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每朵花都開放”
臨時做一回“巾幗小課桌”老師
昭覺孩子在“與愛前行”捐贈晚會上表演節(jié)目
“有些娃兒也跟外頭學,說減負,都落后成這樣了,還減啥子負?你只要沒學死,就給我往死里學!他們6點鐘就起來,確實苦哇。我在民族中學當校長的時候,每天比老師和學生要起得早,頭天睡得再晚也要比他們起得早。我站在一個地方,他們能看到我的背影,不敢遲到,心里也安。一想到學校這五千多學生里頭總要出些人才,我就在那里高興。有時候哭,也不曉得是不是高興地哭。”
說這段話的人是勒勒曲爾。
我相信,絕大多數(shù)城里人,甚至不需要城里人,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qū)的人,聽了這段話也會指出那種做法的錯誤。但我想,如果你也被悶在水里,可能會換一種眼光。為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四川涼山昭覺人的決心、苦斗和重塑民族風貌的努力,令人動容。我本人完全能理解他們,而且深受感動。聽了勒勒曲爾那段話,我多次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
勒勒曲爾出生于和喜德交界的比爾鄉(xiāng),小時候生活苦、求學苦,因而特別痛恨不負責任的老師,對自我要求更是十分嚴格。因律己過嚴,追求完美,有人說他不像個彝族人。而在他看來,彝族人恰恰更要提振精神。作為昭覺縣教科局局長,他希望呈現(xiàn)給教育管理者、教師和學生昂揚的氣象,既有好風就該乘勢而上,既仰望星空,又腳踏實地。他要求老師比情懷,要求學生比勤奮、比進步。無論老師還是學生,都要有精神風貌,“哪怕你走路,也給我捏起拳頭走!”有了精神風貌,懂得自立自強,就能贏得做人的尊嚴。
對昭覺教育系統(tǒng)而言,人才流失不僅有教師,還有學生,成績好且家里又稍具條件的學生,就跑到西昌讀書去了。東方紅小學是昭覺最好的小學,據(jù)老師李興梅說,生源也大不如前。勒勒曲爾兼任校長的民族中學,情形就更不堪些。昭覺最好的中學是昭覺中學,可優(yōu)先選擇學生,等把學生篦過一遍,才能輪到民中。雖整體生源弱,但也各有層次。為因材施教,頭100名進雄鷹班,中100名進奮進班,末100名進自強班。勒勒曲爾到各班講話時都鼓勵大家,只要敢于追夢,踏實肯干,夢想就能變成現(xiàn)實。自強班的學生們從小就不自信,因此首先要讓他們從精神上站起來。學校用各類興趣小組培育和發(fā)現(xiàn)他們的長處,并對自強班降低難度,學生能聽懂,每天有點收獲,慢慢就有自信了。同時,學校還鼓勵他們閱讀課外書,然后評選出“閱讀王”,可以獲得一本書作為獎勵,扉頁上有校長親筆寫的勵志語。
勒勒曲爾相信,成績差的學生不守紀律,搞些破壞,并不是他們想這樣,而是對自己不滿的一種表現(xiàn)方式,以尋找自身的存在感。所以要給予他們存在感,一旦發(fā)現(xiàn)學生的優(yōu)點,就大張旗鼓地表揚。升旗儀式的時候,把那孩子叫到臺上,全校師生給予掌聲。在雷動的掌聲里,勒勒曲爾擁抱了那孩子。孩子下去時,雖然臉紅紅的,有些不好意思,可三步并作兩步,心里很開心。回去再一告訴父母,父母驚喜,“我的娃娃被校長擁抱了”。于是,他們送孩子讀書的熱情也高漲起來。
在勒勒曲爾的理念當中,學校教育不只是領(lǐng)導和教師的事,學校的每一個從業(yè)者都是教育者,無論門衛(wèi)、炊事員、清潔工都首先要以教育者的身份要求自己。發(fā)現(xiàn)了學生的不對之處,都要以關(guān)心的態(tài)度給學生指出來。
“我希望每朵花都開放,”他說,“開得好不好看不要緊,先開起來。”
當然,要得到社會的認可,還必須有“開得好看”的花。在這方面,民族中學成為昭覺的突破。昭覺學校教育史上,中考從沒有超過700分的,而民中2016級1班就有3個,該班英語平均分103分,也是昭覺的峰值。其中沙古阿木被中央民族大學附中錄取,成為昭覺本土培養(yǎng)的首位中央民大附中學生。
高中2013級1班學生子木果果考上了四川師范大學,543分的成績破了全省一類模式辦學以來高考文科最高分紀錄。“在昭覺,這很不容易,考上重點本科很難。”涼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長、昭覺縣委書記子克拉格說。學校獎勵子木果果5000元,縣上獎勵5萬元,大學四年,她就不用花家里的錢了。勒勒曲爾讓她把多余的錢用來買書,并對她說:“把你初高中時沒讀的書在大學里補回來!你大學四年沒讀完1000本書,不要回來見我!”
高中2014級4班學生勒伍布堵莫,以涼山州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學。“那天那娃兒抱著我哭啊!”勒勒曲爾至今說起還激動不已。子克拉格也特別談到這件事:“聽說上了中央民大,男女老師抱到一起哭,校長自己掏錢買了酒,和大家狂歡到天亮。”
即使是學校教育,昭覺也是全民參與。除了政府、家支等的支持,還有三點也很有意思。
一是“學業(yè)補償”。有些孩子并沒完成義務教育就出門打工去了,待強力推行義務教育的時候,他們已經(jīng)十六七歲。在龍溝鄉(xiāng)、支爾莫鄉(xiāng)這種特別偏遠的地方,那群十六七歲的孩子很多從沒上過學、讀過書,因而出去處處碰壁。龍溝鄉(xiāng)黨委書記馬比哈伍說:“為了讓他們會寫自己的名字,認得廁所兩個字,將他們招回來,重新編班入學。”
二是“巾幗小課桌”。配合“一村一幼”,婦聯(lián)組織了“巾幗家教志愿者”,無論婦聯(lián)主席還是幫村干部,不管你的職業(yè)是警察、醫(yī)生還是會計,只要有能力,在大街小巷、房前屋后、田間地頭碰到孩子,都可以把他們叫過來,教幾句普通話,或者教一個拼音、兩個漢字,沒有場合也沒有時間限制。如果在山上,可以教他們認識植物;如果在水邊,可以教他們游泳的注意事項;如果在電線桿旁,可以教他們?nèi)f一觸電怎樣自救和救人。零零散散地教些小知識,積少成多,說不定有一天就能用上。
三是“實物教學”。這個當然不算創(chuàng)意,在許多國家和地區(qū),圖書館、博物館和名人故居,都是常用教學資源,與課堂教學形成合力。昭覺把戒毒所當成教育基地,每屆新生開學,都會帶學生們?nèi)⒂^。如勒勒曲爾所說:“看看我們的同胞干了些什么,看看我們的前輩干了些什么。到你們這一輩,要永遠不吸毒、不販毒。哪怕你啥成就沒有,你只老老實實做人,做一個有尊嚴的農(nóng)民、市民,也是對國家和地球的貢獻。”
從這些細節(jié),可以看出昭覺人是怎樣在拼,而且拼得有多么聰明。
持續(xù)發(fā)力,成效顯著。比如四開鄉(xiāng),前幾年的入學率只有50%,現(xiàn)在達到89%,眼下全鄉(xiāng)的32個輟學孩子當中,還包括超齡的在內(nèi)。而最大的成效是,家長送孩子讀書的熱情暴漲。“我們這代人作出犧牲,日子過苦一點,換來下一代的希望。”在竹核鄉(xiāng),我跟這個名叫沙馬阿則的農(nóng)民站在田埂上擺談,他說出了這句話。沙馬阿則三十七八歲年紀,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全都在學校讀書。“文憑高就干技術(shù)工,沒文憑就干體力活,讀了大學還可以參加工作,當老師、醫(yī)生,考公務員。”這是他最樸實的見解。他說,自己一直在外面打工,是最近家里有事才回來的。在家鄉(xiāng)本來也可以打工,脫貧攻堅,到處修房子,有的就在家門口修。可是你沒技術(shù),只能干體力活,干體力活的工資沒有外面高。如果懂技術(shù),就比外面干體力活的收入高多了。“我要是有文化、懂技術(shù)就好了,不用東奔西跑,還能照顧家里頭。所以再難,都送娃兒進學堂,免得受我們受的苦。”
沒文化會吃苦頭,即使有甜頭,沒文化也嘗不到,嘗到了也不能持久。比如懸崖村,剛出名那陣,村里一幫男女青年做起了網(wǎng)絡(luò)直播,“打賞的不少,收入很不錯,”帕查有格說,“但是他們文化低,翻來覆去就拍那幾個鏡頭,不知道網(wǎng)絡(luò)直播也要弄出些花樣,講究個層次,因此很快別人就看厭了。現(xiàn)在懸崖村做網(wǎng)絡(luò)直播的只剩了個別人。”因此他們也懂得了,必須送娃兒進學堂。
不僅把娃兒送進學堂,還盡量送進好學堂,連貧困戶也如此。這一點從在校學生人數(shù)也能反映出來。李興梅所教的班有87個學生。一個班八九十人是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甚至有上百人的,包括阿土列爾村小學,每個班也有60多人。當?shù)夭]有那么多學生,因與美姑、雷波二縣鄰界,他們又把學校辦出了名,那兩個縣的周邊住戶也把孩子送來了。
涼山和大涼山腹地昭覺縣,朗朗的讀書聲正穿云破霧,迎向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