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不孤，必有鄰。”比孔子晚生400余年的司馬遷，讀了《論語》，曾掩卷感喟：“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在閎中肆外的《史記》中，司馬遷為數百位古今人物作傳，只有兩位是司馬遷讀了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是孔子，一是屈原——今天令我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兩位偉大人物。

然而孔子曾經也是普通人，曾經也面對不息的時間、不居的歲月，躑躅徘徊在不舍晝夜、奔流不止的巨流岸邊悵然，但孔子終究超越了普通人，以他天下為核心的“游仕精神”、以他積極樂觀的“有為精神”。身體和心靈總有一個在路上，我們總以為這是令人艷羨的生活狀態(tài)，而孔子的身體和心靈二者都一直在路上，他傾盡一生的時間和精力，周游、講學、傳播仁、禮、中庸的儒家思想，孜孜矻矻，孳孳汲汲，正如范文瀾先生所說孔子“一生在學習，在思想，在溫故知新，在誨人不倦”，真正做到行萬里路，講萬卷書。孔子所講述的思想，身后由其門下學生整理為《論語》，一部儒家經典著作、中華民族智慧之精華。

“萬山磅礴，必有主峰。”《論語》的編輯成書時間在春秋末、戰(zhàn)國初，漢代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將之作為闡釋經書的儒學傳記作品著錄在《六藝略》，這是《論語》經典化之起步時期。以后《論語》又列入七經，正式成為經書。自兩宋以來，“新儒學”重視《論語》中修身思想，由此《論語》一躍而成為處于群經之首的經典文本，并在之后的很長時間中均是科舉取士的考試科目。經過2000多年的耳濡目染、陶冶熏沐，《論語》及其所承載的儒家思想已變成每個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中國社會中的這個“其”即是《論語》所代表的儒家思想。

如果用一句古詩來形容思想知識的傳播特征，或許是杜甫的名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最為恰當和貼切。思想的影響過程看不見摸不著，不過青萍之末風乍起，卻能夠處處開花結果，綠樹成蔭。《論語》的仁、中庸、樂知天命、出世有為等等理念，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影響到中國周邊的鄰國，如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地。今天這些國家之所以屬于東亞儒學文化圈，就是因為從其早期歷史以來深受《論語》的影響，以至在政治、文化、生活各個方面處處呈現濃厚的儒家風格。

越南學者范阮攸1778年開始編寫、1780年完成的《論語愚按》，是越南所出版諸多關于《論語》闡釋作品中的代表作。此書卷首語里說：

世之讀書者莫不曰：“吾孔子之徒。”考其學則大異乎孔子之所謂學焉。嗟夫！孔子往矣，今固不可得而親炙矣，而其言行氣象，載在《論語》，皆為萬世師法者。

語言是思想的外衣。孔子如今已不在，但他思想的外衣《論語》依然能夠傳達其言行氣象。讀《論語》如見孔子，孔子是世界上所有讀書人的老師。作者范阮攸對孔子及其著作《論語》的景仰、崇敬之情力透紙背。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中國和一衣帶水的日本的關系歷來密切，尤其在唐朝時期曾達到最高峰值。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精髓，《論語》更是深入影響日本社會生活，日語中之所以產生“論語読みの論語知らず”（意為“讀論語而不知論語”）等諺語，無不在闡釋《論語》對日本文化的浸染。江戶時代的著名儒學家伊藤仁齋甚至把《論語》視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

16世紀是世界歷史之分水嶺。隨著哥倫布的探險船隊落腳“新大陸”，世界歷史進入地理大發(fā)現的時代，西方海洋大國長途跋涉爭先恐后開辟東方神秘之地，以往各自為政的封閉式世界格局亦被打通。新的時代總會產生新的事物。傳教士是這個時代里的新生角色，他們隨著探險船隊進入東方各國，不遺余力地傳播基督教，同時也將東方文化帶回西方，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傳教士的作用不可磨滅。羅明堅、利瑪竇等最早來中國的傳教士，陸續(xù)以不同的語言翻譯《論語》，將其豐富而深邃的文化蘊涵傳播至西方各國，當然，傳教士譯介《論語》最初目的并不只是為了推介中國智慧，為更多的來華傳教士提供學習漢語教材才是最核心任務。無論出于什么目的，這樣的結果是，由此使《論語》開啟了其漫長而充滿異域風情的世界環(huán)游旅行。

荷蘭是《論語》環(huán)世界之旅首站。167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專使彼得·侯爾恩在雅加達用荷蘭文翻譯出版一本名為Eenige voorname eygenschappen van de ware deugdt, voorsichtigheydt,wysheydt en volmaecktheydt的圖書，中文名可譯為《美德、審慎、智慧和完美的一些基本特征》，實際內容是介紹《論語》。也許所有的新鮮事物都會經歷不被理解的命運，荷蘭文版的《論語》并沒有引起什么影響，但其作為《論語》第一次被亞洲之外的語言翻譯這個里程碑意義將永載史冊。

對《論語》的世界旅行而言，1687年是特殊而重要的一個時間點。1681年開始，比利時人柏應理等17位傳教士用拉丁文翻譯《論語》。為何選擇用拉丁文呢？因為當時拉丁語是歐洲共同的學術語言，拉丁語隨著羅馬帝國勢力擴張和基督教的廣泛傳播而建立的統(tǒng)治地位非常牢固，歐洲各國皇室貴族和知識分子階層都以會讀、會說拉丁語為榮。即使是今天拉丁語雖被視為死語言，但許多西方國家大學都開設有關于拉丁語的課程。

1684年，柏應理與中國傳教士沈福宗應邀訪問法國時，將《論語》《大學》《中庸》的拉丁文譯稿獻給時任國王路易十四，得到路易十四的高度重視，1687年以《中國哲學家孔子，或以拉丁文出版的中國學說》（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的書名刊行。拉丁文《論語》的出版當時成為重要文化事件，在知識分子階層掀起“中國熱”，法國著名思想家伏爾泰的“慕華”情節(jié)可謂其典型現象，伏爾泰在書房里懸掛著孔子畫像，他甚至被譽為“歐洲的孔夫子”。

拉丁文《論語》一時成為暢銷書，緊接著出版了法文版，如今跟風出版的風氣，《論語》早在300多年前已經經歷過了。一本書引起一種風潮，而且在異國他鄉(xiāng)的不同文化場域里，《論語》的思想魅力可見一斑。

《孟子·萬章下》中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歐洲人閱讀了《論語》后開始撰寫孔子傳記，介紹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孔子其人其事。1784年，錢德明神父根據《孔子家語》《史記·孔子世家》以及諸多相關文獻撰寫《孔子傳》，該書長達508頁，是當時西方最長的一部孔子傳記，詳細介紹了孔子少年時代艱苦生活、中年周游列國傳播道德和開壇講學等主要經歷。

《論語》在歐洲的火熱傳播過程中，法國發(fā)揮了承上啟下、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所以，即使是今天，在法國漢學研究屬于熱門專業(yè)，在整個歐洲地區(qū)處于相對特殊的位置。進入新世紀后，《論語》更是出現多元化傳播現象。中法關系之友好與《論語》等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影響是密不可分的。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慶典之際，法國漢語教學協會聯合法國鳳凰書店和巴黎友豐書店，推出一項名為“在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十部中國書籍”的評選活動，《論語》雄踞榜首。

2019年3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法國尼斯會見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會見前，馬克龍總統(tǒng)向習近平主席贈送了一部裝幀精美的圖書，法文名為“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是弗朗索瓦·伯爾尼耶（Fran?ois Bernier）1688年撰寫的首部法文版《論語導讀》，法文標題翻譯成中文即為《孔子與君王之道》。

《論語》歐洲站之英文傳播開始于19世紀，似乎比較晚，實際上英國皇室和貴族階層受《論語》的影響，幾乎是與17世紀法國同步，因為英國上層階級人士都能熟練運用法語。11世紀的“諾曼征服”后，法語成為與英語并列的通用語言，英國皇室和貴族階層甚至以講法語、讀法文書為榮，很長歷史時期法語具有一種身份等級上的特殊符號意義。

從一件事情中可以反映出《論語》當時在英國的風靡程度。1685年，正在幫著柏應理翻譯拉丁文版《論語》的中國傳教士沈福宗應邀出訪英國，受到時任國王詹姆士二世的接見，出席宮廷宴會，英國宮廷畫師克內勒爵士還為沈福宗畫下一幅畫像。畫像中的沈福宗身著中式長袍，頭戴清朝官員冬季的暖帽，左手稍稍傾斜地拿著一幅十字架，側身站立，神情凝重，這幅畫如今懸掛在溫莎城堡國王畫室。

19世紀是英國的世界，英國的勢力遍及世界各地，打造了日不落帝國。隨著英國的強盛繁榮，英語隨即成為世界通用語言，英文版《論語》亦不斷問世。與荷蘭、比利時、法國等國家的傳播一樣，英文版《論語》的出版也是由傳教士開始。1809年，傳教士喬舒亞·馬什曼翻譯出版的《孔子著作，附原文、譯文及漢語漢字研究論述》是第一部英文版《論語》，之后理雅各、韋利、蘇慧廉等傳教士都出版了各自翻譯的《論語》。

《論語》在德國的傳播旅程中有三個人物具有代表性。一是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他十分景仰孔子所代表的中國思想文明，他“贊嘆孔子思想的偉大與高潔，認為東方秩序良好的國家可作為充滿怨恨和仇惡心理的西方國家的模范”。二是黑格爾。不過黑格爾的觀點有些另類，他對孔子及其《論語》持有不同的觀點。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里面我們不能獲得什么特殊的東西。”思想的魅力在于能夠吸引人深究其內涵，黑格爾之于《論語》的研究，也是受到《論語》風靡歐洲思想界的獨特魅力。其實，黑格爾所指出的《論語》特點正是中西方哲學區(qū)別所在。三是馬克斯·韋伯。韋伯撰寫了研究中國儒教文化的專著《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發(fā)展？韋伯認為，中國的儒教教導人們要順著這個世界進行調整和修正。“高等”的人們（知識分子）應該避免追求財富，也因此，中國變成了一個擔任公務員比商人擁有更高社會地位和更高利益的國家。

16—18世紀，正在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西歐各國相繼入侵北美地區(qū)，紛紛建立殖民地，同時將歐洲人種和文化一并帶到美洲，一同帶去的還有被歐洲知識分子高度贊賞的《論語》。這個歷史時期，確切地說是17世紀之后，是《論語》在美國的傳播開始之時。

《論語》在美國的影響可謂廣泛而深遠。美國開國元勛如富蘭克林、杰斐遜等曾提議“利用由孔子《論語》等所奠定的中國儒家道德來建立美國的‘新道德’，以達到培養(yǎng)具有良好道德的美國公民為國家服務”。《論語》的人本主義深受諸多美國知識分子的歡迎。愛默生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人物。他盛贊孔子是“世界的榮耀”，他自己的超驗主義一定程度上受到孔子思想的影響。1845年，愛默生在日記中寫道：“孔子，民族的光榮；孔子，絕對東方的圣人；他是中間人。他是哲學中的華盛頓、仲裁人，現代史中的中庸之道。”此外，愛默生的學生梭羅和哲學家龐德在儒學方面的研究亦頗具影響力。

以《論語》為主的儒學在美國的傳播和影響中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多所中國研究中心的成立。二戰(zhàn)后，美國一批學者開始致力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研究，多所大學相繼成立中國研究中心，由此美國也逐漸成為世界漢學研究中心，其中費正清教授的作用功不可沒。中國研究火熱的現象極大地推動了《論語》的譯介及其相關研究，“《論語》也因此從一部中國經典而變成了世界經典，產生了深遠的世界文化意義”。

“可以說，現在《論語》遍布全世界，有人類的地方，就可能有《論語》。”如同作者孔子“行行重行行”不曾停止行走的一生，《論語》自從誕生起始亦未曾停止四處“行走”的步履，在這個意義上，《論語》也是一臺播種機，將中華民族智慧撒播到世界各地，生根發(fā)芽，開花結果。

美國歷史學家、哲學家威爾·杜蘭特曾說：“中國的歷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響史。中國雖屢遭侵略，但其文化不僅能屹立不撓，而且還能同化異族的文化。孔子思想不僅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等東方國家，而且對歐洲，尤其對歐洲的啟蒙運動也產生過積極影響。孔子有博雅的學識與一顆仁慈的心，是智者、學者，也是德智兼?zhèn)涞娜恕？鬃邮侵掠们笾蔚氖ト耍淙寮宜枷腴L期影響中國，使中國發(fā)展出一種和諧的社會生活。即使在今天，要醫(yī)治由于知識的爆發(fā)、道德的墮落、個人及國家的品格衰弱，以及那使個人遭致混亂而引起的痛苦，實在沒有比孔子的學說和教育更好的了。”

《論語》不僅僅是一部書，它代表著仁、禮、和諧、有為等中華民族積極、樂觀、向上的精神，“德不孤，必有鄰”，這樣的精神是人類自身共有之本性。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fā)以及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協作、互助，充分說明了人類需要同呼吸、共命運，唯有合作才能夠共贏，貫穿其中而熠熠生輝的何曾不是包括《論語》在內的中國典籍所蘊含的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等儒家思想呢？人類就是命運的共同體。

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社會最美好的藍圖，最美的圖畫需要最有心的畫家，這個心是《論語》，是中華民族智慧之精髓。從這個意義上說，《論語》的世界之旅將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