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立波所有的譯介作品中,俄蘇文學的翻譯和介紹文字最多,占他翻譯總量的一半以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翻譯作品有三部,分別為《秘密的中國》《復仇艷遇》和《被開墾的處女地》。這三部作品在中國產(chǎn)生的影響較大,其中,《復仇艷遇》和《被開墾的處女地》都屬于俄蘇文學。除了翻譯文學作品,周立波還在報上發(fā)表了《俄國文學中的死》《自卑和自尊》《評〈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紀念托爾斯泰》《一個巨人的死》《普式庚的百年祭》等評論文章,向中國讀者介紹俄蘇作家及其作品。周立波在促進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傳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二三十年代的俄蘇文學翻譯

周立波翻譯的第一部俄蘇文學作品是1930年發(fā)表在《摩登月刊》的《北極光》,《北極光》是蘇聯(lián)進步作家皮尼阿爾克(Boffs Pilniak,1894—1941)的一篇短篇小說,周立波通過英文版轉譯。這篇譯文也是周立波對翻譯的首次嘗試。周立波的第二部譯作是與周揚合譯的《大學生私生活》(原名狗胡同),該長篇小說的原作者是蘇聯(lián)作家顧米列夫斯基(Lev Goomilevsky,1890—1976),周立波和周揚根據(jù)英文將之轉譯過來。周立波也是從這部譯作開始,為了表示自己對自由的無限向往和熱烈追求,采用英語Liberty(自由)的音譯“立波”二字作為自己的筆名。這部譯作于1932年1月由現(xiàn)代書局出版,之后連續(xù)印了三版,但最后還是被國民黨查禁了。從周立波對翻譯的最初嘗試可以看出,他一涉足翻譯領域就把目光對準了俄蘇文學。

周立波對俄蘇文學的關注是隨著俄蘇文學翻譯在中國的興盛而發(fā)生的。20世紀20年代,俄國文學作品在中國出現(xiàn)了“極一時之盛”的譯介局面。據(jù)《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卷)統(tǒng)計,1920至1927年間,中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中印成單行本的有190種,其中俄國的為69種,大大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占總數(shù)的近五分之二,譯介之集中已可略見。茅盾在談到當時的情景時說:“俄羅斯文學的愛好,在一般知識分子中間,成為一種運動”。1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左聯(lián)成為俄蘇文學翻譯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中國左翼作家開始有系統(tǒng)地把十月革命前后在俄國出現(xiàn)的無產(chǎn)階級文學作品引進中國。俄蘇文學翻譯成為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翻譯中的主流。

在這一背景下,周立波一進入翻譯領域就對俄蘇文學特別關注。作為一個剛踏上文壇的文學青年,周立波最初的翻譯只是盲目地跟著社會文化潮流走。他與周揚合譯《大學生私生活》就反映了他那個時候的心態(tài)。周揚后來回憶當時翻譯的情景時說:“當時,我們不懂俄文,只懂英文,見到是蘇聯(lián)的作品就翻譯。那時,美國盡翻譯一些蘇聯(lián)不大好的作品,《狗胡同》就是我們根據(jù)美國的英譯本轉譯過來的。”《大學生私生活》被歸類為蘇聯(lián)不大好的作品,因為它是一部探討革命的戀愛道德的小說,充分反映了當時蘇聯(lián)的年輕人為了革命工作否定戀愛,男女之間的兩性關系就如吃飯和睡覺一樣,只是生活中常見的一種生活程序而已,正如小說的主人公所說:“我們不承認什么戀愛,那只是布爾喬亞的一種事業(yè),而且是要妨礙我們的工作的!健康和能率;規(guī)則的飲食;規(guī)則的工作時間;休息和娛樂;規(guī)則的和女人的關系——那就是最重要的。”這種對待男女兩性關系的態(tài)度正是當時盛行的“一杯水主義”的體現(xiàn)。這部作品與后來周立波翻譯的較為正統(tǒng)的文學作品在主題思想上是明顯不同的。

周立波翻譯這部小說,是因為此類題材的蘇聯(lián)小說是當時社會的一個熱點。同類題材小說的代表作家是蘇聯(lián)女作家、政治活動家柯倫泰(A.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她寫的革命的戀愛道德題材的小說曾在中國名噪一時。她的作品以表現(xiàn)性解放為主題,她本人對待性關系也持自由的觀點,是“一杯水主義”的倡導者,因而在蘇聯(lián)受到正統(tǒng)批評界的攻擊,1927年以后,她的小說便不再出版。有意思的是,她的書在蘇聯(lián)成為禁書以后,在中國卻大行其道,流行一時。周揚在翻譯《大學生私生活》之前就譯過她的《偉大的戀愛》(水沫書店,1930年)。她的其他小說,如《三代的愛》《姊妹》和《赤戀》等全都在中國翻譯出版了。柯倫泰的作品與《新俄大學生日記》《右邊的月亮》等被統(tǒng)稱為“蘇聯(lián)的性文學”,以其逾越常規(guī)在中國引起了較大的反響。為什么這類題材的作品在中國受到如此青睞?戀愛問題和性問題是當時“興盛”的話題,因此這類題材的文學作品有著很好的市場銷路。但是周立波和周揚等中國的譯者對于顧米列夫斯基、柯倫泰等所宣揚的“一杯水主義”并不認可。他們在《譯者的話》里說:“這種現(xiàn)象雖是發(fā)生于蘇俄的新社會的一隅,但是這是新性文化的過渡期的現(xiàn)象;這是一部分的,而不是普遍的;這是革命的過程中的許多的‘苦惱’之一,而決不是革命的歸結與理想。現(xiàn)在的蘇俄,正如這書的結論所提示的一樣,已經(jīng)體現(xiàn)了一種一夫一婦的、相互信賴的同志的戀愛關系。像這書中所描寫的那性的混亂和性的苦惱之姿,在新的男女的腦海中,恐怕不久就會當作一個過去的現(xiàn)象而被遺忘罷。”

周立波、周揚翻譯《大學生私生活》除了順應當時的社會文化潮流以外,他們還有經(jīng)濟上的考慮。據(jù)胡光凡的考證,這部作品脫稿后,由周揚找上海現(xiàn)代書局賣出,得了一筆稿費,周立波靠所分得的部分維持了幾個月的生活。由此可知,靠賺取稿費生活也是周立波翻譯這部書的重要目的。周立波在上海時期的生活十分拮據(jù),一直住在房租低廉、生活條件較差的亭子間里。陳明遠研究過20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經(jīng)濟生活,他把上海作家按經(jīng)濟狀況分為四個等級,其中最低等級的作家是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稿酬為千字1～2元,開始總是過著獨身生活,或者將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單槍匹馬在上海灘頭陶江湖,他們仍屬于貧民。周立波在上海的生活狀況符合陳明遠所劃分的第四等作家,生活的拮據(jù)使得周立波不得不選擇翻譯一些比較受市場歡迎的“流行文化”。

周立波在剛到上海不足兩年的時間翻譯了《大學生私生活》,此時的他尚未加入左聯(lián),雖然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外國的進步文學作品,但他的興趣一直在實際的革命行動上面。1929年,他考入上海勞動大學之后,經(jīng)常在鬧市參加“飛行集會”、散發(fā)傳單、張貼標語等革命活動,后來被校方察覺。1930年五一勞動節(jié)前夕,他被開除了學籍。周揚知道此事后,覺得十分惋惜,也流露了不滿的意思。周揚后來回憶說:“勞大是免費的,有了飯吃,還能念書,這很好嘛!但我回來時,他已被開除了。這使我對他很不滿意:好不容易找到個免費讀書的地方,又被開除了!……我沒有責備他,但表示了不滿,他不大高興,他認為‘你老是鼓勵我革命,我參加革命活動了,你又對我不滿意’。……他當時很單純,就是要革命!”這件事反映了剛到上海的周立波對革命懷有極大的熱情,但行動上又十分幼稚。這時的他并未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文藝中,對革命文藝也沒有明確的意識和目的,再加上離開勞大后生計也成了問題,因此初涉翻譯領域的他,對翻譯作品的選擇難免帶有市場的盲從性。

二、周立波與普希金的《復仇艷遇》

譯完《大學生私生活》后,周立波因積極鼓動和組織神州國光社的工人罷工而被捕,在上海的西牢里被關了20個月。從獄中放出后,他很快加入了左聯(lián),正式投身左翼文藝斗爭工作。加入左聯(lián)后,他又重新開始了翻譯活動,此時的他在翻譯的選擇上帶著明確的目的性和針對性。1935年,周立波翻譯了普希金的中篇小說《復仇艷遇》,該譯本本來是譯給《世界文庫》的,《世界文庫》后來改了計劃,一直等到兩年后,正逢普希金逝世百周年的時候,上海生活書店愿意為他出單行本,這個譯本才與中國的讀者見面。《世界文庫》是鄭振鐸主編的綜合類叢書,它從籌備到出版在文壇上都造了很大的聲勢,發(fā)刊緣起及編例先后在《藝風月刊》《華北日報·每日文藝》《文學》《譯文》《太白》等刊物上同時發(fā)布。鄭振鐸以文學史專家的眼光來定位這一“弘巨的工作”。他說,“我們介紹歐美文學,已有三四十年的歷史,卻從不曾有過有計劃的介紹;往往都是隨手抓到一本便譯,或為流行的觀念所拘束,往往費了很大的力量去譯些二三流的著作”,因而特別強調系統(tǒng)性和“第一流”的世界文學名著。他計劃出版200種左右,“從埃及,希伯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到現(xiàn)代的歐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將被包羅在內”。周立波最初的翻譯就十分符合鄭振鐸所說的“為流行的觀念所拘束”“隨手抓到一本便譯”。從為《世界文庫》譯書開始,他翻譯的目標便鎖定在世界名家名篇上,俄國古典作家普希金引起了周立波的興趣。

《復仇艷遇》雖然因為《世界文庫》計劃的變動而被擱淺,但是它1937年的出版卻有一個契機,那就是普希金逝世百年的紀念而使得它在中國獲得廣泛的傳播。用羅果夫的話來說,從這一年起“這位詩人的節(jié)日才初次被廣泛地紀念著”,一批普希金的紀念專刊和作品集得到了出版。周立波的《復仇艷遇》就是這次百年紀念的產(chǎn)物。中國的作家、翻譯家們如此盛大地紀念這位俄國作家,與蘇聯(lián)掀起的“一個驚人的普式庚的復興運動”密切相關。蘇聯(lián)在普希金逝世百年舉行的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經(jīng)過中蘇文化協(xié)會的組織直接波及中國,蘇俄作家對普希金的高度評價被大量翻譯過來。也直接影響到中國對普希金的重新定位。

與其他俄國古典作家相比,普希金是唯一一位得到左翼文壇的全面推崇,代表著文藝發(fā)展方向的旗幟性人物。在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之前,普希金之于中國的意義還僅僅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紹,持論者態(tài)度客觀,并無推舉膜拜之意。如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介紹普希金“初建羅曼宗于其文界,名以大揚”,繼而塑造“力抗社會,斷望人間,有斐倫(拜倫)式英雄之概”的奧涅金,表現(xiàn)出“不憑神思,漸近真然,與爾時其國青年之性質肖矣”的同時,也不避諱批評普希金對于拜倫“僅摹外狀,迨放浪生涯畢,乃驟返其本然”,從而“立言益務平和,凡足與社會生沖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贊誦,美其國之武功”的變化。鄭振鐸甚至認為普希金不如萊蒙托夫偉大,他說萊蒙托夫“反對戰(zhàn)爭”“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這是他比普希金更偉大的地方”。瞿秋白對普希金也多持保留態(tài)度,他雖然譯介了果戈理把普希金標舉為無人能出其右的“民族的文學家”“于俄國的天性,俄國的精神,俄國的文字,俄國的特質,表顯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像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鏡之中”的經(jīng)典言論,但認為果戈理對普希金的推崇“流于過分的夸獎”。五四時期因倡導“為人生”的寫實主義,使譯者對普希金具有浪漫主義特征作品的翻譯產(chǎn)生疑慮,致使耿濟之為安壽頤譯《甲必丹之女》作序時,還要先闡述一番為什么翻譯這篇在一般人看來“其性質為歷史小說,其著者乃屬于浪漫派,其內容亦不過插寫兒女間之愛情,實為平淡無奇之作品”的大道理。可以說普希金在五四時期還僅僅被看作俄國文學的開創(chuàng)者,雖說偉大,但還是一般意義上的反抗詩人,他受歡迎和崇拜的程度是不能與其時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相比的。

中蘇文化組織借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之機,大肆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出版了一批紀念專刊和普希金作品集,還建造了普希金紀念碑,這是中國土地上唯一的外國作家紀念碑。周立波翻譯《復仇艷遇》無疑也受到了這股潮流的影響。該譯作在出版的同時,周立波還發(fā)表了一篇評論文章《普式庚的百年祭》,向讀者詳細介紹了普希金的生平及其創(chuàng)作,還對他的幾部著名的作品進行了評析,以此來配合普希金的百年紀念活動。周立波認為普希金的散文簡單明易,易于翻譯,“它的流行比它的韻文更廣遠”。 10年后,羅果夫在編輯《普希金文集》時也印證了之前周立波的觀點:“以中文翻譯普希金的詩歌的困難,也造成這樣一種情形,就是中國讀者所知道的這位大詩人,主要的還是位散文作家。翻譯普希金的散文,當然比翻譯詩歌容易。正因為這個原因,他的散文作品差不多都已經(jīng)譯為中文,而他的詩歌作品,則只譯了很少的一部分。”看來散文比詩歌更容易翻譯恐怕也是周立波翻譯這部小說的原因之一。周立波在翻譯《復仇艷遇》之前,除了與周揚合譯的長篇小說《大學生私生活》外,還譯過4個短篇小說,這說明他已經(jīng)具備了翻譯英語文學作品的能力。但剛涉足翻譯領域的他,翻譯的作品有限,語言準備的能力還不夠成熟。吳蒙在1936年10月的《中流》上發(fā)表《略談〈秘密的中國〉——兼論立波的譯文》一文,指出了周立波譯文中的一些錯誤。比如英文原文中的“In theface of the camera”,正確的翻譯應為“對著攝影機”,周立波卻譯為“在影戲片里的面孔上”;“Dressedup in a disguise”應譯為“喬裝打扮”,周立波誤譯為“扮做女的”;“Chanting in unison”應譯為“齊聲地念誦著”,周立波譯為“諧和地談著話”;等等。這中間有些錯誤可能是譯者粗心導致的疏忽,但有些是明顯的理解錯誤,這說明周立波駕馭英語的能力還達不到一個成熟翻譯家的水平。因此,周立波在選擇翻譯普希金時,很自然地選擇了相對容易翻譯的小說進行翻譯。

普希金在俄國文學史上被定位為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和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奠基者,他詩歌的成就要比小說更大。早在1838年,別林斯基就在《文學紀事》一文中說:“作為詩人,普希金無疑是一位世界性的(雖然不是首屈一指)的人才。”在別林斯基看來普希金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響的詩人。周立波在《普式庚的百年祭》一文中也介紹了普希金的詩歌成就,但只有寥寥數(shù)筆,他在文中花費大量筆墨詳細地評介了《大尉的女兒》《復仇艷遇》《鏟形皇后紙牌》等普希金的小說創(chuàng)作。在這里,周立波似乎是有意突出普希金現(xiàn)實主義小說家的形象,而淡化他作為浪漫主義詩人的身份。這恐怕與20世紀上半葉普希金作品在中國的傳播有關系。據(jù)張鐵夫考證,從1903年到20年代中期的20多年間,漢譯普希金作品均為小說,沒有詩歌。溫佩筠1933年出版的《零露集》是最早從俄文把普希金詩歌譯成漢文并收集成冊的。也就是說在周立波譯介普希金之前,普希金在中國的傳播主要以小說為主。究其原因有我們前面說到的小說比詩歌更容易翻譯,另一方面普希金小說與詩歌發(fā)生錯位的現(xiàn)象也反映了小說地位的提高和其觀念在中國產(chǎn)生的變化。自從梁啟超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口號以來,從“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這一現(xiàn)象出發(fā),整個小說界興起了一場革命:“新小說”理論家一方面批判“舊小說”誨淫誨盜,另一方面贊賞新小說覺世新民。自此小說從不入流的小道一躍而為最上乘的文學,小說的觀念和地位在中國出現(xiàn)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中國的小說界革命是與翻譯外國小說同步進行的,并且受到了它們的影響。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談到,晚清的小說翻譯多于創(chuàng)作,“翻譯書的數(shù)量,總有全數(shù)量的三分之二,……而中國的創(chuàng)作,也就在這洶涌的輸入情形下,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普希金小說的翻譯早于詩歌,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fā)生的。

普希金及其作品傳入中國后,評論界非常看重他作品的時代性、社會性和人道主義特點,這些都是普希金作品體現(xiàn)出來的現(xiàn)實主義特色。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雖然把普希金作為浪漫主義詩人來評述,但他也談到普氏的詩“多諷喻”“雖有裴倫(拜倫)之色,然又至殊,凡厥中勇士,等是見放于人群,顧復不離亞歷山大時俄國社會這一質分……”。其中《葉甫蓋尼·奧涅金》,“爾時俄之社會,情狀略具于斯”。魯迅強調的是普希金詩歌中的現(xiàn)實主義因素。瞿秋白在評價普希金的小說《驛站長》時也說道:“作者藝術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動讀者的是,使作者對于貧困不幸者的憐憫之情,深入心曲。”這里所說的“貧困不幸者”指的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小人物”,而這一作為俄國現(xiàn)實主義重要特點的主題,正是由普希金第一次引入俄國文學的。耿濟之在為安壽頤譯的《甲必丹之女》所寫的序言中也對普希金小說中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做了肯定:“普氏著有兩篇最著名之歷史小說:一為《大彼得之奴》,一為《甲必丹之女》,皆能于日常各種瑣碎生活之中存時代之精神,而《甲必丹之女》一書尤能將蒲格撤夫作戰(zhàn)時代之風俗人情描寫無遺,可于其中見出極端之寫實主義。”由此可見,普希金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是作為寫實主義作家的身份被傳播的。周立波在對普希金的評價中強化他作品中的現(xiàn)實主義因素,而淡化他浪漫主義詩人的形象也是繼承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們對普希金的定位。

周立波譯普希金的小說而不譯詩歌,除了有語言方面的限制、現(xiàn)實的因素以外,還體現(xiàn)了他的個人情感共鳴和審美情趣。我們在前面提到過,青年時的周立波個性沖動,經(jīng)常憑著自己的主觀感情行事,導致革命行動的不成熟。嚴文井后來回憶和周立波的相處以及他名字的由來時說:“他是帶著某些單純的理想?yún)⒓痈锩摹Ｋ嬖V我,他為什么取名‘立波’,立波是英語Liberty(自由)的譯音……表明他對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周立波敏感的個性加上他對自由的熱烈向往使得他對文學的追求也表現(xiàn)出一定的傾向性——即偏重主觀體驗與表達的寫作方式。《復仇艷遇》的主人公杜布羅夫斯基在為父報仇的過程中,愛上了仇人的女兒,為了愛情,他原諒了仇人和情敵,并停止了劫富濟貧式的斗爭,最終帶著滿身的傷痛離開了俄國。周立波認為杜布羅夫斯基“安那其式的反叛,化為了愛的容忍。這是普式庚時代解決社會矛盾的方式,而這方式是多少帶著一種黑暗時代的凄涼情味的,……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是多么的寂寞和陰郁”。“寂寞”是他解讀普希金作品主人公的關鍵詞,他在分析《鏟形皇后紙牌》的女主人公的悲劇時也使用了“寂寞”。1940年周立波在延安魯藝講授外國文學時留下的《魯藝講稿中》再次申明《復仇艷遇》最大的特點就是體現(xiàn)了反抗者的寂寞。

周立波對于“寂寞”是有共鳴的。他20世紀30年代寫的一批散文就充滿了“寂寞”的情調。“我走出當鋪的時候,天在下雨,而且已經(jīng)在黑了。雨的黃昏,是多么的沉郁呵。到了黃鶴樓的梯級上,我望著那傾頹的古郭,情緒很壞。雖然我知道大地不盡是荒廢,陰雨也只有今天,可是今天呵,總有些抑郁。”這是周立波早期寫的散文《當》中的一段話。文章描寫的是周立波出獄后打算回家,在路上只能靠當?shù)綦S身物品來換取路費的悲慘境遇,而這段話正是他那個時候心情的真實寫照。周立波在追求革命無果,又經(jīng)歷了生活的貧困和牢獄之災后生發(fā)了那個時代大部分青年知識分子所有的“寂寞”情感。1939年,葉紫逝世后,周立波在發(fā)表的紀念文章《為葉紫喜》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但是,我得自認,我是他的朋友。自認為是這樣的一位寂寞者的朋友的這心情是昭然的:因為自己也是寂寞者。”“寂寞”是上海時期周立波的真實情感體驗,因此他選擇翻譯《復仇艷遇》也體現(xiàn)了他對強調主觀感覺和心靈體驗作品的偏好。

另一方面,周立波十分欣賞普希金小說的藝術風格。他認為普希金的小說簡單明朗,是“散文里面的最優(yōu)美的模范”。在后來的《魯藝講稿》里他對普希金小說的藝術風格做了重點分析。他引用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普式庚和萊蒙托夫的敘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簡潔和迅速地行動。”“簡單不只是真理,也是天才的標幟(志),每一個真的藝術家都努力要盡可能簡單明了地表現(xiàn)他的思想。……簡單一定樸素,自然。只有樸素是迷人的。”“清晰的思想一定可以找到適合的表現(xiàn)。不說多余的話,……赤裸的真理,是最美麗的。表現(xiàn)愈簡單,印象愈深刻。”因為是講課提綱,許多地方語焉不詳,但仍然可以反映出周立波對普希金小說簡單明朗風格的推崇。鮮明、準確、簡潔和修辭結構的極度純樸,有意識地棄絕任何種類的修辭裝飾,描寫手段簡約而又不失表現(xiàn)力,是普希金創(chuàng)作最基本的特點。因為按照他的理解,散文應該是現(xiàn)實生活和思想的表現(xiàn)。他對于形容詞似乎格外吝嗇,仿佛稍微多余一點修飾和形容都會損害意義的表達。普希金認為,除了“思想加思想”,再漂亮的詞句也沒有任何用處。托爾斯泰在一則日記中就稱“普希金的中篇小說簡直是赤裸裸的”。周立波選擇翻譯普希金的《杜布羅夫斯基》無疑也有對他小說簡單明朗風格的欣賞和青睞。

普希金的《復仇艷遇》作為一部現(xiàn)實主義小說,既符合周立波滿足現(xiàn)實的功利目的,又能體現(xiàn)他文學藝術上的審美追求。它在譯者那里達到了思想和審美的統(tǒng)一,因此成為周立波翻譯選擇的目標。

三、周立波與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

1936年11月,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了周立波翻譯的肖洛霍夫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這是周立波翻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直接影響到他后來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被開墾的處女地》是周立波1936年得到《世界文庫》的贊助,被當作當時世界“第一流”的世界文學名著出版的。其實周立波早在1935年就開始著手翻譯這本書,他受到幾個朋友的鼓動,準備大家出錢自己印。這個譯本也是周立波通過英文轉譯,再參照日文本譯出的。他最先找到的英譯本是莫斯科“蘇聯(lián)外國工人合作出版社”出版的本子,日文本是上田進本的譯作,后來他找到加里的英譯本和米川正夫的日譯本,將四種譯本對照著譯。經(jīng)過了約四個月的緊張勞動,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的覺,他終于譯出了這部三十多萬字的小說。據(jù)他的《譯者附記》,他在翻譯過程中得到周揚、楊騷和林淙三人的許多幫助,楊騷和林淙還根據(jù)日譯,幫他翻譯了兩三萬字的初稿,周揚對全書從頭至尾校閱了一遍,使這本書更快更好地得以出版。

《被開墾的處女地》是以1929年開始的蘇聯(lián)全國農(nóng)業(yè)集體化運動為時代背景,講述的是哥薩克向社會主義經(jīng)濟組織——集體農(nóng)莊過渡的歷史性事件。小說以過去的白匪上尉、反革命頭目波羅夫則夫和支援集體化的先進工人、共產(chǎn)黨員達維多夫同一天到達格內米雅其村開展活動開始,全部情節(jié)都集中在集體農(nóng)莊在斗爭中的建立和鞏固,小說的人物基本性格特點也都圍繞著他們對集體農(nóng)莊的態(tài)度而被揭示出來。作品著力描寫了兩個陣營、兩種勢力之間的尖銳對立和斗爭,不僅設置了集體農(nóng)莊的敵人富農(nóng)和白黨分子的極力破壞,也安排了具有兩面性的中農(nóng)如何艱難地與私有財產(chǎn)和觀念告別,加入集體農(nóng)莊的過程,更展現(xiàn)了蘇共派往農(nóng)村支援集體化的工人領導貧民、團結中農(nóng),打擊敵對勢力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艱巨任務。小說圍繞著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的私有制觀念與公有制的矛盾以及共產(chǎn)黨內的正確路線與過“左”思想和過激行為的矛盾這三條線索穿插交會,反映出這個歷史事件的紛繁復雜與波瀾壯闊。

周立波翻譯肖洛霍夫的這部作品是想借它把蘇聯(lián)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信息傳達給中國的讀者。蘇聯(lián)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消息振奮了處在黑暗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們,他們不僅在文學上“以俄為師”,而且對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信息也十分關注。鄭振鐸在推薦蘇聯(lián)短篇小說集《蔚藍的城》時說道:“對于許多想知道這個‘共產(chǎn)國’的真實情形的人,這部書確是很重要,只有在文藝的作品里,才能將一個社會,一個嶄新的社會,真切無偽地表現(xiàn)出來;他們將一切的好處、一切的壞處都寫出來了;他們將一般人民的新的生活與心理也都寫出來了。讀遍了一切的正面或反面的宣傳文字,都敵不過一冊兩冊的文藝作品的能夠使人徹底了解或明白他們。”《被開墾的處女地》反映的是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十分契合人們了解蘇聯(lián)的期待,因此有著很好的傳播基礎。

如果說《復仇艷遇》的翻譯體現(xiàn)了周立波有意識地選擇能為中國現(xiàn)實提供精神食糧的俄蘇現(xiàn)實主義作品,那么《被開墾的處女地》則是寄托了作為左翼青年的周立波對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理解和追尋。雖然肖洛霍夫與普希金都被統(tǒng)稱到俄蘇文學作家的大類之下,但他們之間有著很大的差異性。普希金是俄國古典作家,被稱為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帶有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傾向。肖洛霍夫的作品以蘇聯(lián)社會主義集體化為描寫對象,是十月革命前后的產(chǎn)物,這類作品在20世紀20年代末的中國被稱為“新俄文學”。一個“新”字把反映俄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歷史進程的文學與19世紀俄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進行了區(qū)分,這種區(qū)分也是左翼文學家們對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問題看法的變遷與深化的體現(xiàn)。“新俄文學”一開始就顯示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時期的文學的嶄新特征,塑造了一批全新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面對著充滿新生活氣息的“新俄文學”,不少中國作家很自然地意識到了舊俄文學思想上的局限。在仍然肯定19世紀俄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思想和藝術價值的同時,一些左翼作家明確地提出,以高爾基為代表的無產(chǎn)階級作家的作品才是“驚醒我們的書,這樣的書要教會我們明天怎樣去生活”。如果說周立波的《復仇艷遇》最初是為世界文庫所譯,有可能是“定制之作”,那么他翻譯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則是自己的選擇。從翻譯普希金的《復仇艷遇》到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我們可以看到周立波的翻譯興趣從古典現(xiàn)實主義文學轉向了新俄文學,同時也反映了他對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問題認識的深化。

自從1933年周揚首先引進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理論之后,左翼文學界從來沒有停止過對這個問題的爭論與探討,作為左翼文學青年的周立波也參與到了其中。周立波翻譯在蘇聯(lián)被譽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典范”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可以看作是身處左聯(lián)的他對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問題的一種回應。他認為這部作品“增高了蘇聯(lián)文學不少的聲望,預示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威力”。周立波翻譯這本書時,左翼文藝界的“兩個口號”之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周立波是“國防文學”口號的提出者和積極倡導者,可是這場爭論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他卻退出了,埋頭翻譯《被開墾的處女地》。據(jù)徐懋庸回憶,魯迅在1935年秋天曾對“空頭文學家”的問題進行了批評,徐懋庸把魯迅的意見在左聯(lián)常委會上進行了傳達。出于對革命導師魯迅的尊重,也出于對“空頭文學家”的反省,他選擇了翻譯相關作品來表達自己對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國防文學”的認識。他在《譯者附記》中說,《被開墾的處女地》一反俄國文學傳統(tǒng)中的“含淚的微笑”,他們的眼淚只屬于過去,現(xiàn)在他們的微笑是一種來自生活的歡愉,他們可以像書中的主人公達維多夫一樣自信地說:“一切都屬于我們,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握。”周立波認為展現(xiàn)新生活的歡愉是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精髓所在。周立波在文章的最后以蘇聯(lián)來反觀當下的中國,認為“我們還生活在他們的‘含淚’的‘過去’。到什么時候,我們才能夠象他們一樣的歡愉的笑?”。這最后的感嘆包含了鮮明的時代印記和譯者強烈的情感信息,體現(xiàn)了國土淪喪在他心中激起的屈辱與悲憤。因此,這篇譯文也寄托了周立波的現(xiàn)實情感與國內危亡局勢的呼應,而他對祖國命運的焦慮成為他接受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的精神土壤。

從以上周立波三個俄蘇譯本的翻譯情況來看,他對俄蘇文學的翻譯有一個從市場盲從到趨向進步到有意識地翻譯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作品的過程,這也反映了他作為左翼文學青年,在各種革命文藝思潮的洗禮下,逐漸走向成熟的歷程。他的翻譯一方面體現(xiàn)了他在面臨“亡國”命運壓迫時,希望從俄蘇文學中找到精神食糧,能為中國當下的文學注入一股鮮活的力量;另一方面作為左翼青年,他積極地響應組織的號召,竭力宣傳革命文藝思潮和政策,利用翻譯文學來教育讀者和團結抗戰(zhàn)。周立波對俄蘇文學的理解和接受在他的譯介過程中得到了加強和深化,他在俄蘇文學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審美訴求。思想和審美在周立波的俄蘇文學翻譯中得到了統(tǒng)一。

刊于《文藝爭鳴》2020年第5期