少安、孫少平的形象中，得到了有力的濃縮與展現。這樣的“新人”形象，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承載著作者對時代和歷史的理解與洞察。這些“新人”們，無時無刻不在與自己的時代對話、彼此建構，他們在展開自己故事的同時，也傳達著一代人的信念和夢想、呈現著時代的形象與意義、勾勒出歷史的邏輯和前景。與此相應的，為了成功地書寫、塑造出這樣的新人形象，我們的藝術觀念、藝術方法，也需要大膽創(chuàng)新。新的時代內容需要新的形式，如何為新時代的鄉(xiāng)村現實、為無數“新人”的人生尋找“適配”的表達，這是每一位鄉(xiāng)村題材作品的寫作者都應當認真思考、不懈探索的課題。
當我們談論“鄉(xiāng)村”的時候，其實遠遠不止是在談論鄉(xiāng)村本身。新時代的中國鄉(xiāng)村，意味著鄉(xiāng)土中國的現代轉型，意味著如潮不息的城鄉(xiāng)互動，折射出中國與世界的廣泛聯(lián)系，指向歷史與未來的生成和運動。書寫鄉(xiāng)村，歸根到底，就是寫我們命運與共的偉大祖國，就是寫我們生逢其時的偉大時代，就是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夢想。此時此刻，我們每個人都能夠真切地感受到時代的巨大變化，都能夠強烈地體會到新時代磅礴澎湃的精神氣象，恢弘壯闊的歷史前景正在我們眼前展開，在祖國大地上，已經發(fā)生、正在發(fā)生和將要發(fā)生的一切，遠遠超出了我們已有的文學經驗，為文學創(chuàng)作敞開著天高地闊的無限可能。我堅信，在這激動人心的歷史進程中，廣大中國作家一定能夠與人民同心，與時代同行，書寫一部部新時代的“創(chuàng)業(yè)史”，登上風光無限的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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